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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鼓墩 的曾侯乙墓
為中國戰(zhàn)國初期曾（隨）國國君乙的墓葬，位于湖北隨州市擂鼓墩。葬于公元前433年或稍后，1978 年發(fā)掘。墓坑開鑿于紅礫巖中，為多邊形豎穴墓。南北16.5 米，東西21米。內置木槨，槨外填充木炭及青膏泥，其上為夯土。整個墓葬分作東、中、北、西四室。東室置曾侯乙木棺，雙重，外棺有青銅框架，內棺外面彩繪門窗及守衛(wèi)的神獸武士。中室放置隨葬的禮樂器。北室放置兵器及車馬器等。西室置殉葬人木棺13具。墓主45歲左右；殉葬者為13～25歲的女性。
曾侯乙墓出土的以編鐘為代表的萬件文物，以在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上的輝煌成就而震驚世界，作為墓主人的曾侯乙也因而備受世人關注。然而曾侯乙何許人？史籍無載。
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指出周朝在隨國、曾國都封有同姓諸侯。1979年，在隨州市郊義地崗季氏梁一座春秋中期的墓葬出土兩件銘文銅戈，器主季怡為曾國公族，曾穆侯之子西宮的后人。根據銘文，季怡自稱“周王孫”，證明曾侯本是周王的宗支。
據他介紹，曾侯乙墓萬件文物中以車馬兵器最多，其種類之全、數量之眾、綜合功能之強，前所未見。其中射遠兵器居多，長桿兵器尤為特殊，且有極為罕見的矛狀車軎，這些都是用于車戰(zhàn)的武器裝備，說明曾侯乙是一位擅長車戰(zhàn)的軍事家和指揮官。
曾侯乙墓隨葬數量龐多的樂器，鐘磬銘文中有大量樂理樂律銘文，顯示了曾侯乙生前對于樂器制造與音律研究的重視程度。墓內還有大量鑄造極精的青銅器珍品，及繪畫、雕塑藝術、書法精品，并且大量文物并非冥器，而是曾侯乙生前所用之物，多為他親自督造，說明他興趣廣泛，具有多方面的才華和較高的藝術鑒賞力。
曾侯乙墓編鐘 一九七八年發(fā)掘的舉世聞名的我國湖北省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是我國古代最龐大的樂器，它共64件，(計鈕鐘19件，角鐘45件)，分三層懸掛在滿飾彩繪花紋的銅木結構的鐘架上，每層的立柱是一個青銅佩劍武士。它們的形體和重量是上層最小，中層次之，下層最大。最小的一件重2.4公斤，高20.2厘米；最大的一件重203.6公斤，高153.4厘米。它們的總重量在2500公斤以上。鐘架通長11.83米；高達2.73米。氣魄宏大，場面相當壯觀。這座墓的下葬年代為公元前432年，距今2410余年。它的出土引起國內外的重視，被認為是世界音樂史上的重大發(fā)現(xiàn)。
八十年代初，湖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武漢機械工藝研究所、佛山球墨鑄鐵研究所、武漢工學院和哈爾濱科技大學等單位上百名科技人員通力協(xié)作，采用了激光全息攝影和掃找電鏡等現(xiàn)代技術手段，發(fā)現(xiàn)我們的祖先早在兩千四百多年前就摸索出了銅、錫、鉛三種成份的最佳配方，以獲得優(yōu)美的音色；掌握了鐘體大小，鐘壁厚薄與音高的嚴格比例，鑄造出不同音高的編制系列；設計了“合瓦式”的獨特鐘形與復雜的鐘腔結構，形成了奇妙的一鐘雙音和優(yōu)美的旋律。這套編鐘都能別兩個樂音，全部音域貫穿五個半八度組，高音、低音明顯，中間三個八度，十二個半音齊備。由于有了完備的中間音，所以能在任何一個音上靈活自如地旋宮轉調。尤為可貴的是，鐘體和附件上，還篆刻有二千八百多字的錯金銘文，記載了先秦時期的樂學理論以及曾和周、楚、齊等諸侯國的律名和階名的相互對應關系，這一重大發(fā)現(xiàn)，據棄了所謂“中國的七聲音階是從歐洲傳來、不能旋宮轉調”的說法。
為了使這套中華樂器史上珍貴的國寶發(fā)揮更大作用，科學工作者將曾侯乙編鐘進行復制。1983年1月6~9日，中國音協(xié)、中國機械工程學會鑄造學會、考古學會的學者專家共80多人，在武漢對復制的編鐘進行了鑒定。專家通過聆聽和比較原件和復制品每個鐘的音色、音高，并交替欣賞原件的錄音和復制編演奏的《胡笳十八拍》《梅花三弄》《瀏陽河》《圣誕夜》等中爍曲。他們認為復制品確實達到了原件的音響效果，高音區(qū)清脆，明亮，悠揚；低音區(qū)渾厚，深沉，氣勢磅礴。其中演奏出的大多數音樂與原件的差異小于正負五音分之內，為一般聽眾所難以辨別。
編鐘 墓中共出土隨葬品15000多件。其中曾侯乙編鐘一套65件，是迄今發(fā)現(xiàn)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銅編鐘。青銅禮器主要有鑊鼎2件、升鼎9件、飼鼎9件、簋8件、簠 4 件、大尊缶 1對、聯(lián)座壺1對、冰鑒1對、尊盤1套2件及盥缶 4 件等。其中尊盤系用先進的失蠟法鑄造，表現(xiàn)出戰(zhàn)國時期青銅冶鑄業(yè)所達到的高水平。
鐘在我國商朝時就已出現(xiàn)，最初只有3到5枚，到周朝增到9至13枚，戰(zhàn)國時發(fā)展成61 枚。人們按鐘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鐘編成組，制成編鐘，演奏悠揚悅耳的樂曲。曾侯乙編鐘共 65 枚，其中1 枚是戰(zhàn)國時楚惠王贈送的镈。編鐘分八組，共分三層懸掛在銅、木做成的鐘架上。鐘架全長10.79米，高2.73米，由六個佩劍的青銅武士和幾根圓柱承托著。
六十五枚編鐘的總重量達3500千克，它的重量、體積在編鐘中是罕見的。鐘上大多刻有銘文，上層十九枚鐘的銘文較少，只標示著音名，中下層四十五枚鐘上不權標著音名，還有較長的樂律銘文，詳細地記載著該鐘的律名、階名和變化音名等。這些銘文，便于人們敲擊演奏。曾侯乙編鐘音域寬廣，有五個八度，比現(xiàn)代鋼琴只少一個八度。鐘的音色優(yōu)美，音質純正，基調與現(xiàn)代的C大調相同。考古工作者與文藝工作者合作探索，用此鐘演奏出各種中外名曲，無不驚嘆。
 玉佩 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隨州市西北郊擂鼓墩曾侯乙墓東室墓主棺內。全長48厘米，寬 8.3厘米，由13片鏤空的各種形式或圖案的玉片及24個圓環(huán)、半圓環(huán)或方扣連接而成。其中有 4個銀挺玉插入，拆卸銀挺玉之后便成為 5塊長度不同、環(huán)片多少不等的連環(huán)玉佩。折疊起來便形成一塊玉團狀。第1塊玉有二片二環(huán)，第2塊玉有三片六環(huán)，第3塊小玉僅有二環(huán)，第4塊玉有三片四環(huán)，第5 塊玉有五片六環(huán)。
 此玉佩經過精心周密設計之后加工而成。第一塊玉上下片以自身凸出的玉環(huán)連成一體,上片近方形夔龍,下片是四角出夔鳳的渦文環(huán)；第二塊玉最上層一片鏤四個勾連活環(huán)，第二片是半橢圓形鏤空變相夔龍紋環(huán)，第三、四片琢成腰圓形片，均以十字間隔，每一空間內飾鏤空渦紋；第三塊小玉琢成飾以蛇紋的扁方形扣，中間一素環(huán)勾連一夔龍環(huán)；第四塊橢圓形玉 7.3厘米寬，上下兩層腰圓玉片均為鏤空螭虎紋，各琢鏤二個固定的半圓環(huán)與側面出脊角的扁方二孔扣環(huán)連接，扣環(huán)飾夔龍紋；第五塊玉最上的方形玉片為鏤空夔龍紋,上下鏤二方孔,與其下之鏤空二夔龍、二蛇紋扁方孔玉片相連，再其下是以二環(huán)連接的尖首玉片,寬 8.1厘米,飾鏤空蛇首紋，最下方的玉片為鏤空螭紋，有固定的半圓環(huán)。此佩紋飾均用隱起陰線琢法，起伏自然順理，琢工精巧嫵媚，是迄今發(fā)現(xiàn)的多節(jié)活動鏈狀玉佩中最長、最精美的一件，堪稱戰(zhàn)國玉雕中的瑰寶。
曾侯乙墓還出土一件四聯(lián)玉飾與此佩相似，如果用銀鋌插銷玉環(huán)可以將四聯(lián)玉飾與此佩連結起來。
此佩的功能和定名目前尚有不同意見，一種看法是用作佩飾,另一種看法是聯(lián)系同時出土的小件玉鳥禽。認為是冠上裝飾，即冠纓。
其它 墓中還出土了編磬、鼓、瑟、笙、排簫等大量樂器，為研究中國古代音樂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出土的一件漆木衣箱蓋上，繪有包括青龍、白虎、北斗圖形及二十八宿名稱的天文圖像，說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創(chuàng)立二十八宿體系的國家之一。墓中還出土金盞、金杯、金帶鉤及長達48厘米的十六節(jié)龍鳳玉掛飾，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體寫照。許多青銅器上有“曾侯乙乍（作持）”之類銘文，為判定墓主提供了證據。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220多件，是楚墓中年代最早也是最為精彩的，而且品類全，器型大，風格古樸，體現(xiàn)了楚文化的神韻。
  曾侯乙墓“國寶”介紹
曾侯乙墓共有包括編鐘在內共九件文物被確定為“國寶”級文物。分述如下：
國寶一編鐘 短架(左)長335、高273、長架(中、右)長748、高265厘米。
這套編鐘的鐘架高大，由長短不同的兩堵立面垂直相交，呈曲尺形7根彩繪木梁兩端以蟠龍紋銅套加固，由6個佩劍武士形銅柱和8根圓柱承托，構成上、中、下三層。鐘架及掛鉤(含可以拆裝的構件)達246個。曾侯乙編鐘共65件，分為八組：上層3組為鈕鐘，19件；中層3組為南鐘，33件，分短枚、無枚、長枚三式；下層為兩組大型長枚甫鐘，12件，另有搏l件。最大的1件通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l件通高20．2厘米，重2．4公斤。鐘體總重2，567公斤，加上鐘架(含掛鉤)銅質部分，合計4，421．48公斤。
編鐘的懸掛有三種方式：下層鐘用環(huán)掛式，掛鉤為爬虎套環(huán)和雙桿套環(huán)兩種中層鐘用鉤掛式，掛鉤為框架鉤和焊鉤兩種；上層鐘用插掛式，是以插銷入揮、串鉤鐘鈕。
鐘及架、鉤上共有銘文3，755字，內容為編號、記事、標音及樂律理論。銘文多數錯金。全部甬鐘的記事銘文均為“曾候乙作持”5字，標明鐘的制作和享用者是曾侯乙。搏鐘的銘文則記載楚王熊章為曾侯乙鑄宗彝一事。標音明文標示了鐘的懸技位置或敲擊部位及其所發(fā)音的名稱，它們構成了十二半音稱謂體系。樂律理論記述了曾國與楚、晉、齊、申、周等國的律名對應關系。鐘銘所見律名28個、階名66個，絕大多數都是前所未知的新材料。這套編鐘的銘文，是一部重要的中國古代樂律理論專著。
全套編鐘音域寬廣，音列充實，音色優(yōu)美。每件鐘均有呈三度音程的兩個樂音，可以分別擊發(fā)而互不干擾，亦可同時擊發(fā)構成悅耳的和聲，證實了中國古編鐘每鐘雙音的規(guī)律。全套編鐘具有深沉渾厚的低音、圓潤淳樸的中音和清脆明快的高音。其音域自C2至D7，中心音域內具十二半音，可以旋宮轉調，演奏七聲音階的多種樂曲。
鐘及鐘架銅構件是銅、錫、鉛合金，合金比例因用途而異。用揮鑄、分鑄、錫焊、銅焊、鑄鑲、錯金、磨礪制作而成，工藝精湛。編鐘的裝配、布局，從力學、美學、實際操作上，都顯得十分合理。
全套鐘的裝飾，有人、獸、龍、花和幾何形紋，采用了圓雕、浮雕、陰刻、彩繪等多種技法，以赤、黑、黃色與青銅本色相映襯，顯得莊重肅穆，精美壯觀。
有6個丁字形彩繪木極和2根彩繪撞鐘木棒與鐘同出。據此并經實驗判定，這套鐘的使用共需5人：3人雙手執(zhí)小模，掌奏中、上層鐘；2人各持撞鐘木棒，掌奏下層鐘。(木架和部分掛鉤系復制，其余均為原件)。
 國寶二青銅尊盤
尊高33.1厘米，口寬62厘米，盤高24厘米，寬57.6厘米，深12厘米。
尊敞口，呈喇叭狀，寬厚的外沿翻折，下垂，上飾玲瓏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紋，形似朵朵云彩上下疊置。尊頸部飾蕉葉形蟠虺紋，蕉葉向上舒展，與頸頂微微外張的弧線相搭配，和諧又統(tǒng)一。在尊頸與腹之間加飾四條圓雕豹形伏獸，軀體由透雕的蟠螭紋構成，獸沿尊頸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長舌垂卷如鉤。尊腹、高足皆飾細密的蟠虺紋，其上加飾高浮雕虬龍四條，層次豐富，主次分明。盤直壁平底，四龍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只方耳，皆飾蟠虺紋，與尊口風格相同。四耳下各有兩條扁形鏤空夔龍，龍首下垂。四龍之間各有一圓雕式蟠龍，首伏于口沿，與盤腹蟠虺紋相互呼應，從而突破了滿飾蟠螭紋常有的滯塞、僵硬感。出土時尊置于盤內，兩件器物放在一起渾然一體。
尊是盛酒器，盤一般作水器用，二者合為一器，尊內盛摻有香草汁的酒，祭祀時酌以獻尸，賓禮時酌以飲客。整套器物紋飾繁縟，窮極富麗，其精巧達到先秦青銅器的極點。尤其是器上鏤空裝飾，透視有若干層次，系用失蠟法鑄造，即先用蠟做模，模外做范，加熱烘烤使蠟模融化流失，使整個鑄件模型變成一個空殼，再將青銅溶液澆灌至空殼內，就可鑄成所需的器物。這一發(fā)現(xiàn)，證實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戰(zhàn)國早期，中國的失蠟法鑄造技術已經達到極高的水準。尊和盤均鑄有“曾候乙作持用終”銘文。
 國寶三編磬 通高109、寬215厘米。
青銅錯金磬架，由一對圓雕怪獸及其頭上插附的立柱為虡，兩根圓桿作橫梁，呈單面雙層結構。獸頂插附的立柱從腰、頂兩處與橫梁榫接。橫梁底等距焊鑄銅環(huán)，以串鉤掛磬。磬架施線條流暢的錯金云紋。
32塊磬系用石灰石或大理石磨成，形若倨句，大小有異，分為兩層四組。最大者：鼓博10．8、鼓上邊32．4、鼓下邊27．5、股博13．5、股上邊22．3、股下邊21、厚2．68厘米，倨句163度。最小者：鼓搏4．9、鼓上邊7．6、鼓下邊6、股博5．7、股上邊6．6、股下邊5、厚1．4厘米，倨句155度。
一磬虡獸舌上有“曾侯乙作持用終”銘文。磬上刻有(其中有少量為墨書)編號和樂律銘文，計708字，意與曾候乙編鐘銘辭相通。經復原研究，知其音域跨三個八度，十二半音齊備。音色清脆，獨具特色。同出有銘磬匣3具，彩繪磬槌兩件。演奏時，需由1人雙手執(zhí)磬槌，跽地而擊。
 國寶四鹿角立鶴 通高143．5、鶴高110厘米。
鶴長喙上翹呈鉤狀，引頸昂首佇立，兩翅展開作輕拍狀。拱背，垂尾。鶴首兩側插有兩支銅質鹿角形枝杈。鶴的頭、頸和鹿角上有錯金幾何紋飾，其它部位有鑄成和鑲嵌的云龍紋。
此器造型別致，是一件獨具風格的青銅工藝精品。鶴和鹿是長壽和吉祥的象征。把鹿角插入鶴頭，將二者置于一身，可稱之為“瑞鶴”。古人把仙人乘車叫“鶴馭”、“鶴駕”。此器出于墓主人棺側，可能反映了死者成仙升天的思想。
 國寶五大尊缶 通高124.5、口徑48.4、足徑69厘米，重327.5千克。
尊缶為古代盛酒器，這件大尊缶是目前所知我國先秦酒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堪稱“酒器之王”。它不但擁有足以傲視同類的巨大體型，而且在紋飾上也極盡精美，器表由細密復雜的渦紋、重環(huán)紋、蟠螭紋、綯紋、雷紋、蕉葉紋、帶紋、蟠蛇紋等構成，花紋花式統(tǒng)一，線條整齊劃一。大尊缶出土時，里面還存有酒液。歷經二千四百多年沒有泄漏，可見缶的密封性之好。這件大尊缶不僅為我們了解曾國的人文歷史提供了珍貴實物資料，而且也讓人感受到了當時貴族的豪飲之風。
 國寶六聯(lián)禁銅壺 左：通高99、口徑33．8、蓋罩徑53、底徑40．6厘米重106公斤 右：通高99、口徑32．6、蓋罩徑53、底徑40．6厘米重99公斤 銅禁長117．5、寬53．4、高13．2厘米 重35．2公斤
壺為敞口，厚方唇，長頸，圓鼓腹，圈足。壺蓋有銜環(huán)蛇形鈕，蓋外沿套裝勾連紋的鏤孔蓋罩。壺頸兩側各有一攀附拱屈的龍形耳。器身飾蟠螭紋和內填蟠螭紋的蕉葉紋等。兩壺內壁均鑄有“曾侯乙作持用終”銘文。
禁面有兩個并列的中空圓圈，以承放大壺圈足。禁的長邊各有二獸足。獸口部和前肢銜托禁板，后足蹬地。禁面和側面均飾蟠螭等紋飾。
銅禁出土不多，迄今為止國內外僅見4件。在湖北省是首次發(fā)現(xiàn)。
 國寶七青銅冰鑒 通高61．5、邊長62厘米 重170公斤。
這是古代用以冰(溫)酒的器具。它由內外兩件器物構成；外部為鑒，鑒內置一尊缶。鑒與尊缶之間有較大的空隙，夏天可以放入冰塊，冬天則貯存溫水，尊缶內盛酒，這樣就可以喝到“冬暖夏涼”的酒。
鑒和尊缶均飾以變形蟠螭紋、勾連紋和蕉葉紋等，并均有“曾侯乙作持用終”銘文。此器結構復雜，造型奇特，工藝精湛，是一件具有特殊用途的大型酒具。同時出土兩件，造型、紋飾、大小均同。
 國寶八云紋金盞（含金漏匙） 盞通高11、口徑15．1厘米 重2156克 匙長13厘米 重56．45克
直口，方唇，淺腹，平底。三個鳳首形矮足。腹上部有兩個對稱的環(huán)耳。蓋略大于盞口，蓋沿有三個等距離的外卡。蓋頂有一個圓形捉手。蓋面和盞口下飾云紋、绹紋、勾連雷紋、蟠螭紋等。盞內放置金漏匙一件，方柄圓身，器身鏤空變形龍紋。
至遲到商代時，我國就出現(xiàn)黃金制品，但多為一些片飾。而此盞是仿銅的金制容器，反映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這是目前所見我國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1件。
國寶九龍鳳玉掛飾 掛飾整體為一條大龍。全器用5塊玉料、1個玉環(huán)和一根玉鎖釘雕成可以活動卷折的16節(jié)。采用了透雕、浮雕、陰刻等技雕成37條龍、7只鳳和10條蛇，并飾有谷紋、云紋、斜線紋。出土時這件玉飾置于墓主頭部，可能為冠上的玉纓（帽帶）.其特色之表現(xiàn)主要有如下幾例：第二節(jié)玉璧上的云紋，是采用壓地手法，璧的四周攀附四龍，這種形制是到戰(zhàn)國晚期才廣為采用的；第十一節(jié)雕成三條蟠龍相連的玉佩狀，龍身為"S"形，是春秋后期在中原開始流行的玉佩造型，十六節(jié)玉飾卻巧妙地把它們用在一條大龍身上；第十二及十三節(jié)的玉飾，分別由雙首相向和雙首相背的蟠龍構成，每條龍身上各刻有一條龍；第十五節(jié)玉飾的兩端，分別刻有立鳳和鳳鳥銜蛇圖案，這種圖案是南方楚藝術品中常見的題材，在漆器等繪畫品中屢有發(fā)現(xiàn)。
曾侯乙墓面世始末
一個距今2450多年的人，他死后給世人留下無價之寶 多年前，在隨州城郊一個名為擂鼓墩的小山包上，發(fā)生了一件轟動全國、震驚世界的大事，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也從此昭然天下。
破解“褐色之謎” 說起27年前的往事，原湖北省博物館館長、時任曾侯乙墓考古發(fā)掘隊隊長的譚維四教授激動不已：“那真是一波三折、千鈞一發(fā)呀！” 那是1978年2月底的一個夜晚。 “譚隊長，長途電話，襄陽地區(qū)（今襄樊市）文博館有急事找你。”門衛(wèi)一聲大喊，譚維四教授心里一驚：以他的經驗，深夜來長途，要么是文物出現(xiàn)險情，要么是報告極其重要的發(fā)現(xiàn)。 電話是襄陽地區(qū)文博館王少泉打來的：“隨縣（今隨州市）城郊一座小山包上，駐軍某部雷達修理所擴建廠房，開山炸石，炸出一大片褐色的土層，懷疑是一座大型古墓！”褐色土層下面到底是什么呢？ 譚維四一聽，急切地回復：“趕快停止施工，保護現(xiàn)場，立即向地委報告，我隨后即到。”
3月10日，省、地、縣聯(lián)合勘探小組成立。19日，譚維四連同兩名技術人員趕到現(xiàn)場。直到此時，時任雷達修理所副所長的王家貴，心里一塊石頭終于落地了———省里來了行家，他的推斷得到了重視。 早在1977年10月底，王家貴就懷疑這里“大有文章”。發(fā)現(xiàn)土質異常后，愛好考古的他立即意識到地下可能有“大寶貝”?？h里派一位從事文化工作的同志去看現(xiàn)場，因缺乏考古意識而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施工繼續(xù)進行。 1978年春，民工開始用爆破式的方法開采墓地。一些民工突然發(fā)現(xiàn)，在開挖過程中，挖出了大量不規(guī)則多邊形青石板。1月30日，修理所再次將這一特殊情況報告隨縣文化館，館里派來的一位同志再次查看現(xiàn)場后得出結論：不是古墓，沒關系。 兩次報告，兩次遭否定，卻沒有解除修理所幾位負責人的疑慮。 2月21日，又一奇怪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了。推土機推去了褐色土層后，工地出現(xiàn)了一些麻灰色的碎石塊，繼而又挖出了一塊石板。 “石板是人工加工！此處必為古墓無疑！”修理所所長鄭國賢深感事態(tài)嚴重，立即下令停工，并再次向隨縣縣委匯報。 此次，縣里派出文化館副館長王世振來到現(xiàn)場，懂考古學的王副館長初步判定是座古墓，遂向原襄陽地區(qū)文博館報告。 “聽他們講這些經過，當時簡直入了迷。”譚維四教授回憶說，“如果不是這群基層軍官執(zhí)著的精神，古墓恐怕就隨著炮彈灰飛煙滅了。” 急性子的譚維四聽完介紹后，激動地向大家報告：“經過初步勘探，這片‘褐土’是個面積達220平方米、比長沙馬王堆漢墓大6倍的‘超級古墓’！‘褐土’之下必有奇珍的古墓。” 譚維四的一席話，讓發(fā)掘隊一時熱血沸騰。次日，急切想了解地下奧秘所在的鉆探技工們起了個大早，呼啦啦地干起來了。 但意外出現(xiàn)了。3月31日，發(fā)掘隊發(fā)現(xiàn)，在南北兩坑相交偏西處有一個人為挖開的洞，此墓顯然曾遭盜擾。一片驚嘆之聲隨之而起。發(fā)掘隊里的幾位小伙子泄氣了：“別白干了！”“累死了不好看。” 很快，“寶藏既已被盜，還有什么發(fā)掘價值”的質疑聲四起，四面八方的人們又一次把目光集中到了譚維四身上。 在隨后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譚維四表達了3個觀點：盡管有盜洞，但規(guī)模小，屬于早期的一種民間小型盜竊（事后，從盜賊留在洞口的物品分析，盜墓時間約在墓主下葬后300年左右的戰(zhàn)國至秦漢這段時間），不可能把文物全部盜走；考古不是“挖墳取寶”，比金銀珠寶更重要的文物，也非常有價值；按照政策，這么大規(guī)模的墓坑也是要發(fā)掘的。 三條理由把大家說服，發(fā)掘工作繼續(xù)進行。
寢宮浮出水面 完成現(xiàn)場清理后，發(fā)掘隊決定起吊墓葬槨蓋板。 5月14日，木槨蓋板完全顯露出來，南坑、北坑皆東西橫鋪，東坑、南北向豎鋪，面積200多平方米，場面十分壯觀，使所有參加發(fā)掘的人為之一振。 第二天，進行航拍的軍用直升機來了，頓時把隨縣城關及附近的人們都驚動了。 據負責考古現(xiàn)場保衛(wèi)、物資后勤供應的隨縣文教局副局長周永清老人回憶，當年縣城只有四五萬人，可涌上墓區(qū)圍觀的群眾就有兩萬之眾。 公安、民兵和解放軍組成的人墻屢屢被群眾沖開，直到空軍派出直升機航拍墓區(qū)全景時，才說服部分群眾暫時離開現(xiàn)場以便拍照。 飛機離開后，傳言四起：“挖出一個‘金頭’直升機運走了。”“挖出個老頭，血管還有血，直升機把他運到武漢搶救去了。”……令人啼笑皆非。 不管怎么說，擂鼓墩的確是沸騰起來了，每日前來觀光者成千上萬，最多的一天，竟達3萬多人次。此時，盜洞仍然給不少人心頭蒙上了一層陰影，被蓋板擋住了視線的人們紛紛議論：墓主人會把一些什么珍奇異寶帶入墳墓呢？ 5月17日凌晨，太陽剛爬出地平線，考古隊員們都來到工地，他們突然發(fā)現(xiàn)墓坑北面的山坡上，晃動著密密麻麻的人影。 “看來，今日揭槨蓋板的風聲走漏了。”譚維四笑了一笑。 一聲哨音響過，吊車開始啟動。 起吊墓室槨蓋板的難度是考古隊員始料不及的。47塊槨蓋板均由60厘米見方的梓木做成，最長的達10.6米，重約4噸。部隊支援的解放牌5噸吊車在這些大家伙面前束手無策。圍觀的群眾更莫名其妙，看到吊車已經啟動，吊臂已經伸出，卻為何又停了下來。又是議論紛紛，驚嘆之聲此起彼伏。情急之下，臨時開來的黃河牌10噸大吊車上場應戰(zhàn)，幾經周折才得以成功。 槨蓋板揭開后，出現(xiàn)在人們眼前的并不滿是寶藏的地宮，而是一幅慘景———所有的文物都浸泡在3米深的渾水里，一些棺木橫七豎八地浮在水面上。深埋地下的木槨構筑露了出來，展現(xiàn)在人們面前的是一個豪華寢宮，分東、中、西、北4室，其平面外形與墓坑相同。 5月21日，發(fā)掘工作進入第三步：排除積水，清除淤泥。 槨室的水位在慢慢下降，水里的奇珍異寶在慢慢露頭。人們的情緒也隨著它們的露面不斷升溫。 西室。隨著水面的下降，突然，一只“無頭小鴨”浮出水面———這就是后來被制作為郵票的“鴛鴦形漆盒”。它的出現(xiàn)簡直就是一劑興奮劑，給了人們一個信號：文物沒被盜光，水里還有“寶貝”。
八女陪葬慘狀重現(xiàn) 作為寢宮的東室清理工作也在進行。5月22日上午8時，一個龐大的棺蓋露頭。 “好大的家伙！”譚維四對這個體形龐大、加以銅木結構的彩繪漆棺驚嘆道。在過去的古墓發(fā)掘中從未見過，確屬一件難得的藝術珍品。 經驗告訴他，主棺底下一般會有文物，要輕取輕放。果不其然，5月29日清晨，棺底下發(fā)現(xiàn)了一批極珍貴的黃金制品。 其中發(fā)掘出的云紋金盞重2156克，以其形體大、分量重、制作精美，立即“當”上了我國先秦考古中發(fā)現(xiàn)的實用金器中的“大哥大”，亦屬一級甲等文物。 出于安全的考慮，清理出這些金器時沒有聲張，在做好記錄后，立即由保管組接收轉入室內，保管組組長白紹芝負責保管，這棟樓也因此加強了安全保衛(wèi)，并在室外增設了流動哨兵，日夜巡邏。 東室水上還浮著8具棺木。隊員們發(fā)現(xiàn)，有6具是東西向平行置于主棺之東；有2具南北向呈“一”字形列于主棺之西。棺木內各有1具人骨架。 后來送往醫(yī)學解剖與鑒定，8名死者均為女性，年齡在19—26歲之間，身高在154.25—160.53厘米之間。顯而易見，她們是作為墓主人生前的妃妾或近侍宮女，為墓主人殉葬而被埋入墳墓的。 在主棺與陪葬棺之間，東室還出土了9具樂器。 “這顯然是一個‘房中樂’樂隊所用樂器，聯(lián)系有8個女性陪葬者來看，可以窺見墓主人生前政事之余回到內宮的音樂生活的情景：妃妾侍于宮房之內，輕歌曼舞身旁，王室內喜氣洋洋。”譚維四說，“生前為君王寵物，死后還要為君王看門。當時宮女的悲慘結局可見一般。” 主棺東北角，一只青銅鑄造的“鹿角立鶴”亭亭玉立。自然界沒有非禽非獸、亦禽亦獸的動物，顯然是墓主人為自己特制的。鹿、鶴在古代都被視為吉祥動物，而在古代長江流域中游，曾經生長著大量的鹿群。 “令人驚奇的是，鹿角立鶴低垂短尾，輕拍雙翅，是寓意墓主人的靈魂意欲乘鶴邀太空，還是只是為了鎮(zhèn)墓辟邪？”省博物館一位研究員稱學術界至今仍對此爭論不已。 在他看來，關于“鹿角立鶴”這件“國寶”的爭論將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持續(xù)下去。
王者究竟是誰 打開主棺，一具人骨赫然出現(xiàn)在眼前。 他是誰？身世如何？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 主棺旁的一件短柄銅戈引起了譚維四的關注。在銅戈上，依稀可見一行銘文：“曾侯乙寢戈”。古人視棺如寢，此戈顯然是墓主人近衛(wèi)武士所持。而墓主的周身，布滿金、玉、銅等陪葬品，達586件之多。 “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后金玉珠璣比乎身。”參與發(fā)掘的武漢大學考古學教授方酋生記起《墨子》中的這句話，并以此推斷，墓主可能是諸侯國曾國的君主，名乙，距今2450多年。 后面更多驚人的發(fā)現(xiàn)，一步步驗證了這一初步推斷。 45處甬鐘上均有“曾侯乙作持”的銘文；而出土的各類青銅器，“曾侯乙”三字共出現(xiàn)208處，在考古發(fā)掘中，同一人名作為物主如此多的出現(xiàn)于一座墓的器物上，還沒有先例。 足夠的證據和歷史文獻表明，此墓墓主只能是曾侯乙，一個諸侯國———曾國國君，姓姬，名乙，年齡大約在42—45歲之間。史書沒有記載他，甚至沒記載他的曾國，以至于專家們只能估計曾國就是史載的隨國。但他卻在2400年后大大有名，一般叫他“曾侯乙”。 在史書上名也未曾留的附庸侯爵，曾侯乙也許生前不算得志，猶如埃及被謀害的早夭法老圖坦卡蒙一樣。但他們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作為國君雖弱小，但其死反映著生，他們的生活是豪華的，他們的墳墓見了天日后都震動著現(xiàn)代社會。 東室再傳出喜報。 考古隊員們在曾侯乙的“大衣柜”上發(fā)現(xiàn)了青龍、白虎圖，而在圓形蓋頂中央繪一個篆書大字：斗，象征北斗，繞斗字則書有二十八星宿的全部名稱。 “農耕社會沒有天氣預報，農時節(jié)令是人們根據觀察天上的星星來定，這反映了老祖宗對星空的探索與關注，也是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國的實物例證。”譚維四說。 “大衣柜”的秘密很快被破解，而一件16節(jié)龍鳳玉掛飾很快成了參加清理人員論戰(zhàn)的焦點。 一說認為是曾侯乙帽子上的飾物，有人立即反駁：以其形體之長，分量之重，如在帽子上顯然不合適，并提出此物是曾侯乙帽子帶，亦遭反駁：戴在頸上，肯定有礙頭部的活動。 “這個謎，直到今天仍無定論。”省博物館一位研究員說。
曾侯乙的主棺分為內外兩層，全部彩繪，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這個是內棺，內棺左右側板的圖像基本對稱，描繪有不同類型的神靈，龍鳳及怪獸。神像形貌十分怪異，有的人面鳥身，有的獸首人身。這些神怪都是赤膊正面，手持雙戈戟的形象。有人說他們是護衛(wèi)死者靈魂的衛(wèi)士，有人認為他們是引魂升天的羽人，或者驅鬼逐疫的。
曾侯乙墓發(fā)掘成果綜述
曾侯乙墓是中國戰(zhàn)國初期曾（隨）國國君乙的墓葬，位于湖北隨州市擂鼓墩。葬于公元前433年或稍后，1978 年發(fā)掘。 墓坑開鑿于紅礫巖中，為多邊形豎穴墓。南北16.5 米，東西21米。內置木槨，槨外填充木炭及青膏泥，其上為夯土。整個墓葬分作東、中、北、西四室。東室置曾侯乙木棺，雙重，外棺有青銅框架，內棺外面彩繪門窗及守衛(wèi)的神獸武士。中室放置隨葬的禮樂器。北室放置兵器及車馬器等。西室置殉葬人木棺13具。墓主45歲左右；殉葬者為13～25歲的女性。 墓中共出土隨葬品15000多件。其中曾侯乙編鐘一套64件，外加楚惠王送的一枚镈，編鐘共65枚，是迄今發(fā)現(xiàn)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銅編鐘。它是我國古代最龐大的樂器，（計鈕鐘19件，角鐘45件)，分三層懸掛在滿飾彩繪花紋的銅木結構的鐘架上，每層的立柱是一個青銅佩劍武士。它們的形體和重量是上層最小，中層次之，下層最大。最小的一件重2.4公斤，高20.2厘米；最大的一件重203.6公斤，高153.4厘米。它們的總重量在2500公斤以上。鐘架通長11.83米；高達2.73米。氣魄宏大，場面相當壯觀。這座墓的下葬年代為公元前432年，距今2410余年。它的出土引起國內外的重視，被認為是世界音樂史上的重大發(fā)現(xiàn)。 八十年代初，湖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武漢機械工藝研究所、佛山球墨鑄鐵研究所、武漢工學院和哈爾濱科技大學等單位上百名科技人員通力協(xié)作，采用了激光全息攝影和掃找電鏡等現(xiàn)代技術手段，發(fā)現(xiàn)之于樂器，我們的祖先早在兩干四百多年前就摸索出了銅、錫、鉛三種成份的最佳配方，以獲得優(yōu)美的音色；掌握了鐘體大小，鐘壁厚薄與音高的嚴格比例，鑄造出不同音高的編制系列；設計了“合瓦式”的獨特鐘形與復雜的鐘腔結構，形成了奇妙的一鐘雙音和優(yōu)美的旋律。這套編鐘全部音域貫穿五個半八度組，高音、低音明顯，中間三個八度，十二個半音齊備。由于有了完備的中間音，所以能在任何一個音上靈活自如地旋宮轉調。尤為可貴的是，鐘體和附件上，還篆刻有二千八百多字的錯金銘文，記載了先秦時期的樂學理論以及曾和周、楚、齊等諸侯國的律名和階名的相互對應關系，這一重大發(fā)現(xiàn)，駁斥了所謂“中國的七聲音階是從歐洲傳來、不能旋宮轉調”的說法。 為了使這套中華樂器史上珍貴的國寶發(fā)揮更大作用，科學工作者將曾侯乙編鐘進行復制。 青銅禮器主要有鑊鼎2件、升鼎9件、飼鼎9件、簋8件、簠 4 件、大尊缶 1對、聯(lián)座壺1對、冰鑒1對、尊盤1套2件及盥缶 4 件等。其中尊盤系用先進的失蠟法鑄造，表現(xiàn)出戰(zhàn)國時期青銅冶鑄業(yè)所達到的高水平。 墓中還出土了編磬、鼓、瑟、笙、排簫等大量樂器，為研究中國古代音樂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出土的一件漆木衣箱蓋上，繪有包括青龍、白虎、北斗圖形及二十八宿名稱的天文圖像，說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創(chuàng)立二十八宿體系的國家之一。墓中還出土金盞、金杯、金帶鉤及長達48厘米的十六節(jié)龍鳳玉掛飾，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體寫照。許多青銅器上有“曾侯乙乍（作持）”之類銘文，為判定墓主提供了證據。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220多件，是楚墓中年代最早也是最為精彩的，而且品類全，器型大，風格古樸，體現(xiàn)了楚文化的神韻。
曾侯乙墓尊盤設計之謎
曾侯乙墓隨葬的青銅器重量超過10噸，青銅編鐘以宏大壯觀為美；青銅尊盤以精致奇特為妙。前者折射出曾侯乙時代的音樂文化與科技水平，后者則是綻開的一朵青銅鑄技和藝術設計的奇葩。曾侯乙墓青銅酒器以鏤空尊盤為精品。尊盤蘊含著尊者為王、盤者為民，二者合一則有君臣相依、國民與共的藝術設計的理念。
曾侯乙墓尊盤的設計思想體現(xiàn)出統(tǒng)治者的旨意，承繼著周王室禮制和文化精神，即唯我獨尊、至尊無上、龍盤虎踞。尊名也有爭霸天下之意，《呂氏春秋·貴直》即有“成尊名於天下”之說。
崇尚神域世界的先民，往往以寫真、神化和創(chuàng)新的方式記載歷史。如距今七千年前的陶盆就繪畫出跳舞的圖案，商朝先民把祭天祀神和征戰(zhàn)農事鐫刻在甲骨上，曾侯乙把一部戰(zhàn)國早期的音樂巨典鑄制在青銅編鐘上等，莫不如此。
《大戴禮記·本命》：“貴貴尊尊，義義之大者也。”曾侯乙墓尊、盤相配，是將其作為信奉神靈的酒器。以尊為神器，本義就包含著尊貴之意。這種崇奉神靈，唯我獨尊的思想，是春秋至戰(zhàn)國早期的立國之本，這正是設計鏤空尊盤的深層意蘊。曾侯乙墓有尊無勺，且口沿為鏤空；盤無提耳，也顯然不是一件實用的酒器。筆者以為曾侯乙墓尊盤隱含寓意曾國之疆土，即尊的整體外開極類“曾”字，大概有曾國之意，盤有地盤的含義。曾國的地盤即其疆域，通過這件精美絕倫的青銅器皿形象地展示出來。曾侯乙墓出土一件三戈戟，其上有錯金“曾侯乙之用戟”銘文，戈頭有一個“曾”字圖徽為龍形，四條龍呈現(xiàn)出“曾”字形體，且圖徽獸形與尊盤上的龍形神似，其外形正是曾的形體。雖說這是一種推論，但圖徽、尊、曾三者形體巧合絕不是偶然的。把尊盤聯(lián)想為曾國之地盤的含義不是奇想，而是尊盤設計大師上尊為君，托盤為民，“民為神主”思想的藝術體現(xiàn)。曾國受封漢東，以實力雄厚為尊，顯示出其稱雄于江漢之間，要與楚國抗衡的雄心。曾國歷史文化有著濃厚的中原文化特征。以尊代表曾國盤踞在江漢之間，足以昭示出曾國的經濟、軍事、政治和文化背景。如同曾侯乙墓所出器物反映出當時的音樂文化、天文科技、兵器文化、漆器藝術、金文書法和九鼎禮制一樣，都是一種超越常規(guī)和超時代的先進科技文化思想的再現(xiàn)?！?/span>
《曾侯乙墓》發(fā)掘報告資料全面介紹了尊盤形制、造型、花紋和鑄造方法。盤鑄造精致，花紋、附飾奇美。盤口方唇，短頸淺腹，其內為平底，為四個獸形足托起盤底?；y繁縟裝飾著復雜的龍、獸圖形。尊口、盤口沿呈現(xiàn)千絲萬縷的龍蛇花紋，其尊、盤體外攀附數條大龍，相互注視，象征著龍騰虎躍的軍隊，寓意著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建筑是藝術的創(chuàng)造，反映著當時的社會生活和政治制度。一國之君，要安民樂居，就必須建立牢固都城，以防外侵內患。我國夏朝就有了國家和都城，商周更盛。春戰(zhàn)時期諸侯相侵，城郭尤固。漢代興起地主莊園建筑，考古發(fā)現(xiàn)的東漢陶樓就是藝術設計大師的建筑微縮杰作。古代的城市堅固如盤，牢固如尊，即使敵人兵臨城下，關閉城門就固若金湯，城墻箭垛就是嚴防硬守的陣地。冷兵器時代的都城，其立體圖象則通過曾侯乙墓出土鏤空尊盤形體得以藝術地再現(xiàn)，令人玩味。
建筑是人類的精神杰作，代表著當時的民族思想和藝術水平。神思妙想的尊盤設計大師，深知戰(zhàn)事頻繁，攻與守是國家存亡的大事。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絕地通天”的神靈思想更是統(tǒng)治階級的夢想。楊鴻勛先生認為，“要了解早已廢毀了的古代建筑形制及其發(fā)展的歷史，考察其遺址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以古代遺物、遺跡為對象的考古學，就成了建筑史學極為密切的毗鄰科學，甚至可以說，二者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包含著的”。
春秋時期的曾（隨）國，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實力方面，均能與楚國抗衡，這就充分說明曾（隨）國的都城之大且極具抵御能力。曾（隨）都所在，筆者在《隨都辨》一文中進行了考察?！蹲髠?#183;桓公六年》記：“楚武王侵隨。”杜預注：“隨國在今義陽縣。”義陽與西陽音相近，隨州城東有淅河，西陽有可能是淅河之陽，在淅水北岸，與今隨州市城東季梁祠相近。春秋時期曾國大工尹季怡墓、曾侯 銅器和墓葬都在這一帶發(fā)現(xiàn)。《左傳·莊公四年》載：“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 ，營軍臨隨。”楚武王第三次攻伐曾（隨）國時，在溠水架橋，軍隊安營扎寨臨近隨國的都城，說明隨國是有都城的。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奔隨，吳人追至隨都，兵臨城下，隨人緊閉城門，保護了楚昭王。由此可見，春秋戰(zhàn)國之交，隨（曾）國實力雄厚，都城堅固。但至于曾（隨）國都城是圓還是方，一直令世人疑惑。古代的城，于新石器時代多見圓形，至商代以降各時期的都城以方形、長方形為主，少數為多邊形和不規(guī)則形，圓形也不少見。環(huán)形住宅在福建永定縣客家村落中仍有遺存。北方民族至今仍然保存著古代人們喜居圓形屋的遺風。這類圓形住宅城樓有外墻、內墻，其內建筑復雜，可聚集一個很大的群體。又據清同治《隨州志》記載，明清時期隨州城呈圓形。這或許帶有早期隨都遺韻也未可知。這是啟發(fā)我們研究曾侯乙墓尊盤的形體、作用和用途的一種參照物。梁思成先生說：“藝術創(chuàng)造不能完全脫離以往的傳統(tǒng)基礎而獨立”，又認為“一個東方老國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藝術特性，在文化表現(xiàn)及觀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自古以來，城市建筑均以適用、堅固、美觀為上。
《禮記》：“天，至尊也，君至尊也。”尊盤奇妙的形體，似乎暗含內圓外圓、日月同輝的自然規(guī)律。立于盤中央的尊口沿、腹、足為圓形，設計師將器物口沿設計成千百條龍蛇蟠附的鏤空紋飾，頸至腹間裝飾四條粗狀鏤空的龍，回首吐舌張目向下，似在窺視盤上的任何動靜。盤口沿第一圈有鏤空裝飾，均以龍、蛇盤繞，口沿又設計四個方塊形鏤空裝飾件，與龍形附件相接。盤口沿還有四個方形裝飾，形同大門，象征著東、西、南、北四個城門。雙龍攀附兩旁，似是嚴密把守的門神，大有凜然不可侵犯之態(tài)。正如國家要在四面八方駐扎軍隊，防守來犯敵人；而君主和王宮貴族建都筑城，也會在城墻下設有東、西、南、北四門，并派精兵把守，此為常規(guī)。尊盤設計思想寓意著曾（隨）國之“曾”的圖形，取內外圓形，君立其中，民居其周，呈現(xiàn)出眾星捧月和簇擁君主的形象，尊盤更有普天之下至尊無比，唯我獨尊之意。
自銘“曾侯 ……”青銅鏤空尊盤，昭示著千古之謎隨（曾）都的歷史，可理解為春秋時期城市建筑規(guī)劃與設計的模型。“曾侯 ……”尊盤采用了以實寫真的思想觀念，神奇巧妙地設計，蘊籍著中原龍文化的風格，象征著曾（隨）國君侯頂天立地，尊奉中原文化尚龍重祖的精神圣山。尊盤尊奉王者風范，盤則有盤踞江漢之間遐想，正所謂兵精如林，城固若湯。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曾（隨）國的城是有宗廟的，曾侯乙死后楚王镈鐘銘文有“……奠之于西陽”的記載。西陽乃曾（隨）國的宗廟。藝術作品來源于生活，也是反映當時社會先進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原始資料。曾侯乙墓出土青銅器雕塑、漆木器繪畫則把曾侯乙時代城固兵強的情狀作藝術展示，如果要了解春秋時期的曾（隨）國的歷史現(xiàn)狀，尤其是楚、隨（曾）之戰(zhàn)及諸侯相侵或相伐的史實，從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盤中即可窺其端倪。
古代有不少城市象一個盤子，這或許與周易八卦有關，從尊盤之盤的平面圖看，與文王八卦圖正相吻合。龍者為兵，龍字為刀斧之形，乃是守城鎮(zhèn)邪的靈物?！墩f文》：“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古人尊奉神靈，把龍設計為最兇猛的形象，張牙舞爪，并有大龍、小龍、蛟龍、水虎、虎蛟等類型?！渡胶＝?#183;南山經·南次三經》記載：“禱過之山，…… 水出焉，而南流注入于海，其中有虎蛟，魚身而蛇尾。”郭璞注：“蛟似蛇，四足，龍屬。”尊盤上下攀附的龍蛇均為張口吐舌，爪足立地，尚不見舞爪之姿，這種龍很可能是長江、漢水中的揚子鱷的演變形象。龍被人們神化和藝術化，在曾（隨）國可謂登峰造極，幾乎無器不龍，無紋不蛇，說曾（隨）國青銅文化中展示出了龍蛇的世界似不為過。尊、盤設計體現(xiàn)了以龍為尊，以盤為固的理念。尊者為王，盤者為民，春秋時期隨國賢臣季梁首倡“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傳·桓公六年》）。曾國先賢重民輕神的思想再現(xiàn)于藝術品之中。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昔有 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龍，曰豢龍。”龍是古代社會所崇尚的神靈，在各個社會階層和思想領域無不有所體現(xiàn)，《左傳·昭公十七年》：“太皞氏（杜預注：太皞，伏犧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名官。）以龍紀，故以龍師而龍名。”象征型藝術是藝術的初期形成階段，雕塑藝術、繪畫藝術、建筑藝術、文字書法藝術、音樂舞蹈藝術從形成走向成熟，在考古文化中所見到的出土文物，則把精神文化與大自然之美融為一體并再現(xiàn)出來，成為人們研究和鑒賞的珍貴資料。尊盤以城市外形加以神化和渲染，展現(xiàn)出曾（隨）國深邃而又厚重的藝術設計思想，龍以千變萬化的形態(tài)中昭示著藝術風格的真諦。
《說文》：“城以盛民也。”古人筑城衛(wèi)國，故《墨子》有：“城者所以自守也”之說。金文把城字寫作 ，中間城為圓形，并以刀斧之兵護衛(wèi)。圓是東方民族向往美好的象征。《周易》八卦，承傳千古，至今還在浙江蘭溪保存著“諸葛八卦村”的設計思想?！豆茏?#183;乘馬》云：“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又《管子·牧民》：“錯國于不傾之地”?！豆茏?#183;度地》還謂“故圣人之處國者，必于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xiāng)山左右，經水若澤。”曾（隨）國都城建立于今隨州城區(qū)附近是可信的，有河道舟楫之便，有廣川沃地之野，山環(huán)水抱，且有防洪、防旱的雙重功能。
中國哲學往往把人與天、地、物結合在一起，《管子·宙合》：“天地，萬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直萬物，故曰萬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鍋裹。”“天人合一”與“天人感應”的哲學思想恰與曾（隨）國尊盤設計大師思想相吻合，圓帶有宇宙空間即“天圓”的猜想，由此可見古代都城建筑哲學的精神。 曾侯乙墓出土一件漆木衣箱蓋上繪有二十八宿天文圖案，濃縮了浩瀚的宇宙空間；曾侯乙墓鏤空尊盤似乎再現(xiàn)出曾（隨）國的都城全貌。二者合一則有融天地于方寸之間的思想意境。盤龍臥虎為古今國家軍事實力的象征，鄂地有商代盤龍城，曾（隨）有尊盤重器，則寓意著曾（隨）國的經濟實力和文化風韻。
這件青銅尊盤有可能是曾（隨）國都城原型。俯視平面更能看出外城內廓城市建筑風格和特點。華麗莊重的尊盤藝術設計思想，帶有雕塑藝術的高超技能，富有上古社會圖騰崇拜、君主崇拜和敬天祀神的思想。把奇異龍獸作為裝飾品，作為圖徽、記事、實物寫真的藝術作為基本素材，可見于劉向《說苑·反質篇》：“宮墻文畫”，《天問》：“以渫憤懣，舒瀉愁思，”均反映出藝術品作用與功能。長沙戰(zhàn)國楚墓帛畫中《龍鳳人物圖》、《人物御龍圖》都是描繪人在龍鳳的引導下升天的作品，顯得氣韻生動。
古代的宮殿和城墻也有圓形的。張馭寰著《中國城池史》第三章即“城池選地及城形狀之選擇”有“我國唯一的正圓形城池”，介紹了安徽桐城的歷史，始自春秋以降的桐國，到了唐朝時期改設桐城縣，至今未改。城為圓形城，此則更能印證在古代都城除方形、長方形、多邊形之外，以圓形為城池者不足為奇。還有江蘇省正南的凓陽縣城“全城采取圓形，城墻亦為圓形，全城開四個城門……”。古代城池的設計，首先考慮到城池與軍事防御，城池與用水、引水、排水和防火等方面的作用。張馭寰先生認為“弧墻”與“圓角墻”則防護性強，守城的人從兩端有效地消滅兵臨城下的敵人。
一件鏤空尊盤濃縮著一座都城的奧秘，濃縮著曾（隨）人尚武、喜樂、嗜酒、善鑄的精神歷史，曾侯乙把酒作為祭祀祖先、治國征戰(zhàn)、激發(fā)斗志的天物，曾侯乙墓中室編鐘對面陳放的重器鑒缶和聯(lián)禁大壺即是明證。酒對曾（隨）國的精神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尊者始以獨立的單尊出現(xiàn)，隨著歷史不斷演繹，尊盤組合并用盛行一時。以造型、花紋而言，早期的尊以形體美著稱，晚期的尊以雕鏤精見長。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盤是中國青銅器鑄造史上的飛躍，是失蠟法鑄造的最為精美的器物。筆者認為，尊盤乃先人鑄造、后人享用，曾侯乙把曾侯 尊盤更名為“曾侯乙作持用終”，直至死后仍然擺放在重要位置，足見其珍視程度！尊盤的設計與思想蘊藏著極其深厚的文化內涵，取曾國國名為譬，立尊者為上，巧用盤形之圓，結合中國古代周易哲學思想，以八卦圖形塑造出都城的微縮景觀，并不失作為酒器的實用性的功能。中山王墓的兆域圖、陜西出土的東漢地主莊園陶樓、安徽桐城縣的圓形城池、江蘇江溧陽縣圓形城池、明清時代隨州圓形州城等，也可印證尊盤與圓形城池的設計思想。 曾侯乙墓旁驚現(xiàn)曾侯諫墓 大量神秘銘文露面
隨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等文物，震驚了世界。昨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黃鳳春研究員告訴記者，在距曾侯乙墓東北20多公里的葉家山墓地，近日又發(fā)現(xiàn)一座曾侯墓。墓中出土的青銅器，刻有“曾侯諫”等大量銘文，讓考古專家眼睛一亮，具有極為重大的學術研究價值。
65號墓主人是曾侯諫 去年12月28日，位于隨州開發(fā)區(qū)淅河鎮(zhèn)蔣寨村葉家山的村民，在平整土地時發(fā)現(xiàn)了一批青銅器。今年1月上旬，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員到現(xiàn)場調查，對兩座殘墓進行了搶救性發(fā)掘，并初步確定：這是一處新發(fā)現(xiàn)的西周家族墓地，是江漢地區(qū)乃至長江流域規(guī)格最高、規(guī)模最大的西周古墓之一。 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湖北省文物局和隨州市成立專班，于今年2月至6月對葉家山墓地進行了考古發(fā)掘。目前，田野發(fā)掘第一期工作已基本結束，共發(fā)現(xiàn)墓葬65座和1座馬坑，除兩座大墓未發(fā)掘外，其余墓葬都已發(fā)掘完畢，出土各類文物739件套，其中青銅器325件。 黃鳳春說，更為重要的是，65號墓出土的絕大多數青銅器上可見“曾侯”、“曾侯諫”等銘文，表明該墓是西周早期曾國的一處墓地，比世界聞名的曾侯乙墓要早500余年，墓主人是曾侯諫。
大量從未見過的銘文露面 勘探發(fā)掘表明，葉家山墓地長150米、寬100米，保存非常完整。 黃鳳春說，目前該墓地發(fā)現(xiàn)的青銅器上大多帶有銘文，銘文總字量達398個，銘文內容除常見的一些西周早期的族氏文字和方國名外，還有大量為過去所未見過的人名。這對于排定墓地的世系、確定曾國與其他方國的關系，具有重大的學術研究價值。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一些青銅器上的古文字為過去所未見，對于古文字學的研究，必將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
曾、鄂兩國曾并存于隨州 曾侯乙墓發(fā)現(xiàn)后，考古界有關曾國問題的討論一直不絕于耳。黃鳳春介紹，大多數學者認為曾國是西周晚期周滅鄂后立國的，葉家山墓地所見銅器及銘文表明，西周早期已有曾國。 黃鳳春分析，葉家山墓地銅器的出土，表明曾、鄂應是同時并存于西周早期的兩個古國。從青銅器出土范圍看，西周早期曾國并不大，應該是僅局限于隨州的漂水流域。隨著鄂被周消滅，曾國迅速擴展至漢水以北及南陽盆地一帶，成為替代鄂國的漢水以東第一大國。
更驚人的發(fā)現(xiàn)可能在后頭 黃鳳春介紹，葉家山墓地還有兩座大墓尚未發(fā)掘，后續(xù)發(fā)掘工作將于下月底啟動，更驚人的發(fā)現(xiàn)可能還在后頭。有分析認為，在隨州擂鼓墩出土舉世聞名的曾侯乙墓后，隨著葉家山墓地的發(fā)掘，隨州將逐步形成“南有擂鼓墩、北有葉家山”的古遺址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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