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藕汀

　　剛剛出版的文化老人吳藕汀《藥窗詩話》大可消暑。老人一生遠離世事，將自己隱于書海，藏之筆端。先生去世前，許宏泉去嘉興看他，見老人身邊還堆放著《袁氏當國》等新書數(shù)卷。老人曾對秀州書局的范笑我說：我死后，你們有了好書，幫我留著，放在我的書架上。

　　唐弢先生專藏現(xiàn)代文學書籍，是首屈一指的大家，淘書買書寫書讀書凡六十余年，一生的命運都與書相糾結?？墒堑搅送砟?，他說了一番愛書人聽了會很沉痛的話：“我對書的感情已經(jīng)漸漸地淡下去，淡下去……不僅沒有興趣買書，而且沒有興趣讀書。我感到的無力是真正的無力，對于書，看來我實在有點疲倦了。天!為什么我會覺得那樣的疲倦、我會覺得那樣的疲倦呢?”

　　藏書家勇于借書給別人者，其心理必先有承受“書難”之準備，否則難避“死去活來”之苦痛。唐弢先生堪稱“借書勇者”。上世紀50年代，東北新華書店一書籍裝幀人員借去唐弢藏書數(shù)十種，書皆裝幀漂亮，設計藝術高超，其中多有著名裝幀藝術家錢君匋設計的特藏本，印數(shù)不過十余冊。孰知書去時桃紅柳綠，幾年后歸來時已枝殘絮敗，破爛得面目全非了。又，組織上要參加萊比錫圖書展，唐弢收藏的德法兩國著作早期中譯本被借去參展。結果，出了家門的書仿佛出征的士兵，不知是“戰(zhàn)死沙場”還是當了“俘虜”，反正再沒有回家的時候。當時的文化部長茅盾批示說，“一定追查，還給唐先生”，終是沒有下落。我只恨沒有唐弢先生的藏書；若有，也絕沒有他一借再借的勇氣。

朱自清

　　舊書價格的高低，一來隨行就市，二來因賣書人而異，實難有一定之規(guī)。同一部書，往往有價格懸殊甚巨者。朱自清回憶自己買書經(jīng)歷時說，某日一書鋪持高麗本《杜律分韻》登門求售，兩冊書索價三百元。“書極不相干而索價如此之高，荒謬之至”。孰料次日又有書鋪送來同一套書，要價僅兩元。遂立刻買下。

葉靈鳳

　　老上海北四川路添福書莊的廣東老板既不太懂書，又時常喝醉，當時許多愛書人都在這里揀過便宜，戴望舒揀過，葉靈鳳也揀過。一冊巴黎版的喬伊斯《尤里西斯》，一部“只合藏在枕函中”的《香園》，老板給葉靈鳳的賣價是一塊四。葉靈鳳自己都不敢相信，“如果他那時知道《尤里西斯》的定價是十美元，而且還無從買得，《香園》的定價更是一百法郎以上，他真要懊喪得爛醉三天了”。

黃裳

　　“文革’期間有大字報揭發(fā)黃裳從外地買得一船舊書，中有宋元舊本，發(fā)了大財，一時眾口哄傳，引起“公憤”。黃裳2004年寫文章憶起此事。春秋書店的嚴阿毛，欲往寧波倪家收購即將論斤賣做還魂紙的一屋舊書，因路資無著，找黃裳借了50元。某日嚴阿毛通知說書到了，黃裳就去看，“書有七大麻袋，打開來看，多半是殘零冊籍，從中午直到傍晚，弄得兩手烏黑，還只看了三袋。我選出了幾十種……如此而已”。

　　1972年春天，“組織”決定查抄黃裳書房，書籍、拓片都裝入麻袋，卡車來去運了好幾趟。率隊查抄的Q君對黃裳嘆道：“看這些毒草，害你弄到這步田地了。還是抄掉的好。這對你改造有好處。”黃裳想留下一本魯迅譯的果戈理《死魂靈》，說閑來沒事可以翻翻，Q君不同意，說：“魯迅嘛，也不是沒有錯誤的。何況這書又是俄國人寫的，封資修一類的……”他給黃裳留下了四卷《毛選》，還有一小本關于胡風事件的《按語》，“這個嘛，倒可以留下看看，可以舉一反三嘛”。

　　全本《金瓶梅》現(xiàn)在還算是“禁書”，想得一套影印本并不容易。可是黃裳先生說，早些年，《金瓶梅》實在算不得什么寶書，幾乎隨手可得，即使崇禎本所附全圖，也有極初印的本子在。那年冬天，他去北京琉璃廠訪書，走進來薰閣，“架子上書滿滿的，卻沒有什么可看，記得各種版本的《金瓶梅》就塞滿了半架”。

汪曾祺

　　汪曾祺在西南聯(lián)大讀書時常常斷頓，朱德熙一見他日高不起，便料定午飯又沒著落，于是就挾一本字典進宿舍，喊道：“起來起來，去吃飯!”他們先去昆明的文明街，找一家舊書店把字典賣掉，然后兩人吃一頓包子或兩碗燜雞米線，外加二兩酒。原來，文明街這幾家舊書店的老板和伙計對書不甚內(nèi)行，收書全看是否整齊，厚厚的工具書更是一手交書，一手給錢，價錢還不低。

于華剛

　　中國書店總經(jīng)理于華剛曾對記者講述1992年他經(jīng)歷的收書故事。崇文門一個老太太家的祖上是讀書人，家里有不少線裝書，因趕上崇文門拆遷，就隔三岔五叫于華剛到家里來收些舊書。初秋的一天，于華剛又來，老太太正做午飯，他就在院里等。院子里雜物零亂，隨地堆放，一派搬遷氣象。突然，院墻邊一個垃圾筐吸引了于華剛，他走過去蹲在筐旁翻撿起來。老太太笑著說：“那是垃圾筐!有啥看的?”可是，就在這垃圾筐里，于華剛發(fā)現(xiàn)了“寶貝”：那里面竟然有不少幾百年前的明代信札。于華剛把明人手跡撿出來整理好交到老太太手上，說：“這可是好東西，您老好好留著。”

倪墨炎

　　上海藏書家倪墨炎某日和同事一起去上海書店舊書庫揀舊書，正聚精會神時，見那位同事招手叫他，走過去一看，見同事手中有一本魯迅的《彷徨》，毛邊本，扉頁上有字跡：“這是魯迅先生送我的書，趙平復1929年?月。”同事問：“趙平復是誰?”倪答：“趙平復就是柔石啊，這是魯迅送給柔石的書。”兩人一陣驚喜，正商量由誰買下，不想隔墻有耳，書架那邊正有上海魯迅紀念館的人，聽到他們的對話，立刻過來，要求轉讓，說：“我們正在找這樣的書。讓我們紀念館買吧。”營業(yè)員也過來說服他們讓給紀念館，二人只好割愛。倪墨炎后來撰文稱，揀到好書而不知沉默，是“慘痛的教訓”。

王學泰

　　1974年，王學泰在琉璃廠西廊淘書，見一小徒弟從庫中抱出一摞書上架，中有清末刻本《景德傳燈錄》。當時王學泰正對佛學感興趣，一見這部著名的禪宗語錄，眼睛一亮，又一看價格便宜，區(qū)區(qū)五元，馬上交錢買下。正要走，里屋出來一老營業(yè)員，眼睛掃了一下書，問：“你挑的那部書是不是《景德傳燈錄》?”王學泰點頭。“你是不是能讓一讓呢?”姓夏的這位老營業(yè)員說。“不能，”王學泰說，“我已經(jīng)交錢了。”“錢可以退給你，”老夏說，“他(指那位小徒弟)不知道這部書是不能拿出來的。”“可是畢竟拿出來了，”王學泰還是不讓，“再說這部書我已經(jīng)找了好幾年了。”老夏無奈，悄悄地說：“姚文元也在找這部書呢。”姚當時在中央負責宣傳和文教，兩年后退出歷史舞臺。

宗璞

　　作家宗璞家里的新書舊籍滿坑滿谷，不得已只好以賣書換空間。他們選中要賣線裝一千卷的《全唐文》，此書雖經(jīng)“文革”洗禮，然無損污、無缺失，或許能賣個好價錢。書店的人上門估價，說是只能出價一千元。取書那天，宗璞隨意取出一冊全唐文把玩，見紙色潔白，字大悅目，心中有難舍之意。書賈勸道，這價錢也差不多了，以前官宦人家講究排場，都得有幾部老書裝門面，價錢自然能上去；現(xiàn)在不講這門面了，過幾年說不定只能當廢紙賣了。宗璞遂請他們立刻拿走。

姜德明

　　1958年，既講煉鋼鐵，又講煉人。一次會議上，有人批評藏書家姜德明“年紀輕，思想舊，受了30年代文藝的影響”。姜覺得委屈，決定賣掉一批書，包括良友、晨光的“文學叢書”和老舍先生全集，還有幾十本《良友畫報》和整套的林語堂編《論語》、《宇宙風》，還有《寸草心》、《北平情歌》等一批毛邊本。下班回家，保姆羅大娘高興地說：“書店來人了，舊書整整裝了一平板三輪車。您的書原來值這么多錢哪。瞧，留下一百元呢!”姜德明苦笑，暗想：“老太太，您可知道我買來時花了多少錢嗎?舊書店拉走的是我的夢、我的故事、我的感情、我的汗水和淚水啊……”

韓羽

　　上個世紀70年代，國家干部常常享受“發(fā)書”待遇：一有運動來，就有供“批判參考”用的新書發(fā)到手，畫家韓羽稱自藏的這些書為“聞風而至”一類，屬于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他舉例說：“批評《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chǎn)階級立場、觀點、方法了，發(fā)給了《紅樓夢》。批孔了，發(fā)給了《四書》。批宋江了，發(fā)給了《水滸傳》，不只七十一回本，還有百二十回本，有文有圖，煞是好看，且像陪送嫁妝，評論資料也紛至沓來，我且樂得笑納。”有時臨風遙想，真恨不早生幾年，省卻多少買書錢。可是，一想起“運動”，立刻就絕了此念。

林斤瀾

　　林斤瀾在《劫中書話》中說，所謂“十年浩劫”是從“書之劫”開始的。他發(fā)現(xiàn)，運動一開始，單位圖書館的書籍一批批下架。某日，茅盾的《子夜》也不見了。他就問圖書管理人員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這樣的革命名著，可不敢隨便處理，是照著單子下的。林問：單子上怎么說?答曰：只有分類，別無羅嗦。又問：歸在什么類?管理人員一查，說：黃色類。林先生說，得知這個答案后，“眾生皆成丈二和尚”。

陳平原

　　“文革”期間琉璃廠舊書之便宜，已非今人所能想象。陳平原1976年4月4日去逛琉璃廠，買書如下：《昭明太子集》(線裝)、《禪月集》(線裝)、《石柱記箋釋》、《文山題跋·石門題跋·遺山題跋》、《于湖居士文集》，共五種六冊，書款合計兩元五角。十年后他再逛琉璃廠，見1932年上海出的英文版《中國神話辭典》都標價400元了。他懷疑國內(nèi)讀書人大概沒有愿意出這筆冤枉錢的。時光又過去20年，陳先生如再去琉璃廠，可能發(fā)現(xiàn)那本神話詞典或許已“神話”般地標價到4000元了。“文革”苦日子已過，買書的好日子也不再有了。

陸侃如 馮沅君

　　著名文史專家陸侃如、馮沅君夫婦1970年隨山東大學文科從曲阜搬回濟南，只分得兩居室，數(shù)萬藏書無處安放，只好賣掉。陸先生的一位弟子說，幾乎沒有人知道陸先生是在什么時候把藏書賣給了誰。據(jù)這位弟子回憶，1978年，陸先生病重之際曾說：“我當時幾次步行到老校圖書館，要求(把藏書)交給圖書館，但他們拒絕接受，我不賣掉怎么辦?錢確實是無所謂的，只是讓需要它(藏書)的人拿去發(fā)揮一點兒作用。”

孫犁

　　孫犁的藏書“文革”初期被抄，1973年發(fā)還。當時孫犁在白洋淀寫劇本，無法回天津將藏書運回舊居，只好委托《天津日報》文藝組同人幫忙。于是就有了一句新“諺語”：文藝組的編采人員打撲克，誰要是牌運不佳，就說——“孫犁搬家，總是書(輸)”。中國讀書人啃書煮字生涯中，“書”與“輸”確實關系密切，幾乎形影不離，也難怪大款富商忌諱別人給他“送書”了。

　　孫犁一生閱人閱書多矣，至晚年因有“三不讀”之說：一、言不實者不讀：昨日還在暴露“民族弱點”，今天突然又“弘揚”民族文化了，這種人的文集文章皆不讀；二、常有理者不讀：每個時代、每場運動，他都有理，這類人最可怕，文章隨時在變，最不可讀；三、文學托姐們的文章，不可讀：“她們把不正確的，說成是正確的；把沒有個性的，說成是有個性的；把沒有影響的，說成影響很大；把賠錢的，說成銷路很廣，或者已經(jīng)脫銷，或是已行銷國外……這種人的文章，尤其不可讀，最沒有價值。”

　　孫犁藏書“文革”中被抄，發(fā)還時許多屬“珍貴二等”的刻本、印本都完璧回家，獨不見一套《金瓶梅》影印本。孫犁不甘心，多次交涉，終將書索回。那些負責“落實政策”的人不高興，造謠說：“孫犁什么不要都可以，惟獨不放松《金瓶梅》。”孫犁說：“其實，不放松的是他們。”

孫犁

劉文典

　　劉文典教授嗜書亦嗜煙，所讀書必屬好版本。錢穆先生曾回憶說，當年他和劉文典是清華同事，某日一起乘車，見劉文典一手持佳籍，一手持煙卷，煙屑隨吸隨長，車行搖動，手中煙屑竟能不墜。錢先生很擔心：“萬一墜落書上，煙燼未熄，豈不可惜。然叔雅似漫不在意。”

　　抗戰(zhàn)期間，劉文典教授轉徙云南執(zhí)教，同校常有青年教師前來借書。某日，一青年教師發(fā)現(xiàn)書中夾有一張劉教授親筆所畫老鼠像，遂問其詳。劉文典大笑，述其緣由：“一天夜深人靜，我還在油燈下看書，老鼠爬到燈盤上，好像沒看見我這個大活人，不停吃著盤上的油。當時真想打死它，轉念又想老鼠也是在討生活，我讀書也是為討生活，何必打它呢?讓它吃吧。為了記下這件事，我隨即用毛筆為它寫生，然后將畫有老鼠的棉紙放在書中。”

　　劉文典教授有四箱藏書及手稿目前仍流落日本，大致經(jīng)過是：1937年“七七事變”后，劉教授經(jīng)千辛萬苦，于1938年找到西南聯(lián)大。隨后其夫人劉氏亦遵囑攜四箱書稿趕來相會。道經(jīng)香港時，因行李沉重，跋涉實難，劉夫人聽從劉文典一弟子勸說，將四箱書稿暫寄港島。待一家重聚，劉教授大為惱火：“這些書傾注我一生心血，寧肯損失綾羅綢緞，也不該把書留在香港。”1941年，香港淪陷，日人將四箱書稿掠去，藏于東京上野圖書館。1961年，劉文典次子寫信給周總理反映此事，總理辦公室回信說：“鑒于中日關系未恢復正常，目前暫時不宜提這件事。”此事至今懸而未決。

薩達姆

　　獨裁者的書，銷量總是巨大。據(jù)《薩達姆傳》透露，當年薩達姆的小說“處女作”《扎比芭和國王》發(fā)行了一百萬冊，第二本小說《銅墻鐵壁》的發(fā)行量更是驚人，達到二百萬冊。伊拉克內(nèi)務部負責此書的發(fā)行工作，并給每一個省下達了銷售配額。伊拉克公務員、教師、士兵以及復興黨成員每人必須購買至少一冊，單冊價格大約為兩美元。薩達姆的兒子烏代一人就購入二十五萬冊，分發(fā)給他負責的各個機構的雇員。2001年夏，薩達姆政府一位官員報告說，他正在負責把《扎比芭和國王》改編成一個20集的電視連續(xù)劇。也不知這一連續(xù)劇究竟拍成沒有，因為美國人不久就打上門了。

拿破侖

　　拿破侖也藏書，可是他更看重讀書。有一次他會見書商弗郎茨·格萊費爾，極力揶揄藏書的人：“只有傻瓜才會藏書。簡直不可設想，收集、保存那么大量的東西，其中只有千分之一有趣或者有用。簡直是愚蠢!繪畫、古幣和木刻則另當別論!……圖書貿(mào)易這種想法本身就是荒唐。它早晚得撐死、脹死，書籍生產(chǎn)已超過實際需要的一百萬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