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0多年前，秦朝在楚人的赤幟當中灰飛煙滅。100年前，清朝在武昌首義的槍聲過后土崩瓦解。在歷史舞臺上，我國第一個王朝與最后一個王朝的謝幕雖各不同，但都是由湖北的楚裔為其敲響的喪鐘。歷史上的楚人為何如此愈挫愈勇，楚人精神為何如此源遠流長？這些問題促使我們?nèi)プ犯菰?，探究楚人的?jīng)歷及其精神。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據(jù)記載，楚人的公族是祝融的后裔，在顓頊、帝嚳、唐堯時代曾擔任火正，負責觀象授時與燒荒守燎等職事。夏商時期，祝融部落開始分化，武丁時期更是遭到殷人的打擊，其中的羋姓季連一支不得已遷居豫西南的丹、淅之陽。商朝末年，羋姓的首領(lǐng)是鬻熊“子事文王”，但因其早卒，這個部落未能和鄰居一起征商，遭到周人的疑忌。鬻熊之子熊麗率部遷于漢水南面的雎山之間躬耕，直至西周早期的熊繹時代才被封于楚，位居五等爵位的最低一級。楚國與楚人之號，因此而來。

從早期的歷史脈絡(luò)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楚人及其先民是有著一技之長的族群，且有著沉穩(wěn)與機敏的性格。但是，由于其總是依附于強鄰大族，處在寄人籬下的境地，他們不得不忍辱負重，為舊主和新主殫精竭慮?！蹲髠鳌ば辍酚涊d的晉人欒武子說“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訓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正是楚人早年歷史的真實反映。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這種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精神為楚人日后的脫穎而出打下了基礎(chǔ)，可謂楚人精神之一。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從楚武王時代開始，楚文化進入茁長期。武王熊通是國之英主，在他的治理下，楚國疆域東達漢水，北與鄧鄰，西近彭水，南至大江。繼位的文王越漢水，出方城，占領(lǐng)淮、漢之間，深入中原腹地。成王時，楚國以方城為城，以漢水為池，隱然已有霸主之實。莊王滅庸國后觀兵周郊，最終問鼎中原。

隨著國力的增強，楚人性格當中曾經(jīng)被壓抑的銳氣和勇力得以展現(xiàn)。武王與文王為了開疆拓土，雙雙死于征途；成王與莊王，一個與齊國爭霸，一個與晉國爭霸，秉承了先君遺志。出方城北上讓楚人登上政治舞臺的中心，得以爭名于朝；緣淮域東下讓楚人掌握了經(jīng)濟命脈，得以爭利于市。在這一時期，楚文化正式形成。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這種斂翼待時的精神為楚國的奔軼絕塵奠定了基調(diào)，可謂楚人精神之二。

“撫有蠻夷，以屬諸夏”

先秦時期，江漢平原的居民主要是三苗后裔。此外，在西周時期，這里還有周人分封的一批姬姓或姻親諸侯國、一些南遷的小國以及商代就在此扎根的方國或部落。這些居民造就了盤根錯節(jié)的復雜關(guān)系，也奠定了湖北地區(qū)芊綿多姿的文化特色。

對于不同民族的文化，楚人的基本方針是兼容并包，在博采眾長的基礎(chǔ)上進行創(chuàng)造。楚文化的鼎盛期是在湖北度過的，在這里，楚國以沮、漳流域為中心，打造出了一個“地方五千余里”，版圖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東至大海，南起五嶺，北至汝、潁、泗、沂，囊括了長江中下游以及支流眾多的淮水流域的東周第一大國，創(chuàng)造出了青銅冶鑄技術(shù)、絲織和刺繡技術(shù)、髹漆藝術(shù)、老莊哲學、屈騷文學、美術(shù)與樂舞等光輝燦爛的文化。

“撫有蠻夷，以屬諸夏”。這種兼收并蓄的精神為楚文化的精彩絕艷創(chuàng)立了條件，可謂楚人精神之三。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拔郢（楚都），楚頃襄王攜眾退保于陳。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揮師南下，攻破壽郢，俘獲楚王負芻，楚國滅亡。

楚人在湖北的撤出，標志著楚文化鼎盛期的終結(jié)。這支在強鄰環(huán)伺中力拓津梁、有著強烈自尊心的族群，在基業(yè)斷送后只能遠離故國，不得不忍受自己最為仇恨的秦人刨掘祖墳的奇恥大辱。此后，陳勝、吳廣起義，項羽、劉邦反秦，既是楚人對秦人的強力回應(yīng)，也是他們亡羊補牢后的自我救贖。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種義無反顧的精神為楚裔的知恥后勇注入了能量，可謂楚人精神之四。

以上這四種精神，始于楚之先民，縱貫800年楚史，沾溉后世無限。由于地緣因素的影響，湖北人對楚人精神的繼承更是一以貫之。20世紀初期爆發(fā)的武昌首義，就是荊楚故地的人們寫在我國近現(xiàn)代史上的精彩一筆，其間的文化內(nèi)涵與楚人精神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不墜之三戶遺風”的楚人

清末時期的武漢在我國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清代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認為，全國戰(zhàn)略大勢，“以東南言之，重在武昌”。美國人魏爾·瓦爾特甚至認為，當時“漢口在全國市場上所處的地位，可與芝加哥在美國的地位媲美”。武漢因“九省通衢”的便利條件而具有的重要地位，和楚文化鼎盛期的都城江陵“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風煙含越鳥，舟楫控吳人”的景況非常相似。

戊戌政變后，康有為、梁啟超所倡導的維新變法與主張破除專制政體的革命派大相徑庭，而渴求找到“反清”突破口的士人也逐漸發(fā)現(xiàn)，絕大部分漢族官僚和清朝政府一樣都是“非我族類”。這種復雜的心情與被孤立的處境，與楚人受封時憤懣的“辟在荊山”、“土不過同”是一致的。因此，立足于湖北的楚裔們效仿先祖“篳路藍縷”、自力更生，也就成為了水到渠成的選擇。

辛亥革命爆發(fā)前，破產(chǎn)農(nóng)民、手工業(yè)者等是革命的重要力量。湖北共進會成立之初，把同盟會綱領(lǐng)中的“平均地權(quán)”改成了“平均人權(quán)”。除此之外，湖北革命黨人也在民間發(fā)起革命宣傳、開創(chuàng)科學補習所的同時積極采取“抬營主義”策略，把湖北新軍的大部分力量爭取了過來。

在清末游學日本的學生中，湖北是數(shù)量最多的省份。在分析湖北的革命形勢時，這些接受過新思潮洗禮的留學生很容易把楚人亡秦的歷史與建立民主政府的愿望結(jié)合起來。正如張繼煦、李書城等人創(chuàng)辦的《湖北學生界》所說：“危哉中國，其為各國競爭中心點也。嗚呼！夫孰知以中國競爭之局卜之，吾楚尤為中心點之中心點乎？”在他們眼中，推翻中國第一個專制王朝的是楚人，推翻中國最后一個專制王朝的也應(yīng)是“不墜之三戶遺風”的楚人，“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使命感在這里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時至今日，辛亥革命已過百年。作為首義之城的武漢，在這個舉國歡慶的日子里，舊貌與新顏并存，理想和現(xiàn)實依舊。這個在我國近現(xiàn)代史上承載了太多責任的古城與荊楚后裔一起，如今正在敞開著胸懷，等待著民族之魂的歸來。

（作者單位：湖北省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