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爾德斯坦認可凱恩斯的總體思路，但認為，財政政策只有在貨幣政策沒有轉圜余地（例如零利率），經濟前景非常黯淡的情況下，才應該使用

　　【《財經網》專稿／特約作者 陳晉】任何人講財政政策，都繞不開凱恩斯1936年寫的《就業(yè)、利率和貨幣通論》（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
　　對于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凱恩斯的最根本解釋就是總需求不足。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凱恩斯認為，政府應該首當其沖，通過赤字加大支出，帶動私人領域的投資和消費，使總體經濟走出蕭條困境，進入良性循環(huán)。政府的支出在經濟循環(huán)中有放大效應，即乘數(shù)效應（multiplier effect）。
　　費爾德斯坦教授并不反對這種總體思路，但對于繼承凱恩斯思想的宏觀經濟學家們，他并不是那么認同。
　　在凱恩斯的基礎上，他的門徒們研究出了一整套緩解經濟周期（反經濟周期）的技術性很強的模型。他們希望通過度量各種指標，掌握經濟的“健康程度”，預測未來走勢，調整政府支出的數(shù)量，在經濟即將過熱時降溫，在即將過冷時升溫（薩默斯常說的“get ahead of the curve”，就是這個意思）。他們在研究數(shù)據(jù)和構建模型方面精益求精，像醫(yī)生治病人那樣，力求在最合適時間給病人最適量的藥劑，而且他們?yōu)榇艘詾闃s。
　　費爾德斯坦則認為，這些人走了極端，過高的估計了財政政策的使用范圍和實施效果。首先，政府支出的擴大效應在經過多次數(shù)據(jù)檢驗以后證明在1.5左右，遠遠小于以前想象的4到5；政府減稅的擴大效應就更小了，在0.8左右，因為省下來的稅收，人們并不是全都花了，而是會儲蓄一部分，或用一部分償還以前的債務。
　　其次，增加赤字對債券市場會有負面影響。如果人們預計國家的總債務從長期來看堆積如山，長期的債券利率要提高，這將直接影響房地產市場和其他長期投資，同時也會提高近期的短期利率，降低短期投資。這就是國家赤字對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
　　其三，在民主國家，運用財政政策的程序復雜，時間消耗太大。認識到使用財政政策的必要性就需要時間，政府還需要時間制定財政政策，國會更需要時間審議、修改、通過，執(zhí)行起來更是緩慢。
　　“等到真正大規(guī)模執(zhí)行起來，經濟本身早就復蘇了，財政政策只會加速通脹，制造下一個泡沫。”這是保守派經濟學家對財政政策的典型指控。美國目前的形勢正是這樣：各級政府都在尋找現(xiàn)成的項目（shovel-ready projects），想快速把錢花出去，但花錢速度和項目質量又是矛盾的。美國的政治和經濟精英們在經濟衰退中為平衡各種矛盾忙得不亦樂乎。
　　其四，即使那些在凱恩斯思想的影響下以建立模型，解釋數(shù)據(jù)為榮耀的經濟學家也必須承認，任何數(shù)據(jù)都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對經濟形勢及其對策的判斷更是如此。
　　所以，費爾德斯坦總結說，財政政策只有在貨幣政策沒有轉圜余地（例如零利率），經濟前景非常黯淡的情況下，才應該使用。
　　凱恩斯理論及其門徒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成為經濟學主流。費爾德斯坦說，他們過于關注失業(yè)率，導致了需求過剩、通脹盛行；他們過于強調短期效應，即走出經濟衰退，而忽略長遠利益，即資本的積累；他們忽略了人們生產的動機和動力；他們一直擔心儲蓄過多，鼓勵消費，所以他們主張對儲蓄的利息和投資的利潤征稅，而不是對消費征稅；他們過于相信政府正面的作用，主張積極地利用政府的權力為社會做好事（government activism），而忽略了政府一般來說效率低下，很容易造成資源浪費，搶占私有空間。
　　鼓勵儲蓄對GDP有雙重作用：儲蓄多了，消費就小了，GDP就減少；但與此同時，儲蓄多了，投資就有增加的可能，而投資增加，GDP就會隨之增加。那么儲蓄多是好事還是壞事呢？這取決于這兩個相互抵消的作用誰大誰小；而且還有一個更復雜的問題：這兩個作用不是同時發(fā)生，而是有一個時間差。儲蓄增加的同時消費就減少，與此同時，GDP就減少。但儲蓄轉化成有效的投資還需要時間，投資變成資本的積累和勞動效率的提高就更需要時間。
　　在短期效應和長期效應之間如何找到平衡點是經濟學家之間又一個分歧。費爾德斯坦更傾向于強調儲蓄的重要性。他說，為了縮短儲蓄變成有效投資和提高生產效率的時間，一系列的稅收政策，社會公共政策（例如退休金、失業(yè)保險和各種社會保障政策）都要與之相適應。他的另一門課“公共財政”（“Public Finance”or“Public Sector Economics”）正是從這一個視角出發(fā)檢驗各種公共政策的效果。
　　凱恩斯強調總需求的思路（demand management）和保守經濟學家截然相反。保守經濟學家的著眼點一般是總供給；他們關心的問題是如何提高生產總量。這種思維的一個版本就是里根時代的“供給派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
　　供給派經濟學把總供給（或總生產，GDP）看作是資本、人工和技術的函數(shù)。這些經濟學家主導的經濟政策立足于如何鼓勵投資（進而儲蓄），增加資本積累，鼓勵參加工作和各種技術創(chuàng)新以提高勞動效率。他們一般主張“小政府”，相信個人、企業(yè)家才是如何利用資源的最好的、最明智的決策個體。政府只需要提供一個和平的環(huán)境，嚴格和公正的法律評判體系和程序，輕賦稅（僅僅夠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就可以了，其他的靠市場本身——人們的“動物本能”－都可以解決。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原文就有這個意思，“除了和平的環(huán)境，嚴格和公正的法律評判體系和程序，輕賦稅，幾乎不需要其他什么就可以創(chuàng)造出一個富裕祥和的國家。”“輕賦稅”在供給派經濟學家看來就是鼓勵儲蓄，投資，和創(chuàng)新的稅收政策，幾乎沒有殺富濟貧的思想。這些經濟學家為了長期的低通脹效果，寧愿愿意承擔短期的成本——相對來說，較高的失業(yè)率。
　　既然如此，為什么現(xiàn)在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奧巴馬政府的財政刺激方案呢？費爾德斯坦解釋說，這是因為現(xiàn)在貨幣政策幾乎不起作用，基礎利率已經接近零，信貸市場幾乎凍結，流動性仍然很小，而且總需求由于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的暴跌（股市損失8萬億美元，房市損失4萬億美元）急劇縮小。費爾德斯坦估計總需求減少的程度大約是7500億美元。
　　他認為奧巴馬2月17日簽署的7870億美元的方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還遠遠不夠填補總需求的減少，而且因為這套法律的一些特征，使財政刺激的擴大效應非常小，甚至小于1。但是他說，目前長期真實國債利率仍然很低，這說明美國國債仍然被認為是最安全的投資，仍然有人在大量買進。雖然7870億美元中的一部分不能很快花出去，要等到2010年甚至2011年才花出去，但對經濟復蘇仍然有幫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