嵯峨天皇
嵯峨天皇（786-842）是恒武天皇的兒子，平城天皇的弟弟。其809年即位天皇，在位15年，為日本文化的發(fā)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嵯峨天皇在積極推動日本文化發(fā)展的同時，日本書法也得到了空前的發(fā)展，正是由于他運用政治手段的推動，日本第一次書法高潮在平安初期得以形成。在書法上嵯峨天皇不僅是以為積極的倡導者，而且是一位身體力行的實踐者，正是因為他在書法上有著極深的造詣，才會被日本書法史尊為著名的書法“平安三筆”之一。 奈良時代末期，由于佛門的墮落和混亂，因此這一時期的日本文化處于發(fā)展的低迷狀態(tài)，隨著平安新時代的開始，光仁天皇、恒武天皇、嵯峨天皇都力圖刷新政治、振興文化，而這一改革的主要手段便是大量派遣留學生加強對唐文化的吸收和學習，由此再次形成一個中日文化交流的新高潮，這以以最澄、空海等留學生的相繼歸國為標志。隨著大量留學僧的歸國，中國的的唐風書法法帖被大量而廣泛地傳播到日本，因此日本書法史進入了唐風書法發(fā)展的全盛時期，唐風書法的興盛對日本書法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以至近世，可以說是貫穿于整個日本書法的發(fā)展史中。 作為“平安三筆”之一的嵯峨天皇，他的成功并不是獨立書法風格的形成，而是對以空海為代表的唐風書法的繼承和發(fā)揚，以及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所具有的強大的影響力推動了整個平安時期書法的興盛。在日本文化史上，嵯峨天皇的時代被稱為弘仁時代，嵯峨天皇作為弘仁時代的最高權威，積極地推進新文化政策。他雖然未曾到大唐帝國親自感受盛唐文化的繁榮，但他對晉唐文化藝術的崇尚與傾倒，卻是有口皆碑的。嵯峨天皇即位不久，即著手獎勵興辦文教事業(yè)，主要手段有設立藏人所，設置檢非違使，制定弘仁格式，即改訂律令，補充法典及實施細則。弘仁十年(819)下詔書令全面開展唐風化，于是，服飾、位記、宮廷諸門額等一切都改為唐風?？梢哉f，弘仁時代，是中國文化備受推崇的年代，在這個廣泛推崇唐文化的歷史環(huán)境只中，日本“本土文化”也開始悄然形成。
在書法的創(chuàng)作上嵯峨天皇留下了豐富的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李嶠百詠斷簡》、《光定戒牒》、《般若心經(jīng)》、《哭澄上人詩》等。 《李嶠百詠斷簡》是嵯峨天皇書寫唐人李嶠的120首詠物詩集。 這件作品施墨敦厚豐腴、用筆勁健險絕、結(jié)體收放質(zhì)樸自然 ，極得歐陽詢書法之精髓。但縱觀嵯峨天皇整體的書法風格，在學習和創(chuàng)作上并沒有墨守于唯一的歐風書法，而是注重于對多種書風的汲取，并能以自己全面的文化素養(yǎng)和政治家的敏銳加以融匯，這種藝術思想的形成正是同空海的書法風格一樣自出一緒。 據(jù)日本《書道全集》第十一卷載：嵯峨天皇和空海在書法的學習和交流上有數(shù)十年比較親近的交流，公元811年6月空海把從中國帶回來的《劉希夷集》和《王昌齡詩格》奉獻給天皇；同年8月又把唐德宗的真跡獻給嵯峨天皇；812年6月又送了四 支貍毛筆給天皇等等。這些交往也從另一個角度明證了空海的書法對嵯峨天皇書法產(chǎn)生的直接影響，這些影響并非是空洞的，而都直接反映在他的書法作品之中?！豆舛ń潆骸废鄬τ凇独顛僭仈嗪啞穭t更具有代表性?！豆舛ń潆骸窌鴮懹?23年，現(xiàn)存滋賀縣的延歷寺中。《光定戒牒》是嵯峨天皇于弘仁十四年(823)為最澄的弟子光定(779—857)書寫的受戒證明書。這幅宸翰將歐陽詢的楷書和空海大師的行草書巧妙地交織在一起，體現(xiàn)了他對歐陽詢書法的仰慕和空海書風對他的強烈影響。其書筆力遒勁，具有從容不迫的王者之風。天皇賜與光定戒牒一事，在《帝王編年記》和光定所著的《傳述一心戒文》一書中均有記載。此卷現(xiàn)在北睿山延歷寺敕封秘藏。據(jù)說使用的紙張與王羲之《喪亂帖》和光明皇后的《樂毅論》一樣，是當時最珍貴的縱簾紙。
這件作品的書寫風格同空海的《風信帖》極為相似，在字體上行草兼使，在技法上融王羲之的秀潤、典雅，孫過庭《書譜》的飛揚幻化，顏真卿的敦厚質(zhì)樸于一爐,為平安時代唐風書法的代表作品之一。 嵯峨天皇不僅是一位成就極大的書法家，還是歷史上有名的詩人。《哭澄上人》詩不僅是其優(yōu)秀的書法作品，又是其代表性的詩作，同書法風格一樣，他的詩風也是對唐詩文的繼承和發(fā)揚。唐代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黃金時代，先有初唐四杰(盧照鄰、駱賓王、王勃、楊炯)崛起；接著李白汲取楚辭和樂府的營養(yǎng)，創(chuàng)造了獨特的浪漫主義的詩風；而后，杜甫以其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遠大的政治抱負和鮮明的時代色彩，成為我國文學史上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李白和杜甫是詩歌創(chuàng)作上劃時代的兩座高峰。盛唐時代又涌現(xiàn)出以孟浩然、王維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和邊塞詩人高適，岑參和王昌齡。在當時頻繁的遣唐僧的派遣中，這些優(yōu)秀的詩文文化必然成為他們學習的重要內(nèi)容，日本朝野上下無不以學習中國詩文為榮，貴族文壇完全沉浸在漢詩文的熱潮之中。
嵯峨天皇的傳世之作，以《光定戒牒》、《哭澄上人詩》、《李嶠雜詠殘卷》最負盛名。 嵯峨天皇不僅僅注重于自己的詩文修養(yǎng)，更重要的是他對整個平安時代詩文的推動和普及，嵯峨天皇執(zhí)政期間，致力于中國文化的引進。在詩文方面，承接歷史，奈良時代出現(xiàn)了日本最初的漢詩集——《懷風藻》；與此同時，集日本古代和歌之大成、被譽為“日本詩經(jīng)”的《萬葉集》也問世了，這是日本文學史上第一部優(yōu)秀的抒情詩集。至平安時代初期，由于日本對中國文化的長期汲取和融合，開始結(jié)出豐碩的成果。嵯峨天皇的弘仁時代，出現(xiàn)了大量的漢文著作和以漢文形式編纂的書籍，平安初期出現(xiàn)的著名詩文集《凌云集》、《文華秀麗集》、《經(jīng)國集》都是嵯峨天皇親自敕令編纂的。由于他的推動，迎來了漢文化的全面發(fā)展，漢文化占據(jù)了當時日本文化的主導地位，因此，這一時期被后世史家稱為“國風黑暗時代”。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來看嵯峨天皇在詩文 上的貢獻，同書法一樣有著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 嵯峨天皇之所以能夠以一國之君于書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這不僅僅是因為其對書法技法的研練，更重要的是得力于他在佛教、詩詞、文學等方面的全面修養(yǎng)，更重要的是其政治思想的開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