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國書畫藝術的人大概沒有不知道董其昌的。在明朝萬歷年間，董其昌已經是名重一時的書畫大師，“為本朝第一”，“名聞外國”，并且精于品題(書畫鑒賞)。入清之后，對董其昌的書畫評價依然一路走高，康熙、乾隆爺孫倆都曾贊嘆不已。雖說皇帝的喜好不是評價藝術高下的標準，但他們以九五之尊，盡覽天下佳作，目光很高，自然不至于信口開河，留下笑柄。而董其昌的傳世贗作之多，也足可以證明他受追捧的程度之深了。

　　不過這位董大師才藝很高，人品很低，日常生活驕奢淫逸，以致跟家鄉(xiāng)百姓結怨。日甚一日，有人甚至恨不得能食肉寢皮。最終，忍無可忍的百姓自發(fā)搞了一個抄家運動，縱火焚燒了他的房屋，搗毀家產，令大師全家抱頭鼠竄。此事轟動一時，明代的史料筆記(如文秉《定陵注略》等)之中多有敘及，有位無名氏還記錄下整個抄家過程，并搜集了與此案有關的官司公文，集成一冊《民抄董宦事實》。

惡貫滿盈 激成大亂

　　只看聲討董宦檄文的開頭，讀來直令人血脈賁張：“??人心誰無公憤！凡我族類，勿作旁觀。當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討，以快人心。”照理說，同鄉(xiāng)出了一個國內外聞名的藝術大師，是很值得引以為榮的，為什么董其昌反遭人人切齒痛罵、竟欲討之而后快呢？再細看下文，卻原來，董大師在松江府華亭縣的居家表現(xiàn)著實叫人吃驚。他非但私生活糜爛，“淫童女而采陰”，更甚者，大師還利用在官府的勢力和能量，榨取民脂民膏，“封釘民房，捉鎖男婦，無日無之”。做出此類種種惡行的，竟然是這樣一位大師，委實令人匪夷所思。要知道，學書習畫一直以來都是古人陶冶情操、涵養(yǎng)素質的重要部分！

　　民抄董宦發(fā)生在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三月。按《民抄董宦事實》記載：從初十、十一到十二，控訴的大字報和傳單沿街塞路，連妓女嫖客的游船也粘貼上了，整個華亭縣乃至松江府都在大罵董其昌“獸宦”，兒童婦女競相傳播“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的民謠，安徽、湖廣、川陜、山西等處客商也參加到揭發(fā)批判的行列中來。府縣政府見百姓擁擠街道兩旁，害怕激成大亂，趕緊羈押民憤極大的董家惡奴陳明，當眾打了二十大板，并連忙貼出告示，命令聚集的百姓快快散去。董家見勢不妙，找來打行一百多人連夜入宅防御，誰知上海、青浦、金山等地聽到消息，也趕來報怨，數(shù)萬憤怒的百姓圍住董府。十六日上午，百姓于兩方對峙之中趁機放火，邊拆邊燒，將董家數(shù)百余間畫棟雕梁、園亭臺榭燒成灰燼，大火徹夜不止。第二天，有一個穿著月白綢衣的人經過，恰巧手中拿著董其昌書寫的扇子，當即被百姓扯破，這人還不服氣，結果被痛打一頓。

　　百姓之所以聲討董其昌，主要是為打抱不平。當時董大師已六十掛零，老而好色，聽說生員陸兆芳家的使女綠英姿色不錯，就指使二兒子董祖常帶人闖入陸宅，搶去使女，打毀家資。后經當?shù)剜l(xiāng)紳勸解，陸生忍氣吞聲，抱病閉門不出。地方百姓特別是讀書人紛紛為之不平，有好事者又將此事寫成傳奇小說，由說書人到處傳唱。對于這一風化事件，后來流傳的版本不一，其他書中也有說是孽子董祖常而非其父誘奸了綠英，過后并帶人打上陸家，當然，不管是哪種情況，董大師對此都非常尷尬，他懷疑是連襟范昶背后搗鬼，就仗勢欺人，逼連襟賭咒發(fā)誓。范昶不堪羞辱，又氣又急，十多天后發(fā)病而死。八十三歲的范媽媽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不禁傷心悲憤，過后帶著媳婦女仆上董府哭罵，不料遭董祖常閉門毒打，隨從婦女還被剝去褲子示罪。這一次實在做得太過分了，但董大師還不知禍已上身，反到學院、撫臺告狀，要擺布范氏一門，至此“怒發(fā)上指，激動合郡不平之心。”看來，董大師一點不懂民意不可侮的道理。

　　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這次群體性事件中百姓表現(xiàn)得相當克制，他們見火勢只要稍微延及鄰家，就會立即動手撲滅，只燒董宦一家住宅。甚至府縣也不滿于董宦虐待范氏之事，據說松江海防打算點兵出救，華亭縣主持工作的吳司理差人說：“不必出救，百姓數(shù)萬，恐有他變也。”事后，官府捉拿了當?shù)厝舾蓞⑴c抄家的地痞流氓，定罪結案。但董其昌不服，認定背后必有讀書人嗾使，鼓動、組織無知小民抄搶。

深諳規(guī)則 官運亨達

　　要說董大師還是比較愛惜自己的羽毛，“未求正法，先求正名 ”，他認為只有將事件定性為“士抄”而不是“民抄”，才能夠消除對自己和家族的不利影響——世人將馬上可以知道，這棵政治上的墻頭草此后依然官運亨通，到崇禎朝一路做到南京禮部尚書——為此大師動用了幾乎所有的官場關系，并用他那技藝高超的書法，賣力地寫信托人，還通知了在外地做大官的堂侄董邃初幫忙。最終，此案在拖延大半年后，由蘇州、常州、鎮(zhèn)江三府會審做出判決，除將一干地痞流氓定為死罪論斬外，華亭縣生員有五人受到杖懲并革去功名，另有五人受杖懲并降級，三人受杖懲。而對于董大師的行為，三府會審為他作了必要的開脫，只說是家奴作惡，董其昌不一定知曉。

　　自萬歷十七年考中二甲第一名進士以來，董其昌歷任翰林院編修、皇長子日講官和湖廣提學副使，已是從三品的高官，如今雖然辭官在家，畢竟官場熟、路子多，所以爭取到這樣有利的判決結果是肯定的。而且要知道，在明朝，像董其昌這樣做過官的鄉(xiāng)紳，是享有很多的政治特權的。自從明太祖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似乎忘了自己曾經也是個窮苦人，特別地講究起官尊民卑的禮數(shù)來。他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下詔說，官員退休家居鄉(xiāng)里時，只在宗族家人之間序尊卑；有酒席聚會時則要另設一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必答禮，而百姓則須以官禮謁見，“敢有凌辱者”將被追究法律責任。或許正是在這樣的官本位社會大環(huán)境下，養(yǎng)成了大師的傲慢與偏見，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胡作妄為。而從董大師對同府生員不依不饒的架勢來看，他對讀書人好像更加嫉恨。也難怪，這些后備官員們能量雖不足于抗衡他董其昌，卻足以影響和操縱輿論，傳奇小說不就是他們編排出來的嗎？若再有閃失，一旦折損了自己的名頭，畢竟于往后的仕途有害無益。

　　董其昌一家之所以如此肆無忌憚，還因為董的一個門生恰巧在華亭縣做過一把手。眾所周知，明朝官員的正式工資是歷朝最低的，可是他們千里做官，只為求財，怎么辦呢？所以當時就有一種風氣，由門生故吏代為經營家產。高官中就算是“素負清名者”，他的華屋園亭，也無不攬名勝，連阡陌。而且有了這種師生關系，董家在華亭縣、松江府可謂威權赫奕，平日稍有睚眥之怨，即囑托官府拿人。其他小事情，就算理虧，只要送上名帖也就消弭了?！睹癯率聦崱芬舱f董大師每天為“關說公事”就得用上數(shù)十張上好的信紙。

　　權勢一大，豪奴悍仆(如陳明等人)自然倚勢橫行，搞得百姓不能安居。一些市井小民為維持生計，也紛紛投靠門下。另據史料記載，當時更有一種獻產惡習：專有一幫流氓地痞，打聽到誰家興旺，官居顯要、官場路熟的，“朝夕游于其門”，或相交公子，或相交管家，等到熟識之后，就將他人的田地投獻上去。而被害者大都良善之人，從未見官，哭天無路，入地無門，就算盡其所有也不定能打贏官司，更慘的還要家事一空?！睹癯率聦崱窙]有具體說董家因此兼并了多少地產，但從他舉進士前家中僅有四十畝薄田、為避稅還偷改了戶籍的窘狀，到如今“膏腴萬頃，輸稅不過三分；游船百艘，投靠居其大半”的闊氣情形來判斷，董大師一家沒少干收納叛主之奴，籍沒他人家業(yè)的種種勾當。至少，大師的二兒子董祖常就犯過招集打行詐害溫飽之家的令人發(fā)指的罪行。

　　或許年輕時候受了窮，董其昌顯得十分貪婪，因為自己的字影響頗大，求者不絕，就專門養(yǎng)了一批代筆者搞創(chuàng)收。當時朝廷黨爭激烈，董大師與各派人物都有往來，八面玲瓏，人稱“巧宦”。他一面以此避禍，一面又不甘心退出官場(這意味著失去部分特權)，于是做一陣官便告隱退，退隱一陣又出來為官。熟練、圓滑的處世技巧使董其昌大獲其利，由中下之家一躍而富甲一方，妻妾成群，奴仆列陣。而毫無疑問，這個為富不仁的董宦，他的發(fā)家史也一定是相當罪惡的，所以才會激起如此強烈的公憤。所以百姓要聲討董其昌，他們也是提出了爭取活命以及平等的訴求。這從他們競相傳播“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的民謠中多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而從這一次的小打小鬧，到“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時的大規(guī)模造反，這中間也只二十年的時間而已。而那個時候，活了八十二歲的董其昌大師還并沒有壽終正寢呢。

虛名赫奕 德不勝妖

　　其實，明朝的百姓還不像其他朝代，動輒嘯聚山林造反。不過待到民抄董宦發(fā)生的明朝末期，由于貧富差距日益嚴重，百姓已經累積了相當?shù)牟粷M和怨恨情緒。而且當時風氣，不但地方官府私派橫征，搞得民不堪命，就是退休在家的董大師們也多依仗權勢，“視細民為弱肉”，并且上下相護，百姓根本就投訴無門。投訴無門，不滿和怨恨遲早都會宣泄出來。《民抄董宦事實》里曾一再提到，就在這事發(fā)生前不久，華亭縣的近鄰昆山縣有一位鄉(xiāng)宦周玄暉，他的家也剛剛被百姓打、砸了一通。事實上，當時在長江流域一帶，更準確地說就在全國經濟中心的蘇(州)、松(江)、湖(州)、嘉(興)江南四郡，先后幾十年發(fā)生多起類似的群體性事件，或者按史書上的說法就是：“民變”。不過與造反比較起來，這類民變要相對安全一些。因為百姓不是直接跟朝廷作對，算不上造反的罪名，而且法不責眾嘛，也不致遭到如滅族之類極其嚴厲的報復?？梢哉f，董大師的胡作非為恰巧為百姓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全的宣泄口。

　　在一般人的心中，大師們既卓越不凡，為人類世界做過巨大貢獻，正所謂道高品自高，私下里他們個個也肯定是謙謙君子，形象無不光鮮亮麗，而其實不然。大師們的另一面有時也很丑陋，甚至比一般人還不如。前些年國外有的學者曾對此做過研究，在中國古代，也早已有人觀察到這個現(xiàn)象，古人將之稱為“文妖”。對于董其昌，《明史》評價他“性和易，通禪理”，“終日無俗語”，儼然一個道貌岸然、與世無爭之人，但從他在抄家運動前后的一系列表演看，卻正是德不勝妖的典型。《民抄董宦事實》就說過，“吾松豪宦董其昌”其實是個一心交結太監(jiān)佞臣、到處收受賄賂的勢利小人、無恥之徒——對于董大師的為人，還是要數(shù)家鄉(xiāng)之人看得更清楚、最直接。事實上，董大師的這次辭官歸家，就多少和索賄不成反遭辱有關。

　　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董其昌出任湖廣提學副使。提學的職責是監(jiān)督、檢查一個地區(qū)的學校和教育事務，一般都是由清議、責任心強的持重之人擔當。但董提學多少帶有藝術家常見的那種輕狂，到任后似乎有點不負責任，又是在監(jiān)考期間游山玩水，又是時不時捉弄讀書人。輕狂些也就罷了，偏偏他還得罪了當?shù)氐囊恍╊^面人物，惹得他們挑動好幾百讀書人鼓噪，并毀了他的辦公樓。這簡直就是四十四年那次民抄事件的預演！董其昌為何得罪了這些人呢？《明史》上說是“不徇請托，為勢家所怨”，責任似乎不在大師這邊，不過細細一想，這個說法很含糊，有點為賢者諱的意味。難道這些勢家，僅僅就會因為一個初來乍到的官員不識抬舉，不理睬他們托關系走后門的那一套，就敢鼓動知識分子沖擊政府機關辦公區(qū)域嗎？

　　在當時，像董大師所任的這種提學副使，雖說算不上肥差，卻是不錯的潛力股。因為明朝實行科舉取士，讀書成為做官的主要途徑，因而官員們非常講究師生、年誼、同鄉(xiāng)等關系。古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又說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官場之中充斥上述關系網，自然也就少不了相互照應、提攜、收受賄賂直至包庇、串通腐敗之舉了。這些都是舊時惡習，多說無益，總之事情鬧成這樣，董其昌顏面掃地，不得不“拜疏求去”。萬歷皇帝倒挺照顧這位藝術家的面子，《明史》說他的辭職報告遞上去之后，皇帝沒有準奏，而是令司法機關介入調查。但事已至此，就算是再厚顏無恥的人，這個時候也沒法再當什么官了，只好回老家去。

　　可是賦閑在家的董大師依然不改往日輕狂的做法，并且再次縱容兒輩和奴仆欺壓百姓，終于導致民抄事件發(fā)生。真是：“海內但聞其虛名之赫奕，而不知其心術之奸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