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長沙窯瓷器

中世紀的絕唱

       ——唐詩浸潤中的長沙窯瓷器

在西方歷史上，中世紀是指古羅馬至文藝復(fù)興之間的一段時期，前后跨度近1000年，即4世紀到14世紀。這一段時間相當于中國歷史上的兩晉至元朝。從陶瓷發(fā)展的角度看，這一時期是中國陶瓷發(fā)展的非常重要時期，其主要的陶瓷品種都已形成和發(fā)展。長沙窯瓷器是其中重要的瓷器品種。縱覽中國陶瓷的外銷歷史，長沙窯無疑是一顆璀璨的明珠。長沙窯瓷器是中國出口陶瓷中較早的品種之一，在中世紀繁華的城池，無論是豪華的宮殿陳設(shè)，還是貴族們的杯盤碗盞；也無論是僧侶們的飯缽凈器，還是騷人們的文玩清供等，都能見到長沙窯的影子。但長沙窯曇花一現(xiàn)的歷史，使得它久久塵封在茫茫的文化海洋中。直到20世紀，隨著世界考古的發(fā)展，長沙窯瓷器才開始漫漫揭開其面紗，尤其是海外的發(fā)現(xiàn)，引起了世界陶瓷學界的關(guān)注。

與國內(nèi)同時期的陶瓷相比，長沙窯瓷器顯然被“南青北白”的越窯青瓷和邢窯白瓷所遮掩，但長沙窯的印記可稱得上是“中世紀的絕唱”。從文化情境和歷史淵源看，長沙也是中國歷史上有影響的文化名城，我們清晰的記得商代的青銅大器——四羊方尊就是出土于離長沙不遠的湖南寧鄉(xiāng)，戰(zhàn)國時期的兩幅帛畫——《人物龍鳳圖》和《人物御龍圖》、西漢時期描繪天上、人間和地獄的“T”型帛畫就是出土于長沙；戰(zhàn)國時期的韓非子在《顯學》和《說林》中提到的“象人百萬”和“刻削之道”的木俑也是以湖南長沙等地為多。當然更值得一提的是依托于雄渾沉郁的楚文化背景之中的長沙，讓我們能借屈原叩而問之的《天問》去做一次長沙窯瓷器在詩文情苑內(nèi)的探尋和思考。

關(guān)于長沙窯的名稱定位，也有過困惑。而圍繞這一名稱的相關(guān)鏈接則有“岳州窯”、“瓦渣坪窯”、“湘瓷”、“銅官窯”、“石渚窯”等。“岳州窯”一詞的出現(xiàn)較“湘瓷”要早。“茶圣”陸羽（唐肅宗上元（760年）前人）在《茶經(jīng)》中提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次，洪州次?；蛞孕现萏幵缴?，殊不為然。”唐代“岳州窯”瓷器1952年在湖南省的湘陰縣的鐵角嘴找到了窯址。比陸羽晚的唐代詩人劉言史（9世紀初）在《煎茶詩》中寫到：“湘瓷泛輕花”。 “石渚窯”的出現(xiàn)又在前兩者之后，9世紀中期的唐代詩人李群玉在《石渚》詩中寫到石渚一帶燒制瓷器的情況：古岸陶為器，高林盡一焚。焰紅湘浦口，煙濁洞庭云。湘浦，即今天的石渚一帶。1956年在湘江岸邊的銅官石渚瓦渣坪一帶找到了“長沙窯”瓷器。“銅官”一詞出現(xiàn)更早，在《水經(jīng)注》中記載：“銅官山西臨湘水”。唐代大詩人杜甫就曾泊舟于銅官，他在《銅官渚守風》中寫到：“不夜楚帆落，避風湘渚間。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山。”可見，這個命名為“長沙窯”的瓷器包含了“銅官”、“石渚”和“瓦渣坪”三個含義。也就是說，長沙窯瓷器的名稱界定，從某種意義上講包含了以上各個名稱的內(nèi)涵，只不過是這一名稱的時空不同而已。就像我們對“越窯瓷器”的命名一樣，中國瓷器的命名很多是指瓷器的窯系，而非具體的某個局部瓷器產(chǎn)地。窯系的歸位是擁有相同的瓷器特征和有遺傳基因的瓷器脈系及延續(xù)關(guān)系。歷代文獻記載中提到“長沙窯”鮮有所見。除上面陸羽提到的外，摘其如下：黃矞在《瓷史》“李唐”中寫到：“······定州花瓷、湘州花瓷、渤海紫瓷······”（湘州，南朝時轄長沙和湘陰等地）《瓷史》中繼續(xù)寫到：“······岳州即湘也，其品既在壽州、洪州上，則亦當時之珍品，故詩人詠之。矞嘗見楊息柯前丈藏有小圓盒三事，······制作古雅，底有‘乾元年制’四隸字，白地藍花，繪瀟湘風景。乾元系肅宗年號，僅有二載，決非偽托，其即泛輕花之湘瓷。然則瓷器之識年，不自宋始矣。”藍浦在《景德鎮(zhèn)陶錄》卷七“古窯考·岳窯”中寫到：“湖南岳州府，唐代亦陶，瓷皆青。《茶經(jīng)》謂又次于婺瓷，然青固益茶，茶作白紅之色，悉勝于壽州、洪州者。”邵蟄民在《增補古今瓷器源流考》中寫到：“岳州窯（湖南），唐代湖南岳州所造陶瓷，青色。”從這些記述中，可以得出這些信息：長沙窯瓷器在唐代已經(jīng)產(chǎn)生，而且成了詩人筆下的華章。長沙窯也是茶文化的重要載體——“青則宜茶”。長沙窯瓷器在當時的地位遠遠不及越窯和邢窯。無論從文獻的記載和時人的評價均可顯示出來。長沙窯瓷器的歷史很短，文獻中少有提到宋代以后的長沙窯瓷器。長沙窯瓷器的特征——青色和花瓷。

瓷器是中華民族的偉大發(fā)明，也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與許多文化形態(tài)一樣，瓷器本身就包容了很大的文化容量。瓷與茶、瓷與酒、瓷與繪畫、瓷與書法、瓷與詩等構(gòu)成了復(fù)雜的文化綜合體。長沙窯瓷器在中國的瓷器舞臺上較早地讓我們領(lǐng)略了這種情懷和輝煌。

唐詩是中國文化鏈中非常重要的一環(huán)，它承載著大唐的興衰和榮辱，也托舉了中國文學的光華和璀璨。長沙窯瓷器上出現(xiàn)的唐詩詩文，沒有理由不讓我們相信這承載唐代主流文化的載體之一——長沙窯瓷器的重要性。作為工藝美術(shù)的瓷器在與融會東方哲學精神和情致的詩學意境里得到了提升，這一方面告訴我們長沙窯瓷器透析出來的社會風尚和文化趣味，同時也說明了在越窯青瓷和邢窯白瓷獨占風頭的唐代社會里，長沙窯瓷器在試圖擠進主流文化里保持了一分獨特和個性，也因此得到了海外和時人的青睞。唐代以前瓷器上的裝飾比較少見，而以詩文裝飾則更少，可以說是長沙窯瓷器開創(chuàng)了詩文裝飾的新局面。

在“詩言志”的哲學思潮影響下，唐詩被賦予了很多的社會意識和人文責任，它不僅是文人遣懷和抒發(fā)幽情的軟載體，更重要的是時代情境和社會狀態(tài)的一面鏡子。這些唐詩的內(nèi)容折射出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有邊塞生活，也有文人雅趣；有商賈市井，也有婚姻愛情；有離別友情，也有仕途坎坷等。現(xiàn)摘錄部分唐詩文如下：

楊師道《南行別弟》：“萬里人南去”

韋承慶《南中詠雁詩》：“萬里人南去”

張氳（713—756）《醉吟三首》：“去歲無田種，今春乏酒財?？炙B笑，佯醉臥池臺。”

劉長卿（709—780）《苕溪酬梁耿別后見寄》：“鳥飛平無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云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后溪。”

賈島（779—843）《遇海聯(lián)句》：“海鳥浮還沒，山云斷便連。掉以波里月，船壓水中天。”

白居易（772—846）《問劉十九》：“二月春醴酒”

“千里人歸去，心畫一懷中。莫慮前途遠，開航逐便風。”

“一月三場戰(zhàn)，曾無賞罰名。將軍馬上坐，將士雪中眠。”

“自從君別后，常守舊時心。洛陽來路遠，還用幾黃金。”

“一別行千里，來時未有期。月中三十日，無夜不相思。”

“夜夜掛長鉤，朝朝望楚樓?？蓱z孤月夜，滄照客心愁。”

“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開。家中無學子，官從何處來。”

“圣水出溫泉，新陽萬里傳。常居安樂國，多報未來緣。”

“上有東流水，下有好山林。主人有好宅，日日斗量金。”

“白玉非為寶，黃金我不須。意念千張紙，心藏萬卷書。”

“借問船輕重，附信到揚州。”

“春水春池滿，春時春草生。春人飲春酒，春鳥弄春聲。”

 “寒食元無火，青松自有煙。鳥啼初柳上，人拜墳古前。”

“懸釣之魚，悔不忍饑”

“日日思前路，朝朝別主人。行行山水上，處處鳥啼新。”

“我有方寸心，無人堪共說。”

“客來莫直入，直入主人嗔。打門三五下，自有出來人。”

“小水通大河，山高鳥夜多。主人看客好，曲路亦相通。”

“只愁啼鳥別，恨送古人多。去后看明月，風光處處過。”

“去去關(guān)山遠，行行湖地深。早去今日苦，多與盡師金。”

“歲歲常為客，年年不在家。見他桃李樹，思憶后園花。”

“終日如醉泥，看東不辯西。”

······

從這些詩文可以看出，唐詩文是長沙窯瓷器重要的裝飾內(nèi)容，隨著它的外銷，也將這些詩文傳到了海外，傳遍了全國。雖然考古證實，長沙窯瓷器上的題詩文器物遠銷到海外和國內(nèi)其他地方的較少，這已從湖南省各地出土和收藏的大量題詩文中得到證實，但它的影響已是不爭的事實。瓷器上用不同的書體書寫的唐詩不僅展示了唐代書法的體式和情狀，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唐詩在唐代的重要性和普遍性。但令人不解的是，翻閱《唐詩集》，湖南籍的詩人甚少，因此，作為本土情境的詩文環(huán)境而影響長沙窯瓷器的裝飾缺乏應(yīng)有的根據(jù)。也因此，唐詩在長沙窯瓷器上的普遍出現(xiàn)應(yīng)有更深層的社會原因。從詩文中我們讀到的是隱隱傷情和無奈。在這些詩文中，沒有歌功頌德的貞觀、開元盛世，也沒有百姓的安居樂業(yè)，有的是“去歲無田種，今春乏酒財”的貧寒，有的是“我有方寸心，無人堪共說”的無奈，有的是“終日如醉泥，看東不辯西”的糊涂，有的是“家中無學子，官從何處來”的慨嘆，有的是“借問船輕重，附信到揚州”的離愁，有的是“月中三十日，無夜不相思。”的孤寂，也有的是“春水春池滿，春時春草生”的期待，有的是“意念千張紙，心藏萬卷書”的志氣等等。在翻閱唐詩的過程中，似乎從一位湖南籍詩人和曾貶謫到湖南的幾位詩人身上找到了一些注腳。初唐詩人元結(jié)（719—772）為湖南籍詩人，在文學的創(chuàng)作上主張反對浮艷文風，而是提倡詩文“救世勸俗”的社會作用。為此，他寫了很多如《春陵行》和《賊退示官吏》等同情民間疾苦的詩文，得到了大詩人杜甫的賞識。曾在唐代中期貶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馬的中唐詩人劉禹錫（772—842），在生活中比較接近民眾，他的詩歌傾向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等詩句。永州（湖南零縣）司馬的柳宗元（773—819）在詩文的價值取向上也傾向于平民百姓之苦，正如蘇東坡評價的那樣：“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而詩文中提到的詩人劉長卿（709—780）也曾在被貶途中經(jīng)過湖南長沙，且憑吊了西漢名人賈誼的故居。他的詩文充滿苦悶、哀怨和愁懷。我想這些詩人的影響和價值趨向已經(jīng)很清楚的表明作為日常和主要藝術(shù)形式的瓷器自然在這種意識形態(tài)下毫無防備的接受影響，這也就是我們讀到的長沙窯詩文中這種與到過長沙的詩人似曾相識的印象。盡管在這些詩文中，只有在少些文人版的《唐詩》中找到一些藍本，而絕大多數(shù)都是在野民眾根據(jù)文人的詩韻創(chuàng)作的。這還是說明唐詩在民間的影響及群眾基礎(chǔ)。

長沙窯瓷器與越窯青瓷和邢窯白瓷是中國較早輸往國外的三大陶瓷品種。隨著長沙窯瓷器的國內(nèi)外輸出，這一獨特的陶瓷裝飾形式也在第一時間傳達了一種信息：唐詩中所包孕的文化、心緒、責任和社會意識。考古證實，長沙窯瓷器在國內(nèi)的十幾個省份有發(fā)現(xiàn)，多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qū)。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上海市、廣東省、陜西省、河北省、河南省、江西省、湖北省、廣西藏族自治區(qū)等。揚州是長沙窯瓷器出口的大本營，而當時揚州乃世界上較富裕的城市，有“揚州雄富甲天下”之譽。揚州也是詩人文苑的溫床。這一時期的大詩人大多光臨過如此富裕的城市，李白有“煙花三月”的眷戀、杜牧有十年的“揚州美夢”等。因此，在中世紀的揚州，我們常常將這些詞語聯(lián)系在一起：商業(yè)、外銷、港口、都會、詩文、情愁、文苑等。廣州是中國唐代及以后重要的外銷港口，廣東省博物館就收藏有一件題有詩文“孤竹生南嶺，安根本自危。每蒙東日照，常怨北風吹。”的長沙窯壺。長沙窯瓷器在海外的許多國家有發(fā)現(xiàn)。這些國家主要分布在“陶瓷之路”上，如日本、朝鮮、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菲律賓、斯里蘭卡、巴基斯坦、泰國、阿曼、沙特阿拉伯、肯尼亞、坦桑尼亞等。在銷往海外的長沙窯瓷器上我們經(jīng)常會發(fā)現(xiàn)這樣的文字，或是商業(yè)廣告文字、或是宗教用語等。在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收藏的一件長沙窯黃釉褐彩貼花三耳壺瓷器上有“鄭家小口天下有名”的字樣。在該博物館收藏的另一件三耳壺上發(fā)現(xiàn)了“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的題文。在泰國林門波遺址發(fā)現(xiàn)有一件長沙窯碗，碗心有用綠色書寫的“真主仆人”的字樣。無獨有偶，1980年在江蘇揚州蕭家山唐墓中發(fā)現(xiàn)了一件題有阿拉伯文“真主最偉大”的字樣的背水壺瓷器。這種伊斯蘭教的文化基因，讓長沙窯瓷器與阿拉伯世界又多了一層難以割舍  親緣關(guān)系。

在長沙窯瓷器的視野中，我們在發(fā)現(xiàn)這些醒目的詩句外，也有很多的諺語、俗句等；除了與其他同期瓷器不同的文字裝飾外，也有大量的動植物紋飾，儼然一個歡快的動植物樂園。也有如一幅幅精美的異域風情畫，無論是在中國瓷器史上還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長沙窯瓷器都是值得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