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大澂于1862年在上海避難時，應李嘉福之囑，在晚明吳門女畫家文俶所畫扇面的背面上用玉筯篆書寫的文俶小傳。

　　吳大澂(原名大淳，1835-1902)，字清卿，號恒軒、愙齋，蘇州吳縣人。吳大澂于同治七年(1868)中進士后，曾入李鴻章幕，后授翰林院編修、陜甘學政、河南河北道員，又曾兩赴吉林，屯邊、練兵、勘界，1887年后任廣東巡撫、河東河道總督、湖南巡撫，宦蹤遍及東西南北。吳大澂又是晚清著名的學者、收藏家、藝術家，而在其藝術實踐中，又以書法的成就最高。(注：本文中西年份只是大致對應，有時中歷的歲尾應是西歷下一年的年初，但為方便起見，本文仍以通常的中西對應年分系之，而不系于西歷下一年。文中的中文月份，皆農歷月份，故不用阿拉伯數(shù)字。)

　　在晚近的吳大澂書法研究中，研究者大都關注他在篆書方面的成就。顧廷龍先生曾這樣概括吳大澂的篆書在不同階段的特點：“寫字則初作玉筯體，后學楊沂孫，再作金文?！鳖櫹壬菂谴鬂芯康拈_拓者，和吳大澂的一些后人、門生都有直接的交往，他的概括自然有其依據(jù)，但稍顯簡略。近年來，國內外的公私收藏都越來越開放，藝術出版物增多，拍賣市場也非?；钴S，大量的吳大澂篆書作品得以面世，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條件。本文便依據(jù)新近見到的一些作品，結合傳世文獻，參考他人的學術成果，對吳大澂篆書的發(fā)展變化作一描述分析。

　　吳大澂1866年為吳云所著《虢季子白盤銘考》題耑

　　一

　　我們今天能見到最早的吳大澂的篆書，大概是他在咸豐五年(1855)為其外祖父韓崇(字履卿，1783-1860)所編印的《三節(jié)合編》題寫的書名和牌記“咸豐五年正月寶鐵齋韓氏刊”。此時，吳大澂年僅21歲。韓崇出身蘇州世家，兄韓崶(1758-1834)官至兵部尚書，他本人曾任山東雒口批驗所大使。韓崇喜收藏，在當時的收藏界和金石學研究圈甚是活躍。從韓崇命年輕的吳大澂為自己編印的書籍題寫書名來看，他對這位外孫十分欣賞。這一書名和牌記的字用的是繆篆，這種篆書在古代多用于刻印，因為要均勻地填滿方形的印面，形體平方勻整，筆畫屈曲纏繞。吳大澂書寫這種篆書，很可能與他早年學習刻印有關。吳大澂何時開始治印，史料闕如。1860年，太平軍攻陷蘇州，吳大澂流寓上海，在殘存的吳大澂咸豐十一年(1861)七十多天的日記中，有很多為人刻印的記載，說明此時他已經(jīng)研習篆刻多年并在友朋圈中有了名聲。所以，吳大澂最初接觸篆書，很可能是從刻印開始。繆篆的設計成分重于書寫，吳大澂題寫的書名被均勻地安排在特定的空間中，看不出多少結字和運筆的功力。

　　也就在為外祖父題寫書名的次年，亦即咸豐六年(1856)，吳大澂成為陳奐(字倬云，號碩甫，1786-1863)的學生，《愙齋自訂年譜》咸豐六年條云：“陳碩甫先生教以段注《說文》，每日讀二三十頁，因就問業(yè)焉?！边@對他日后研究和書寫篆書至關重要。陳奐是乾嘉時期研究《說文解字》最重要的學者段玉裁(1735-1815)的入室弟子。段玉裁雖為金壇人，但晚年一直住在蘇州，加之蘇州自晚明以來一直有研究《說文解字》的傳統(tǒng)，使得中晚清的蘇州成為研究文字學的重鎮(zhèn)。《說文解字》的篆書基本是小篆，吳大澂師從陳奐后，十多年中的篆書作品多在小篆系統(tǒng)，他的玉筯篆也不例外。玉筯篆的特點是，書寫時用筆無輕重變化，線條粗細均一，豎筆無垂腳，結字修長。人們通常把秦代李斯、唐代李陽冰的石刻作為玉筯篆的典范。我們今天能見到的吳大澂較早的玉筯篆，是1862年他在上海避難時，應李嘉福(笙魚，1829-1894)之囑，在一張晚明吳門女畫家文俶(1595-1634)所畫扇面的背面上用玉筯篆書寫的文俶小傳。此時，吳大澂師從陳奐研究《說文解字》已有六年，對小篆系統(tǒng)的文字已經(jīng)相當熟悉。此作總的來說用筆流暢，結字工穩(wěn)。但也有少數(shù)字的結體稍欠安妥，或因在扇面上作篆書不易所致。

　　吳大澂更為成熟的玉筯篆見于他1866年為吳云所著《虢季子白盤銘考》題耑。這一書名寫得十分精彩，筆畫轉向時，線條保持粗細一致，收筆處沒有加重后出鋒，結字和用筆都非常均勻流暢。吳大澂的這種玉筯篆書風一直延續(xù)到1870年左右。1870年春，吳大澂在湖北入李鴻章幕，并隨李鴻章的淮軍入陜，在華山的蓮花峰留下了兩個大字“蓮峰”，也是標準的玉筯篆。

　　不過，前此數(shù)年，吳大澂就已在書寫玉筯篆的同時，開始了新的探索。如作于1867年《節(jié)錄徐鼎臣說文解字敘一則》篆書條屏，就帶有清代中期的篆書大家鄧石如(1743-1805)書風，只是顯得有些生硬，不夠成熟。

　　今天我們能見到吳大澂的篆書，作于1869年(己巳)的數(shù)量相當可觀，其中又以扇面和對聯(lián)居多。在此前一年(1868)，吳大澂考中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可是他在京師并未久留，八月告假回蘇。在他次年(1869)的日記中，記載了不少書法活動：如五月初四日：“寫篆書扇二、條幅一、篆書對三、行書對三。予向不作行書對，是日見對紙四聯(lián)，系親戚從上海寄來者，心厭其多，以行書雜之，字多草率，殊愧程子‘即此是學’一語。”同月初五日：“畫扇二柄、寫篆書扇面三、寫篆書對三。近來索書扇對者，愈積愈多，延擱日久，親友未免見怪。因定每日早晚必書數(shù)件，以當陶公運甓之意。”類似的書寫篆書扇對的記載在同年的其他月份的記載中也不少。如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記記載：“寫對五副、條幅一紙”；同月二十七日：“寫對十余副、條幅二紙”。同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都有“燈下寫篆書條幅”的記載。上述記載說明，吳大澂為人所作書，多用篆字。偶爾作行書聯(lián)，還會為自己的草率而感慚愧。

　　存世己巳年(1869)款的作品說明，吳大澂所作鄧石如書風的篆字已相當成熟。如在這一年的暮春為鏡如所書篆書對聯(lián)，起筆不再藏鋒逆入，而是有一從上向下的運筆動作，起筆的分量加重，轉折處不再像玉筯篆那樣均勻地行筆，而出現(xiàn)了方折的轉向，并有了粗細的變化。這就充分利用了毛筆本身的彈性，在點畫圓實的基礎之上，增加了書寫的節(jié)奏感，減少了玉筯篆的裝飾性。這種運筆方法正是鄧石如對小篆書法的貢獻。

　　在下一年(庚午，1870)為友人、蘇州文物商徐熙所書的對聯(lián)中，起筆明顯地加重，書寫橫畫先下壓，形成方折的銳角，點畫的粗細變化明顯，增加了運筆的韻律。我們不妨將此聯(lián)中的“對”字和為吳云的《虢季子白盤銘考》封面所書玉筯篆相比，不難看出兩者在用筆上的區(qū)別。

　　吳大澂于華山蓮花峰題“蓮峰”

　　二

　　在吳大澂生活的時代，鄧石如的影響非常大，吳大澂及其友人經(jīng)常提到這位“完白山人”。在吳大澂的前輩中，更有一位鄧派篆書的代表人物吳熙載(1799-1870)，他是吳大澂老師吳云(1811-1883)的好友。吳大澂有一方“吳大澂”白文小印，結字、刀法很像吳熙載的印風。指出這些，并不是說，吳大澂直接地受到了吳熙載的影響，而是要說明，在吳大澂的時代，玉筯篆并不如鄧石如的篆書那樣流行，吳大澂有很多機會見到鄧石如和吳熙載這一流派的篆書。

　　但是，吳大澂對篆書的興趣很快地轉向了金文。1870年臘月，吳大澂回到北京翰林院，次年參加考試，順利通過，列一等第三，授職編修。也就在北京翰林院任職期間，吳大澂開始收集吉金文字。他曾這樣地自述：“余弱冠喜習繪事，不能工。洎官翰林，好古吉金文字，有所見輒手摹之，或圖其形存于篋。積久得百數(shù)十器，遂付剞劂氏，擬分為二集，以所見、所藏標其目，略仿《長安獲古編》例，而不為一家言。其不注某氏器者，皆潘伯寅師所藏。此同治壬申(1872)、癸酉(1873)間所刻也。”(吳大澂《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序。顧廷龍先生撰《吳愙齋先生年譜》，根據(jù)序中所說“洎官翰林，好古吉金文字”，因此將吳大澂開始喜好吉金文字的時間訂于1868年吳大澂被任命為翰林庶吉士的時間。但吳大澂這一年在京師逗留時間甚短，而在1871年初返回北京任職翰林院前，鮮有收藏吉金的記錄。潘祖蔭在為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所撰敘中說：“同治辛未、壬申間官農曹，以所得俸入盡以購彝器及書。彼時日相商榷者，則清卿姻丈、廉生太史、香濤中丞、周孟伯丈、胡石查大令，無日不以考訂為事，得一器必相傳觀，致足樂也。忽忽十余年矣。”可知，潘祖蔭開始有規(guī)模地收藏青銅器在1871至1872年間，吳大澂開始關注吉金文字似乎也在此時。)

　　吳大澂在入仕以前，已有機會接觸到青銅器。吳大澂少年時是在外祖父韓崇的影響下走上金石收藏和研究的道路的，但是從韓崇編撰的《寶鐵齋金石跋尾》不難發(fā)現(xiàn)，韓崇的收藏以石刻文字為主，吉金極少。吳大澂的老師吳云，是晚清重要的青銅器收藏家。但是，吳大澂在任職翰林院之前，或在上海避難，或是忙于準備科舉考試，本人并沒有機會和財力來收藏吉金文字。入仕之后，吳大澂有了穩(wěn)定的收入，雖說京官俸祿不高，但是尚有余力購買些小件的青銅器。

　　而此時的北京，吳大澂的同鄉(xiāng)、時任戶部左侍郎的潘祖蔭(1830-1890)正在廣收青銅器，并編輯《攀古樓彝器款識》。由于吳大澂擅長繪圖和篆書，潘祖蔭囑吳大澂為之繪圖摹款，然后刻版刷印。在蘇州博物館藏顧廷抄錄的《潘文勤公致吳愙齋書札》中，就可以看到潘祖蔭多次請吳大澂繪圖摹款。如潘祖蔭在1872年致吳大澂的信中說，“摹刻款識及圖，吾弟既肯俯任其事，固妙矣。但明年執(zhí)事必有試差、學差，誰肯繼其役耶？”

　　由于吳大澂有堅實的玉筯篆功夫，所以他在摹金文時，結體準確，用筆肯定流暢。正是廣泛地觀覽青銅器拓片，摹寫銘文，并得以時時觀摩吉金原器，吳大澂對篆書的興趣轉向大篆書法。不過，吳大澂還是經(jīng)常書寫小篆，如1872年十一月應潘祖蔭之邀跋其所藏沙南侯獲碑拓本(現(xiàn)藏上海圖書館)，寫的依然是結字瘦長的小篆。

　　1873年，吳大澂出任陜西學政。俸祿之外，另有養(yǎng)廉銀、出棚費、結余的公費等，收入大增，陜西周代青銅器出土最多，吳大澂開始大規(guī)模地收藏青銅器、漢瓦、碑拓等，他在繼續(xù)書寫小篆的同時，對大篆系統(tǒng)的文字和其他出土文字也多有留意。光緒元年(1875)吳大澂在致陳介祺信提到漢瓦當：“其一種樸茂之氣則不可模仿，即無字，各種神妙變化，一圈一點皆與古籀相通，嘗論篆法當以漢畫像參之，畫法當以鐘鼎文參之，皆可骎骎入古?！保圩ⅲ簠谴鬂?，《吳愙齋(大澂)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影印本)，頁53。］在同年致陳介祺的另一通信札中，吳大澂說：“所寄秦金石拓并素冊五十六幅，斯相書如此富有，前人所未見。展玩十余日，自覺篆書亦稍進。”從這兩通信札來看，在1870年代，吳大澂雖以商周金文為主要的臨摹對象，但也廣泛地從秦詔版文字、甚至漢瓦文字和圖案中汲取營養(yǎng)。

　　吳大澂在光緒二年(1876)五月四日致陳介祺的信中說：“藏器之精、筆墨之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然非好之，真不知拓之貴，亦不知精拓之難。大澂寢饋其中，近于古文字，大有領會。竊謂李陽冰坐臥于碧落碑下，殊為可笑。完白山人亦僅得力于漢碑額而未窺籀斯之藩。大約商周盛時，文字多雄渾，能斂能散，不拘一格。世風漸薄，則漸趨于柔媚?！痹趨谴鬂磥?，商周金文雄渾且收放自如，高于小篆，而鄧石如雖為一代篆書大家，“亦僅得力于漢碑額而未窺籀斯之藩”。這正是吳大澂專攻大篆的審美觀念基礎。

　　1876年吳大澂從陜甘學政卸任，次年返回京師，此時他的大篆書法已經(jīng)有了長足的進步。潘祖蔭在1877-1878年致吳大澂信札中多通信札中，對吳大澂的大篆書法推崇備至，如：“釋文大篆精妙無比，頫首下拜。必傳，必傳。吾不能也?！薄笆謺蜒b一冊，來時可題之。以中多考證，且近來大篆，國朝無及之者也。閣下大篆，在荄甫、益甫之上，而趙、胡又在李少溫之上，若農則在少溫之次矣?！薄拔岬芙鼇碜瓡?，迥然時人所能夢見。壽卿云，鐘鼎文字，以王朝書為最。兄以為魯國尚有王朝遺意，而略遜之。今吾弟篆書直是春秋時王朝也。本朝二百年，篆書無及之者，蓋皆不用功于款識中求之耳?！迸俗媸a還在與其他的友人的信札中對吳大澂的大篆書法大加揄揚。如在致吳云的信中這樣寫道：“清卿大篆之工，國朝二百年無及之者，可傳無疑。至篆隸一道，前明已絕，至不足道。近人如何子貞輩皆郭林宗一囗中，清卿造詣至此，真奇才也?！?/p>

　　佩服之余，潘祖蔭放下身段，虛心向吳大澂請教如何書寫大篆。他連發(fā)三信向吳大澂詢問：“兄欲學大篆，當從何入手為是？”“大篆應從何入手？便中示及，好學之意甚殷，其如歲莫何其又無暇也?！薄拔岬軓那白髯瓘暮稳胧郑咳羰甲髯磸溺姸εR摹，似難措手也。散盤曾臨百本，能臨一本見惠乎？”不久，吳大澂將自己所臨散氏盤送給潘祖蔭，潘祖蔭在致吳大澂信札中說：“惠臨散盤，感謝，感謝?！鄙⑹媳P銘文長達三百余字，以三日臨一通的話，臨百通也要歷時一年左右，可見吳大澂此時已經(jīng)在大篆上下過很多功夫。［注：吳大澂一直臨《散氏盤》。如他在1886年五月在吉林時，曾臨一通。蘇州圖書館藏有吳大澂在光緒丁亥除夕(公元1888年初)所臨散盤一通。在近年的拍賣市場上，不時能見到吳大澂所臨《散氏盤》銘文，可知他一直用心《散氏盤》。］

　　1869年暮春，吳大澂為鏡如所書篆書對聯(lián)，為鄧石如書風的篆字。

　　三

　　本文在一開始便援引了顧廷龍先生對吳大澂篆書發(fā)展的簡要概括：“寫字則初作玉筯體，后學楊沂孫，再作金文?！毙形闹链耍形磳Α昂髮W楊沂孫”作一分析。關于楊沂孫(1813-1881)和吳大澂篆書的關系，今人喜歡引用以下幾條材料。其一，《愙齋自訂年譜》所記，光緒三年(1877)三月“游虞山訪楊詠春先生沂孫，縱談古籀文之學。先生勸余專學大篆，可一振漢唐以后篆學委靡之習?！逼涠?，吳大澂曾在光緒四年十一月臨楊沂孫《說文建首》。其三，在同年十二月，臨楊沂孫篆書《夏小正》，并作跋曰：“常熟楊詠春先生所書《夏小正》，參用大篆，意趣古雅，與俗書不同。安圃同年屢索拙書，臨此奉贈，時余將有大梁之行，藉以留別?！边@些資料說明兩點：其一，在吳大澂已經(jīng)摹寫、臨習、研究大篆數(shù)年并取得一定成績之后，楊沂孫鼓勵吳大澂專攻大篆，以期在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績。其二，楊沂孫的篆書參用大小篆，給予吳大澂啟發(fā)。

　　如果我們進一步從吳大澂和楊沂孫的傳世作品入手來觀察兩者的關系，便可仔細地區(qū)分兩者的似與不似。先談兩者似的一面。楊沂孫的有些作品雖參用大篆，但以書體的基本形態(tài)而言，應該歸入小篆書法。雖然楊沂孫鼓勵吳大澂專攻大篆，但是，吳大澂在專注大篆之后，從未中斷過小篆的書寫，今天還有不少在1880年以后書寫的小篆書法存世。和1860年代的作品相比，吳大澂拜訪楊沂孫以后，有些小篆作品確實可以見到他的影響。在1860年代，吳大澂的作品結字修長，寶蓋頭和類似木的撇捺的寫法，通常下垂，類似豎畫。而楊沂孫的篆書則偏方圓，寫寶蓋頭、和類似木的撇捺時，由上向下外撇，角度相當大。吳大澂書于光緒十三年(1887)的《說文解字建首》就和1860年代的小篆不同了，雖說用筆和楊沂孫并不完全相同，但結字偏方扁圓，確實可見楊沂孫的影響。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兩者的不似。楊沂孫常用顫筆，筆畫的邊緣并不整齊，這在他的名作《說文部首》和《在昔篇》中都相當?shù)拿黠@。而吳大澂篆書的筆畫，從他寫玉筯篆時起，就很光潔，不刻意以顫抖來追求古樸。吳大澂曾長期臨《散氏盤》，《散氏盤》銘文的筆畫是不光潔的，即便如此，吳大澂在寫《散氏盤》一路的大篆時，筆畫會稍有顫動，造成點畫的邊緣不是很光潔，但顫動的幅度并不是很大。楊沂孫用筆顯得多變和活潑，而吳大澂的篆書則圓潤、簡靜、清穆。

　　需要指出的是，吳大澂的篆書面貌很多，有時在同一時期書寫的篆書，也會出現(xiàn)不同的風格。這是因為商周金文的時間跨度長達一千年左右，加上地域的差別，商周青銅器銘文的書風本來就多種多樣。潘祖蔭在1878年左右致吳大澂的一通信札中，有專論金文書風的一段文字值得我們重視：“散盤奇崛，南鼎古質，自在石鼓上。毛公鼎中和之品。左珩右璜約是中興以后之書也，(頌史頌之類，皆是文極漸弱時，其在將及春秋乎？趩尊、師遽尊亦是同時)以為如何？楚書雄而齊書霸，魯書近周而散漫，較之小國之書，自遠甚。(惜晉器不見，必有可觀。)”潘祖蔭對商周金文書風的概括說明，當時一些學者在研究青銅器銘文時，也已注意到其時代和地域書風的差異。而在小篆的領域，在吳大澂之前和同時代，有很多書法家發(fā)展出了自己獨特的小篆風格。所以，無論是大篆還是小篆，吳大澂可以臨摹和借鑒的對象都是非常廣泛的。存世的吳大澂篆書作品，也證明了這一點。他為陳介祺所書的對聯(lián)，以體勢而論是小篆，但糅入了漢磚和漢銅鏡銘文的一些方折的特點。而他在1886年吉林勘界時在中俄邊境所立銅柱書寫的銘文則是散盤風格，古樸渾厚。

　　1870年，吳大澂為友人、蘇州文物商徐熙所書的對聯(lián)。

　　四

　　此次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影印的吳大澂篆書《孝經(jīng)》和《論語》，作于1885至1886年?！缎⒔?jīng)》冊頁于光緒十一年(1885)五月完成，由同文書局石印出版。也就在吳大澂將大篆《孝經(jīng)》交付同文書局石印不久，他在六月初六日寫信給他的至交、吳云的兒子吳承潞(廣庵，1835-1898)，說他正在等著前往吉林和俄國官員會勘邊界的啟程日期，“因此不能他往，在津靜候，公牘甚簡，專心大篆之學，三十年來從無此嫥壹，自疑所詣突過完白山人矣?！逼吣昵?，潘祖蔭就已認為吳大澂的篆書已經(jīng)超過了前輩完白山人鄧石如，不過那是師友的贊譽。而1885年吳大澂的自評說明，經(jīng)過十余年的努力，吳大澂對自己在大篆方面的造詣已經(jīng)相當自信。

　　在完成了《孝經(jīng)》之后，吳大澂開始書寫大篆《論語》。這本冊頁始于他赴吉林和俄國官員勘界之前的1885年七月，得空時便每日寫十余行。由于許慎的《說文解字》引用了漢代壁中所出古文《論語》，所以吳大澂的篆書《論語》還附錄了《說文解字》所引《論語》，因此，它并不是一本簡單的篆書書法集，也和文字學相關。

　　同文書局石印出版的《論語》，書牌記為光緒十一年(1885)，而實際的完成日期卻是光緒十二年初(1886)。存世的吳大澂于光緒十二年二月四日致尹元鼐(伯圜，卒于1892年)的信札有如下文字：“伯圜大兄閣下，別后半月有余。途中書《論語》十四葉，后序二葉，已函寄上海補印。又將《說文》所引《論語》三十六條，間有辨正之處，附錄于篆文《論語》之后，約計此書月內必可印齊矣?！?/p>

　　吳大澂的大篆《孝經(jīng)》、《論語》是他自認為“所詣突過完白山人”時期的作品，交同文書局石印出版，當是認為這兩件作品可以傳世。今天看來，這兩件作品的書寫時間僅隔數(shù)月，但風格上已略有差異，但整飭謹嚴、莊重典雅的氣息卻是一致的。

　　1886年，吳大澂在吉林和俄國官員勘界完畢后不久，被任命為廣東巡撫，次年(1887)二月到任。此時的吳大澂在書法上的興趣已經(jīng)轉向黃庭堅的行書。此后，吳大澂的收藏興趣也轉向沒有銘文的古玉。1890年，吳大澂因喪母在蘇州守制兩年多，在此期間，他花了很多精力在繪畫上，留下了不少畫作。雖然他從未間斷過書寫篆書，但不似從前那樣專注。

　　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次年，時任湖南巡撫的吳大澂主動請纓率湘軍出關，在東北和日軍作戰(zhàn)。戰(zhàn)敗后，回到湖南。那一年六月，吳大澂用小篆撰寫了《敕封廣濟宣威靈感真人李公廟碑》、《宋周真人廟碑》，這是我們今天能見到的他在健康狀態(tài)下撰寫的最晚的篆書作品，筆力仍然相當挺拔勁健。

　　乙未秋，吳大澂罷官回籍。在故鄉(xiāng)他雖和友人以書畫詩酒自娛，但壯志未酬、身敗名裂的苦悶可想而知。丙申年(1896)正月，吳大澂右臂受風，不能舉。吳大澂的篆書向以精準著稱，從此一去不復返。其姪吳訥士在丙申歲末(1897年初)為人書對聯(lián)一副，聯(lián)句的兩側有吳大澂的跋語：“蓉伯表弟大人屬訥士姪書此聯(lián)句，見者多疑為拙作。然病后腕弱，鄙人已無此筆力矣。書此以誌喜。丙申除夕，天意欲雪，未知能慰三農之望否？”此后，吳大澂的身體狀況一直不佳。在農歷的下一年(丁酉，1897)七月，吳大澂勉力為積余臨金文三種，點畫粗細不一，滿紙衰颯之氣。

　　吳大澂書于1887年的《說文解字建首》

　　在清代的書法史上，吳大澂的大篆獨樹一幟，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在吳大澂之前，也有書家好寫大篆，如清初的傅山(1607-1685)寫大篆，多取傳世字書中的古文加以發(fā)揮，雖然恣肆豪放，但頗多臆造成分；晚清書法大家何紹基(1799-1873)間有大篆書作，但刻意以顫筆追求青銅器銘文剝蝕的效果，多少顯得做作。而吳大澂生活在收藏和研究商周青銅器最為活躍的時期，由于這一時期的主要青銅器收藏者之間存在著非常好的學術交流關系，拓片制作的水平也空前提高，大規(guī)模地制作和交換青銅器銘文拓片，使得吳大澂得以見到大量的青銅器銘文和其他各種出土文字的拓片，為他研習篆書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加上早年書寫玉筯篆和多年研究文字學的經(jīng)驗，吳大澂創(chuàng)造出古雅清穆的大篆書風。他的兩位幕僚吳昌碩(1844-1927)和黃士陵(1849-1909)，也都以大篆入書入印，將晚清書寫大篆的風氣延續(xù)至二十世紀。

　　■(本文系為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的《篆書論語》所作的序言，分段系編者所作，原文注釋僅收錄部分，所列參考文獻均未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