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喚起中國文藝的復興”的舉動，竟然始于一個畫家的個人努力。盡管如此，對于這樣的個人行為仍然毀譽參半。試問，中國的文藝真的已經(jīng)復興了嗎？

張大千《摹莫高窟晚唐供養(yǎng)菩薩》

2013年11月16日晚8點，中國嘉德2013秋拍舉槌開拍，張大千《摹莫高窟晚唐供養(yǎng)菩薩》以950萬起拍，最終以1200萬的價格落槌，含傭金成交價為1380萬。此前估價1200萬-1800萬，畫約3.4平尺，字約1.3平尺。

張大千接觸敦煌之前的畫風以臨摹八大、石濤的作品為主。敦煌之行，是他繪畫生涯的一大轉(zhuǎn)折點。張大千臨摹了數(shù)百幅敦煌壁畫，吸盡了唐五代人物畫的精髓，更領會了中國中古時期人物畫用筆設色的特征，使得大千先生的人物畫在短短的三年之間，向前跨了一大步。

《摹莫高窟晚唐供養(yǎng)菩薩》作于1949年，表現(xiàn)出高古、雄偉、瑰麗的唐風境界，其畫風超越了其以前所師法的元、明、清三代之繪畫大師的成就，從中可清晰看出大千畫風的丕變。

在張大千辭世30周年之際，他的敦煌人物造像《觀音大士》也亮相保利香港秋拍，以400萬港元起拍，最終以1100萬港元落槌。這幅作品是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之作，當年還引發(fā)過一段“破壞敦煌壁畫”的爭議。

張大千無疑是近年來各大拍賣會上最熱門的中國藝術家，2010年其晚年作品《愛痕湖》帶領國內(nèi)的藝術品拍賣進入億元時代。在張大千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中，敦煌之旅對于他藝術道路的意義和對中國美術史的重要性，此行被學者譽為“喚起中國文藝的復興”。

張大千出身書香門第，母親擅丹青之繪，加上二兄張善孖繪畫方面的影響，使他具備了走上繪畫這條路的充分條件。他的藝術才情不僅表現(xiàn)在工筆、寫意、水墨、潑彩、人物、山水、花鳥等繪畫方面；在書法、篆刻、詩詞等方面也樣樣揮灑，功力深厚，靈氣畢現(xiàn)。

1941年，張大千攜家人和幾個學生到敦煌莫高窟臨摹壁畫，其間清理出洞窟309個，對莫高窟中許多壁畫進行了臨摹復原，共達200余件。此外，對洞窟的分類編號也是對“敦煌學”的一大貢獻。

后來傳出他在臨摹壁畫時，剝掉壁畫的消息，引來不少爭議。他在“敦煌”的有意或無意的行為，無論是褒是貶，都已經(jīng)寫進了美術史，況且他本身就是一段豐富的美術歷史。他對敦煌壁畫的剝蝕和破壞，是讓人無法原諒的事實；但他對藝術充滿的崇敬和執(zhí)著情懷，又從某種意義上讓我們消解了對他的責備和批評。

關于張大千前往敦煌的緣起，有諸多說法，但多指其受到老師朋友的影響和鼓勵，對敦煌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張大千從曾農(nóng)髯、李瑞清口中聽說敦煌有難得一見的佛經(jīng)和唐像。著名美術教育家葉恭綽跟張大千談到，我國人物畫頂峰在唐朝，宋代和六朝也有部分佳作，到清朝就后繼無人了，因此建議張大千沿著黃河走一趟，看唐宋六朝之作。

1941年3月，在家人與學生十余人的陪同下，張大千前往敦煌莫高窟。第一眼看到那些壁畫，張大千驚呆了，不禁感嘆古人的藝術造詣和壁畫的雄偉壯麗。張千先生到敦煌后，深感敦煌莫高窟是座被埋在大漠之中的藝術寶窟，請人搬走洞窟周圍的積沙亂石，清理洞窟309個。

他隨即在艱苦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下，開始了時長3年的臨摹和研究敦煌壁畫的過程。在這3年之間他臨摹的作品達270余件，并完成他唯一一篇學術論文《關于敦煌壁畫》。

在藝術家楊建國追憶張大千敦煌之行的文章中提到，張大千臨摹時讓助手懸空提紙供他勾描，再轉(zhuǎn)移到畫紙上，之后一筆一畫照著壁畫臨摹。顯然這為張大千和他的團隊都增加了工作量，但為了保護壁畫不受損壞，他不惜使用更繁復的程序。

在臨摹的同時，張大千痛心于敦煌壁畫因缺乏保護而造成的損壞，深感保護敦煌文化遺產(chǎn)的重要性，于是潛心研究洞窟的原貌及毀損情況等，并于1942年向國民政府監(jiān)察院院長于右任提出保護、修繕的建議，得到于右任大力支持。

1943年國民政府成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為之后對敦煌的保護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對敦煌的作品的研究與臨摹為國內(nèi)外了解和學習敦煌文化都作出了極大貢獻。          

據(jù)說關于張大千打掉敦煌壁畫的說法，有鄭重著文說共有三種： 第一種說法：張大千率弟子們在第20號窟臨摹，注意力集中在一幅五代壁畫上，目光偶然落到右下角，看見早已剝落的那小塊壁畫下面，內(nèi)層隱隱約約有顏色和線條，他認為畫的下面還有畫。

當天晚上，張大千到上寺請教老喇嘛，老喇嘛說：“我幼年進廟時，老法師帶我去看壁畫，曾經(jīng)對我說，莫高窟到處是寶，畫下面有畫，寶中有寶。”張大千和弟子們商量后，決定打掉外面的一層。在剝落之前，他把上面一層五代畫臨摹下來，剝落后，下面果然是一幅敷彩艷麗、行筆敦厚的盛唐壁畫。

第二種說法：張大千在敦煌期間，重慶國民黨監(jiān)察院院長于右任和高一涵在西北視察時，曾繞道敦煌，與張大千共度中秋。此時已是63歲的于右任，到了敦煌，流連忘返，由張大千陪著觀看壁畫。于右任的隨員、且是敦煌土著竇景椿，在紀念張大千的一篇文章《張大千先生與敦煌》中有著這樣的論述：

“我隨于右老由蘭州前往敦煌，及駐軍師長馬呈祥等人，記得參觀到一個洞內(nèi)，墻上有兩面壁畫，與墻壁底層的泥土分離，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損破壞的痕跡，……從上面壞壁的縫隙中，隱約可見畫像的衣履，似為唐代供養(yǎng)人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釋，右老點頭稱贊說：‘噢，這很名貴。’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開壞壁一睹。當時縣府隨行人員，為使大家盡可能看到底層畫像的究竟，手拉著上層張開欲裂的壞壁，不慎用力過猛，撕碎脫落，實則因年久腐蝕之故。”

第三種說法：張大千跟于右任商量以后，命馬呈祥的士兵打掉的。當時社會傳言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并引重慶方面的誤解，竇景椿在文章中說出了起因：“適有外來游客，欲求大千之畫未得，遂向蘭州某報通訊，指稱張大千有任意剝落壁畫、挖掘古物之嫌，一時人言嘖嘖，是非莫辨?！?/span>

19、查找史實可知，重慶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是發(fā)過一封電報給敦煌縣縣長，電報中說：“張大千君，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頗有煩言，敕敦煌縣縣長，轉(zhuǎn)告張大千君，對于壁畫，毋稍污損，免茲誤會?！倍鴱埓笄г诙鼗团R摹壁畫，近三年之久。

從電報中，我們還是無法知曉張大千是否打掉了壁畫，那么，張大千先生究竟有沒有破壞敦煌壁畫？或者說敦煌壁畫該不該打掉？ 石湍1981年在《旅游天府》發(fā)表《張大千并未破壞敦煌壁畫》一文說，自己在敦煌莫高窟工作過十余年，從未親眼見張大千破壞過敦煌壁畫，相反對敦煌壁畫的恢復和整理工作做不少貢獻。

但現(xiàn)代著名書畫大家、書畫鑒定專家和詩人謝稚柳說：“我到敦煌之前，這兩幅壁畫的外層，已經(jīng)給張大千打掉了，所以我并沒有親眼看見打掉的過程，……要是你當時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jīng)剝落，無貌可辨，又肯定內(nèi)里還有壁畫，為什么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fā)內(nèi)里的菁華呢？“

敦煌石窟的墻壁，本是戈壁灘的石子一塊塊砌成，在壁上畫畫，先要在墻上涂上泥巴、石灰，把墻壁鋪成。由北魏到宋，前來求神祈福的人很多，前人把墻壁畫滿后，后人再在墻上鋪層泥巴、石灰，繼續(xù)再畫。這樣，經(jīng)歷若干朝代后，敦煌的墻便由好幾層壁畫組合而成。

但如今因缺乏保護，敦煌大量藝術瑰寶已被盜和流失，而且沒有專門的人來維護壁畫，大部分壁畫已被風沙雨雪侵蝕、脫落，若不采取必要措施加強保護與修繕的話，可能會毀于一旦。

張大千先生在《臨摹敦煌畫展覽目次》一文中也說：“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殘缺，甬道兩旁壁畫幾不可辨認。剝落處，見內(nèi)層隱約尚有畫，因破敗壁，遂復舊觀，畫雖已殘損，而敷彩行筆，精英未失，因知為盛唐名手也。東壁左，宋畫殘缺處，內(nèi)層有唐咸通七年題字，尤是第二層壁畫，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兩次重修矣?！?/span>

1949年3月，當時國民黨甘肅省參政會對控告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一事，作出了最后結(jié)論：張大千在千佛洞，并無毀損壁畫情事。但此結(jié)論，國民黨政府沒有公開，一直保密。后經(jīng)大陸研究張大千的專家李永翹先生于1986年8月，查找到1949年的裁決書原件，才使世人得知最終的事實。由此我們可知張大千先生是為弘揚敦煌藝術作出了貢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