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緣起與概貌

毛扆為何要編輯這部善本《書目》？毛琛于卷末題曰：“此卷，琛從曾叔祖手寫與潘稼堂先生底本。”毛扆于卷末《跋》云：本欲將著錄之書悉數(shù)刊行，然未能實現(xiàn)，此愿只能“托之太史（指翰林編修潘耒）矣”。可見，《書目》是毛扆最初準(zhǔn)備出售給藏書家潘耒（1646—1708，號稼堂）的書單。但毛扆最終并未將《書目》著錄之書售于潘耒，而是陸續(xù)散入各家。［1］302關(guān)于毛扆撰寫《書目》的時間，潘天楨曾做過考證［1］207，其時間應(yīng)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九月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之間。毛扆卒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終年七十三歲，此目即作于毛扆五十九歲至六十八歲之間，可謂晚年了。大概毛扆晚年有整體鬻書之意，故而才編寫是目。又嚴(yán)佐之謂：“據(jù)毛扆書目附言所識日期，《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成于康熙四十四年?！保?/span>2］37此言有兩誤：一是《書目》附言并非毛扆，而是毛琛；二是毛琛附識日期為“時乙酉花朝”，根據(jù)毛琛輩分及生年，當(dāng)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謂“康熙四十四年”整整提前了60年，顯然誤題。嚴(yán)氏還以時間為據(jù)，將其與錢曾《讀書敏求記》進行比較，認(rèn)為“盡管后者的學(xué)術(shù)價值另有一功，非前者相比，但畢竟前者成書早于后者，其意義也能不言而喻”。［2］40而《讀書敏求記》初稿完成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顯然在《書目》成書之前。然在此之前，葉德輝《書林清話·古今藏書家紀(jì)板本》、孫永如《明清書目研究·述要篇》等都將其置于《讀書敏求記》之前，這實在有誤后學(xué)。

《書目》撰成后，并未印行，而是以抄本廣泛流行。現(xiàn)存最早的抄本為嘉慶三年（1798年）吳德慶抄本，又有清同治八年（1869年）劉履芬抄本，清光緒鄭文焯抄本等等。在傳抄近百年后，其抄本為黃丕烈所得，并刊于嘉慶五年（1800年），收錄在《士禮居叢書》中。之后，又有光緒十年（1884年）朱記榮槐廬家塾刻本；民國初商務(wù)印書館據(jù)《士禮居叢書》本排印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中；《續(xù)修四庫全書》據(jù)《士禮居叢書》本影印。通行本為《士禮居叢書》本。《書目》共著錄善本505種，每種注明冊數(shù)者，有496種1887冊，另有9種未標(biāo)冊數(shù)，總冊數(shù)應(yīng)當(dāng)在1900冊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書目》著錄的只是毛扆藏書的一部分?？济珪x藏書，如滎陽悔道人所言有8萬余冊，再按上述每種4冊來算，當(dāng)有2萬余種。汲古閣藏書，在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毛晉卒前已分授其子毛褒、毛表、毛扆，如按平均數(shù)來分，毛扆也至少可以分得6000余種。毛晉藏書雖有散出，但不是很多，況且毛扆自己尚有所收購。顯然，《書目》著錄的500余種善本不可能是毛扆藏書的全部，而只是擬售部分。故葉德輝云：“明毛扆《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注有宋本、元本、舊抄、影抄、校宋本等字，此乃售于潘稼堂耒，不得不詳為記載，以備受書者之取證，非其藏書全目也。”［3］13如舊抄本《種太尉傳》一卷，卷首鈐有“毛子晉”“毛斧季”藏書印，該書載《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三。舊抄本《六朝事跡類編》二卷，卷首亦有毛氏父子印，載《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七，等等。這些屬于毛扆的藏書均不載于《書目》。但是，盡管《書目》所錄不是毛扆藏書的全部，然從所列版本之精善可知，它所著錄的是毛扆藏書的精華部分則無疑問。毛晉藏書，因未留書目，后人遂無法覽悉其全貌，而《書目》著錄的毛扆藏書大都是毛晉遺下的，因而通過此目，仍然可以目睹毛氏父子所藏善本的初步面貌。

二、著錄體例

《書目》著錄各書時，整體上是按照經(jīng)史子集四部序次排列的。各書著錄體例依次是版本、書名、卷數(shù)、冊數(shù)、作者、抄本品類及售價，部分書目有題識，對其珍善程度作簡要評價。作為一部鬻書目錄，為突出其經(jīng)濟價值，毛扆在著錄各書時，對版本的各個著錄項目尤其詳細。其特點有：

（1）標(biāo)注版本。凡宋元版均冠于書名之前，如“宋板《芥隱錄筆記》一本”“元板《巢氏源候總論》八本”等；宋版中又以北宋版更為珍貴，所以對北宋版本又加以特注，如“北宋板《博物志》一本”、“北宋板《孔氏家語》五本”等；刻字之大小是區(qū)別版本的一個重要標(biāo)志，有的版本亦予以說明，如“大字宋板《韋蘇州集》五本”“小字元板《太平樂府》四本”等：對宋蜀本加以特注，如“蜀本大字《史記》”等。書名之后，依次為卷數(shù)、冊數(shù)、作者、抄本，但除各本均著錄冊數(shù)外，有的卷數(shù)和作者則未予著錄。凡抄本均加以標(biāo)注。凡不作標(biāo)注的當(dāng)為明本，嚴(yán)佐之謂：“明版皆注明朝代。這是前所未有的。”“明刊明抄本三百六十九種。明本中，洪武本四十六種、永樂本四十種、洪熙本八種、宣德本三十種、景德本九十二種、成化本三十四種、弘治本三十一種、正德本四十種、嘉靖本三十八種。明初本多，嘉靖本少，萬歷本不入，反映了當(dāng)時書林對明版的認(rèn)識觀念?！保?/span>4］然細查《書目》，則根本未作注明，抑或嚴(yán)氏目睹的是后人標(biāo)注本？未從知道。明清藏書家對國朝版本多不以為然，毛扆自不應(yīng)例外，故撰于清初的《書目》所收的這些不加注明的版本，當(dāng)多為明本無疑。

《書目》尤其注重抄本的著錄。在總共500余種中，抄本有380多種，足見抄本在這部《書目》中所占的分量。首先，《書目》將抄本分為舊抄和毛抄。如是前人所抄，則注明“舊抄”，因是目撰于清初，故“舊抄”者當(dāng)多為明抄本，如舊抄《草莽私乘》，之后為黃丕烈所得，黃氏題“明抄本”，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屬于汲古閣毛抄者則以“精抄”相稱，毛抄共110種。其次，區(qū)別抄本的精善程度。最為珍貴者為影宋抄本，如《戰(zhàn)國策》“從絳云樓北宋本影寫”。其他依次為影元抄本、元人抄本、從宋本抄出者、從元本抄出者、精抄、舊抄（見下附表）。再次，強調(diào)名家抄本。名家抄本均予注明，如《裔夷謀夏錄》為“叢書堂抄本”。“叢書堂”為明文學(xué)家、藏書家、書法家吳寬（1435—1504，號匏庵）藏書室名。吳寬工詩文、善書法，明書鏊在為其所撰《神道碑》中曰：“作書姿潤中時出奇倔，雖規(guī)模于蘇，而多取自得?！保?/span>5］吳寬家富藏書，有《叢書堂書目》一卷。藏書以抄本見多，其自抄本用紅印格抄寫，以私印記之。葉德輝稱“吳抄”為“明以來抄本書最為藏書家所秘寶者”之一［4］275。孫從添曰：“吳匏庵抄本用紅格，其手書者佳?！保?/span>6］100《書目》所收“吳抄”尚有《春明退朝錄》《國初事跡》《大唐傳載》《續(xù)博物志》《霏雪錄》《南方草木狀》等。其他名家抄本尚有：《書苑菁華》為“李中麓家精抄，箋頭系中麓手書”，《道德經(jīng)》為“秦酉嚴(yán)手抄”，《絳帖平》為“弁陽山房抄本”，等等。最后，對凡非普通用紙者，皆作標(biāo)注。如《歲時雜詠》為“竹紙舊抄”，《廣川書跋》為“綿紙舊抄”，《易說》為“綿紙朱砂格舊抄”，等等。

（2）標(biāo)明價格。關(guān)于這些刻本和抄本如何定價，毛扆在卷末《跋》中制定出了標(biāo)準(zhǔn)：“抄本書，看字之工拙，筆貲之貴賤，本之厚薄，其書之秘否，然后定價。就宋元版而言，亦看版之工拙，紙之精粗，印之前后，書之秘否，不可一例。所以有極貴極賤之不同。至于精妙之書，每本有費四兩之外者，今不敢多開，所謂裁衣不值縀子價也。”

抄本定價從字法、抄費、頁數(shù)、珍秘四個方面，刻本則從刻字、紙張、刻年、珍秘四個方面。綜合這八個標(biāo)準(zhǔn)，最主要的是刻抄時代，亦即毛扆所言“印之前后”。時代愈早，售價亦即版本價值愈高。宋本中，北宋本最為珍貴，南宋本次之，作為“下真跡一等”的影抄宋本則位列第三，置于元本之前?？梢姡伪鞠盗袨橹T本第一檔次。元本系列為第二檔次，其中元刻本居首，諸抄本次之。明抄本及明刻本為第三檔次。毛扆對本家所抄是非常自信的，以“精抄”相稱，列于首位。但也有“不可一例”者，如果版本價值確非一般，自然要高于以上所列正常價格。凡此，毛扆多作題識予以說明。如宋版《陶淵明集》兩冊，售價十六兩，高出正常售價一倍。關(guān)于這部陶集的特別之處，毛扆云：“與世本符夏然不同。如《桃花源記》中‘聞之欣然規(guī)往’，今時本誤作‘親’，謬甚?！段?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柳">柳先生贊》注云：一本有‘之妻’二字。按：《列女傳》是‘其妻之言’也。他如此類甚多，不可枚舉。即《四八目》注，比時本多八十余字，而通本‘一作’云云，比時本多千余字，真奇書也。箋題系元人筆，不敢易去。”通過?？保瑥膬?nèi)容質(zhì)量上來判其價值高于普通版本。《張小山樂府》兩冊，為毛氏精抄，售價三兩，高于常價，毛扆題云：“李中麓家詞山曲海，無所不備，獨無小山詞。全本曾從總集搜集，其詞刻而行世。余細校之，此元版比李刻多一百幾十首，真至寶也?！笔潜竞鬄槌Ｊ祧能?，《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十四著錄，題云“此汲古閣毛氏從元刻本傳錄”，共三卷外集一卷?！袄羁獭倍砑疵骷尉咐钪新纯瘫?，毛抄本比李刻本多100余首，其版本價值自然更高。如是名家品牌抄本，則比一般舊抄稍貴，如叢書堂抄本就比一般舊抄貴一到二錢。但如果是名家手抄本則另當(dāng)別論，如秦酉嚴(yán)手抄本《道德經(jīng)》和《亢倉子》均為1冊，但都為二兩，堪與宋版價格相埒?！兑坝洝?/span>1冊，毛扆題云：“鬻書者謂是枝山親筆，索價六金，余以半價購之?！贝藭鄻?biāo)價二兩。又如《增廣鐘鼎篆韻》7冊，“從文淵閣原本抄，抄價大費”；《集篆古文韻?！?/span>5冊，“世不知有此書”；《新集古文四聲韻》5冊，“世無其書”；又云“此三書者，皆世間絕無，而僅有者也”。故以上3種17冊每冊定價均為二兩。假如刻抄所用紙張如不是普通紙則稍貴，如宋刻本《駱賓王集》《四靈詩》《岳倦翁宮詞》《石屏詞》，元刻本《麗則遺音》《陽春白雪》等均為藏經(jīng)紙面，這種紙張光滑柔韌，紙面清潔，如以此高級佳紙封面，自然能夠提升售價。除上述情況外，就整體而言，表中所列大致是符合實情的。

（3）附有解題。但并不是每書都有解題，只有在該書確有增值因素的情況下，才予以題識，共有79則。有云購書典故的，如《朱性甫手書鐵綱珊瑚》14冊，題云：“當(dāng)年宋中丞初下車，訪其書在常熟，特托陶令物色之。陶令許每本六兩購之。余以先君當(dāng)年得此，曾有詠歌，一時同人酬和，成一大卷，不忍輕棄。李海防每本加二兩，余亦不允。后車駕南巡時，高江村托徽州友人戴姓來許十兩一本，欲以進上。余亦辭之。去年病中，無資覓參，止當(dāng)銀二十四兩，買參四兩，得以病愈，今猶未贖也。”如果不是毛扆所題，又哪里知道毛氏兩代為此書而生出的悲喜故事呢？有云抄者和筆法的，如元人手抄本《古文苑》2冊，題云：“元人手抄二、三兩卷。陳在茲補抄。卷末尾張馮定遠先生補?！庇衷耸殖尽秲蓾h策要》14冊，題云：“元人手抄二書（另一書指《古文苑》），一筆趙字，或者謂趙文敏者爾？其筆法之妙，不可殫述，一見便知爾！”有言版本之?？眱r值的，如綿紙舊抄本《禮記集說》，題云：“世無其書，止有此影抄宋本一部。今昆山所刻借此寫樣，而新刻后半部為顧伊人紊亂次第。幸存此本為正。公自跋云：‘紹定辛卯，其備員江東漕管，大資政趙公善湘見余《集說》，欣然捐資鋟木。次年秋，余秩滿而歸，迨嘉熙己亥越九年矣。里居，需次搜訪新聞遇有可采，隨筆添入。視前所刊增十之三。蝎劫來嚴(yán)瀨別刊此本。庚子六月跋也。’所以有卷第幾之后添入幾條者，乃趙公刻后所增也。昆山刻書時，下半部乃伊人校對，競將后添者移入前去，失之矣。幸賴此本猶存衛(wèi)公之舊。”有曰版本之別的，如影宋抄本《國語》5冊，題云：“從絳云樓北宋版影寫，與世本大異，即如首章：‘昔我先王世后稷’，今時本脫‘王’字，蓋言先王世為后稷之官也。此與史記合。他如此類甚多，此特其一爾?！庇匈澃姹局排f精善的，如北宋本《孔子家語》5冊，題云：“有東坡居士折角玉印，系蜀本大字。舊為東坡所藏。南宋本作‘良藥苦口利于病’，此本作‘藥酒苦口利于病’。及讀《鹽鐵論》亦作‘藥酒苦口利于病’。方知北宋本之善。意欲每本十兩，惟高明酌行之?！庇性泼翌}跋或簽字的，如《朱性甫野航雜抄》“系性甫真跡，有王凱度手跋”，等等。有交代來源與歸屬的，如宋版影抄《石守道徂徠文集》二十卷為周石安收藏，綿紙舊抄本《古器款識》2冊，“后有許潮跋，知為沈竹東家藏秘本也”?？傊?，這些解題雖角度各異，但都著意于版本之精善，最終目的在于強調(diào)版本價值。

三、價值

從作者編制目的和著錄體例來看，這是一部強調(diào)版本特征的鬻書目錄。中國目錄學(xué)的發(fā)展源遠流長，早在漢代就已產(chǎn)生目錄專著（劉向《別錄》）。伴隨著書籍的增多以及書籍市場流通的需要，依據(jù)特定目的或用途而編成的各種特種目錄也應(yīng)運而生，如推薦書目、禁毀目錄、引用書目等等。宋元明時期，由于印刷術(shù)的產(chǎn)生和發(fā)達，官府私家刻書很多，以推銷盈利為目的鬻販書目錄亦必相伴而生。惜乎這種特種目錄并未流傳下來。明嘉靖元年汪涼在其所刻《文選注》的目錄后，附錄有14種所刊鬻書目錄，但這只是單一的附加刻書廣告。作為一部四部齊全的獨立的完整成冊的、且又包含版本和價格的鬻書目錄，在毛扆編訂是目之前，尚未出現(xiàn)，或至少未能流傳下來。毛扆之后，嘉道間藏書大家黃丕烈在蘇州玄妙觀西開了一家滂喜園書籍鋪。為方便顧客，以出版時間為序編制了《士禮居刊行書目》，著錄內(nèi)容有書名、冊數(shù)、書價、刊年4項，如“《國語》五冊，一兩二錢，庚申”；“《汲古閣書目》一冊，八分，庚申”等等。其體例仿《書目》，這極有可能是受到了《書目》的影響。至晚清民國間，如《書目》一樣的鬻書目錄逐漸多了起來，如民國間《來青閣書目》《漢口掃葉山房書目》以及《販書偶記》等等。故此，《書目》作為我國第一部傳世的鬻書目錄，無疑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它不僅對其后的鬻書目錄的發(fā)展產(chǎn)生影響，甚而，對現(xiàn)代及未來的鬻書目錄的編纂出版亦不無啟迪。   

與此同時，由于《書目》標(biāo)注價格，也就為了解清初書價乃至文化經(jīng)濟市場的流通情況提供了重要史料。葉德輝在《抄書工價之廉》中曰：“古人抄書工價不可考，惟乾嘉間略見一斑。黃《記》明抄本《草莽私乘》一卷下云：‘此書載《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估值二錢。是書之值，幾六十倍于汲古所估，旁觀無不詫余為癡絕者。然余請下一解曰：今抄胥以四五十文論字之百數(shù)，每葉有貴至青蚨一二百文者，茲滿葉有字四百四十，如抄胥值約略相近矣，貴云乎哉？’因此可見當(dāng)時傭書之廉，由于食用之儉；今則米珠薪桂，百物艱難。俯仰古今，不免東京夢華之感矣?！保?/span>3］13以明抄本《草莽私乘》為例，毛扆于康熙間售價二錢，到道光三年（1823年）黃丕烈購得此書時，已經(jīng)高于毛扆時的60倍，而到宣統(tǒng)間，葉德輝則只有“東京夢華之感”了。難怪葉德輝慨嘆清初抄書工價之廉。清代200余年書價之升漲變化，由此可見一斑。

對于善本的認(rèn)識，經(jīng)歷了一個歷史過程，至近代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善本觀，如張之洞謂足本、精本、舊本始為善本，丁丙則列舉了善本書的四個內(nèi)容：一曰舊刻；二曰精本；三曰舊抄；四曰舊校。［7］從這些闡述中，可知凡刊刻早、校讎精審、刻印精致、卷帙完整且流傳較少的本子，可為善本。其實，這樣的善本觀早在200多年前，以毛氏為代表的藏書大家們已經(jīng)身體力行地實踐著。毛扆在《書目》中制定的衡量版本價格價值的八個標(biāo)準(zhǔn)，在當(dāng)時是極為難得的。在此之前，還未有過如此系統(tǒng)的歸納和闡述。關(guān)于是否校讎精審和全帙兩項，雖未列入八個標(biāo)準(zhǔn)之中，但在題識中多次列舉實例，并成為索要高價的重要依據(jù)。需要指出的是，毛扆依據(jù)以上這些標(biāo)準(zhǔn)所總結(jié)制定的判定版本價值高低的差價系統(tǒng)，是客觀的，行之有效的，并成為300多年來業(yè)界所遵循的“行規(guī)”。盡管各種善本定價有所不同，然通過毛扆將其都著錄于這部善本《書目》之中，可見這些刻本抄本無疑都是屬于善本之列的。故而，毛扆雖然還未能總結(jié)出如張氏、丁氏等這樣系統(tǒng)的理論，但其編目實際，卻為未來善本觀念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

盡管《書目》是一部鬻書目錄，但它的目錄價值和在目錄學(xué)史上的意義卻遠遠超過一般鬻書目錄。呂紹虞曾說：“將善本集中編成目錄的，或以毛扆所撰《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為最早。”［8］其實在《書目》之前，已經(jīng)有如錢曾《述古堂宋本書目》、徐乾學(xué)《傳是樓宋元本書目》、季振宜《延令宋版書目》。然這些書目專收宋版或宋元版本，在收錄善本范圍上比較狹窄。而《書目》不僅收錄宋元版本，還有影宋、元抄本、舊抄及明本，顯然涵蓋面更寬。著錄體例上，與《述古堂宋本書目》等相比更加全面完善?！蹲x書敏求記》是版本學(xué)奠基之作，但并不是每書都著錄版本，有相當(dāng)一部分不注版本，而且其中有不少并不是善本。此外，《書目》還附有70余則題識，不僅從形式上，還從文字內(nèi)容異同上判定版本珍善與否，這無疑加深了對版本價值的認(rèn)識。在對版本的時代劃分上，《書目》更加細致，刻本除宋本、元本，還有明本。所有這些說明，《書目》作為一部完整意義上的善本書目，更加名符其實。鬻書目錄帶有強烈的功利性，為了獲取高價，它收錄的都是珍藏秘本，在著錄上突出版本特點和價值，因而鬻書目錄實質(zhì)上是一種版本目錄。版本目錄成熟于清季中葉，而發(fā)軔于清初的《讀書敏求記》和《書目》等，作為緊緊圍繞著版本特征進行著錄的版本目錄，無疑為這之后的以突出版本特征為主的善本目錄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

明代私家抄書最多者，為毛氏汲古閣。毛抄中最為令人稱道的是影宋抄本。毛氏影宋抄本追慕宋刻逼真，使“宋槧之無傳者賴以傳之不朽”，被孫從添譽為“古今絕作”［3］13。在毛氏影響下，清初錢曾、黃丕烈、徐乾學(xué)等紛紛競相仿效，從而推動了明末清初的抄書業(yè)，使許多孤本得以流傳下來。這種情況自然也體現(xiàn)在書目著錄中。《書目》中著錄了50余種毛氏影宋抄本，而毛扆在《書目》中的首次著錄，對其后的書目編撰也產(chǎn)生了影響。編于乾嘉間的《天祿琳瑯書目》于卷四和《后編》卷八就專設(shè)“影宋抄”一目，共錄29種，其中毛氏影宋抄本12種。可見，影宋抄本以及毛抄在這部書目中所占的分量。其后，各家書目或通過設(shè)專目或于書名下加注等形式，都增加了影宋抄本這一新的品類。從而使其作為非雕印本之抄本品類中最為重要的一種，在書目著錄中擁有了一席之地。不僅如此，毛扆將抄本細化分成影宋抄本、影元抄本、舊抄、名家抄本等等，這也直接影響了之后的編目。如孫從添《上善堂宋元版精抄舊抄書目》就分宋版、元版、名人抄本、影宋抄本、舊抄本和校本6類，將抄本分類著錄，予以強調(diào)?？梢哉f，毛扆將抄本分類并在書名下作標(biāo)注的編目做法，為之后將抄本種類細化并獨立出來著錄，起了拋磚引玉的作用。

眾所周知，毛氏刻書極多，版刻源流亦難以知曉。而《書目》卻為考訂毛刻的淵源，提供了可靠的證據(jù)。毛刻本之底本有很大一部分是利用了家藏善本的。例如《書目》著錄的40種宋本，幾乎都是毛刻底本，還有一些影宋抄本及元本亦是如此。宋詞100家，毛扆題曰：“未曾裝訂。已刻者六十家，未刻者四十家，俱系秘本，細目未及寫出。容俟續(xù)寄。精抄?！边@說明汲古閣的一些精抄本也有不少成為毛刻底本。毛扆于《書目》卷末跋云：“余之初心，本欲刊刻行世，與天下后世共之。”毛扆之“初心”雖未完全實現(xiàn)，但據(jù)筆者約略統(tǒng)計，在600余種毛刻本中，仍有200余種之底本與《書目》著錄本相同（含宋詞60家），占《書目》著錄書總數(shù)的1/3，而他們?nèi)∽杂凇稌俊芬彩秋@而易見的?？梢姟稌俊芬彩茄芯棵痰臉O為難得的資料。臺灣學(xué)者周彥文的《毛晉汲古閣刻書考》是研究毛刻的力作，該書雖然提到《書目》，但僅僅是將其當(dāng)作藏書和鬻書目錄看待的，未能發(fā)現(xiàn)《書目》在研究毛刻方面的利用價值，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疏忽和遺憾。

當(dāng)然，《書目》作為鬻書目錄，就目錄學(xué)意義而言，亦有缺憾。首先是書名后有的不注卷數(shù)，作者介紹亦有一些脫漏。其次，在分部中，四部之區(qū)分標(biāo)志不統(tǒng)一?！敖?jīng)部”和“史部”未單行標(biāo)出，“子部”“集部”又單行標(biāo)出。四部中除子部分類外，其余均未分類。子部分小說家、明朝人小說、天文、兵家、醫(yī)家。醫(yī)家之后，又標(biāo)出“子部”，但未注是何類別，實際上以道家、雜家為主。各書排序，雖大致按編撰者時間先后，但間有竄亂者。再次，四部所收各書時有混雜，尤以經(jīng)史兩部分為最。最后，各書有題識者只占著錄書籍總數(shù)的16%，致使很多書的版本價值無從考究。造成以上情況的原因可能是，毛扆在編目時，未及細檢，倉促成目。這也是這部善本書目的美中不足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