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神賦》新探

顧農(nóng)

在現(xiàn)存的曹植全部作品中，《洛神賦》是傳誦最廣疑義最多的一篇。該賦的作年，究竟是黃初三年還是黃初四年，至今未能論定；關(guān)于該賦的背景，早已有“感甄”之說，但該賦與甄后有無關(guān)系或有何種關(guān)系，始終模糊不清；關(guān)于該賦的主題，歧義尤多，清代的詮釋家每認為此篇全是比興，何焯《義門讀書記》說它“寄心文帝，此亦屈子之志也”，丁晏《曹集詮評》跟著說此賦“寄心君王，猶屈子之志也”，此說流行甚廣，而其實乃出于妄加此附，對此當代學(xué)者們已有很好的駁斥[1]，但這里還有許多問題尚未作出清晰的合乎情理的解釋。三十年代沈達材先生作《曹植與〈洛神賦〉傳說》（上海華通書局1933年版），其自序有云：“《洛神賦》最先留在我腦海里的，只有些綺麗、哀艷這種印象，并沒有留心到它里面有什么問題在呀，后來讀到李善《文選注》中所引的傳記，才知道曹植這篇文章是為他的愛人甄后寫的。稍后，又得讀于光華的《文選集評》、丁晏的《曹集詮評》，于是先前所認為為甄后寫的《洛神賦》又換了面目，它竟是為思君戀主而寫的了……問題既為此復(fù)雜，何去何從，我們只好自己打算便了。“這段話很能代表后之讀者面對該賦的迷惘之情；但該書認為此賦“沒有什么深意藏在里面”（第58頁），恐怕未免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

按《文選》將《洛神賦》列于“情”這一組，置于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之后，最是高妙，蕭統(tǒng)早已把這篇賦寫什么說得很清楚了?，F(xiàn)在的問題在于弄清此賦與甄后的關(guān)系；又曹植生平有一大疑案，就是他黃初二、三年間第二次獲罪的原因和經(jīng)過，迄今未能論定，如果將這兩個案合并審視，或可得一究竟。

（一）

黃初二年(221)臨淄侯曹植連遭厄運。當年上半年“監(jiān)國謁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xiāng)侯”（《三國志·魏志·陳思王傳》）；七月，改封鄄城侯。曹植為此事有過一篇《寫灌均上事會》，說自己要把這次事件的有關(guān)文件都“置之坐隅，孤欲朝夕諷詠，以自警戒”，表面看去似乎有自虐的傾向，實際上卻大有自嘲和反諷的意味。曹植一向不甘寂寞，他根本沒有認真地自戒，當年下半年他再度出事，又被拘至首都洛陽治罪，一直搞到第二年即黃初三年(222)年初，問題才告一段落，復(fù)回鄄城。

關(guān)于這次獲罪的來龍去脈，筆者已有專文論及[2]，這里無須贅述，這里只要強調(diào)指出他由洛陽回鄄城的時間與《洛神賦》關(guān)系很大。賦序云：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事，遂作斯賦。

這里所說的由洛陽東歸的時間，與曹植其他生平材料密合無間，是完全可信的?？墒菑摹段倪x》李善注開始，便對曹植本人的提法表示懷疑。李善在“余從京域，言歸東藩”句下作注說“《魏志》云黃初三年曹植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師；又《文（帝）紀》曰黃初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月還洛陽宮。然京域謂洛陽，東藩即鄄城。《魏志》及諸詩序并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蓋《魏志》略也。”李善不改動原文，立言的態(tài)度相當審慎，是很好的[3]，但他的基本觀點是認為賦序中的“三年”乃“四年”之誤。此說影響極大，為許多人所奉信，至近人趙幼文先生為《洛神賦》作注，仍按照李善的思路詳引史料證明黃初三年四到八月曹丕都在許昌，不在洛陽，而《洛神賦》中所敘地名，如伊闕、通谷、景山等，都在洛陽附近，“曹丕在許昌，而植至洛陽朝見，于理難通”；另據(jù)曹魏的規(guī)矩，“侯王不奉召見之詔書，萬無私離本國去京之可能”，因此結(jié)論是《洛神賦》只能作于黃初四年，黃初三年曹植至洛陽并無其事，“或說《魏書》略而不言，蓋屬臆測”[4]，這就比李善說得更為斬截了。事實上曹植黃初三年之初確在洛陽，他是上一年被拘來治罪的，只是當年情形復(fù)雜，有許多難言之隱，他此番罪狀中的“煢煢仆夫、于彼冀方”（《責(zé)躬詩》）、“荒淫”、“三個之首戾”（《黃初六年會》）即不孝等幾個似乎簡直連不起來的片斷提示，恰恰可以用《洛神賦》把它們貫通起來，構(gòu)成一幅相對完整的畫面。

（二）

《洛神賦》據(jù)說原名《感甄賦》，唐人大抵相信此說；甄即指曹丕原來的夫人，魏明帝曹睿的生母甄后。宋尤袤本《文選》在《洛神賦》題下有李善注引《記》云：

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為郭后讒死，帝亦尋悟，因令太子[5]留宴飲，仍以枕賚植。植還，度轘轅，少許時，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曾與五官中郎將，合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歡情交結(jié)，豈常辭能具？為郭后以糠塞口，今披發(fā)，羞將此形貌重睹君王耳。”言訖遂不復(fù)見。所在遣人獻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勝，遂作《感甄賦》，后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

這大約是小說家言，而非信史，但來源很古老，亦未便一腳踢開[6]。說曹植“漢末求甄逸女”恐怕是虛構(gòu)，曹丕納甄氏時，曹植還只有十三四歲，而甄后要比他大十多歲[7]，曹植雖早熟，或尚不至此。曹丕以甄后之枕示植，即李商隱《無題》詩所謂“宓妃留枕魏王才”者，恐怕也不可能，這時他們兄弟間的關(guān)系已緊張之至。黃初三年時，曹丕尚未選定太子，“因令太子留宴飲”的提法頗為可疑。為此等等。但中國的志人小說一向以真人真事為依托，很少完全憑空結(jié)撰，這一段逸聞雖不能完全憑信但倒也能給人們許多啟發(fā)。無風(fēng)不起浪，無火不冒煙，曹植與甄后之間也許確有些故事，曹氏王室內(nèi)也許確有一個以甄后為中心的三角形，某些風(fēng)言風(fēng)語大約起源很早，而且與曹植此次獲罪不無關(guān)系。我們應(yīng)當感謝李善引出這一段故事，幫助人們?nèi)ネ茰y事實的真相。丁晏在《曹集詮評》中責(zé)備“善本書簏，無識而妄引之耳”，反覺有簡單化之嫌。不必將古代作家提純。

據(jù)《三國志·魏志·文帝紀》，甄后死于黃初二年六月丁卯；《后妃傳》則說“黃初元年，帝踐阼。踐阼之后，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殷貴人并愛幸。（甄）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又該傳注引《魏略》說，甄后死時不獲大斂，注引《漢晉春秋》說得更為具體：“初，甄后之誅。由郭象之寵，及殯，令披發(fā)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按郭后在促成曹丕上臺一事上是出過力的[8]，曹丕立她為皇后正是對此事的酬謝，而甄后則是這一舉措的犧牲品。

要之，黃初二年六月甄后慘死并草草葬于鄴，而不久之后曹植便派人到鄴城去，“煢煢仆夫，于彼冀方”，曹植說是去買車上用布[9]，監(jiān)國謁者懷疑此行的真正目的，不予批準，曹植則堅持派人去，不惜為此上表，于是王機、倉輯就此誣告，估計其內(nèi)容總要涉及曹植與甄后的關(guān)系，朝廷之“典議”也就依此定罪，獲罪的大體經(jīng)過應(yīng)是如此，否則就無從解釋所謂“荒淫”和“不孝”。長兄如父，長嫂如母，如果叔嫂之間有什么曖昧，例如派人去私祭之類，那確實是足以構(gòu)成重罪的。

關(guān)于曹植與甄后之間的關(guān)系，陳祖美先生作過如下推測：“不能排除曹植在逐漸長大之后，在家庭中接觸甄氏而產(chǎn)生感情。甄后是受到曹丕和郭后的迫害而死的，曹植之不得立為太子也與郭氏為曹丕策劃出力有關(guān)，而“黃初時，曹植又進一步受到曹丕的迫害，今覺得自己與甄后都是受害者，無論他們之間的某種感情，或曹植本人的政治前途，都遭到無可挽回的厄運，理想和希望得不到實現(xiàn)，于是在由洛陽回封地途中，渡洛水，想到神話中的美好形象，不禁聯(lián)想到甄氏，觸發(fā)了他與甄氏的遭遇，于是寫了這一極富浪漫色彩，瑰麗而又使人悠惶莫測的名篇。”

這一推測頗合于情理。照我看，曹植與甄后之間有無男女之情，我們固然無從確知，但他們二人既同為曹丕登極稱帝的受害者，他對她有同病相憐的同情，有兔死狐悲的哀傷，恐怕乃是必然的。當甄氏慘死于鄴城以后不久，曹植即派“仆夫”去鄴，態(tài)度異乎尋常地堅決，該仆夫的任務(wù)除了買布以外是否還有其他，我們固然也無從詳悉，但謁者不許于前，王、倉告發(fā)于后，他們顯然都想到了甄后，認定植、甄間有非常的關(guān)系，而“荒淫”、“不孝”的罪名于是確立。

其實這時甄后已死，“荒淫”云云何從談起，只是由于曹丕對乃弟忌恨很深，而望風(fēng)希旨的臣下遂無所不用其極。但是這等滔天大罪到底屬于捕風(fēng)捉影，而且涉及皇室內(nèi)部倫理大事，就曹丕本人的形象和根本利益來說，頗不便以此為題大張旗鼓地來治曹植之罪。何況賜死甄后之后，曹丕也并非始終心腸鐵硬，《三國志·魏志·文帝紀》注引《魏末傳》云：“（明）帝嘗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fù)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樹立之意定。”可見曹丕后來態(tài)度已漸軟化?？傊?，曹植第二次獲罪，罪名固重得莫名其妙，結(jié)局則輕得糊里糊涂。恰好這時各位諸侯都升遷為王，于是也給曹植提升一級，由鄄城侯進封鄄城王。

曹植此番來洛陽，本來是拘來治罪的，最后既已無罪釋放，不再追究，則往事都不必提了，于是便改口說此行來朝見皇帝的?？墒沁@一年并未召諸侯來會，所以正史也就不載，后來的學(xué)者因此多有疑義，其實這些都是可以得到解釋的。

這一場奇案收場以后，曹丕于黃初三年四月離開洛陽去許昌，而曹植在這以前已被打發(fā)回鄄城?！堵迳褓x》里提到“繁霜”，是此賦作于黃初三年的早春。

（三）

弄清曹植第二次獲罪的來龍去脈，再來讀作于該案結(jié)束之際的《洛神賦》，感受就有可能深入一步。

全賦以大量的篇幅與洛神的美麗和多情，也寫她“習(xí)禮而明詩”，嚴格地約束自己，并為此給她安排了一段動人的言辭：

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沽_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xiāng)。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珰。雖潛處于太陰兮，長寄心于君王”

這最后兩句如果當作是已死的甄后的自白，也很可以講得通。洛神那邊如此，而作者曹植這邊，起初雖不免很動了些感情，但也終于“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雙方都“發(fā)乎情，止乎禮義”，只在精神上短暫地戀愛了一番，然后就各奔東西。

對這種情感狀態(tài)可以作多種層面的分析。就創(chuàng)作的契機而言，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曹植試圖借這一篇賦來為剛剛結(jié)束的案子曲折地提供藝術(shù)的辯解，他說即使是美麗多情的洛神來追求自己，自己也會以禮義之大防來約束自己，何況還有“人神之道殊”即身份的鴻溝橫亙于其間根本無從逾越呢。然則該案起訴罪狀之為捕風(fēng)捉影也就不在話下了?！敦?zé)躬詩》因為是上給曹丕看的，措辭謙卑到極點[10]，他甚至不惜承認自己“荒淫”；而在這里曹植卻斷然以曲折的藝術(shù)手法洗去了一切強加給自己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

如果說《洛神賦》確曾以《感甄》為題，我想那應(yīng)當是從創(chuàng)作感興的角度說的，而不能說其中的洛神就是影射甄后，影射只能自我麻煩。

《洛神賦》作于曹植剛從一場來勢洶猛的官司中解脫出來之際，所以不免與那一場官司有關(guān)，打上了一個被迫害者心靈創(chuàng)傷的烙印，但作品的意義遠遠不限于此。作品所寫的是一個傳統(tǒng)悠久的人神戀愛故事，卻賦予它嶄新的文化意蘊；至于其中包含著若干更切近現(xiàn)實的感慨，不過穿插寄寓于其中而已。

（四）

《洛神賦·序》稱此篇乃“感宋王對楚王說神女事”而作，點明了該賦文化上的承傳和變異。人神戀愛起源于上古人神交接的圖騰意識，如商契、周稷均屬人神交合而生的始祖，《商頌·玄鳥》、《大雅·生民》即是明證?！吨苣?#183;漢廣》據(jù)三家詩之說，是寫鄭交甫與漢水神女戀情的，而曹植習(xí)三家詩，故《漢廣》應(yīng)是寫人神之戀現(xiàn)存最早的詩歌。南方楚文化人神戀愛的母題較中原文化更為突出，如屈原的《九歌》，特別是宋玉的《神女賦》，保留了較濃厚的人神戀愛的原始氣息。

在人體美描寫方面，《詩經(jīng)·衛(wèi)風(fēng)·碩人》二章對莊姜的描寫，素有“美人賦”的稱譽。而宋玉的《神女賦》的描繪更是淋漓盡致。此后樂府詩《孔雀東南飛》、《羽林郎》等更注重服飾的描寫。曹植的《洛神賦》則兼采三者之長并有了新的突破。曹植云：

其形也，翩若驚鴻，婉似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仿佛若輕云之蔽月，飄飄若叵流風(fēng)之回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淥波。纖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zhì)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云髻峨峨，修眉連娟。丹唇外朗，皓齒內(nèi)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quán)……奇服曠世，骨象應(yīng)圖。

又是一位天生麗質(zhì)、標準美人。但曹植已明顯加強了動態(tài)的詩意描寫，而且流露出對曲線美（“驚鴻”、“游龍”）、朦朧美（“輕云散月”“流風(fēng)回雪”）的欣賞。

洛神與巫山神女的另一相通之處是他們都非常多情，而隨著時代的推移，神性也在變化，到曹植的筆下洛神主動進攻的態(tài)勢已大為弱化，上古的野氣消退了，她對詩人所表示的愛慕僅含蓄地表示接受，約他在合適的時候前來相會（“抗珶以和余兮，指潛淵以為期”），她這種文質(zhì)彬彬的外交姿態(tài)很讓賦中男主人公犯疑，弄不清她到底是真情實意還是虛情假意，其實她還是相當真誠的，她看到對方的遲疑以后立刻載歌載舞向他致意，甚至打算跟他云雨一番，向他講授了一通做愛的要領(lǐng)（“動朱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而終因“人神之道殊”無從實現(xiàn)，流淚而去——可見這位神靈已由于受到某種超我力量的限制而未能自由行動。

事實上夏、商、周及楚文化的這一套觀念和習(xí)俗在民間長期流傳，到六朝時南方尚存其余緒，在文學(xué)上的反映便是《神弦歌》之類；但在中原一帶，在主流文化中，那種赤裸裸的原始狂熱是行不通了，占上風(fēng)的是儒家禮教，處理人際關(guān)系有種種規(guī)范，不允許上古遺風(fēng)重演。曹植青年時代很有些離經(jīng)叛道的浪漫情緒，對非主流文化表現(xiàn)過高昂的熱情，據(jù)說他初次會見老作家邯鄲淳時，“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錐鍛，跳丸擊劍，誦俳優(yōu)小說五千言”（《三國志·魏志·王粲傳》注引《魏略》），很有些無所顧忌的勁頭。但他在正式場合仍嚴格地按社會常規(guī)辦事。到寫《洛神賦》的時候，他已人到中年，早已失去青年時代的豪情，政治上又相當失意，并且剛剛被指控為犯有“荒淫”“不孝”罪而遭到嚴厲的審查，所以更加不敢亂說亂動。曹植雖自稱“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而作《洛神賦》，但一則由于歷史文化背景的轉(zhuǎn)換，二則由于他本人特殊的遭遇，他筆下的洛神除了美麗不減當年之外，作風(fēng)全失上古的豐采，復(fù)得合于禮教，規(guī)規(guī)矩矩，嚴于律己了。

如果說巫山女神不過是楚國巫妓的曲折寫照，她的神性乃是遠古的人性，那么在洛神身上人們隱約可以看到漢魏之際名門閨秀的風(fēng)范，先前的神性幾已喪失殆盡。原始氣息很濃的人神交接已不再適合這個新的時代，而且特別不適合曹植此時的境遇和心態(tài)。

《洛神賦》的承傳通變除了楚文化人神戀愛以至交接的傳統(tǒng)而外，還有漢代辭賦中的另一個傳統(tǒng)，那就是由張衡《定情賦》所開創(chuàng)的“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陶淵明《閑情賦·序》）的抒情辭賦模式，東漢以至六朝數(shù)百年間的愛情文學(xué)往往通過這一模式來體現(xiàn)“發(fā)乎情，止乎禮義”（《毛詩大序》）的儒家詩教原則。張衡之后，蔡邕作《檢逸賦》，影響很大[12]；到建安時代，陳琳、阮璃各作《止欲賦》，王粲作《閑邪賦》，應(yīng)旸作《正情賦》，劉楨作《清慮賦》，主題和行文格局都大同小異。曹植本人也寫過這種作品，這就是他的《靜思賦》和《慰志賦》，前者大抵依題作文，蹈襲前人，表明了曹植對這一新傳統(tǒng)的認可和熟悉，后者從現(xiàn)實生活出發(fā)，較有新意，序云：“或人有好鄰人之女者，時無良媒，禮不成焉。彼女遂行適人。有言之于余者，余心感焉，乃作賦曰”云云，正文道：

思同游而無路，情壅隔而靡通。哀莫哀于永絕，悲莫悲于生離。豈良時之難俟，痛余質(zhì)之日虧。登高樓以臨下，望所歡之攸居。去君子之清宇，歸小人之蓬廬。欲輕飛而從之，迫禮防之我拘。

末了直截了當?shù)刂v到“禮防”對情感的壓抑，講到抒情主人公頭腦中超我與本我之間的撞擊，真實的沉痛。“定情”系列辭賦至此已完全成熟；后來陶淵明作《閑情賦》，則充類至極，高唱入云。

神女系列和定情系列雖然開始有早晚之分，但到建安時代基本上取平行發(fā)展的態(tài)勢——當時陳琳、王粲、應(yīng)旸都寫過《神女賦》——《洛神賦》的高明之處在于將這兩個系列模式雜交嫁接，形成了文學(xué)史上空前絕后的一個新成果?！堵迳褓x》不朽的魅力正在于它是不可重復(fù)的。洛神既是前代神女的后裔，又頗能以禮法自拘，賦中的男主人公也自覺地“收和顏而靜志”——所謂“靜志”正是“定情”，用超我的道德標準使自己鎮(zhèn)定下來。男女主人公彼此都“迫禮防之我拘，”十分嚴格地壓抑自己，這里既有時代的因素在起作用，也有曹植個人的因素，他剛從一場指控他“荒淫”的大案中解脫出來，辯誣之不暇，心猶有余悸，在涉及“情”與“禮”的大原則問題上說話非多加小心不可。

《洛神賦》之人神戀愛多年來或被解釋為“寄心君王”，或被解釋為“托好色以喻好修而設(shè)神夢之境演此悲觀主義”，強調(diào)此賦“皆本《離騷》香草之義”[13]。這種思路其實仍是漢代經(jīng)師以“比興”說《詩》的延伸，將內(nèi)涵深廣豐富的文學(xué)作品曲解并提純?yōu)檎蝹惱淼慕逃?xùn)。以儒家詩學(xué)教條曲解《詩經(jīng)》的格局是早已被打破了，而在辭賦研究方面，陳腐的詩學(xué)傳統(tǒng)至今仍很有勢力，現(xiàn)在應(yīng)當是結(jié)束這種古風(fēng)的時候了。

注釋：

[1]如陳祖美《〈洛神賦〉》主旨尋繹——為感甄說一辯兼駁“寄心君王”說》，《北方論叢》1983年第6期；張愛《〈洛神賦〉“寄心君王”說質(zhì)疑》，《南京師院學(xué)報》1983年第4期。

[2]《曹植生平中的三個問題》，《揚州師院學(xué)報》1993年第1期。

[3]詳見拙作《李善與文選學(xué)》，《齊魯學(xué)刊》1994年第6期。

[4]《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4年版，第292—293頁。近人多將《洛神賦》于黃初四年，不具引。

[5]按曹睿立為太子是黃初七年五月曹丕病篤時之事，黃初二年時睿為齊王，三年為平原王。詳見《三國志·魏志·明帝紀》。

[6]曾經(jīng)有一種流行的意見，以為這段注文是尤袤妄加的，然此說并無確據(jù)。尤刻本自有其版本根據(jù)，詳請參見躍進《從〈洛神賦〉李善注看尤刻<文選>的版本系統(tǒng)》，《文學(xué)遺產(chǎn)》1994年第3期。

[7]參見沈達材《曹植與洛神賦傳說》，華通書局1993年版，第40頁；張可禮《三曹年譜》，齊魯書社1983年版，第87頁。

[8]詳見《三國志·魏志·后妃傳》中有關(guān)“文德郭皇后”的部分。

[9]《太平御鑒》卷八二○引曹植表：“欲遣人到鄴，市上黨布五十匹，作車上小帷悵，而謁者不聽。”

[10]《上責(zé)躬詩表》甚至說“伏維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似乎自己并不是曹丕之弟。清人權(quán)德輿評此為“卑而入于謬者也”（《養(yǎng)一齋詩詬》卷七）。

[12]參見拙作《蔡邕論》，《揚州師院時報》1994年第1期。

[13]詳見逯欽立《〈洛神賦〉與〈閑情賦〉》，《漢魏六朝文學(xué)論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2—4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