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圖文來自于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年出版《大觀—北宋汝窯特展》一書，“大觀—北宋汝窯特展”是臺北故宮為慶祝國立故宮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所推出的展覽，本書不僅收錄了臺北故宮館藏的全部汝窯，而且還有余佩瑾等專家對每件作品的詳細(xì)解讀，可謂是汝窯的典藏資料！

001/002：北宋汝窯青瓷盤（兩件）

001：北宋汝窯青瓷盤（其一）

高3.8厘米

口徑15.8厘米

足徑15.7厘米

故瓷017854

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詩（1772）：“盤子徑五寸，如規(guī)口面圓，出陶無髻墾，閱世獨完全，冰裂紋隱約，鐵定跡局連，底心鐫甲字，先得此同然?！鼻∪沙叫麓河}。鈐印二：“太?”“古香”。

002：北宋汝窯青瓷盤（其二）

高3.2—3.7厘米

口徑14.9厘米

足徑10.8厘米

故瓷018182

底刻“甲”字款

故瓷17854和故瓷18182兩件作品尺寸相仿，底部皆留存支燒痕，底部并且都刻篆書“甲”字。但造型上，故瓷18182的弧形圓壁自底足順著口沿向外斜直而上，平形底，圈足微外撇，形成具有金銀器風(fēng)格“捲足”。相較于前者，故瓷17854的弧形圓壁則自底足往上時先向外，至口沿再略向內(nèi)收縮，相形之下，圓壁的側(cè)面形成一個彎弧的造型。但同樣是平形底，具金銀器底足的特征。與此二件相似的組群亦見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收藏，以及河南省寶豐縣清涼寺汝窯窯址的出土品種。

兩件盤子中，故瓷18182的底部僅出現(xiàn)“甲”字記號，而故瓷17854則環(huán)繞著“甲”字周圓，又題刻乾隆三十七年（1772）的御題。至于，“甲”字刻題于何時，代表的含意是什么？從故瓷17854和故瓷17850兩件作品底部刻題的御制詩中，至少可以掌握兩點訊息。首先從清高宗乾隆皇帝分別針對兩件作品的“甲”字款，而說出“底心鐫甲字，先得此同然”和“甲字明鐫器底心”的想法，得知“甲”字極可能刻題于清高宗收藏他們之前，而且皇帝看到刻有“甲”字款的作品或不只一件而已。

對清高宗乾隆皇帝而言，“甲”字讓他聯(lián)想到《周立·考工記》中形容物有瑕疵的”薛暴”和”髻墾”。所謂”薛暴”是指釉面的傷缺，而”髻墾”是指胎骨的缺陷。乾隆三十七年（1772），皇帝接觸到”北宋汝窯青瓷盤”（故瓷17854）時，深為一種”出陶無髻墾”的完美器型所吸引。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面對“北宋汝窯青瓷圓洗”（故瓷17850），雖然“撫之薛暴手中侵”，然而一與當(dāng)時的新制品比較，立刻油然而生連古代文物都會出現(xiàn)瑕疵更何況是今時制品的感嘆，從中體現(xiàn)乾隆皇帝以古為貴的鑒賞觀。

此點若對照器底刻有“丙”字款和御制詩的“北宋汝窯青瓷碟”（故瓷17698），從御制詩中透露出來“古丙科為今甲第”（1774），而能進(jìn)一步獲得印證。再者，“甲”字對清高宗乾隆皇帝而言，仿佛是一種鑒賞的等第，他并且將之運用至文物分級概念中，讓出現(xiàn)在文物上的“甲”“乙”“丙”字記號，同時也題刻在為文物所配置的木座上。

對照清雍正四年（1729）《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的記載：“太監(jiān)劉希文、王太平交來洋漆箱一件，汝窯器皿二十九件（寶三十一件），計開：三足圓筆洗一件、奉華字圓筆洗一件、無足圓筆洗一件、有足有號圓筆洗八件、丙子圓筆洗二件、無字圓筆洗二件、坤寧字圓筆洗一件、無字圓筆洗一件、有足無字圓筆洗二件、有足無字圓筆洗一件、坤寧字大圓筆洗一件、丙字圓筆洗二件、有足無字圓筆洗一件、有足無字盤式大圓筆洗三件、無冰裂紋圓筆洗一件、甕口有足筆洗一件，傳旨著各配做鑲棕竹邊糊錦匣盛洋漆箱內(nèi)，……”

亦從中得知除“甲”“乙”“丙”字之外，十八世紀(jì)的清宮亦流傳包含“奉華”和“坤寧”等刻銘在內(nèi)的汝窯瓷器。故瓷17854曾是“中國藝術(shù)展覽會”的展品之一，于1935年前往英國倫敦皇家藝術(shù)學(xué)院展出（展期為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余佩瑾)

003/004：北宋汝窯青瓷盤（兩件）

003：北宋汝窯青瓷盤（其一）

高3.8厘米

口徑18.4厘米

足徑12.7厘米

故瓷013962

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詩（1775）：“雖非髻墾足釘遺，已自為佳今重之，物以少珍有如此，玩當(dāng)喪志戒惟茲，精評早具輟耕錄，剏制猶存修內(nèi)司，古北秦甎古于是，卻誰屬目義堪思?！鼻∫椅疵洗河}。鈐印二：“比德”“朗潤”。

004：北宋汝窯青瓷盤（其二）

高4.4厘米

口徑21.4厘米

足徑15.5-15.7厘米

故瓷017855

底款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詩（1778）：“周尺將盈尺，宋瓷方是瓷，晨星真可貴，劫火未曾虧，薛暴寧須議，完全已足奇，穆然陳綈幾，獨切水圓思?！鼻∥煨缰傧挠}。鈐引二：“會心不遠(yuǎn)”“德充符”。

故瓷13962和故瓷17855兩件作品尺寸相仿，造型類似，底部皆留存五枚細(xì)小若芝麻的支燒痕，同時也分別題刻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御制詩，依據(jù)詩末落款，故瓷13962的詩題年代為清高宗乾隆四十年（1775），而題詠故瓷17855的年代則為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御制詩中，清高宗乾隆皇帝分別以“宋瓷”和“修內(nèi)思”，來說明他對兩件作品的年代和窯口的判斷。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面對兩件形制大略相同的作品，何以清高宗僅針對其中一件作品（故瓷13962），點出其為南宋官窯，而另外一件則以“宋瓷”帶過。其間的差別，是皇帝為表現(xiàn)豐富的學(xué)養(yǎng)所致，還是他根本無法分辨兩件作品的窯口。但，無論如何，這兩件作品畢竟是北宋汝窯，而非南宋官窯。從中顯示十八世紀(jì)清宮對汝窯的辨識，似乎尚停留在一個摸索的階段中。

相似的標(biāo)本，曾出土于河南省寶豐縣清涼寺汝窯窯址中。比對發(fā)掘報告，應(yīng)該正是窯址出土的D形盤，一類的文物。

北宋汝窯是否為北宋官窯？過去曾有學(xué)者以為汝窯瓷器因質(zhì)地精致、釉色獨特，且曾產(chǎn)燒供北宋宮廷使用，遂以為汝窯即為北宋官窯。然而，近年來隨著考古發(fā)掘不斷進(jìn)展，特別是張公巷窯青瓷標(biāo)本的出土，無論在釉色和釉質(zhì)上皆勻潤騰達(dá)過寶豐縣清涼寺汝窯窯址的出土品，和傳世汝窯相比亦毫無遜色。因此讓學(xué)界逐漸修正原來的觀點，而以為張公巷窯出土的青瓷標(biāo)本，既有可能是介于北宋汝窯和南宋官窯之間，并且足以呼應(yīng)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圓徑》中的說法，表現(xiàn)出“汝州新窯器”的北宋官窯。

故瓷17855曾是”中國藝術(shù)展覽會”的展品之一，于1935年前往英國倫敦皇家藝術(shù)學(xué)院展出。（余佩瑾）

005：北宋汝窯青瓷碟

高3.3厘米

口徑12.9-13.1厘米

足徑8.9厘米

故瓷017698

底刻清高宗乾隆御制瓷詩（1774）：“淡青冰裂細(xì)紋披，秘器猶存修內(nèi)遺。古丙科為今甲第，人才嘆爾或如斯?！鼻〖孜绱河}。鈐引一：“雙龍乾卦印”，底心陰刻篆書“丙”字款。

此件作品侈圓口，平底，圈足底沿微外捲，乃仿金銀器造型的器皿。外底有支釘痕三枚，露香灰色胎，底及器身有多處縮釉，器內(nèi)側(cè)以手撫之有起伏不平感，釉薄處露淡粉紅光?？谘赜信f傷，并以銅扣來保護(hù)。此類院藏汝窯器共九件，大者稱為盤和洗，小者稱為碟，整體作風(fēng)莊重典雅，亦為最常見的傳世汝窯器型。

器底底心刻篆書款“丙”字款，圓繞著“丙”字有乾隆御制七言律詩一首，其中“淡青冰裂細(xì)紋披”為乾隆對此件汝窯碟釉表的觀察，而“古丙科為今甲第”等級的改變，為乾隆根據(jù)器底底心的原刻“丙”字款有感而發(fā)的評論，雖然我們并不知乾隆將此器的等級由原來的丙等提升為甲等的依據(jù)為何。

乾隆時期有因襲宋代的舊制以天干甲乙來記錄古器物等級的作風(fēng)。當(dāng)閱讀“北宋汝窯青瓷碟”，似乎可認(rèn)為此器中心的“丙”字為乾隆朝之前的刻款。在此如果將其與乾隆皇帝御制詩中的“丙”字款相較，其風(fēng)格多有雷同之處。

此件作品曾是“中國藝術(shù)展覽會”的展品之一，于1935年前往英國倫敦皇家藝術(shù)學(xué)院展出。（陳玉秀）

006：北宋汝窯青瓷圓洗

高3.2厘米

口徑13.1厘米

足徑9厘米

故瓷008284

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詩（1786）：“祗以光芒嫌定州，官窯秘器作珍留，獨緣世遠(yuǎn)稱稀見，髻墾仍多入世求。”乾隆丙午清和月御題。鈐印二：“比德”“朗潤”。

此件作品器底留存三枚支燒痕，底足外撇具金銀器捲足的特征。相似的標(biāo)本，亦見于河南省寶豐縣清涼寺汝窯窯址的考古發(fā)掘。相同的器型則散見于世界各公私立博物館的收藏中。國立故宮博物院同時也收藏形制相同，但尺寸較大者。從中或能因此觀察出北宋汝窯的產(chǎn)制，在形式上似乎存在某種規(guī)格化的特征。也暗示官方瓷器的生產(chǎn)，背后可能存在的規(guī)模與制度。

在韓國高麗青瓷的作品組群中，同時也存在與此件作品相仿的器型，透露出十二世紀(jì)韓國高麗與中國北宋窯業(yè)互為交流的情形。尤其是兩個窯口在器型、釉色和燒制方式的相似，在在顯示東亞窯業(yè)的發(fā)展存在區(qū)域之間彼此互動、影響的關(guān)系。

北宋汝窯和高麗青瓷的關(guān)系，也記載在1124年由徐兢所著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jīng)》一書中。1123年，以“人船禮物官”身分，隨團(tuán)出使韓國高麗的徐兢，回國之后將他在高麗所見所聞集結(jié)成《宣和奉使高麗圖經(jīng)》。書中指出“翡色香爐”正是他在高麗王宮中所見到最為“精絕”之物。而其他的青瓷多數(shù)相似于“越州古秘色”和“汝州新窯器”，一語道出北宋窯業(yè)和高麗青瓷的交流。

釉色上，此件作品和故瓷9827極為相似，然而清高宗乾隆皇帝卻在底部題刻的御制詩中，將之視為兩個不同窯口的產(chǎn)品。他以為故瓷8284是官窯，而故瓷9827卻是北宋汝窯。（余佩瑾）

007：北宋汝窯青瓷無紋水仙盆

高6.7厘米

口徑16.4厘米

口橫23厘米

底縱12.9厘米

底橫19.3厘米

故瓷017851

底款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詩：“官窯莫辨宋還唐，火氣都無有葆光，便是訛傳猧食器，蹴秤卻識豢恩償，龍腦香薰蜀錦裾，華清無事飼康居，亂碁解釋三郎急，誰識黃碁正不如?！?/p>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五件水仙盆，其中一件疑為清朝仿品，故不在此次展出之列。其余四件作品皆為北宋汝窯。今因展覽所需，將之拆成兩個展區(qū)陳列，其中三件置于第一單元中，一件置于第四單元以與出土的支燒墊圈相對照。

三件水仙盆中，故瓷17851器表釉色均潤，通體無紋，堪稱傳世僅有。對照文獻(xiàn)記載，無紋水仙盆釉質(zhì)足以呼應(yīng)明代鑒賞家曹昭在《格古要論》中以為：“汝窯有蟹爪紋者真，無紋者尤好”的評鑒。然而1935年，當(dāng)中國藝術(shù)國際展覽會在倫敦舉辦時，策展人之一的大衛(wèi)德爵士曾因此無紋水仙盆過于完好，而轉(zhuǎn)引《江西通志》中唐英《陶務(wù)序略紀(jì)事碑記》的記載，提出該件作品或是清雍正時期仿品的看法。

關(guān)于此，清宮《活計清檔》的記載中，倒是出現(xiàn)一件“無冰裂紋圓筆洗”的汝窯，同樣的，2000年的地下考古發(fā)掘報告中，也記載窯址出土一些釉表沒有開片紋路的標(biāo)本和殘件，而且器型相當(dāng)多樣，涵蓋盤、瓶、洗、盞托、器蓋等各種樣式。在此之下，不由得令人以為汝窯器表出現(xiàn)無紋，或不盡如想像中的特別，無紋或是產(chǎn)燒過程中不易出現(xiàn)的品類，卻也不是不可能存在。

其它兩件水仙盆，故瓷13977，口沿因磨損而鑲嵌有銅口，故瓷14019的四個底足則皆已磨平。題刻于三件水仙盆底部的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詩，從故瓷14019詩末署“辛巳孟春”的年款來看，清高宗御題完成的時間為乾隆二十六年（1761)其它兩件作品詩后雖未署明年代，但詩后亦題“乾隆御題”及刻畫出“比德”、“朗潤”兩方印記。

008：北宋汝窯青瓷水仙盆

高5.6厘米

口縱15.2厘米

口橫23厘米

底縱13厘米

底橫19.6厘米

故瓷013977

底款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詩：“官窯莫辨宋還唐，火氣都無有葆光，便是訛傳猧食器，蹴秤卻識豢恩償，龍腦香薰蜀錦裾，華清無事飼康居，亂碁解釋三郎急，誰識黃碁正不如?！?/p>

在臺北故宮館藏的三件水仙盆中，兩件帶木座，其中故瓷13977的木座底部，鈐刻“靜憩軒御賞”，和“清玩”、“比德”、“朗潤”三方印記。故瓷17851的木座設(shè)計的非常講究，木座中并且安置一格抽屜內(nèi)置《乾隆御筆書畫合璧》冊。該圖冊共計八開，每開一幅，內(nèi)為乾隆皇帝臨摹蔡襄、蘇軾、黃庭堅和米芾等宋朝四大書家的尺牘和提跋，以及他自以為得自于蘇軾、米芾和趙孟頫的啟發(fā)所完成的畫作。寫與畫相互穿插，以展現(xiàn)皇帝的書畫修為。圖冊中空白的頁面，分別鈐引“養(yǎng)心殿寶”、“八征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和”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等四枚璽印。從印文所透露的時間點以及皇帝臨摹之宋四家法書皆為當(dāng)時的收藏看來，此書畫合璧冊或創(chuàng)作于乾隆晚期。

照《活計清檔》的記載，得知清高宗于乾隆十年（1745）五月曾透過傳旨，下令：“將貓食盆另配一紫檀木座，落矮些，足子下深些，座內(nèi)按抽屜”。至八月十一日，為“汝釉貓食盆”所配的“紫檀木鉤金座”終于完成，此木座“內(nèi)安得抽屜盛磁青紙摺，隨一面玻璃楠木匣持進(jìn)安在博古格內(nèi)”由此看來，清高宗于乾隆十年重新設(shè)計木座時，似尚未設(shè)想安置書畫合璧冊，此圖冊的完成與安置，很可能是日后再次把玩文物所應(yīng)運而生的創(chuàng)意。

對清高宗乾隆皇帝而言，御制詩中：“官窯莫辨宋還唐，火氣都無有葆光，便是訛傳猧食器”。

009：北宋汝窯青瓷水仙盆

高6.2厘米

口縱18.6厘米

口橫26.4厘米

底縱15厘米

底橫21.6厘米

故瓷014019

底款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詩：“官窯莫辨宋還唐，火氣都無有葆光，便是訛傳猧食器，蹴秤卻識豢恩償，龍腦香薰蜀錦裾，華清無事飼康居，亂碁解釋三郎急，誰識黃碁正不如?！?/p>

對清高宗乾隆皇帝而言，御制詩中：“官窯莫辨宋還唐，火氣都無有葆光，便是訛傳猧食器”。透露皇帝并不以為這三件“火氣都無有葆光”的水仙盆是汝窯，反而認(rèn)為它們是官窯。其次，詩中“便是訛傳猧食器”一句，被視為是乾隆皇帝將水仙盆看成是貓食盆的典故來源，不僅如此，乾隆十年時（1745）皇帝也透露傳旨下令景德鎮(zhèn)御窯廠仿燒“汝釉貓食盆”。同時，透露大衛(wèi)德爵士的文章，也得知水仙盆前往倫敦展出時，故宮的典藏人員亦持“貓食盆”即指“水仙盆”的看法。

即使時至今日，大家已經(jīng)理解“水仙盆”、“貓食盆”和“猧食盆”指的是同一種器物。不過從中還是出現(xiàn)一些令人感到困惑的疑點，例如唐英于雍正三十年（1735）的（陶成紀(jì)事碑）中已出現(xiàn)雍正官窯仿燒“仿鐵骨無紋汝釉，仿宋器貓食盆、人面洗色澤”一類的瓷器，表現(xiàn)出雍正時期已將汝窯水仙盆稱為貓食盆，并且加以仿燒。同樣的，乾隆十年（1745）皇帝傳旨下達(dá)的旨令中也說出要仿燒的是“汝釉貓食盆”，可是在御題之中，卻又以“官窯”相稱而不以“汝窯”視之，是因為御題和旨令發(fā)布的時間不同，而讓皇帝的鑒賞觀出現(xiàn)改變，還是另有其他的因素，目前不得而知。

其實，深入追究的話，還能發(fā)現(xiàn)“猧食盆”的“猧”字，意指小狗而非小貓。由此看來，即使清高宗乾隆皇帝一時誤將“猧”字解讀成“貓”意，而以猧食盆來稱呼貓食盆，卻因乾隆朝《活計清檔》的記錄中，日后也出現(xiàn)燒造“腰圓筆洗”的記錄，從該類器皿的形狀及檔案前后文的關(guān)系中，同時也流露出和水仙盆的關(guān)系，而得知乾隆皇帝盡管曾在題詩中說水仙盆“便是訛傳猧食盆”，卻也不能排除貓食盆后來也逐漸被其他的名稱所取代，一如清高宗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再度提筆為水仙盆賦詩時，便以為當(dāng)年“謂猧食盆誠鑭語”。

最重要的，從寶豐縣清涼寺窯址出土幾近完整的水仙盆、底足殘件標(biāo)本，以及為燒造而制作的墊圈，說明水仙盆于當(dāng)時的燒造及使用情況。而傳世明宣德款“霽青水仙盆”的存在，也間接反映汝窯水仙盆在流傳脈絡(luò)中受到珍視與鑒賞的一面。目前除國立故宮博物院之外，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瓷博物館亦收藏一件相似的“北宋汝窯青瓷水仙盆”。

010：北宋汝窯青瓷水仙盆

高6.1厘米

口縱15.8厘米

口橫23.1厘米

底縱13厘米

故瓷17699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四件水仙盆中，三件底部刻題有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御制詩，此件作品雖未題詩，但品相較為完整。從河南省寶豐縣清涼寺汝窯窯址曾出土看似專為燒造水仙盆而設(shè)計的橢圓形支燒工具看來，水仙盆應(yīng)燒于所謂的中心燒造區(qū)。但傳世水仙盆底部的支痕一般都是六枚，此件作品不知是否因燒造過程滑落之故，還是其他不知名的原因，僅存留五枚支燒痕。

它曾是“中國藝術(shù)國際展覽會”（The l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的展品之一，于1935年在英國倫敦皇家藝術(shù)學(xué)院展出。（余佩瑾）

011：北宋汝窯青瓷膽瓶

高17.9厘米

口徑3.2厘米

足徑8.9厘米

故瓷004372

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詩（1775）：“通體純青纈細(xì)紋，用圜旅食古攸聞，難為兄固有其事，生二精陶寔出群”。乾隆乙未春御題。鈐印一：“太?”。

釉面滿布開片，口足皆鑲嵌銅扣，底中心刮釉一圈，局部施涂黃色鐵汁。沿著刮釉周邊題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詩一首。對照大衛(wèi)德基金會收藏的北宋“汝窯瓶”以及河南省寶豐縣清涼寺窯址的出土品，發(fā)現(xiàn)其造型或如傳世所見汝窯長頸瓶一樣，圓腹之上擁有細(xì)致的長頸。然而或因傳世過程，頸部不慎受到損傷，遂形成今日的形制。足底緣露胎，與大衛(wèi)德基金會的藏品以及寶豐縣清涼寺窯址出土品一樣，系以墊燒方式燒造完成。

長頸瓶為十二世紀(jì)北方窯場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器形之一，除了汝窯之外，在定窯、鈞窯、耀州窯和南宋官窯的作品中，皆看得到相似的作品。高度多半介于20厘米之30厘米之間，口沿存在向上開展以淺唇邊收尾和外撇翻轉(zhuǎn)成具有彎弧的窄折沿兩種。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汝窯青瓷膽瓶”因口嵌銅扣，即或能從同類作品的比較中，而得出原來的樣貌，但仍然無法據(jù)以判斷其口沿究竟是屬于哪一種。不過以腹部渾圓、最大徑位于腹中心的特征來觀察，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汝窯青瓷膽瓶”盡管在尺寸上和以高大形體著稱的大衛(wèi)德基金會藏品有所不同，但腹部形制卻是十分相近，明顯的表現(xiàn)出兩者或來自同一時間、同一窯場的可能性。

同樣的，具有和大衛(wèi)德基金會北宋“汝窯瓶”相似的口沿，亦見于寶豐縣清涼寺窯址的出土品、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北宋定窯“白瓷劃花蓮紋瓶”、大衛(wèi)德基金會收藏的南宋“官窯瓶”以及大英博物館的定窯“白瓷瓶”。至于圓渾腹部以及最大徑接近于中間的特色，除上述口沿翻轉(zhuǎn)成折沿的作品外，大衛(wèi)德基金會的北宋“鈞窯瓶”和一件據(jù)說出土自開封附近的“北宋瓶”，雖然口沿作唇邊的處理和翻轉(zhuǎn)成彎弧的折沿不同，然而腹部的形制卻可視為和汝窯瓶差不多同時期的作品。

特別是以器形的演變來觀察，汝窯長頸瓶和金元之際的玉壺春瓶之間，存在一個由渾圓圓腹逐漸轉(zhuǎn)變至梨形腹的變化過程。亦即以現(xiàn)在所能掌握的資訊來推測，渾圓圓腹且最大徑位于中間點的作品，其年代比較早，而接在這個組群之后的則是腹部的重心逐漸向下移動，其形制一如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鈞窯天青膽瓶”，至今元之際，渾圓腹部的最大徑已移至下緣，而形成如同流行于十三至十四世紀(jì)的玉壺春瓶形。

“汝窯青瓷膽瓶”器底刻題清高宗御制詩，表現(xiàn)出此件文物曾經(jīng)乾隆皇帝典藏，只是皇帝或未識此物，在詩中以“生二精陶寔出群”來稱許這件作品，看似將釉色典故指向晚明以來極其流行的章生一、章生二兄弟燒陶的故事?？墒窃谠婎}中卻以詠“官窯”來界定此件作品的窯口。（余佩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