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學的城市

               ----重讀齊美爾的《大都會心靈生活》

喧囂也是一種景致。

夜晚喧囂是城市的一種基本魅力，會讓失眠者感到安慰，因為那意味著在同一片夜空下，還有其他人也沒睡?，F(xiàn)代城市讓人們不再感慨，“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因為城中不僅有燈，而且還是LED燈，還有更多夜不能寐的同類相伴。現(xiàn)在城里的夜，對于享樂主義者來說既不苦，也不長。差不多就在尼采宣布上帝已死的歐洲啟蒙運動末期，愛迪生發(fā)明的電燈在城中，開始協(xié)助人類挑戰(zhàn)自然之道，讓人們逐漸擺脫夜伏晝出的生物鐘。不夜城成了城市的發(fā)展標簽。燈火闌珊，燈紅酒綠成為生機象征。

城市燈光對我總有一種特殊吸引力。小時候，跟隨父母坐長途車回老家，走秦嶺夜路，崎嶇顛簸，昏昏欲睡，突然出現(xiàn)在山谷中一捧小城燈光總顯得特別愜意迷人。大學時曾和朋友乘車在無月之夜穿行于桂滇十萬大山，同樣也十分盼望峽谷里閃現(xiàn)的城鎮(zhèn)燈光，因為那意味著有機會停車休息，吃飯方便。后來在國外，曾生活在不同的大都會，隔三差五我會約人或獨自驅車到市郊高地，只為回望遠處萬家燈火，感覺好似慌不擇路間，在熟悉的異鄉(xiāng)，偶然發(fā)現(xiàn)了一大堆碎銀和珠寶----這在英語里叫“serendipity”，就是偶然得到天賜寶物，類似于那種“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意境。再后來，找工作面試，開會，旅游，經(jīng)常乘坐夜航班機，起落時，我總喜歡貼著機艙玻璃俯瞰四下鋪開的都市燈光，細想每個燈光下所蘊涵的生機，感慨萬千。

城市之光或許有悖自然天理，但卻蘊涵著無限人類生機。

躲在暗處，從山坡上眺望，城市夜景的具象很容易讓人產(chǎn)生一種對城市形而上學的擁有感。四周靜謐，讓人斗膽徒升。遠處繁盛，使人浮想聯(lián)翩。距離增強了吸引力。片刻幻覺中，我感覺到一種好似君臨天下的掌控感，盡管城中那盞暫時屬于我的公寓或旅館房間里的燈也應該是熄滅著的。除了領導，開發(fā)商，城市規(guī)劃人員，人們喜歡驅車上山看夜景，與爬上樹梢的黃山猴瞭望身后懸崖峭壁一樣，不一定都是一種目的明確的功能主義行為。從一個特定的角度，位置，看風景就是為了風景能給人們帶來一種審美體驗，而每個人的私密體驗可能大相徑庭，但那種游離其外的現(xiàn)實個體之渺小、寥落、孤獨與城市聚集巨大人類資源所顯現(xiàn)的超現(xiàn)實奇幻光影所形成的強烈反差，對人們造成的心理效應卻相差無幾的。這或許正是，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在其名篇，寫于1903年的《大都會與心靈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中所說的，“現(xiàn)代生活最深刻的問題”，即“面對撲面而來的，由歷史遺產(chǎn)，外來文化，和生活科技等所構成的各種社會影響”，個人如何“維護其存在的獨立和個體性”？

1903年，作為當時歐洲現(xiàn)代藝術中心的德意志帝國薩克森王國首府，德累斯頓（Dresden）[1]市政當局舉辦了一個大型城市展，主辦方特邀了知名學者齊美爾，做一個關于知識分子能對大城市發(fā)展能發(fā)揮什么作用的專題講座，作為一系列講座之一。而齊美爾的文章和講座卻文不對題，從相反角度大談大都會對個人心靈的影響。然而，就是齊美爾這篇文不對題、隨性任意的形而上學之作，卻深刻影響了美國芝加哥學派社會學理論，成為西方城市學和建筑學歷史經(jīng)典，是相關專業(yè)大學生的必讀文獻。齊美爾在此文提出的許多議題在當時極具前瞻性，如個體存在與群體生活的矛盾和聯(lián)系，社會分工精細化所形成的文教科技社區(qū)社團機構之功能，金錢交易精確性所造成的城市管理實證主義傾向等。齊美爾在此文所提出的，個體印象由外界環(huán)境快速轉變之聲光影像所決定的觀點，甚至還啟發(fā)了德國格式塔心理學關于環(huán)境語境影響視覺認知心理效應的研究。

齊美爾認為外部環(huán)境給人帶來的，不斷加強、持續(xù)變化、轉瞬即逝的神經(jīng)刺激，構成大都會個體存在的心理基礎。因為緊湊建筑空間，頻繁人際接觸，精細社會分工，“每過一次馬路，隨著多重經(jīng)濟社會生活的步調，”作為金錢交易中心的城市都會確立一種，“在精神生活的感知信息基礎上，與小鎮(zhèn)和鄉(xiāng)村的深刻對比。”雖然人們并沒有以喪失個性為代價來適應城市生活，但城市人卻不得不在群體生存的中心尋找著個體存在的價值。依仗理智，生活在大都會的人需要發(fā)展出一種體現(xiàn)自己個體存在價值的個性，抵御外部環(huán)境，即大都會里所充斥的各種甜蜜誘惑和溫柔陷阱。城市管理者必須考慮市民這種個性化生存的內(nèi)在需要。

齊美爾觀察到作為金錢交易中心的大都會，在系統(tǒng)結構上，向自然科學式量化精確性方向發(fā)展的趨勢。在這種趨勢中，金錢經(jīng)濟的算計本性，以一種全新精確度定義了文化身份和文化差異，為大都會生活確定了精準機械日程，將城市人所有活動納入一種時鐘正點節(jié)奏中。這些城市特性使城市生活獲得特別格調，傾向于排除那些非理性，本能，獨立自主，旨在使人們從個體內(nèi)源決定生活方式的特性和沖動。齊美爾認為，雖然獨立自主的個性在城中得到張揚并非絕不可能，但卻與典型城市生活模式背道而馳。

齊美爾從神經(jīng)生理基礎的角度，提出聲色犬馬的大都會生活會使人產(chǎn)生“審美疲勞（blasé attitude或譯厭膩情緒）”，這一點與現(xiàn)代神經(jīng)心理學抑制理論（inhibition theory）在審美研究中的應用差不多異曲同工。齊美爾觀察并總結，人之所以會產(chǎn)生“審美疲勞”，主要由于神經(jīng)無法正常適應那種（外界形象和社會信息的）快速轉變和緊密壓縮所導致的強烈反差刺激，例如那種對聲色犬馬無限追求的城市生活，必然讓一個人產(chǎn)生“審美疲勞”，因為這樣生活會讓神經(jīng)長期處于最強興奮反應中，以至于最終不得不完全停止反應，盡管反應的能力還未完全喪失。不是遲鈍，不是無能，也不是成熟，而是乏于或懶得反應。相對于鄉(xiāng)村和小城鎮(zhèn)的簡單和純樸，大都會充滿色彩鮮明，形狀各異的外部影像，復雜多層的社會關系和社交圈子，以及各種使人很容易著迷上癮的方便場所和享受方式，而隨著這些外界刺激日復一日的不斷加強，最終“審美疲勞”就會成為大都會的一種傳染病?！皩徝榔凇笔驱R美爾觀察到的大都會對個人心靈所造成不可逆轉變的一系列狀態(tài)之一。

根據(jù)齊美爾的觀察，“審美疲勞”必然導致厭膩情緒，而為了適應都市生活這種負面影響，人們學會自我保護，所以矜持（reserve）成為許多已對城市以及城市生活心生厭膩的城里人的基本心理狀態(tài)，如刻板印象中的紐約客，老北京，香港仔，還有上海阿拉在地鐵站對周圍川流不息路人過客的基本態(tài)度。城里人的矜持也是無奈形成的，因為他們無法對每天在外面不得不接觸的所有人都給予足夠的心理反應，否則勢必造成無盡的心理負擔，進一步加強那種早已產(chǎn)生的厭膩情緒，甚至造成神經(jīng)崩潰。正是因為這種矜持，城里人會習慣于那種連自己多年鄰居也從未相識的情形，而這一點讓小鎮(zhèn)和鄉(xiāng)村人無法想象和難以理解。矜持使城里人特別容易對某個群體產(chǎn)生刻板印象和偏見歧視，形成人群中的一定社會距離，導致都市陌生人（stranger）和文化邊緣人（marginal man）的出現(xiàn)。然而，齊美爾認為城里人這種表面似乎冷漠，反感，甚至敵意的“矜持”，實際上蘊涵著大都會心靈生活的另一層特征：普遍矜持使得那些能讓人們深入交流溝通的各種組織成為一種必需，諸如政黨，宗族，宗教，社區(qū)，協(xié)會，俱樂部等社團組織或自發(fā)群體就是因大都會帶給人們的普遍矜持而形成的。與齊美爾的觀察一致，大都會不僅產(chǎn)生了十月革命，法西斯納粹，科學基督教[2]，以及奧巴馬政治生涯的啟航站-----芝加哥的“發(fā)展社區(qū)工程（Developing Communities Project，簡稱DCP）”。

齊美爾認為大都會生活所直接導致的表面人際疏遠離散，實際上只是人類社會化聚合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城市人相互間的冷漠與矜持則緣于大都會狹窄空間中，日益縮減的人際身體距離所導致人際心理距離的增大。英國社會心理學家麥克爾· 阿蓋爾（Michael Argyle）于上世紀六十年代通過親密平衡模式（Equilibrium Model of Intimacy），將齊美爾的這種觀察進一步實證化，特別解釋了那種人與人之間在空間有限時相互都在回避注意焦點時表現(xiàn)出的“茫然眼神”（inattentive mutual eye-contact）[3]。上世紀七十年代，著名人類文化學者，社會學家爾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通過記錄自己對實際社會生活的觀察，將這種“茫然眼神”描述為一種公眾生活中人們普遍具有的“禮貌性漠視（civil inattention）”[4]。齊美爾這種聯(lián)系都市生存空間和人際心理距離的形而上學思維，以及在這種聯(lián)系基礎上發(fā)展的文化邊緣人和陌生人概念，還進一步影響了日后文化人類學、非語言傳播學和跨文化傳播學對跨文化傳播交流與溝通的研究。傳播學泰斗級人物，創(chuàng)新擴散理論創(chuàng)世人，埃弗雷特·羅杰斯（Everett M. Rogers）曾專文闡述齊美爾的“陌生人”概念對傳播學，特別是跨文化傳播學的影響[5]。

大城市充滿了陌生人和邊緣人，而這些人在群體環(huán)境中所遭受的矜持與冷漠卻促進了人們以各種方式和形式進行交流和溝通，于是這里聚集了像齊美爾本人一樣，喜歡從一定距離談論形而上學的知識分子。在這樣知識分子形而上學思考推動下，隨著社交圈的擴大，個人的內(nèi)在和外部自由也得到擴大，城市變成一個心靈地界不斷幾何級增長擴展的自由之地。隨著傳播與溝通機會的增加，大都會業(yè)主的盈利也得到提升，都市生活經(jīng)歷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都市人在這個過程中相應提升了理智水平，開始追求新的由知識文化，而非聲色犬馬所定義的生活品質。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人投身政治，有些熱衷藝術，當然還有些像齊美爾本人一樣，追求一種形而上學的超然理智，做起學問了。深圳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吳予敏博士和他的團隊現(xiàn)在正在從事的研究正是為促進城市，從“媒介化城市（mediated city）”向“溝通性城市（communicative city）”的轉型，研究探討這個過程中的各種社會文化問題，如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如何考慮農(nóng)民工市民身份的問題[6]。

齊美爾認為大都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功能（文化）擴展往往最終會徹底超越其實體（物理地界和社會經(jīng)濟）界限。例如，美國的華盛頓特區(qū)和洛杉磯大都會區(qū)，雖然缺少紐約、芝加哥市中心的林立高樓和霓虹幻影，但其作為美國政治和文娛中心，其大都會地位卻毫不遜色，有過之而無不及。亞洲的一些大都會，包括新加坡城，漢城，雅加達，特別是香港和曼谷，其外表實體的繁盛和奢華，遠超歐美的一些老牌大都會（紐約、巴黎、倫敦等）何止幾倍，但其文化影響和聲譽威望卻未必能夠超越它們，其中道理就在于齊美爾一百多年前就觀察到的大都會功能擴展與實體擴展的這種錯位關聯(lián)。

齊美爾這篇《大都會與心靈生活》行文頗為隨性，甚至恣意，看似不經(jīng)意，好像敷衍了事，不但有些地方佶屈聱牙，甚至通篇文不對題（幾乎完全脫離德累斯頓城市展主辦方給他定的題），但卻對現(xiàn)當代與城市發(fā)展規(guī)劃和運作管理相關的多個學科產(chǎn)生了極為廣泛的影響，究其緣由可概括為以下幾方面。第一，齊美爾受過康德經(jīng)驗哲學訓練，在當時德國，甚至整個歐洲學術研究中心，柏林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獲得超強抽象思維能力，并且勤于思考。第二，齊美爾的講座雖然在學生中非常受歡迎，但其特立獨行，突破傳統(tǒng)，超越規(guī)范的學術風格使他很長時間難以被學術界接受，所以其作品具有一種標新立異的另類格調。第三，齊美爾之所以能在成名前，也敢于藐視學術權威，超越學術規(guī)范，或許和他本人富有的資源條件相關。齊美爾親生父親曾經(jīng)在柏林創(chuàng)立了一個相當成功的巧克力工廠，死后給他留下一筆不小的遺產(chǎn)，而他養(yǎng)父也是個音樂出版社的創(chuàng)始人，也為他求學設立了專項基金。衣食無憂的齊美爾自然不需要以教職謀生，被迫在學術圈里趨炎附勢，拉幫結派。第四，齊美爾本人是一個地道的城里人，出生在柏林市中心一個相當于北京王府井，紐約時代廣場，或香港銅鑼灣的地段，自幼便對大都會景象和生活非常熟悉，以至成年后對之產(chǎn)生厭膩。第五，齊美爾在家中排行老七，是最小，最任性的一個，在父親早亡的情況下與專橫的母親關系緊張，以至于很早就感到被邊緣化，從而養(yǎng)成獨立思考的習慣和特立獨行的秉性。或許正是歷史條件和社會環(huán)境讓本來是個地道富二代的齊美爾沒有選擇成為一個紈绔子弟。齊美爾憑借自己冷峻深遂的思考，成為德國第一代社會學家的代表人物，以及城市社會學，符號互動論，社會網(wǎng)絡分析，跨文化傳播學等學科，無可爭議的杰出先驅。

齊美爾算是一個隱于市的中隱，作為一個貼近現(xiàn)實，從自我個體感知的角度，形而上學地思考社會生活的哲學家，在實證主義占主導地位的西方學術界，其學術風格看起來，讓人想起魏晉時代談玄弄虛的玄學家，如何晏、王弼、嵇康、阮籍等所謂魏晉風度的代表人物。突破桎梏，恣意隨性，齊美爾在《大都會心靈生活》里表現(xiàn)出的反實證主義精神與魏晉精神反經(jīng)學綱常類似，但齊美爾本人的個性特征和行為風格卻與魏晉風度那種放誕無稽，狂妄瀟灑有所區(qū)別。齊美爾在思想學術上雖然卓然獨立，但其性格為人卻相當拙鈍迂腐，一股書呆子氣，喜歡離群索居，所以才能有別于一般，從書本到教條，過分依賴機械記憶，整天只熱衷于熟記所學專業(yè)百科知識的學者，更善于貼近個體生命存在的各種實際感受和社會生活中的常識經(jīng)驗，并依據(jù)由這些感受所支撐起來的思維框架，觀察人世熙攘，總結出科學的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雖然沒有生在中國，齊美爾卻體現(xiàn)了國學那種，既要入乎其內(nèi)，也要出乎其外的治學原則，從自我個體內(nèi)心體驗出發(fā)，在一定空間距離之外審視大都會，所得出的理論極具生命力，影響深遠。齊美爾的《大都會心靈生活》之所以能既充滿生機，又非常高致，或許根本上就在于他超越了一般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和顧忌，要不他怎么會無視邀請他的德累斯頓市政當局給他規(guī)定的題目。

記得梁詠琪在一首老歌里唱到，喜歡開車上山看城市閃爍迷離的夜景，那座城市應該是香港。香港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一個大都會，其表面繁盛的身后是無比沉重的歷史負擔。當我們置身于這種好似好萊塢大制作所堆砌起來的奇幻場景中，體會到金融資本力量的彰顯時，是不是應該從文化存在的立場上，順著歷史長河的走向，冷靜地思考一下大都會功能性擴展與實體擴展的關聯(lián)，以及與每個市民身心健康都休戚相關的個人個體和社會族群身份認同的距離。記得過去一個美國外教，長期在國內(nèi)大學教書，跟我說，每年她都要去香港過年，因為她覺得在香港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西方人在香港感到的這種親切感，就是一切光影奇景下，關于這個城市最真切的歷史信息。

注釋：

[1] 德累斯頓：Dresden，據(jù)說普京曾經(jīng)在這個城市作克格勃間諜。

[2]科學基督教：基督教的一個教派，是《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后臺。

[3]Argyle, M., & Dean, J. (1965). Eye contact, distance, and affiliation. Sociometry, 28, 289- 304.

http://www./wiki/Equilibrium-theory-of-intimacy

[4] Goffman, E. (1972). Relations in public :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New York: Harper & Row.

[5] Rogers, E. M. (1999), Georg Simmel's Concept of the Stranger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Theory, 9: 58–74.

[6]吳予敏：從“媒介化都市生存”到“可溝通的城市”---關于城市傳播研究及公共性問題的思考，《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年第3期。

董海濱，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畢業(yè)于美國新墨西哥大學傳播新聞系，獲傳播學哲學博士，曾任教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主要研究方向是跨文化傳播，國際媒體，傳播心理學，視覺傳播和非語言傳播，城市品牌營銷策劃和國際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