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作縣令的好處是可以利用公田種糧食釀點酒喝；

（五）當(dāng)官畢竟是違背自己本性的，所以感到不舒服，這是辭官的精神原因；

（六）正好趕上妹妹（嫁給武昌程氏，所以稱為“程氏妹”）的喪事，所以就“自免去職”了，這是辭官的客觀原因；

（七）“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順心”，表明在他擔(dān)任彭澤縣令期間沒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發(fā)生，至于督郵下來巡視的事他根本就沒提。

我們仔細審視詩人交待的這些情況，可以肯定其所述辭官歸隱的種種理由都很難成立。試想：如果上級領(lǐng)導(dǎo)下來檢查工作就辭官，如果自己感到行動不自由就辭官，如果有親人去世需要奔喪就辭官，天下還有官嗎？事實上，我們看陶淵明在擔(dān)任彭澤縣令期間的表現(xiàn)，可以發(fā)現(xiàn)與其說他是在做官，不如說是在表演，尤其是和老婆商量種地的事，沒有他本人的廣泛宣傳，他人如何得知？如何能夠進入歷史學(xué)家的筆下？如果這不是陶淵明故意施放的劉玄德種圃灌園式的政治煙霧，那就意味著他是求田問舍的許氾了——但是，八十多天后他便離開他和妻子精心伺候的土地——那三頃公田本來就不歸他們夫婦所有！我們不妨對比一下《晉書》卷四十九《阮籍傳》關(guān)于魏晉易代之際的著名詩人阮籍的記載：“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fēng)土?！鄞髳?，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nèi)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劜奖鴱N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憋@而易見，陶公之求為彭澤縣令不過是阮籍故事的翻版而已。但是，這絕不是王子猷種竹式的名士風(fēng)流，而是在政治高壓之下岌岌可危的人生命運中的良苦用心和巧妙安排，是一種調(diào)節(jié)、緩和人事關(guān)系的特殊方式。而他所說的為貧而仕，實際上也是掩人耳目的言辭，意在消弭當(dāng)朝權(quán)貴對他在政治上的警覺。因為陶淵明早年在政治上很有抱負。他說：“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jīng)?！薄皯浳疑賶褧r，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睔v數(shù)古代賢士的不遇，也寄托了深沉的政治感慨。因此，陶淵明的出仕，尤其是投身于桓玄幕府，主要是政治選擇的結(jié)果，在當(dāng)時，他認為晉朝必敗，桓玄必勝，其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故有此種選擇；但是，他沒有料到的是，桓玄集團會被劉裕消滅，由此他仕于桓玄的經(jīng)歷就構(gòu)成了一個嚴重的“歷史問題”。袁行霈先生在《陶淵明與晉宋之際的政治風(fēng)云》一文中指出：“陶淵明先后出仕共計五次：第一次起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軍幕，第三次為鎮(zhèn)軍參軍，第四次為建威參軍，第五次任彭澤縣令?！谖宕稳闻頋煽h令，僅八十余日。即賦《歸去來兮辭》，永歸田里。求為彭澤縣令這件事本身就是退出仕途的準(zhǔn)備，而這八十余日他已脫離了政治斗爭的漩渦?！倍^去多數(shù)研究者大都認為，陶淵明第三次出仕是做了劉裕的鎮(zhèn)軍參軍，第四次出仕是做了劉敬宣的建威參軍。如此看來，陶淵明的政治選擇是復(fù)雜多變的，簡直就是肖洛霍夫在《靜靜的頓河》中塑造的葛里高利——一個在歷史的陣風(fēng)中飄搖不定、昏頭昏腦、亂殺亂砍以致最后一無所成、一無所有的小人物。在東晉末年的混亂政局中，看風(fēng)使舵的人物所在多有，但是，他們并非葛里高利式的“傻哥”，而是善于撈好處撈便宜撈資本的投機分子——具有清醒的理性的聰明的頭腦，故能夠隨著政治勢力的此消彼長和此長彼消而虛與委蛇，機捷多變，或與時俱進，或與時俱退，輾轉(zhuǎn)騰挪，游刃有余，如著名的寒族出身的文人傅亮就是一個典型?！端螘肪硭氖陡盗羵鳌罚骸案盗磷旨居?，北地靈州人也?！敛┥娼?jīng)史，尤善文詞。初為建威參軍，桓謙中軍行參軍?；感畚?，聞其博學(xué)有文采，選為秘書郎，欲令整正秘閣，未及拜而玄敗。義旗初，丹陽尹孟昶以為建威參軍。”他成功地實現(xiàn)了由桓玄陣營向劉裕陣營的角色轉(zhuǎn)換，最后成為劉裕的佐命功臣之一。但陶淵明的情況與他不同，就政治選擇而言，陶淵明自始至終都屬于桓黨，而不是劉黨。在以劉裕為代表的北府軍事集團和以桓玄為代表荊楚政治集團對峙、拼殺的過程中，他的政治立場是堅定的，但是，他對這種政治立場的文字表達卻是含蓄的委婉的不易為人覺察的，而這正是我們要考察的重點。關(guān)于陶淵明出仕桓玄一事，袁行霈先生在《陶淵明年譜匯考》中指出：“江陵是荊州治所，桓玄于隆安三年（399）十二月襲殺荊州刺史殷仲堪，隆安四年（400）三月任荊州刺史，至元興三年（404）桓玄敗死，荊州刺史未嘗易人。淵明既然于隆安五年（401）七月赴假還江陵任職，則必在桓玄幕中無疑。陶澍等人諱言淵明仕玄，故于其詩義亦曲為之說，實不足據(jù)也?！痹壬闹饕罁?jù)是《文選》卷二十六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口》詩（以下簡稱為“《夜行》詩”）。事實就是如此，任何形式的遮掩都是徒勞的。陶淵明的這種仕宦經(jīng)歷是由潯陽陶氏與譙國龍亢（今安徽懷遠縣西部）桓氏深厚的歷史淵源決定的。《晉書》卷六十六《陶侃傳》：“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余雪猶濕，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碧召④娭耦^木屑的故事是非常著名的，但他細心收集的竹頭，卻成為桓溫伐蜀戰(zhàn)船上的竹釘，這說明他們彼此是非常信任且默契于心的，其相與之深非同一般?；笢鼐褪腔感母赣H，陶侃則是陶淵明的曾祖父?！稌x書·陶侃傳》：“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桓宣是譙國銍（今安宿縣）人，屬于譙國龍亢桓氏的別族（參見王伊同：《五朝門第》附《高門權(quán)門世系婚姻表》之十五《譙國龍亢桓氏》及《譙國銍人桓氏》，中華書局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