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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歷新政何以失敗
——兼談北宋“朋黨之爭”
陳 良
自與契丹簽訂澶淵之盟以后，北宋進入比較安定的和平時期，至宋仁宗慶歷年間，經濟、文化都有很大的發(fā)展，儼然一派盛世景象。這時候，宋仁宗滿以為能夠解決西夏的邊患問題，于是北宋與西夏進行了全面戰(zhàn)爭。結果卻令人大跌眼鏡，北宋軍隊三戰(zhàn)皆敗，同時國內還出現諸多兵變、叛亂和民變事件。
如此情勢，引起有識之士憂慮與反思。所謂“盛世”恐怕名不副實，甚至可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就拿武備說，宋太祖開國時只有20萬軍隊，太宗時有66萬，到仁宗時有了125萬，軍隊數量成倍增長，而戰(zhàn)斗力不升反降。再看吏治，宋代“重文輕武”，注重科舉取士，隨著文化教育發(fā)達，讀書士人日益增多，朝廷為了安排他們工作，不得不設置許多冗官，早在元寶二年（1039年）宋祁就指出：“州縣不廣于前，而官五倍于舊?！比绱?/span>人浮于事，不但沒有提高行政效能，反而增加國家財政負擔，官員俸祿成為難以承受之重。
宋仁宗并非昏君，面對內憂外患的局勢，他沒有無動于衷，而是力圖化解危機。慶歷三年（1043年），宰相呂夷簡病退，宋仁宗起用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讓他們主持朝政，“興致太平”。 當年九月，宋仁宗召見范仲淹、富弼，給筆札，責令條奏政事。范、富二人隨即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諫官歐陽修等人也紛紛上疏言事，宋仁宗大都予以采納，并漸次頒布實施。這便是史稱的“慶歷新政”。
慶歷新政主要體現在范、富二人所提出十項主張里，具體內容分別為：
一曰明黜陟：即不明官吏升降制度，改革文官三年一次循資升遷的磨勘法，注重以實績與德行提拔官員，淘汰非才、貪濁、老懦者。
二曰抑僥幸：即嚴格控制僥幸做官的渠道（恩蔭制），限制高級官員推薦自家子弟入仕的特權，防止權貴子弟壟斷要職，尸位素餐，濫竽充數。
三曰精貢舉：即改革貢舉制，令州縣立學，士子必須在學校學習一定時間方可應舉。改變專以詩賦、墨義取士的舊制，注重策論與操行，以錄用有真才實學者。
四曰擇長官：即合理選擇各級地方長官，朝廷派員到各路巡察，考核地方業(yè)績，獎勵能員，罷免不才；選派地方官要通過認真地推薦和審查，以防止冗濫。
五曰均公田：公田，即職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因此重新核定官員的職田，沒有職田的官員，按等級給予他們，以“責其廉節(jié)”，防止貪贓枉法。
六曰厚農桑：即重視農耕生產，要求各級政府和人民興利除弊，興修水利，防備災害，并制定一套獎勵人民、考核官員的制度長期實行。
七曰修武備：即改變現行驀兵制，建議恢復唐代的府兵制，先從京畿實行，再漸及諸路。
八曰減徭役：針對有些地方戶口較少、民間徭役過重的情況，應將戶口少的縣裁減為鎮(zhèn)，同時讓各州軍的使院和州院合署辦公，讓一些州城兵士承擔部分雜役，將那些本不該承擔公役的人，放回農村。這樣，民眾就不再為繁重的徭役所困擾。
九曰推恩信：即廣泛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赦文施行，要依法查處；此外，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朝廷惠民政策的執(zhí)行情況，防止阻隔皇恩的現象。
十曰重命令：針對朝廷過去頒布法令“繁而無信”的弊病，提出今后頒布條令事先必須詳議，“刪去繁冗”，審定之后再頒行天下；一旦頒行，必須遵守，不得隨意更改，否則要受到懲處。
不難看出，以上“藥方”可謂對癥下藥，意在整飭吏治、厲行法治、富國強兵。除了恢復府兵制，因“輔臣共以為不可而止”，大多主張都在宋仁宗的認可下得以施行。
慶歷三年底，范仲淹選派了一批精明干練的按察使去各路考察，自己坐鎮(zhèn)中央，每當得到按察使的報告，他就翻開各路官員的花名冊，將不稱職者的名字勾掉。樞密副使富弼見他毫不留情地罷免一個又一個官員，不免替他擔心，于是婉言提醒：“您一筆勾下去，就會有一家人在痛哭呢！”范仲淹堅決地說：“一家人哭，豈能與一路人哭相比！？”經過嚴格考核，一大批碌碌無為或貪腐的官員被除淘汰，一批務實能員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了，財政、漕運等狀況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開始有了起色。正直的士大夫紛紛賦詩填詞，贊揚新政；民眾也為之歡欣鼓舞，仿佛看到了復興的希望。
當然，任何改革總會對權力、利益重新進行調整與分配。慶歷新政所推行的種種改革，在方方面面或多或少觸犯了權貴們的既得利益，尤其是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權。因此，不肯讓權讓利的保守勢力十分痛恨新政，以致遷怒于新政的主導者及支持者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并試圖將他們趕下臺，逐出朝廷，以中止新政。
保守勢力的代表人物叫夏竦，他是一個資深大員，曾做過鎮(zhèn)守西北的主帥。宰相呂夷簡病退時，他以為憑資歷自己可接任宰相，沒料想在歐陽修、石介的批評下，不僅沒有當上宰相，連樞密使的職位也得而復失。于是他惱羞成怒，把矛頭指向改革人物，給予猛烈攻擊。他串通保守勢力，到處煽風點火，散布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結為“朋黨”的流言，還勾結太監(jiān)在仁宗面前進獻讒言，誣陷范仲淹私樹黨羽。一時間，關于“朋黨”之說甚囂塵上，范仲淹等人感到壓力很大。
“朋黨”何以成為攻擊對手的利器？說來話長，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后，儒家思想就成為歷代主流意識形態(tài)，儒家習慣以“君子”與“小人”評判人物，孔子說“君子不黨”，反過來說，結黨者即為“小人”。夏竦等人指責范仲淹等人結交“朋黨”，意在將范仲淹等改革人物劃為“小人”。一旦將對方辦成“小人”，我方便占據道德制高點，因而獲得道義上的優(yōu)勢；既然對方是結黨營私、品德惡劣的“小人”，那么驅逐或法辦他們就是理所當然。此外，夏竦之流還懂得，封建帝王對“朋黨”最為敏感，如若大臣拉幫結派形成“朋黨”，勢必弱化其權威，甚至危及其統(tǒng)治，“臥榻之側”，豈容他人坐大？所以，只要不是白癡，任何帝王都不容許身邊有“朋黨”存在?？梢?，扣“朋黨”帽子的用心，無非是挑動帝王敏感的神經，借帝王的猜忌與疑慮，給對手以致命打擊。
面對政敵拋出“朋黨”之說，范仲淹非但沒有膽怯退縮，而且提出“小人之黨、君子之黨”的說法予以反擊。與此同時，歐陽修特地撰寫《朋黨論》一文上奏仁宗，重新詮釋“朋黨”之說，聲稱君子有黨，“以同道為朋”，“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睉c歷四年四月，宋仁宗召見范仲淹時說：“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答對：“臣在邊時，見好戰(zhàn)者自為黨，而怯戰(zhàn)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茍朋而為善，于國家何害也！”
對于范仲淹、歐陽修的君子有黨之說，宋仁宗半信半疑，搖擺不定。最終由于夏竦使出小人的伎倆，促使仁宗下定決心，于慶歷五年初將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逐出朝廷，為期一年四個月的慶歷新政不幸夭折。事情的起因是，夏竦讓家中一個使女天天臨摹石介的筆跡，等到能夠以假亂真時，便偽造一封石介寫給富弼的密信，信里說要廢掉仁宗。夏竦借題發(fā)揮，傳播流言，誣陷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石介等人陰謀另立皇帝，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宋仁宗也許不相信流言，但是他不得不有所顧慮，畢竟保住皇位才是他的核心利益，況且范仲淹做過戍邊統(tǒng)帥，是文武兼?zhèn)涞娜牛绻攀肿屗菩行抡?，日后功高震主，甚至黃袍加身，這樣于我個人或趙家何益？！為此，他只好做出痛苦而無奈的決定，打發(fā)范仲淹等人到地方任職，并中止新政。
回頭反思，慶歷新政之所以失敗，也是情勢使然。當時情勢是，除了少數銳意進取的有識之士，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階層大都滿足于現狀，只顧個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顧國家利益和長遠利益，一旦新政觸犯了自身利益，他們就堅決反對，群起而攻之。隨著新政的推進，反對的聲浪不斷高潮，包括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加入反對大合唱，攻擊范仲淹等人為“朋黨”。
“朋黨”之所以被當作打擊的利器，是因為使用者心知肚明，宋仁宗也有私心，也有其核心利益。在他們看來，只要仁宗信任并支持范仲淹等人，想要廢除新政絕不可能；所以，他們要綁架當今皇帝，指控范仲淹等人為“朋黨”，從而引起仁宗的反感與猜忌，因為“朋黨”會危及皇帝的權威，觸犯其核心利益。宋仁宗雖為天子，也有其平庸自私的一面，為確保個人的核心利益，寧可放棄國家長遠利益；只要自己在位期間混過去就行了，至于身后是否“洪水滔天”，反正與我無關。
朋黨之爭，一直是困擾北宋政局的死結，并且延宕到南宋時期。慶歷新政因為朋黨之爭而夭折，王安石變法也因為新舊黨爭而失敗。究其原因，根源在于儒家思想觀念存在漏洞，朋黨之說基于君子與小人的觀念，孔子認為：君子不黨，小人結黨；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等等。這是簡單對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觀念，并不能客觀準確地反應人性或人格；在現實生活中，結黨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謀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不管儒家思想存在這樣或那樣的漏洞，一旦被提升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就會被一些政客用作打擊政敵的武器，而且極具殺傷力。范仲淹、王安石都先后中槍，導致新政、變法失敗，一個安于現狀而不能銳意改革的北宋王朝最終被金兵打垮，喪失半壁江山。
范仲淹到底是富有膽識的政治家，在那個年代敢于提出“君子有黨”之說。遺憾的是，宋仁宗卻不能接受他的理論，更不能允許他進行“建黨”實踐。假若宋仁宗允許范仲淹及其反對者各自建黨，兩黨公開競爭，相互博弈，誰能富國強兵，誰就上臺執(zhí)政，這樣中國的政治文明豈不領先英國五六百年。當然，這只是一個假設而已，傳統(tǒng)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局限性，決定這樣的政黨政治不可能產生。
——首發(fā)于2014年3月17日《學習時報》（有刪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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