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悅悅”，犀利地揭開了整個社會的道德傷疤。作為這個社會的成員，我們呼喚“見義勇為”、呼喚“救死扶傷”、呼喚正義和愛。可是，當我們見識了“彭宇”，讀懂了“許云鶴”，接受了無數(shù)救人反被污蔑的事實之后，誰還敢“肆無忌憚”地伸出自己的雙手？究竟怎樣才能擺脫掉“做‘彭宇’還是做‘小悅悅’那18名旁觀者”給我們帶來的困惑？“扶，還是不扶？”為何成了一個話題？
“扶”還是“不扶”？這場良心的博弈在今年天津許云鶴案后被人們再三談起，“小悅悅事件”中那18名冷漠的路人更是震撼了人們脆弱的神經(jīng)。
今年10月13日下午，廣東佛山南海黃岐的廣佛五金城里，兩歲女童小悅悅在過馬路時不慎被一輛面包車撞倒并兩度碾軋，肇事車輛逃逸。隨后開來的另一輛車直接從已經(jīng)被碾軋過的小悅悅身上再次開了過去。7分鐘內(nèi)在她身邊經(jīng)過的十幾名路人，都對此冷眼漠視，只有最后一名拾荒阿婆陳賢妹上前施以援手，由此引發(fā)網(wǎng)友廣泛熱議。
在這場熱議中，肇事司機的逃逸顯然已經(jīng)被忽略，而經(jīng)過出事現(xiàn)場卻沒有救人的路人們卻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第19位救起小悅悅的撿垃圾的陳阿婆，本以為自己做了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而這樣的行為，卻一度被認為是“想要炒作”，陳阿婆頂著巨大的壓力離開佛山回了老家。此刻，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整個社會的評價體系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嚴重的偏差。
或許，是好心救人者反被誣，英雄“流血又流淚”的狀況對社會造成了太大的負面影響。最早提醒人們不能輕易“伸出援手”的是《離開雷鋒的日子》里的喬安山；而近幾年此類事件更是不斷涌現(xiàn)。2006年11月20日，南京的彭宇扶起跌倒在地的老人，卻被一口咬定是他將其撞倒，后法院按“常理推定”作出彭宇賠償4萬多元的判決。2009年10月21日，天津的許云鶴停車扶起因跨越護欄倒地受傷的王老太，被其咬定撞人，法院一審以其“驚嚇”致王老太摔倒而判其賠償老太10.8萬元。2011年8月26日，南通大巴司機殷紅彬下車幫扶摔倒老人，被反誣撞人逃逸，后警方查看大巴監(jiān)控，才證明了殷紅彬并未撞人，確為助人為樂。
人們一次次地原諒了這些訛詐者，可此種放任就像病毒一樣傳播和敗壞著整個社會的道德良知，正在拽倒著全國各地越來越多的“彭宇們”，也拖拽著社會公德滑向越來越深的孽淵。人們越來越“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人和人之間，似乎也越來越冷漠。
曾幾何時，我們的國民以熱情好客、樂善好施聞名于世，為什么如今卻變得心冷如鐵？其實這種冷漠是他們喪失了信任，他們不敢相信好人有好報，不敢相信在他們救助了死傷者之后，會得到來自于被救助者和那些本該成為公平象征的人公平的回報，甚至他們都不敢相信自己，現(xiàn)在還能夠做出不計后果救死扶傷的事情。
“幫，還是不幫？”為何成了一種議題？
“小悅悅事件”和“彭宇案”雖然表面上看是完全不相干的兩件事，但兩起事件的因果關系卻對社會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小悅悅事件”發(fā)生后，一條“撐腰體”微博在網(wǎng)絡上被網(wǎng)友熱傳：“北大副校長：‘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訛你，北大法律系給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敗訴了，北大替你賠償！’”很多網(wǎng)民用轉(zhuǎn)發(fā)的形式表述了他們糾結(jié)又無奈的內(nèi)心。網(wǎng)民們紛紛表達自己“不是冷漠，而是不敢熱情”的心理。
然而，類似情況并非中國獨有，國外也不止一次出現(xiàn)過好心助人反被告上法庭的案例。對此，很多西方國家都制定了為好心人免責的相關法律條款。若是北大校長的“撐腰”能變成法律條文的“撐腰”，那么被逼迫的“冷漠”會不會就此減弱？
因此不少專家認為，中國已經(jīng)有必要制定類似的法律了?！ ≡诿绹?，就是通過一個著名的案例確定了“好心人免責”的法律規(guī)則，保護善良的救助者。2004年，一位叫亞歷山德拉的年輕女子發(fā)生車禍，被卡在車里動彈不得。另外一位名叫麗莎的女子將其救出，亞歷山德拉在車禍后癱瘓。但2008年，亞歷山德拉卻把將她從車里拖出來的麗莎告上法庭，稱麗莎救助疏忽導致她癱瘓，所以麗莎要為她的癱瘓負責。2009年，加州議會以75∶0的投票比例通過“好心人免責條款”，宣布在類似麗莎這樣的案例中，一個人因救助他人有所疏忽而導致其受到傷害時，救人者可以免責。
據(jù)了解，類似的“好心人免責條款”，在美國和加拿大等很多國家都已具備，被統(tǒng)稱為《好撒瑪利亞人法》。也稱《無償施救者保護法》，是美國、加拿大以及歐洲許多國家的法律條文，是給傷者、病人的自愿救助者免除責任的法律，目的在于使人做好事時沒有后顧之憂，不用擔心因過失造成傷亡而遭到追究，從而鼓勵旁觀者對傷、病人士施以幫助。
雖然《好撒瑪利亞人法》的法律細節(jié)在美國聯(lián)邦和各州有各種各樣的司法變化，不過這些特點是共有的：陌生人對受傷者進行緊急醫(yī)療搶救中出現(xiàn)的失誤，可得到法律責任上的赦免。這種情形必須是在緊急事件發(fā)生現(xiàn)場，而且這種救助是無償?shù)摹?/FONT>
一般規(guī)定，如果受救者認為施救者是肇事者，必須提供相應的證據(jù)來證明；指控他人者承擔舉證責任，如果不能達到證明標準，則施救者不用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在我國，今年6月，深圳市政府也將類似的《助人行為保護條例》列入2011年度立法工作計劃，擬在該條例中呈現(xiàn)三條規(guī)定：一，當別人遇到危險或緊急情況時，除非有重大明顯過錯或明顯故意，幫助別人的人對幫助的后果不承擔法律責任。二，如果被救助人認為傷害是救助人造成的，必須提出足夠充分的證據(jù)，也就是說舉證責任在被救助人一方；否則不予支持。三，如果被救助人在沒有證據(jù)的情況下反咬一口，并最終證實系誣賴救助人，則應受到一定懲罰。
見義勇為，守望相助，是受人類道德規(guī)范支配的行為，體現(xiàn)的是人的道德水準。然而，當?shù)赖乱呀?jīng)無法有效地約束某種社會現(xiàn)象時，法律就有必要及時介入了。
“為，還是不為？”為何成了一道問題？
在我們這代人的社會道德評價體系中，原本應該鼓勵的“見義勇為”而今需要立法的保護了；原本人人譴責的“見死不救”而今卻成為害怕被“被救助者”傷害的借口。
今天這個社會所呈現(xiàn)出來的種種狀態(tài)，已經(jīng)完全顛覆了我們關于禮儀道德所有的認知。我們讀過“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溫良恭儉讓”，也深諳“好德樂善而無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的道理。
這個幾千年文明之邦的“禮儀道德”已經(jīng)開始慢慢滑坡。于是，陌生人之間開始變得冷漠，良心未泯的施救者開始變得懷疑，家長教育自己的孩子遇到此情此景不要插手，盡快遠離。于是，“小悅悅們”成了這個社會道德滑坡的“犧牲品”。
就在小悅悅事件發(fā)生后不久，廣東省政法委官方微博上發(fā)出信息：“請停止冷漠，廣東將開展‘譴責見死不救行為，倡導見義勇為精神’大討論，問計于民，您在這里的建議將可能成為廣東的政策法規(guī)！”
發(fā)布微博當天，“廣東多部門譴責‘見死不救’擬寫入立法計劃”的新聞紛紛發(fā)布。
很多專家、網(wǎng)民都提出看法。見死不救立法，是不是對如今這種麻木風氣的釜底抽薪之計，值得探討。用法律來管制道德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站不住腳的，而且可能會帶來一系列不必要的混亂。
但是，也有很多人認為，在道德沒有底線、丑惡沒有止境的時候，法律“越俎代庖”似乎又成了唯一可以寄望的方式。
當“道德”需要用法律來約束的時候，或許就到了整個社會道德需要徹底推翻重建的時候了。
道德不可能單獨提供一個良善的社會，但如果社會沒有給道德留下位置，任憑公平交易原則、法院判決成為判斷是否對錯善惡的唯一標準，人性良知、良心負疚等道德體驗將會從社會層面消失。
社會真的需要一場基礎領域道德的重建，道德理應回到生活的中心，社會倫理學說應獲得恰當?shù)奈恢茫赖麦w驗與感受應重新回到每個人的內(nèi)心，讓道德成為社會生活與個人自由選擇的無可置疑的基本立場，讓人與人之間重新建立起“信任”。
通過遠去的小悅悅，回首2011，我們不得不尷尬地面對這樣一個結(jié)論：與其說究竟是誰救了小悅悅，還不如說是小悅悅究竟救了多少中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