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受制于時代和認識的關系，莊子雖然對自身思想的實踐性問題有所關注，但還未能圓滿地解決這一問題。郭象繼承莊子，深入地探索了莊學的實踐性。首先，郭象以“性分”思想為基礎，解決了《莊子》思想的內(nèi)在矛盾。其次，郭象通過“自生”、“獨化”建立其哲學體系，改造魏晉玄學的本體論，調(diào)和“自然”與“名教”的關系，使魏晉玄學成為具有實踐性的學說體系。

　　關鍵詞：郭象 《莊子注》 性分 實踐性

　　《莊子》將《老子》關于道的哲學本體論引入到人生的體驗之中， 有意識地要為人生尋找擺脫束縛的道路，即在現(xiàn)實中實現(xiàn)生命的超越，表明了莊子對自身思想的實踐性的關注。但是從《莊子》的內(nèi)在矛盾來看，莊子并沒有真正尋找到可實踐的途徑。莊子那種“芒乎何之，忽乎何適？”正體現(xiàn)他在現(xiàn)實中無法找到人生出路的困惑和絕望。 魏晉以來，如何尋找一條擺脫苦難與危機之路，一直是時代的思想主題，感覺敏銳的知識分子做出了不同的探索。不管是追求超越（如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還是主張維護現(xiàn)實（如裴頠的崇儒反道），在嚴酷的現(xiàn)實面前都遇到了重重困難。在這種思想背景下，郭象自覺地繼續(xù)莊子的探索，《莊子注》即試圖綜合當時不同的思想以構(gòu)建一個可資實踐的思想體系，從而實現(xiàn)社會與個人和諧。關于莊學實踐性，現(xiàn)在諸多的研究論著，如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容肇祖《魏晉自然主義》、劉大杰《魏晉思想論》、賀昌群《魏晉清談初論》、牟宗三《才性與玄理》、余敦康《魏晉玄學史》等皆有所涉及，但都還沒有將其作為一個專門的問題加以研究。本文將莊學實踐性作為一個重要的范疇提出來，并以郭象《莊子注》為中心，深入論述郭象對這一問題的探索及其意義。

　　一、《莊子》的內(nèi)在矛盾及其非實踐性困境

　　《莊子》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思想體系，內(nèi)篇與外、雜篇思想上的歧異，正是莊子內(nèi)在矛盾的體現(xiàn)。內(nèi)篇主要體現(xiàn)了莊子追求本體境界的絕對自由的思想，總體上說具有超越現(xiàn)實的宇宙意識?！跺羞b游》中，莊子強調(diào)“有待”與“無待”的區(qū)別，認為只有無待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真正達到超越的、絕對的逍遙。這種逍遙其實也就是本體之境界，即王弼所謂的“圣人體無”。莊子借肩吾與連叔之問答以明此本體境界：“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榖，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 莊子以寄言出意之法形象地描繪了體神居靈、窮理極妙之本體境界。他如“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游乎無窮”（《逍遙游》），“照之于天”、“體乎天均”、“和之以天倪”（《齊物論》），皆表現(xiàn)出追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超越的本體境界。但是人無法脫離現(xiàn)實社會，在現(xiàn)實中莊子無法尋找到這種絕對自由的可實踐方式。因此，在現(xiàn)實的困境下，莊子的思想被迫從本體境界轉(zhuǎn)變?yōu)閷ΜF(xiàn)實世界的認同，《莊子》外篇與雜篇具有的現(xiàn)實色彩即是這種思想的體現(xiàn)。如《天道》篇：“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況人道乎。” 即承認現(xiàn)實尊卑等級的合理性。外、雜篇中莊子非常強調(diào)“性分”這一重要的哲學概念，這也成為莊子處理個人與社會關系的基本方式。如《馬蹄》篇說：“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御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 在莊子看來保持這種“真性”才能實現(xiàn)個人自由與社會和諧。而要保持“真性”，對個人來說就要“不以物易性”（《駢拇》），因此莊子接受了“安時而處順”、“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的個人存在方式?！恶R蹄》篇又云：“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因此統(tǒng)治者應該無為以順民之性，讓人民自由地發(fā)展他們的能力。此即《天道》篇說的：“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梢哉f這就是莊子對自身哲學思想的實踐性探索，是他對內(nèi)圣外王之道的關注與實踐性闡釋。

　　“順性”是莊子對個人與社會如何達到自然和諧，如何保持在現(xiàn)實中的超越所做出的探索。按這一思想發(fā)展下去，莊子似乎就解決了自身的矛盾，尋找到其思想的實踐方式。但在《應帝王》中，莊子最后否定的那種“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的自由的、無為的政治，已被好事的倏、忽二帝用有為的智巧鑿死了。莊子的渾沌已死的寓言，象征著人類社會原始的自然狀態(tài)已受到了破壞，理想中的無為政治，內(nèi)圣外王之道，都已沒有實現(xiàn)的可能性。在莊子看來，齊物逍遙的絕對自由，與認同人世而保持個人“真性”的“安時而處順”，在異化的現(xiàn)實之下都是無法實現(xiàn)的。從內(nèi)篇到外篇、雜篇的思想變化，體現(xiàn)了莊子從追求、動搖到幻滅的思想發(fā)展歷程，莊子那種“芒乎何之，忽乎何適”的絕望的原因正在這里。對于中國的思想體系來說，一種無法實踐的、無法指導人生的價值常常也就意味著無價值，對這種價值的堅持并以之作為理想的人必然會深陷矛盾、痛苦的幻滅之中，莊子就是一個典型。

　　二、郭象對《莊子》的實踐性闡釋

　　郭象注《莊子》首先面臨的根本問題在于如何解決《莊子》的內(nèi)在矛盾，并將莊學改造成一個可實踐的價值體系。郭象《莊子注序》說莊子思想“雖高而不行”，《天下篇注》批評惠施、公孫龍等人“無經(jīng)國體致，真所謂無用之談”?？梢姡?#8220;經(jīng)國體致”的實踐價值是郭象的基本關注點。在探索莊學的實踐性中，郭象從兩個方面對《莊子》進行重新闡釋：一是改造莊子“獨與天地往來”的絕對自由的本體思想；二是修正莊子關于順性與無為的關系說。

　　首先，郭象以“性分”為基礎改造《莊子》超越現(xiàn)實的絕對自由的思想?！跺羞b游》云：“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郭象注說：

　　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于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于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尤不足以殊有待，況待之巨細乎。

　　郭象認為只要“各安其性”，則有待與無待之間就沒有根本區(qū)別，都能實現(xiàn)逍遙。從郭象的這個闡釋來看，他認為莊子所說的那種“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游乎無窮”的自由，是現(xiàn)實中就可以達到的，也就是《秋水注》說的：“使群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逍遙矣。”郭象通過“性分”把莊子那種超越的、絕對自由的“逍遙”，降到現(xiàn)實的層面上來。 郭象這個“逍遙義”并不一定符合莊子的原意，但應該說郭象的重新闡釋，的確使《莊子》的“逍遙”思想在現(xiàn)實中具有了實踐性的品格，此即《秋水注》所說的“安于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

　　從深層的思想特點來講，莊子的逍遙乃是對道之本體的體悟?！妒勒f新語·文學》劉孝標注引支遁說：“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牟宗三先生認為《莊子》將《老子》道的客觀性、實體性統(tǒng)攝于主觀境界上而化除，因此“逍遙乘化，自由自在，即是道，即是無，即是自然。以自足無待為逍遙，化有待為無待，破除‘他然’為自然，此即是道之境界，無之境界，一之境界。” 莊子認為只有擺脫“有待”的限制，才能真正地體悟本體性的逍遙境界。區(qū)分無待與有待，其實就是區(qū)分體與用，也就是說莊子并沒有把“體用合一”這一原則貫穿始終，這是造成他的思想矛盾的重要原因。郭象意識到這點，因此他認為不存在一個抽象的“無”。郭象講的“自生”、“獨化”，其實就是“即體即用”。事實上，郭象并不否定本體的存在，而是主張體用合一。因此，郭象的邏輯就是在“用”中亦能實現(xiàn)對“本體”的體悟感受。從這一邏輯出發(fā)，郭象才提出了在現(xiàn)實中實現(xiàn)逍遙的方法——各適其性，從而將莊子那種超越性的逍遙轉(zhuǎn)化為在現(xiàn)實中具有實踐性的自足其性的逍遙。

　　其次，郭象修正了《莊子》外篇的“順性”與“無為”的思想。莊子和郭象都認為“性”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內(nèi)在素質(zhì)。但是在對“性”的具體內(nèi)涵上，郭象與莊子的看法則有很大的歧異。《馬蹄》篇中莊子以馬為例具體地說明了其“性分”的思想，他說：“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御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郭象注曰：

　　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枉于自任，而乃走作驅(qū)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足跡接乎八荒之表，而眾馬之性全矣。而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臥，何其往而不還哉，斯失乎莊生之旨趣遠矣。

　　在郭象看來，“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是馬的真性，而讓人乘騎也是馬的真性，只要讓它們的自然能力充分而自由地發(fā)揮就是順馬的真性。若不讓馬自由發(fā)揮其能力，甚至“放而不乘”，那反而是“傷馬之性”。在“順性”的基礎上郭象進一步闡述了“有為”與“無為”的關系，他批評那些認為“任馬之性”就是“放而不乘”的人，就像“聞無為之風”就認為“行不如臥”一樣，是“何其往而不返”，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郭象認為“性分”即一物之限，不可造作，不可強制，“恣其性內(nèi)而無纖芥于分外”，即是“無為”。故“無為”非“放而不乘”，“行不如臥”也，而是令馬行其所能行。 其實“或者”的看法正是莊子的看法，郭象從實踐的角度，通過批評“或者”批評了莊子“無為”的思想，從而也賦予“順性”、“無為”新的內(nèi)涵。

　　在郭象看來，莊子思想的最大缺點即在于那種消極的“無為”思想，缺乏“經(jīng)國體致”的實踐性?！跺羞b游》“堯讓天下于許由”一句郭象注曰：“夫治之由乎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于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后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于當途者。” 郭象給“無為”下的定義是：“夫無為也，則群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也就是任其自為、率性而動的意思，并不是什么事也不干。“郭象的‘無為’實際上是一種特定的‘有為’，他把‘各司其職’的‘為’叫作‘無為’。而把‘不能止乎本性’的‘無為’的‘為’和‘不用眾之自為，而以己為之’的‘為’叫作‘有為’。” 《大宗師》：“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yè)”郭象注曰：“所謂無為之業(yè)，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山林也。”《天道注》亦云：

　　無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今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fā)，則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

　　夫工人無為于刻木，而有為于用斧；主上無為于親事，而有為于同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

　　只要是在性分之內(nèi)各當其能率性而動，則有為也就是無為，無為即有為，有為即無為，二者在自為而相因的本體論高度得到了統(tǒng)一。 這里就很清楚地看出了郭象對莊子思想的修正，在性分的基礎上將無為與有為統(tǒng)一起來，糾正了莊子那種消極的無為思想。郭象的“自性”、“性分”思想，雖從《莊子》外篇的“順性”發(fā)展而來，但郭象從滿足社會實踐的角度對其做了很大的改造和發(fā)揮。

　　有為和無為是道家與玄學的兩個基本范疇，無為強調(diào)尊重客觀自然規(guī)律，有為則主張發(fā)揮主觀能動性，二者合之則相濟，離之則兩傷。魏晉以來，無論是曹魏的名法之治還是司馬氏的名教之治，都立足于有為，醉心于運用各種行政力量強行貫徹統(tǒng)治者的意志，結(jié)果造成社會各種關系的嚴重失調(diào)。玄學為了糾正這種偏差而鼓吹無為，不是沒有道理的。后來阮籍、嵇康等從個人的自由要求出發(fā)，片面地強調(diào)無為，排斥有為。裴頠又根據(jù)崇有的思想，以有為排斥無為，整個社會的思想在兩個極端徘徊。如何辨證地解決有為與無為二者之間對立統(tǒng)一的關系，是郭象玄學一個重要的歷史任務。從上文的分析來看，郭象的闡釋并不一定符合莊子的原義。其實，郭象《莊子注》更主要的是體現(xiàn)為對《莊子》的發(fā)揮和修正，是寄言出意之法。但應該說，郭象的思想是沿著中國思想文化追求實踐的特性發(fā)展而來的，在魏晉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與思想背景下，郭象對《莊子》的修正也有其現(xiàn)實的考慮。

　　三、阮籍、嵇康玄學與郭象《莊子注》之內(nèi)在關系

　　魏晉易代之后，社會需要一種符合統(tǒng)治者要求的價值系統(tǒng)來鞏固新王朝的統(tǒng)治，而以阮籍和嵇康為代表的具有反判性的竹林玄學思想，此時仍在士人當中保持深遠的影響。 阮籍、嵇康身處“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魏晉易代之際，根據(jù)自己的個性以及獨特的感受和心態(tài)，發(fā)展了莊子超越的、具有批判精神的一面，把玄學推進到無君論的高度。郭象對君主制度的弊端雖然也有清醒的認識，但是他根據(jù)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深刻理解，認為現(xiàn)實中君主制度仍有存在的必要性?！度碎g世注》說：“千人聚，不以一人為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可以看出，郭象的思想與阮、嵇竹林玄學恰好是兩個不同的側(cè)面。這是郭象在建構(gòu)其思想體系時所面臨的現(xiàn)實的問題。可以說阮籍、嵇康思想的影響是郭象探索莊學實踐性的一個重要的現(xiàn)實考慮，因此有必要對阮、嵇的思想作一個總體上的分析。

　　從《樂論》、《通易論》、《通老論》、《達莊論》和《大人先生傳》等哲學論文中，可以看出，有一個明顯的發(fā)展過程，即把何晏、王弼以《易》、《老》為主的玄學推進到以《莊子》為主體的階段。阮籍在《答伏義書》中談到理想的思想境界時說：

　　從容與道化同由，逍遙與日月并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祗以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玄網(wǎng)于太極，撫天一于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寄形軀于斯域，何精神之可察。

　　阮籍用審美化的語言表現(xiàn)了對齊物逍遙的絕對自由的思想境界的追求，這一點在《達莊論》、《大人先生傳》也有明確的表現(xiàn)，可見阮籍主要是繼承了《莊子》內(nèi)篇的思想。但是與莊子一樣，阮籍也發(fā)現(xiàn)了這種絕對自由的思想缺乏實踐性，根本上說它無法使個人的生命得到安頓。所以，在《達莊論》結(jié)尾，阮籍又以“莊周之書何足道哉”來評價《莊子》，否定了自己的思想追求?！对亼选吩姼蜗蟮乇憩F(xiàn)了阮籍在思想上的追求和最終陷入的幻滅。“游仙”是《詠懷》一個很重要的主題，深入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詩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仙人，如王喬、赤松、安期等，其實都是絕對自由的象征，也就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至人”、“神人”，如七十八首云：“昔有神仙士，乃出射山阿。乘云御飛龍，噓噏咀瓊?cè)A?？陕劜豢梢姡犊畤@咨嗟。自傷非儔類，愁苦來相招。下學而上達，忽忽將如何。” 詩中的“神仙士”也就是《莊子·逍遙游》里“姑射之山”的神人。阮籍雖然對這種絕對自由的境界充滿了向往，卻又意識到它根本無法實現(xiàn)，感慨這樣的“神人”非我儔類。這一點深刻地表明了絕對自由的神人境界在現(xiàn)實中的不可實踐性。與莊子一樣，在絕對自由的思想破滅之后，阮籍也無奈地認同和光同塵的適性思想，如《詠懷》四十六云：“學鳩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搖安可翔，不若棲樹枝。下集蓬艾間，上游園圃籬。但爾亦自足，用子為追隨。” 這其實就是郭象說的自足其性的逍遙。思想由超越的、絕對的自由退回現(xiàn)實的層面，這里面隱含著阮籍很深刻的無奈。但是在魏晉之際禮法名教造成的人的異化的現(xiàn)實狀況下，這種適性其實是以個人的異化為代價的，所以《詠懷》二十一云：“云間有玄鶴，抗志揚哀音。一飛沖青天，曠世不再鳴。豈與鶉鴳游，連翩戲中庭。” 又表現(xiàn)了阮籍對與世沉浮的適性思想的否定，可以說阮籍的思想體現(xiàn)出了“否定之否定”的循環(huán)。在這個循環(huán)中，阮籍始終都沒有尋找到自身思想的實踐方式，沒有從自身的思想中發(fā)展出安身立命的方式。所以，與莊子一樣最終陷入了思想的悖論之中。

　　嵇康的思想則主要是融合《老子》與《莊子》外篇的“自然”思想。“自然”是嵇康的思想基礎?！夺屗秸摗匪f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明確體現(xiàn)了嵇康的這種思想取向。這一點從嵇康詩中也可看出，如《游仙詩》云：“黃老路相遇，授我自然道”；《述志二首》其一云：“沖靜得自然，榮華安足為”。按馮友蘭先生的說法，《老子》是道家哲學的第二階段，《莊子》內(nèi)篇則是第三階段， 嵇康的思想即屬于道家的第二階段，所以嵇康也以“自然”為基礎來接受《莊子》內(nèi)篇的齊物逍遙，其《四言詩》云：“齊物養(yǎng)生，與道逍遙”，即將“養(yǎng)生”與逍遙思想等同起來?！娥B(yǎng)生論》專論養(yǎng)生問題，嵇康認為善養(yǎng)生者要：“清虛靜泰，少私寡欲……守之以一，養(yǎng)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無為自得，體妙心玄。” 這里所闡述的養(yǎng)生原則是《老子》思想的體現(xiàn)。嵇康的養(yǎng)生理論最根本的出發(fā)點就是要維護自身的自然情性。在他看來，只要保持自己的自然情性，也就達到了“齊物”的境界。從這一點來看，嵇康莊學思想與郭象是有相似之處。但嵇康的“自然”思想是在隱逸的、否定現(xiàn)實世界的背景下來展開的，這是嵇康區(qū)別于郭象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隱逸”是嵇康詩歌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而隱逸詩所表現(xiàn)的正是嵇康那種“自然順性”思想的現(xiàn)實歸宿。在人被嚴重異化的魏晉之際，嵇康的“自然”思想很明顯地表現(xiàn)了對現(xiàn)實的不滿和批判的特性，《與山巨源絕交書》說：“又讀《莊子》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zhuǎn)篤。此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轡，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 所謂“禽鹿”即是對《莊子·秋水》“涂中之龜”典故的引申，嵇康在這里明確表現(xiàn)了堅持自然本性，拒絕被異化的思想?！洞鸲娙住菲涠唬?#8220;漁父好揚波，雖逸亦已難。非余心所嘉，豈若翔區(qū)外”，表現(xiàn)了對漁父和光同塵、與世沉浮的思想的不滿?！端难再浶中悴湃胲娫姟返谑苏略疲?#8220;澤雉雖饑，不愿園林。安能服御，勞形苦心”，明確地表現(xiàn)了對違法人的本性的社會現(xiàn)實的否定和排斥。對嵇康來說，自然與名教是無法調(diào)和的一對根本矛盾。因此，他選擇了以隱逸作為其自然思想的實踐方式。但是個人畢竟無法完全脫離社會而獨立存在。在魏晉之際，以拒絕被異化的自然思想來反抗現(xiàn)實，是一條注定要付出巨大代價的道路。嵇康被司馬氏所殺，說明“越名教而任自然”無法成為士人普遍的安身立命之方式。

　　四、郭象對莊學實踐性探索的完成及其意義

　　阮籍、嵇康的困境給郭象以直接的啟發(fā)，即追求脫離現(xiàn)實的超越是行不通的，而認同異化的現(xiàn)實又取消了人的尊嚴和價值。因此必須在現(xiàn)實與超越之間尋找到一條可行的道路，這是郭象探索莊學實踐性的歷史任務。阮、嵇的思想雖然存在著歧異，但都具有批判現(xiàn)實的精神，與社會現(xiàn)實是對抗的，這是郭象所面臨的一個當時代的問題，也是他需要做出修正的一個重要的地方。郭象對阮籍、嵇康的思想是積極回應的，可以說這也是郭象探索莊學實踐性的一個動力。

　　首先，郭象否定了玄學本體的“無”，而言“自生”，以此改造阮籍本體化的精神境界。阮籍把本體化的精神境界與現(xiàn)實對立起來，使之成為令人向往卻又永遠無法達到的彼岸。從邏輯上看，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割裂了本體與現(xiàn)象的關系，這是阮籍最終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郭象否認存在于現(xiàn)實之外的抽象本體，他認為一切事物都是“自生”的，事物存在的根據(jù)在于自身的“自性”，《齊物論注》云：“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自生耳。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 通過“自生”，郭象建立了其“獨化”的哲學體系，在郭象看來，事物的存在之根據(jù)只在于自身之“性”，郭象稱之為“自性”，也就是一事物之所以為這一事物的內(nèi)在質(zhì)素。“郭象不僅認為‘性’是不能改變的，而且主張每個事物都應該安于其‘自性’；如果能安于性命，那就是‘逍遙’了。” 所以自由的精神境界不于現(xiàn)實之外，而就在于現(xiàn)實之中?！跺羞b游注》：

　　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游變化之途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茍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后逍遙耳，而況大鵬乎！

　　郭象認為只要“自足其性”就是逍遙，而“性”是“自生”的，就存在于現(xiàn)實之中，這樣郭象就將阮籍追求的超現(xiàn)實的、絕對自由的“玄冥之境”拉回現(xiàn)實世界之中，解決了思想與現(xiàn)實之間的矛盾，使其具有實踐性。

　　其次，郭象從“性分”出發(fā)調(diào)和“名教”與“自然”。郭象強調(diào)“各安其性”取消事物之間的“勝負”，改造了嵇康的“自然”思想，《逍遙游注》：“夫小大雖殊而放于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于其間哉。” 所以“大鵬無以貴于小鳥，小鳥無羨于天池”。按郭象這種“自性”的思想，事物各任其性就都是自然的，它們之間并沒有高下、勝負的差別，郭象反復強調(diào)對這一點，如《應帝王注》云：“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跡耳，非所以跡也，所以跡者無跡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邪。” 《天地注》：“言二圣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于期間也。” 又如《秋水注》：“逍遙者，用其本步而游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fā)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zhuǎn)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睹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于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莊生之旨哉？”

　　郭象反復糾正人們對莊子的誤解，指出應該安分自得，反對“勝負”爭競。郭象這種思想是有其現(xiàn)實考慮的。他要為“名教”尋求合理性，以解決魏晉時期“名教”與“自然”的矛盾，為士族的統(tǒng)治與士族士人的處世提供思想基礎，也就是提供一種新的“內(nèi)圣外王之道”。而要溝通“自然”與“名教”的關系，就必須取消兩者之間“勝負”之爭的對立。郭象通過處理“廟堂”與“山林”，重新闡釋了“自然”與“名教”的關系?！洞笞趲熥ⅰ吩疲?#8220;所謂塵垢之外，非伏于山林也”，《逍遙游》“藐姑射之山”注則進一步說：“圣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這樣“名教”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就消除了，“名教”與“自然”合一。修正了嵇康“越名教以任自然”的批判性思想，從而也使莊子以來的 “自然”思想，具有不必脫離社會就能加以現(xiàn)實的實踐性。

　　從先秦到魏晉，莊學經(jīng)歷了兩個主要的發(fā)展階段，一是《莊子》本身，另一個是魏晉玄學，郭象《莊子注》對莊學實踐性的探索即主要集中在對這兩個階段思想的發(fā)揮、修正、調(diào)和與溝通上，試圖綜合各種不同的思想，以構(gòu)建一個可實踐的莊學思想體系，從而實現(xiàn)社會與個人的和諧。這是郭象《莊子注》的基本出發(fā)點和目的。郭象對莊學實踐性的探索固然并不一定符合《莊子》的原義，但郭象《莊子注》卻對社會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東晉“鎮(zhèn)之以靜”、“務在清靜”的政治策略，其根據(jù)就是郭象所闡發(fā)的那種內(nèi)圣外王的玄學思想。這種政治策略維持了東晉政權長達百年之久的穩(wěn)定，這是有其歷史功績的。東晉士人名教、自然合一的人格模式，與及他們處世的人生準則，更是受到郭象莊學思想顯著的影響。郭象莊學思想對東晉南朝的山水藝術也有很重要的意義，可以做專門性的深入研究。應該說，郭象《莊子注》的實踐性探索，使莊學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具有滿足個人和社會的實踐需要的價值體系，使之成為一門顯學，從而奠定了莊學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對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產(chǎn)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ㄗ髡卟虖┓?， 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后研究人員 35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