對作為學科或課程的中國教育學，試鑒察其史實，尋覓其邏輯。這“陰晴圓缺”的教育學百年，大致是舊中國近50年，新中國近50年。也許可以說有四次熱潮；兩度曲折，一小一大。試述其實然沿革，試論其應然求索，就教于同行，再事訂正。

　　我國教育學百年，似可別為相對的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1900-1919)

　　中國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1894年）中大敗于日本帝國主義?！皢酒鹞釃那曛髩?，實自甲午一役始也?！保ㄗⅲ骸段煨缯冇洝犯戒浺弧陡母锲鹪?，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123頁。）于是萌發(fā)了改良主義的“維新運動”。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由于師范教育在我國的議論與出現(xiàn)，就涉及教育學這門學科或課程了。

　　1896年，梁啟超撰《論師范》一文，主張自辦師范學堂。“欲革舊習，興智學，必以立師范學堂為第一義。”并舉日本師范學校設(shè)置有教育（學）課程（注：朱有ｈｕáｎ＠①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1輯下冊），華東師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980-983頁。）。這也許是我國議論師范教育的發(fā)端。

　　同年，盛宣懷奏請在上?；I設(shè)南洋公學。1897年，先辦師范院（即師范學堂），說“西國學堂必探源于師范”，因此，“先設(shè)師范院一學堂”（注：《籌集商捐開辦南洋公學折》，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53-154頁。）。似猶未開設(shè)教育學課程。又仿日本師范學校附設(shè)小學校，稱之為“外院”，派師范院生兼任教習，且學且誨。這是我國師范教育的起點。我國師范學校附設(shè)小學也以此為始。

　　1896年起，一些開明官員都主張設(shè)立京師大學堂。1898年2月，光緒以“京師大學堂迭經(jīng)臣工奏請，準其建立”，并著軍機大臣會同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議奏詳細章程。1898年，歲在“戊戍”，6月11日（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緒下詔正式宣布變法維新，史稱“戊戍變法”。在詔書中又強調(diào)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衙門會同妥速議奏（注：《明定國是詔》，《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頁。）。頑固派仍然拖延，康有為焦急上奏，光緒于6月26再次發(fā)出上諭，嚴令迅速復奏，毋稍遲延。這樣，只得把梁啟超請來，略取日本學規(guī)，參以本國情形，為軍機大臣、總理衙門起草《遵籌開辦京師大學堂折（附章程清單）》（注：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上冊），人教社1986年版，第434-445頁；《附錄：康有為記章程起草經(jīng)過》，朱有ｈｕáｎ＠①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1輯下冊），第664-665頁；羅ｄūｎ＠②＠③：《京師大學堂成立記》，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1冊），中華書局1928年版，第157-161頁；周予同：《中國現(xiàn)代教育史》，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4年版，第193-195頁。）。1898年7月4日，光緒正式批準設(shè)立京師大學堂。

　　京師大學堂創(chuàng)辦于1898年，是戊戌維新運動的產(chǎn)物，也是19世紀中葉開始的中學與西學，科舉與學校長期斗爭的產(chǎn)物（注：肖超然等編著：《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頁。）。它是我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是北京大學的前身。1998年適值北大百年校慶，正如季羨林的題詞：“巍巍上庠，世紀風云。”（注：《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百年校慶特刊），1998年第2期。）

　　在《遵籌開辦京師大學堂折（附章程清單）》中，有“西國最重師范學堂，蓋必教習得人，然后學生易于成就。今當于堂中別立一師范齋，以養(yǎng)教習之才”的話。但這個“師范齋”沒有開辦。

　　正當京師大學堂積極籌備時，1898年9月21日，頑固派發(fā)動政變，慈禧以“訓政”名義重堂政權(quán)，光緒被囚禁，“維新”僅百日而已。維新派的改革措施幾乎全被廢止，只京師大學堂保留了下來。迨1890年夏，義和團進入北京。8月上旬，慈禧下令停辦大學堂。同月中旬，帝國主義八國聯(lián)軍入侵北京，校舍被占。其后慈禧佯稱也要“變法維新”，于是在1902年1月下令恢復大學堂。所謂“學堂弦誦輟響者年余”。

　　1902年的《欽定學堂章程》，是我國近代教育第一次的法定學校系統(tǒng)和師范教育的起始建制。其《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規(guī)定京師大學堂附設(shè)速成科，“師范館”為速成科的一門，修業(yè)4年。所謂“學堂開設(shè)之初，欲求教員，最重師范?！保ㄗⅲ褐煊校瑁酲ⅲ睿愧僦骶帲骸吨袊鷮W制史料》（第2輯上冊），華東師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754頁。）其《欽定高等學堂章程》規(guī)定各省高等學堂應附設(shè)師范學堂，并按《京師大學堂師范館章程》辦理。其《欽定中學堂章程》規(guī)定中學堂內(nèi)應附設(shè)師范學堂。我國的高等師范教育，是以1902年京師大學堂的師范館為起點的。北京師范大學以師范館為其前身，為其最早的名稱（注：北京師大校史編寫組編：《北京師范大學校史（1902-1982年）》，北京師大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1頁。）。師范館于當年10月與仕學館一起開始招生考試，并明確設(shè)置“教育學”課程（注：當年關(guān)于“課程”，或稱之為“課程門目”，或稱之為“科目”，或稱之為“課目”，或稱之為“學科”，或稱之為“課”等。當年關(guān)于“教育學”這門課程，或稱之為“教育學”，或稱之為“教育”?；蚝逃谥肌⒔逃怼⒔逃睢⒔淌诜?、學校管理法、教育實習等；或含中外教育史、教育理論、教授法、教育法令、教育制度、學校管理法、學校衛(wèi)生、學堂參觀（即教育見習）、教授實事練習（或稱實事授業(yè)，即教育實習），甚至還包括心理學大要、倫理學大要、辨學（即論理學）大要等。），而且4年分年規(guī)定內(nèi)容，包括教育宗旨、教育之原理、學校管理法以及“實習”，還規(guī)定了每星期的課時（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2輯上冊），第760-762頁。）。12月17日舉行入學典禮，宣布正式開學。

　　實際上，在1902年時，已經(jīng)設(shè)立了一些師范學堂，例如武昌師范學堂、保定師范學堂、成都府師范學堂、貴州公立師范學堂、全閩師范學堂等。它們都設(shè)有教育學課程。這些師范學堂都是“官立”的。

　　張謇于1894年（光緒二十年）中了狀元，倒是主張廢科舉辦學堂。他創(chuàng)辦的民立通州師范學堂（學校）于1902年開始建校，1903年開學。“中國之有師范學校自光緒二十八年（按：1902年）始，民間自立師范學校自通州始?！保ㄗⅲ骸锻ㄖ輲煼秾W校議》，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下冊），人教社1961年版，第989頁。）這是我國第一所民間單獨設(shè)立的中等師范學校。它設(shè)置了“教育”課程。其尋常師范科，修業(yè)4年。第一年為“預科”，第二至第四年為“本科”。“本科”設(shè)“教育”課程，含教育史（授中外教育沿革，中外著名教育家傳記、主義、方案要略）；教育學（授教育宗旨，智育、德育、體育、倫理學大要、教授原則）；“學校設(shè)置、編置、設(shè)備管理、經(jīng)濟衛(wèi)生等之方法”，以及“練習教育附屬小學兒童之方法”（今日或可概括為學校管理以及教育實習）。其速成科修業(yè)2年。第一學期為“教育史”，第二學期為“教育學”，第三學期為“教授管理法”，第四學期為“教育管理、實習”。尋常師范科和速成科都規(guī)定了每星期的課時（注：《通州師范學校章程》，朱有ｈｕáｎ＠①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2輯下冊），華東師大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318頁。）。

　　《奏定學堂章程》于1904年頒布。當年，所謂“辦理學堂，首重師范”；所謂師范學堂“為學堂本源，興學入手之第一義”；所謂“宜首先急辦師范學堂”；所謂“師范學堂為教育造端之地”。當然，“中學為內(nèi)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當然，所謂“智能必取資歐美，道德必專宗孔孟”。根據(jù)其《初級師范學堂章程》和《優(yōu)級師范學堂章程》，師范分“初級”和“優(yōu)級”兩級。自此我國師范教育有了相對獨立的系統(tǒng)，有了比較完備的學制。初級師范學堂（完全科）規(guī)定學習5年，每年都設(shè)有“教育學”，且規(guī)定分年內(nèi)容和每星期時數(shù)。那時初師的教育學，規(guī)定包括教育史；教育原理——含心理學大要，現(xiàn)行教育宗旨，德育、智育要義，辨學大要（或作“辯學大要”，按：即論理學大要）；教授法大要；教育法令；學校管理法；以及“實事授業(yè)”（按：即實習）（注：《奏定初級師范學堂章程》，同注(13)，第224-234頁。）。優(yōu)級師范學堂規(guī)定分為4類：(1)以中國文學、外國語為主；(2)以地理、歷史為主；(3)以算學、物理學、化學為主；(4)以植物、動物、礦物、生理學為主。辨學、心理學已獨立設(shè)置。教育學在第二、第三年開設(shè)，也規(guī)定各年的內(nèi)容和每星期時數(shù)。它包括教育理論、教育史、教授法、學校衛(wèi)生、教育法令，以及“教授實事練習”（按：即實習）（注：《奏定優(yōu)級師范學堂章程》，同注(13)，第248-257頁。）。

　　京師大學堂師范館在1904年按《優(yōu)級師范學堂章程》辦理，改稱為“優(yōu)級師范科”，分4類：稱國文、外國語部，歷史、地理部，數(shù)學、物理部和博物、農(nóng)學部。各部都設(shè)教育學、教育法令和學校衛(wèi)生課程。

　　當年《奏定大學堂章程》規(guī)定政法科大學“政治學門”的“主課”中設(shè)“教育學”；文學科大學的英、法、俄、德、日文學門的“補助課”中都設(shè)“教育學”，文學科大學的中國史學、萬國史學和中國文學門，也列“教育學”為“隨意科目”。而《奏定進士館章程》規(guī)定第一年、《奏定譯學館章程》規(guī)定第五年學習“教育學”。這反映當年泱泱大國，急需師資以及教育學翻譯人才。教育學“紅火”得很。

　　這樣的概括是描述了當年真相的：“今日中國之言革新者，不論保守黨、進步黨、急激黨，莫不公認教育為當今唯一之問題矣。即教育而論，不論官立學堂、民立學堂，莫不公認師范為當今唯一之急務(wù)矣?！保ㄗⅲ骸稌r報》：《論中國成就師范之難》(1904)，同注(13)，第275頁。）

　　王國維在1906年評論《奏定大學堂章程》，認為“分科大學章程中最宜改善者，經(jīng)學、文學二科是已”?！捌涓局`何在？曰在缺哲學一科而已?！彼鲝埡辖?jīng)學科大學于文學科大學之中，定文學科大學的分科為：經(jīng)學科、理學科、史學科、國文學科和外國文學科。他設(shè)計了各個分科的科目。在各個分科的科目中，都有“教育學”（注：《奏定經(jīng)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2冊），中華書局1928年版，第30-37頁。）。王國維如此青睞教育學，也許是空前的。

　　而我國女子師范教育，是到1907年3月8日學部的《奏定女子師范學堂章程》才取得地位的。當時這個《章程》規(guī)定“教育學”課程含“心理學大要”，也規(guī)定了分年的每星期課時。

　　那開始作為課程的教育學，是通過日本引進西方的教育學，主要是赫爾巴特學派的教育學。它在清末兩個《學堂章程》之前，已介紹到我國來了?？墒牵瑑蓚€《學堂章程》肯定和加速了教育學作為一門課程正式列入我國師范教育的計劃。各種版本的教育學陸續(xù)出現(xiàn)。它們主要憑藉兩條途徑。

　　一是翻譯。翻譯日本的教育學可以說是當年的一大時尚，包括翻譯日本的教育學教師的講義。其原因大致有三：一則“吾國教育尚在幼年時代，罕有窺斯界之真面者。與其為武斷之議論，不如直譯外籍，供人采擇，尚不致貽誤后來”（注：陳鴻祥：《王國維年譜》，齊魯書社1991年版，第65頁。）；二則我國與日本一衣帶水，文化接近，交流相對便當；三則當時日本經(jīng)過“明治維新”，門戶大開，學習西方教育思想與制度，變革自身教育，已見成效，頗有為他國借鑒的價值。所以日本成為當時中國派遣留學生，引進教育學及有關(guān)教師的首選國家。

　　由于留日學生多，學習日文的人多，翻譯力量強，因而教育學譯文甚多。例如立花銑三郎講述、王國維譯：《教育學》，牧瀨五一郎著、王國維譯：《教育學教科書》，就分別在1901和1902年的《教育世界》連載；加納友市、上田仲之助的《實用新教育學》，吉田熊次的《新教育學釋義》，《蘭因氏之教育學》（按：蘭因即萊因），熊谷五郎的《大教育學》的譯文，分別發(fā)表在1902、1904、1906-1907、1907年的《教育世界》上。大瀨甚太郎著，江夏、楊彥潔譯的《實用教育學》，刊登于1906-1907年的《學部官報》。直隸學務(wù)處辦的《教育雜志》（1907年改名為《直隸教育雜志》），在1905年連載波多野貞之助講、直隸留學日本速成師范生編的《教育學講義》；1906年連載波多野貞之助講、直隸游歷紳士筆記的《教育學參考書》；1906-1907年，連載鄧邊朕、詩女史譯的《家庭、學校通用教育學》和直隸留日速成師范生筆述、韓梯云節(jié)修的《教育學講義》；1907-1908年連載佐口美都子著、藹辰譯的《女子師范教育學》；1911年發(fā)表柳政太郎著、藹辰譯的《實際的教育學》。商務(wù)印書館的《教育雜志》于第2年（即1911年）第9期，刊載了張世杓的《萊因氏之五段教授法》一文，并附“五段教授法舉例”；中華書局的《中華教育界》于1914年7月號，發(fā)表了歐化的《十九世紀大教育家海爾巴特之學說》（按：海爾巴特即赫爾巴特）；等等（注：雷堯珠：《試論我國教育學的發(fā)展》，《華東師大學報（教科版）》1984年第2期；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學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華東師大學報（教科版）》1991年第3期；陳元暉：（《中國教育學七十年》，《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1991年第5期；阿部洋：《中國的近代教育與明治日本》（李季湄摘譯），〔日〕福村出版株式會社1990年版；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大事記》，人教社1981年版；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上冊），人教社1986年版，第682-685頁；等。）。這是刊物上的。

　　又如1902年，上海文明印收局出版天眼鈴木力著、張肇熊編譯的《教育新論》；上海作新社出版成瀨仁藏著，楊遷棟、周祖同譯的《女子教育論》。1903年，移山堂出版中島半次郎著、田吳ｚｈàｏ＠④譯的《普通教育學要義》（兩冊）；上海會文學社出版熊谷五郎著、范迪吉譯的《教育學》；東京富山房編、范迪吉等譯：《教育學問答》和《教育學新書》；廣智書局出版下部三之介著、馮霈譯的《教育學問答》；三江師范學堂出版松本孝次郎的《新編教育學》講義。1904年，北京華新書局出版小泉又一著、周煥文等譯的《教育學教科書》（1906年天津官書局印行）；東京教科書譯輯社出版尺秀三郎、中島半次郎著、季新益譯的《教育學原理》；湖北速成師范講義叢編本的波多野貞之助講述、顏可鑄編輯的《教育學原理》。1905年，東京泰東同文局出版伊澤修二著、三屋大四郎譯的《教育學》；湖北官書處印行波多野貞之助編，閔豸等譯的《教育學》。1906年，江蘇學務(wù)處印行土肥健之助、小泉又一講，江蘇師范生編輯的《教育學》。1909年，商務(wù)印書館出版吉田熊次著、蔣維喬譯的《新教育學》；同年，群學社出版（三版）植田榮次著，陳憲熔、許家惺譯的《女子教育學》；1911年東京富山房出版中島半次郎編著、韓定生譯的《新編教育學講義》。中華書局于1913年出版大瀨甚太郎著，宋嘉釗譯的《中華教育學教科書》；1914年出版顧倬譯的《師范學校教育學》；1915年出版（二版）大瀨甚太郎著，劉本植、周之冕譯的《新編教育學教科書》；等等（注：雷堯珠：《試論我國教育學的發(fā)展》，《華東師大學報（教科版）》1984年第2期；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學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華東師大學報（教科版）》1991年第3期；陳元暉（《中國教育學七十年》，《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1991年第5期；阿部洋：《中國的近代教育與明治日本》（李季湄摘譯），〔日〕福村出版株式會社1990年版；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大事記》，人教社1981年版；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上冊），人教社1986年版，第682-685頁；等。）。這是出版的書籍。

　　二是自己編著。在大量翻譯的過程中，我國教育學研究者對原作推敲、變通，多少結(jié)合當時國情而編著。例如王國維的《教育學》（為江蘇師范學堂學生講授），教育世界社1905年印行；繆文功的《最新教育學教科書》，文明書局1906年版；張繼煦的《教育學》和金祝華的《教育學教科書》，1907年湖北官書處；季新益的《教育學教科書》，廣智書局1907版；侯鴻鑒的《教育學》，無錫速成師范學校1908年再版；秦敏均的《教育學》（沈恩孚、顧倬校訂），中國圖書公司1908年版；蔣維喬的《教育學》（初級師范課本），商務(wù)印書館1909年版；吳馨的《簡明實用教育學》，中華書局1910年版；張繼煦的《教育學講義》（據(jù)森岡常藏《教育學精義》），昌明公司1910年版；北京女子師范學校于1913年出版周維城、林壬的《實用教育學》；商務(wù)印書館于1914年出版了張毓聰?shù)摹督逃龑W》（師范學校新教科書，楊保恒、蔣維喬校，據(jù)森岡常藏等人著作）、張子和的《大教育學》（高等師范學校教科書，據(jù)松本孝次郎、松浦ｄì＠⑤作原本）；中華書局于1914年出版了劉以鐘的《新制教育學》、彭清鵬的《實際教育學》，以及宋嘉釗、張沂的《教育學教科書》（據(jù)小山左文《實用教育學提綱》），1915年又出版了周維成、林壬編的《實用教育學講義》（注：雷堯珠：《試論我國教育學的發(fā)展》，《華東師大學報（教科版）》1984年第2期；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學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華東師大學報（教科版）》1991年第3期；陳元暉（《中國教育學七十年》，《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1991年第5期；阿部洋：《中國的近代教育與明治日本》（李季湄摘譯），〔日〕福村出版株式會社1990年版；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大事記》，人教社1981年版；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上冊），人教社1986年版，第682-685頁；等。）；等等不下20余種版本。

　　以上兩條途徑，從現(xiàn)象上看，無不中介于日本的教育學，但就實質(zhì)而言，這個時期引進的主要是赫爾巴特及其學派的教育學。赫爾巴特及其學派教育學的引進與國人譯、編、著教育學，形成了中國教育學百年中的第一次熱潮。

　　日本自明治維新，其教育學界多崇尚赫爾巴特及其學派，不少教育學研究者把赫爾巴特學派的教育學融入自己的教育學著述中。赫爾巴特教育學是目的一手段體系，這是中外早有定論的，況且赫爾巴特的《普通教育學》的“全稱”是《從教育目的推論出來的普通教育學》。當年日本學者和中國學者編著的教育學在結(jié)構(gòu)的主旨上多循赫爾巴特教育學由目的而手段的思路；尤其是赫爾巴特學派的“教學的形式步驟(formal steps of instruction)”，通常稱為“五段教授法”（后來叫“五段教學法”），更是吸收無遺。

　　我國當年由舊時私塾的個別教學轉(zhuǎn)變?yōu)榘嗉壣险n，塾師多未知如何應對。五段教授法初行，教學上好象是發(fā)明了一種新的技巧。當時我國的實施，除“五段”外，也有“四段”、“三段”的（注：俞子夷遺作：《現(xiàn)代我國小學教學法演變一斑——一個回憶簡錄：二、赫爾巴特五段法》，《華東師大學報（教科版）》1987年第4期，第55-58頁。）。

　　當時，如《教育叢書》（羅振玉編，教育世界社印行），1901年刊行初集的第1冊，稱赫爾巴特（當時譯為“海魯伯爾”、“費爾巴爾圖”等）為“教育改良家之泰斗”，說他的“教育之法，依統(tǒng)編定，真全體閎深肅括，其各部周匝致密，升教育學于科學之地位，而創(chuàng)立今日之教育學”。初集的第4冊為《教授學》專集，詳細敘述赫爾巴特學派的教學論，并附有六種學科的“教授案”?！督逃齾矔返牡?集，為《費爾巴爾圖派之教育》，是據(jù)中島端譯德加謨(Charles De Garmo)1895年出版的《赫爾巴特與赫爾巴特學派(Herbart and the Herbartians)》轉(zhuǎn)譯。當時還沒有引進赫爾巴特的完整的作為學科代表作的《普通教育學》。

　　京師大學堂師范館招生，據(jù)《飲定考選入學章程》，須考“教育學大義”。有一份試題是這樣的：第一題，“孔子言上智下愚不移，而孟子乃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其旨異同，蓋舉其大義以對”；第二題，“教育學以倫理學、心理學為根據(jù)，試闡其理”（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2輯上冊），第939頁。）。可說試題是一中一西、一古一今的。學部成立于1905年。中國教育史上教育行政有國家正式領(lǐng)導機構(gòu)從此肇始。當年學部為譯學館甲班學員畢業(yè)時命的教育學試題，其中一題為：“萊因瓦（按：即萊因）之五教段，能一一舉之否。”（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2輯上冊），第942頁。）從這里，也可以看到赫爾巴特學派的教育學在我國已居有官方的“席位”了。

　　在赫爾巴特學派的教育學步入我國之際，以近代而言，西方其它教育學說也陸續(xù)來華，如洛克、盧梭、裴斯泰洛齊、福祿培爾、斯賓塞、尼采的教育思想，以及拿托普(P.Natorp)的社會教育學等。

　　1892年，由赫爾巴特的再傳弟子萊因(W.Rein)的美國學生德加謨、麥克默里兄弟(C.McMurry & F.McMurry)等發(fā)起，在美國組成“赫爾巴特俱樂部(Herbart Club)”。1895年，仿照耶拿大學成立了“全國赫爾巴特教育科學研究學會(NationalHerbart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Education)”，簡稱“全國赫爾巴特學會(National Herbart Society)”。杜威也是這個學會的理事。他的論文：《與意志有關(guān)的興趣(Interest as Related to Will)》發(fā)表在這個學會《1895年赫爾巴特年鑒增刊二》(1896)上；《文化分期理論的解釋(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e-Epoch Theory)》發(fā)表在這個學會《第二本年鑒》(1896)上；《教育學的倫理學原理之基礎(chǔ)(Ethical Principles Underlying Education)》載于這個學會《第三本年鑒》(1897)上（注：簡·杜威著、單中惠編譯：《杜威傳》〔附錄二〕杜威著作目錄，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8-89頁。）。1901年（注：下列注(27)的三書均為1902年，誤，應為1901年〔見S.Jaszczak(ed.)Encyclopedia of Associations,31st ed.P.1014,1996〕。），這個學會又改名為“全國教育科學研究學會(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Education)”，在這里，它脫掉了“赫爾巴特”的“帽子”。1910年再改為“全國教育研究學會(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NSSE)”（注：F.Eby & C.F.Arrowood,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1934,19th printing,p.787,1946;W.F.Connell,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P.61,1980；滕大春：《美國教育史》，人教社1994年版，第614-615頁。）。20世紀初，原來那些赫爾巴特學派的中堅，象德加謨、麥克默里兄弟等等，逐步地離開赫爾巴特學派，逐步地成為堅定的杜威學派了（注：W.F.Connell,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P.69,1980.參見康內(nèi)爾著、張法琨、方能達、李樂天等譯：《二十世紀世界教育史》，人教社1990年版，第139-140頁；康納爾著，孟湘砥、胡若愚主譯，周定之、張文庭校：《二十世紀世界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頁。）。

　　就國際范圍來說，赫爾巴特學派的教育學影響將近半個世紀，它的全盛時期，也許是在1880年左右至1910年左右；20世紀開始不久，就逐漸地傾向于杜威的實驗主義教育學。從國際范圍說，實驗主義教育學大致也影響了近半個世紀。它們有其各自出現(xiàn)的時代，真是“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xiàn)的世紀”（注：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學的形而上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頁。）。

　　我國以翻譯日本的教育學為主、以自己編著為輔的局面并沒有維持過久。至1915年左右，無論是“翻譯”還是“自己編著”，都進入低谷。這意味著這一階段已近尾聲。

　　第二階段(1919-1949)

　　杜威的實驗主義教育學早在20世紀初期，就開始在我國傳播了。例如1912年，蔡元培在《對于新教育之意見》中，以及他1915年在巴拿馬舉行的“萬國教育會議”上提出的《1900年以來教育之進步》，1918年在天津中華書局“直隸全省小學會議歡迎會”上的演說《新教育與舊教育之歧點》，還有1919年杜威來華前，在北京青年會的演說《貧兒院與貧兒教育的關(guān)系》，都談到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我國的一些報刊上也有介紹，例如商務(wù)印書館的《教育雜志》于1917年就發(fā)表過《臺威氏之教育哲學》、《臺威氏明日之學?！罚ò矗号_威即杜威）等文章；1918年又發(fā)表《今后之學?！返倪B載，系摘譯杜威與伊夫琳·杜威合著的《明日之學校(School of Tomorrow)》等。

　　1919年，杜威應北京大學、江蘇省教育會、南京高師等五單位之邀訪華。他來華前夕，陶行知在3月31日的《時報·教育周刊》上發(fā)表了《介紹杜威先生的教育學說》；胡適在江蘇省教育會講演《實驗主義》（注：《胡適文存》第1集第2卷（亞東圖書館1921年版）的《實驗主義》一文是1919年7月的“改定稿”。），并發(fā)表在當年4月的《新青年》上；4月，《新教育》第1卷第3期刊出專號“杜威號”，登載《杜威先生傳略》、杜威肖像、杜威偕夫人參觀上海申報館照片，胡適的《杜威哲學的根本觀念》、《杜威的教育哲學》以及上述的在江蘇省教育會講演《實驗主義》，蔣夢麟的《杜威之倫理學》和《杜威之道德教育》（注：《新教育》第1卷第3期，載蔣夢麟的《杜威之倫理學》和《杜威之道德教育》為前、后兩篇；前篇署名，后篇未署名?；蛑^蔣文前篇為《杜威之人生哲學》（見曲識培主編：《蔣夢麟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3～89頁），與《新教育》第1卷第3期題目在形式上未符，文字也有所改動?；蛑^《杜威之道德教育》為胡適的論文，誤。），劉經(jīng)庶（伯明）的《杜威之論理學》，朱進的《教育與社會》，還刊登了《記杜威博士的講演大要：平民主義、平民主義的教育、平民主義教育的辦法》，為杜威來華講演開道。

　　隨著杜威1919年“五四運動”前四天即4月30日抵達上海，1921年7月11日回國，實驗主義教育學在我國的傳播達到了高峰。1919年5、6月商務(wù)印書館的《教育雜志》，連載真常的譯文：《教育上之民主主義》，系移譯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第七章《教育中的民主概念(The Democratic Conception in Education)》；《教育潮》6月發(fā)表楊賢江轉(zhuǎn)譯吉田熊次記錄的杜威在日本的講演《理科教授之目的》的譯文；6月的《新中國》雜志上，又發(fā)表胡適的《杜威論思想》；7月6-9日的《民國日報·覺悟》轉(zhuǎn)載了蔣夢麟的《杜威之道德教育》一文；北京高等師范學校1919年的《教育叢刊》第1集，刊出了王文培的論文《杜威博士對于實業(yè)教育之意見》；陳兼善譯的《杜威學校與社會之進步》和夏宇眾譯的《杜威教育學說之實地試驗》。就是溫州的“永嘉新學會”1919年第1期的《新學報》，也發(fā)表了許文鏘的論文《杜威教育的觀念》。1920年10月《中華教育界》發(fā)表《杜威的試驗學?！泛汀抖磐逃軐W講演大綱》（作者講稿）；12月，登載《杜威論工業(yè)教育在德謨克拉西的需要》的譯文。在杜威離華前夕，胡適作了《杜威先生與中國》的講演，并發(fā)表在7月的《東方雜志》上；當年秋季，胡適在北大還開設(shè)了“杜威著作選讀”這門課程。

　　杜威走后，1922年10月，《中華教育界》又刊出《杜威之教育學說》和《讀杜威〈平民主義與教育〉后的幾個疑問》。迨1930年4月，在《教育雜志》上，還發(fā)表了杜佐周的《杜威與現(xiàn)代小學教育》；5月，發(fā)表了鄭宗海（曉滄）的《杜威博士治學的精神及其教育學說的影響》，同年，鄭宗海還在《兒童教育》第2卷第6期上發(fā)表《杜威博士教育學說的應用》一文。鄭宗海的這兩篇論文，寓有紀念杜威1929年70誕辰之意。1930年12月，《教育雜志》譯載了杜威1928年寫的《進步的教育與教育之科學(Progressive Education and the Science of Eduation)》；1935年第25卷第4期上，還發(fā)表了章育才譯杜威1934年寫的《教育的哲學基礎(chǔ)(Need for Philosophy of Education)》等等。

　　杜威的重要教育著作，在我國20-40年代陸續(xù)翻譯出版。如《我的教育學信條(My Pedagogic Crddd)》(1897)（鄭曉滄譯：《杜威氏之教育主義》，《新教育》1919年，第1卷第2期）；《學校與社會(The School and Society)》(1899)（劉衡如譯，中華書局1935年版）；《兒童與課程(Child and the Curriculum)》(1902)（鄭曉滄譯：《兒童與教材》，中華書局1922年版）；《我們怎樣思維(How We Think)》(1910)（劉伯明譯：《思維術(shù)》，中華書局1929年版、1933年第2版，孟憲承、俞慶棠譯：《思維與教學》，商務(wù)印書館1936年版）；《明日之學校(Schools of Tomorrow)》(1915)，（朱經(jīng)農(nóng)、潘梓年譯，商務(wù)印書館1923年版）；《民主主義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1916)（鄒恩潤譯、陶知行校：《民本主義與教育》，商務(wù)印書館1928年版；也有“萬有文庫”本5冊，1929年版）；《教育科學之源泉(Sources of a Science of Education)》（1929年）（張岱年、傅繼良譯，天津人文書店1932年版）、《經(jīng)驗與教育(Experience andEducation)》(1938)（李相勖、阮春芳譯，文通書局1941年版；李培囿譯，正中書局1943年版）。1940年拉特納(J.Ratner)編輯杜威的《我的教育學信條》以及其它5篇論文，集為《今日的教育(Education Today)》（董時光譯，商務(wù)印書館版）。1952年杜威為克拉普(E.R.Clapp)的《教育資源的使用(The Use of Resources in Education)》一書（邱瑾璋譯，商務(wù)印書館版）寫了《引言(Introduction)》，這是他發(fā)表的最后寫作了。此外，杜威的一些弟子和進步教育派代表人物的一些著作，也在這個時期陸續(xù)傳入，并移譯出版。

　　杜威長達兩年又兩個多月之久足跡遍布13個省市的講學（注：黎潔華：《杜威在華活動車表》（上）、（中）、（下），《華東師大學報（教科版）》1985年第1、2、3期。），口頭傳播他的實驗主義教育學。象江蘇省教育會的賈豐臻說的：“按博士之言，真是至情入理?！保ㄗⅲ骸恶龆磐┦恐v演教育者之天職贅言》，《教育雜志》1920年，第12卷第6號。）可以說，這是當年教育界的普遍觀感。1919年，江蘇省立第二師范學校（上海）新學社編印了《杜威在華講演集》；杜威在北京的系統(tǒng)講演，匯成《杜威五大講演》，由北京《晨報》社1920年出版；在南京的講演匯成《杜威三大講演》，由上海泰東圖書公司出版；在福建的講演，也于1920年由福建省教育廳編為《杜威在福建的演講》。此外，郭智方、張念祖、金海觀、倪文宙據(jù)杜威在南京高師講授教育哲學時的筆記，編成《杜威教育哲學》；常道直據(jù)杜威在北京高師講授教育哲學記的英文筆記，譯成《平民主義與教育》，分別于1921年和1922年由商務(wù)印書館出版。

　　杜威實驗主義教育學的內(nèi)核，比較普遍地熔裁汲納于國人編著的教育學中。如王熾昌編的《教育學》（新師范教科書，中華書局1922年版），在首頁中說：“教育之意義，自來有預備、啟發(fā)、陶冶諸說，而以近時之生長說較為完善。依生長說而論，則教育一義定為經(jīng)驗之繼續(xù)改造”，并直言其內(nèi)容“大部分取材于杜威、桑代克、密勒三氏之學說”。又如孟憲承編的《教育概論》（商務(wù)印書館1933年初版），從兒童發(fā)展與社會適應兩方面展開，先用華生(J.B.Watson)，桑代克(E.L.Thorndike)、比納(A.Binet)等人的學說，佐證兒童的生長與發(fā)展，從而肯定杜威“教育即生長”的觀點，再用許多教育學家的名言說明“生長是向著將來的繼續(xù)的前進，是對于社會環(huán)境的繼續(xù)的適應”，把杜威的“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思想融入了自己的著述。這本《教育概論》的作者厚積薄發(fā)，言簡意賅，并具有自己的風貌。還有吳俊升、王西征編著的《教育概論》（正中書局1935年初版），它融合國內(nèi)外各家，自成“一家”。其前三章分別為“兒童的發(fā)展”，“學習的功能”、“社會的適應”，所受杜威之影響是了然的?？梢圆⒉豢鋸埖卣f，杜威實驗主義教育學的思想幾乎占領(lǐng)了當年高校的教育學講壇。

　　杜威教育學在教育實踐界也產(chǎn)生了很大反響。當年，“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從做中學”，寫在許多中小學的墻上，掛在許多教育界人士的嘴上，成為時髦。杜威的“問題教學法(Problem Method)”在1918年由克伯屈推演成“設(shè)計教學法(Project Method)”。依布魯巴克(J.S.Brabacher)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正當問題教學法瀕于誘入舊的形式主義的圈套時，克伯屈試圖挽救問題教學法，把它改造成為設(shè)計教學法。”（注：J.S.Brubacher,A History of the Problems of Education, 2nd ed.,P. 233,1966.）用克雷明(L.A.Cremin)的話來說：“設(shè)計教學法的問題就是為了設(shè)計一種盡可能‘象生活’的教育?！保ㄗⅲ嚎死酌髦瑔沃谢?、馬曉斌譯：《學校的變革》，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頁。）克伯屈的《教學方法原理(Foundation of Method)》可以認為是他的設(shè)計教學法的理論基礎(chǔ)；或者說，它就是對設(shè)計教學法的詳細闡述?？瞬f，尤其是杜威、桑代克的學說，充溢在自己著作的字里行間（注：孟憲承、俞慶棠譯：《教育方法原論·原序》，商務(wù)印書館1927年版；王建新譯，楊愛程、黃學溥校：《教學方法原理·前言》，人教社1991年版。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purposeful activity"是不可譯為“有目的的活動”的。）(purposeful activity)。設(shè)計教學法是一種打破學科界限，以兒童自發(fā)活動作為選擇和組織教材的中心。其實，設(shè)計教學與其看作是一種教學的方法，毋寧說是一種教材的組織，它是以自發(fā)活動即自愿活動或志愿活動(purposeful activity)為中心，混合組織各科教材的活動課程（注：孟憲承編：《教育概論》，商務(wù)印書館1947年版，第116頁。）?！盎顒诱n程(activity curriculum)”也稱“兒童中心課程(child-centered curriculum)”或“經(jīng)驗課程(experience curriculum)”。我國研究和正式試行設(shè)計教學法首推1919年俞子夷在南京高師附小的實驗。1920年以南京高師附小為首的“江蘇省立師范學校附屬小學聯(lián)合會”作出決定，號召各地小學試行設(shè)計教學法；1921年第七屆“全國教育會聯(lián)合會”議決，號召小學推廣設(shè)計教學法，于是設(shè)計教學法在我國不少地方開展起來（注：瞿葆奎、丁證霖：《“設(shè)計教學法”在中國》，瞿葆奎主編，徐勛、施良方選編：《教育學文集·教學》（上冊），人教社1988年版，第343、345頁。）。不過，在我國二三十年代，教育界開始對當時引進外國的“新教學方法”進行反思，意識到要就其根據(jù)的理論與國情的需要加以判別。

　　盡管實驗主義教育學在我國教育實踐界的影響經(jīng)過一段時間開始降溫，但它對我國教育理論界的影響卻是長久的。也許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辛亥革命后，教育理論界如同其他各界一樣更加渴望民主與自由，因而對宣傳民主與自由的實驗主義教育學情有獨鐘。二是以反對赫爾巴特傳統(tǒng)教育學起家的杜威教育學，所謂批判教育與生活脫節(jié)、學校與社會分離的“新教育主義”，具有嶄新的學術(shù)魅力。三是師從杜威的學者多聲名顯赫，助長了實驗主義教育學在我國流行30年。胡適、蔣夢麟、陶行知等都是杜威的學生，而且教育學界許多人士都非常積極地介紹他的教育學說。再說象蔡元培這樣有學術(shù)聲望的人，1919年杜威在北京度60度生日的晚餐會上，他代表北京大學發(fā)表演說，說杜威與孔子同一生日，并以杜威比孔子，認為孔子與杜威所處的地位、時期不同，有根本的區(qū)別；但是孔子的理想與杜威的學說，又很有相同之點。說孔子是中國第一個平民教育家，破除了階級的教育的主義；說他因材施教，他的教育，是重在發(fā)展個性，適應社會；又說孔子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就是經(jīng)驗與思想并重的意義；“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就是試驗的意義。蔡元培還說：“孔子的人生哲學與教育學，不是曾研究西洋人生哲學與教育學的，也決不能十分透徹，可以適用于今日的中國。所以我們覺得返憶舊文明的興會，不及歡迎新文明的濃摯。”（注：《杜威六十歲生日晚餐演說詞》（1919年10月20日），高平叔編：《蔡元培教育論著選》，人教社1991年版，第239-240頁；又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15-716頁。）這也強化了杜威及其教育學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盛行的實驗主義教育學，并沒有完全取代赫爾巴特教育學。赫爾巴特及其學派的教育學對當時我國教育學界仍有不小影響，赫爾巴特的《普通教育學》，由尚仲衣主要據(jù)費爾金夫婦(Henry M.& Emmie Felkin)1892年的譯本《教育的科學(TheScience of Education)》，而佐以赫爾巴特的原文移譯，在我國出版（商務(wù)印書館1936年版；也有“萬有文庫”本3冊，1936年版），此其一。赫爾巴特在《普通教育學》中寓意教育者要有自己的科學——教育學（注：李其龍譯：《普通教育學·教育學講授綱要》，人教社1989年版，第10頁。），這一直鼓勵著我國潛心研究教育學的人們，此其二。赫爾巴特學派的一些觀點尤其是五段教學法，一直影響著廣大中小學教學實踐。五段教學法由于其模式化、操作性強，有利于系統(tǒng)知識的傳授，在班級上課制中比較有實效，此其三。如此等等。

　　杜威是以“進步的教育學”——“教育即改造(education as reconstruction)”批判赫爾巴特的“保守的教育學”——“教育即塑造(education as formation)”的。然而，杜威也還認為：“赫爾巴特的偉大貢獻在于使教學工作脫離成規(guī)陋習和全憑偶然的領(lǐng)域。他把教學帶進了有意識的方法的范圍，使它成為具有目的和過程的有意識的事情，而不是一種偶然的靈感和屈從傳統(tǒng)的混合物?！保ㄗⅲ和醭芯w譯：《民主主義與教育》，人教社1990年版，第75頁。）當時出現(xiàn)了“通都大邑之國、省立小學校，多行新方法；縣、市所立之小學校，以及鄉(xiāng)村小學，均行舊方法”的兩者分道的現(xiàn)象（注：侯鴻鑒：《四十年來江蘇教育之回顧》，《江蘇教育》1932年，第1卷第9期。）。如果不用凹透鏡或凸透鏡來反觀，也許可以說，赫爾巴特學派的教育學對于我國中小學教學實踐方面曾經(jīng)產(chǎn)生過的影響，“幾達半個世紀之久”（注：常道直：《赫爾巴特的教學論的再評價》，《教育學文集·教學》（上冊），第409頁。）。

　　這一階段還相繼引進了其它的教育學，如熊子容譯桑代克和蓋次(E.L.Thorndike & A.L.Gates)合著的《教育學原理》（世界書局1933年版）、趙演譯查浦曼和康茨(J.C.Chapman & G.S.Counts)合著的《教育原理》（商務(wù)印書館1935年版）等。此外，不少世界教育名著，如夸美紐斯的《大教授學》、洛克的《教育漫話》、盧梭的《愛彌兒》、《康德教育論》、裴斯泰洛齊的《賢伉儷》、斯賓塞的《教育論》、凱興斯泰納的《工作學校要義》、拉伊的《實驗教育學》、沛西·能的《教育的重要原理及其根據(jù)》、羅素的《教育論》等，都先后移譯過來了。文化教育學派的思想也得到了介紹。還有來自當年蘇聯(lián)的，如品克維奇的《教育學新論》等。如此地不分東、西，“學”不分“資”、“社”地兼引并蓄，開闊了國人的眼界，充實了國人編著教育學的底蘊。

　　在廣泛學習和研究國外教育學的基礎(chǔ)上，我國學者涵泳、梳理，多少結(jié)合國情，編撰教育學的熱情迸發(fā)了出來。這主要表現(xiàn)在量和質(zhì)兩個方面：從量上看，幾十家出版社或機構(gòu)出版了本國學者編著的七八十種版本的教育學；從質(zhì)上看，影響大或較大的，如舒新城著的《教育通論》（中華書局1927年版）、莊澤宣著的《教育概論》（中華書局1928年版）、范壽康編的《教育概論》（開明書店1931年版）、孟憲承編的《教育概論》（商務(wù)印書館1933年版）、羅廷光編的《教育概論》（世界書局1933年版）、吳俊升和王西征編著的《教育概論》（正中書局1935年版）、孟憲承和陳學恂合編的《教育通論》（商務(wù)印書館1948年版）等。杜威實驗主義教育學的引進與國人譯、編、著教育學形成了中國教育學百年中的第二次熱潮。

　　這里可以說至少有三點非往昔可比。一是有些著作分析國外教育學，挑戰(zhàn)權(quán)威。如陳科美著的《新教育學綱要》（開明書店1932年版），在分析教育的意義時，認為：“杜威之‘教育即生活’說，確能指出教育之真諦，……吾人進一步研究，仍發(fā)現(xiàn)缺點，不能不別立一圓滿之說以代之，杜威學說之缺點有二：(1)解釋生長之內(nèi)容尚嫌簡單；(2)教育之范圍過于廣泛。詳言之，即生長內(nèi)容不僅為依賴與可塑性構(gòu)成，尚有其它特性與能力，教育范圍亦非如生長之廣，可以包含一切繼續(xù)不斷之歷程也?！边M而提出自己的見解，即“教育乃意識之連續(xù)適應”云。

　　二是有些著作超越外來教育學的框架，力創(chuàng)自己的教育學體系。如莊澤宣著的《教育概論》（中華書局1928年版），全書十六章。學習與游戲、環(huán)境與衛(wèi)生、教法與分級、課程與教材、測驗與統(tǒng)計分章論述，再逐章討論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由一般到具體，縱橫二線，不無一定特點。

　　三是多種取向的教育學各有其一定空間。有反映國民黨政治立場的教育學，如范ｑí＠⑥著的《三民主義教育原理》（民智書局1929年版）、汪懋祖編著的《教育學》（正中書局1942年版）、潘廉方編著的《三民主義教育概論》（國民圖書出版社1946年版）等，還有反映國家主義派的教育學，如余家菊編著《國家主義教育學》（中華書局1925年版）等。另一方面，也滑出了如楊賢江力圖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教育的本質(zhì)與功能，論證“教育是階級的，是階級斗爭的武器”；“是社會上層建筑之一，是觀念形態(tài)的勞動領(lǐng)域之一”。它闡述了“勞動階級的教育運動”，“勞動者的國際組織”（注：李浩吾（楊賢江）：《新教育大綱》；上海南強書局1930年版。），將為勞動者爭取教育權(quán)力的宗旨一貫到底。該書的體系在當年是獨具匠心的：從原始社會的教育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教育的縱向剖析，與對教育與經(jīng)濟、政治等的關(guān)系的橫向?qū)徱?，以及對教師與學生關(guān)系的獨立考察，形成了該書的縱橫馳聘的個性。又如錢亦石編的《現(xiàn)代教育原理》（中華書局1934年版）、程今吾著的《新教育體系》（重慶時代出版社1944年版，1948年由生活教育社在上海再版）（注：中央教科所編：《中國現(xiàn)代教育大事記(1919-1949)》，教育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541頁。）也刊印了。

　　處在戰(zhàn)爭狀態(tài)和物質(zhì)條件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人民解放區(qū)也辦有師范學校，其中有的屬師資訓練班、簡易師范，都重視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研究教育問題，強調(diào)教育實習。以40年代陜甘寧邊區(qū)、蘇皖邊區(qū)、東北解放區(qū)為例，中等師范學校和初等師范學校多設(shè)教育原理，或新民主主義教育概論，或教育概論等課程（注：陳桂生：《教育學的迷惘與迷惘的教育學》，《華東師范大學（教科版）》1989年第3期；又見瞿葆奎主編、瞿葆奎、沈劍平選編：《教育學文集·教育與教育學》，人教社1993年版，第745頁。）。1941年，延安的中央研究院成立教育研究室，它聯(lián)系教育實踐，研究創(chuàng)立新民主主義的教育理論，并評議各種教育理論和流派、教育史，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的各抗日根據(jù)地、國民黨統(tǒng)治的后方、以及敵占區(qū)3個地區(qū)的教育現(xiàn)狀，等等（注：陳元暉：《中國教育學七十年》，《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199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