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先生百年誕辰追思

朱玉麒

一

什么時候開始知道啟功先生的呢？現(xiàn)在也不太清楚了。1982年初，大學一年級的第一個寒假，在家鄉(xiāng)的新華書店看到了《啟功叢稿》。其時因為練習寫字，大概就知道了先生是書法家的大名，因此專門向半截玻璃柜臺后面的營業(yè)員要來翻閱。那個時候真是腹中空空，看了目錄，幾乎不懂，又兼繁體豎排，讀起來更是費勁，只好假裝平靜地將書放還①。但是那一次的印象還是非常深刻：自己雖然上了大學，還不知道有多少看不懂的書需要去面對呢！

當時對先生的書法，還是能理解一二的：簡潔、明凈、挺拔、秀麗。因此凡有欣賞的機會，總會駐足看上一陣。

大學畢業(yè)的1985年，前往新疆師范大學任教，發(fā)現(xiàn)系里的資料室和復印機竟是如此方便利用。于是，中華書局那些有先生題簽的著作就被我一摞摞借出，專門復印有他題字的封面或者扉頁。從此我擁有這些書法，朝夕晤對，欣賞揣摩，歡喜不已。

那時，一位從北京師范大學畢業(yè)、教外國文學的同事趙建華，看我干體力活一樣搬運書籍、復印題簽，便說起在北師大求學期間接觸過啟功先生的情景。最后說：“你應(yīng)該到北師大念書，這老頭，幽默、可愛，你一定會喜歡的。”這話說的輕巧！那個時候的啟功先生名滿天下，萬里邊關(guān)之外的我，只有仰止之情，豈敢非分之想。看著先生的題簽被我匯總、剪貼，我已經(jīng)分外滿足，絲毫也沒有奢望這樣的機會。

但是九年之后，我真的就考到了北師大攻讀碩士學位。再過三年，又由碩士生導師趙仁珪先生的推薦，考取了啟功先生名下的古典文獻學博士生，在他生命的最后八年里，得以追隨左右。

現(xiàn)在想起來，從先生的著作留給我深刻的印象開始，已經(jīng)三十年了；而從得到他耳提面命的教誨算起，也有了十五個春秋。他給了我無窮的關(guān)懷和指導，也留給我無盡的影響和思念。

二

我有幸侍坐先生左右，前后八年，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最早是在北師大讀博士的三年。

1997年我?guī)熓?/span>啟功先生攻讀博士學位，他已經(jīng)是85歲高齡的老人；而且如所周知，因為他國學大師的名聲遠揚，全國政協(xié)常委、中央文史館館長、西泠印社社長、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一系列的職務(wù)和社會承擔帶給他繁重的工作。但是他絲毫也不懈怠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這個重要的教育崗位，雖然比起其他的職銜來講，社會影響要小得多。

敬業(yè)，成為先生給我的最大教益。

我曾經(jīng)聽他1998年在北師大電教樓五百座為本科生開設(shè)的講座。早去了十分鐘，已經(jīng)是水泄不通，窗戶上、樓梯口，都擠滿了人。正式開講的時候，先生的聲音從講臺上傳出來，沉穩(wěn)而風趣。這既是他數(shù)十年文史研究成竹在胸而天成自然的表現(xiàn)，也傳達出他與學生交流由衷的喜悅之情。

在去世前的很多年里，他都堅持參加新生的入學典禮，并作勉勵性的講話。1999年的教師節(jié)，我們?nèi)タ赐麆倓倧牟賵錾吓e行的新生入學典禮上回來，非常興奮，告訴我們：“學生開學了，人多，擴大招生，禮堂坐不下，要在露天開。這曬太陽，實在吃不消！我們當然是坐著，有遮蔭。但這學生可太苦了。所以發(fā)言還是簡短點好?！碑敃r聽了就很感動：他為這些新入學的學生被暴曬感到著急，仿佛是自己的責任一樣。在心理上，這些學生已經(jīng)成為他必須去關(guān)懷的校友。

作為研究生，我們的受教往往是不定期地到他家中閑談，有時候一兩周一次，有時候一周兩三次。因為他的見多識廣，總是在海闊天空的閑談中使我們得到知識的積累和思想的鍛煉。他在家的日子，來自五湖四海求教的人永遠是座無虛席。除非那些人是有特別的約定，否則，只要我們輕輕地一敲門，他便馬上把我們讓進屋內(nèi)，然后朝先來的社會名流一拱手：“對不起，老兄，我的學生來了，我要上課。”于是我們坐下來，也還是一樣的閑談。但在他的心念中，他對我們有著義務(wù)和責任，我們的到來就是他盡責的時刻（插圖1）。

1998年，他86歲的那年春夏，完完整整地給我們上過他人生最后一次系統(tǒng)的課程。每兩個星期一次，他早早地挪動著腳步，將家里的椅子集中到客廳，給我們拿好茶杯，然后開始一個上午的講授，講他幾十年來一直思考著的中國古代學術(shù)史和文獻學問題?！谀菢拥臅r候，他不應(yīng)門，也不接電話——后來甚至把電話拔了；在那樣的時候，沒有什么比他作為一個導師在恪盡職守時更為重要。僅憑這一點，比起今天許多招生無數(shù)的掛名導師來說，先生崇高的職業(yè)道德，可以說是終身貫之、老而彌堅。一直到2000年的秋天，他88歲時，還曾經(jīng)給我后面兩屆的研究生講過幾次古文獻課程。

這些課程，后來根據(jù)錄音整理為《論學術(shù)思想》《論古籍整理》兩個系統(tǒng)的講義，收錄在《啟功講學錄》中。其中的《論學術(shù)思想》是他一生思考中國古代學術(shù)思想演變的總結(jié)，我們聽到的，是他晚年最全面的一次講解；而《論古籍整理》，如所周知，一直是先生提倡的“豬跑學”（文史典籍常識的戲稱）內(nèi)容，是他對從事中國學術(shù)、特別是古典文獻研究者所做的文獻常識和理論的普及。在他晚年，一直希望自己能夠親筆寫定這些內(nèi)容，但是由于眼睛的黃斑性病變和眼底出血，除了部分內(nèi)容堅持自己寫定外，終于也只好以口代手傳授下來。否則，由他親自來寫的話，應(yīng)該更為精彩（插圖2）。

作為教師，先生更多地是以身教的方式傳承給我為人處事和求道問學的方法和準則。

八年侍教，我從未見他對學生輩疾言厲色的訓話。聲色俱厲的情況是有的：有時候接到一個死乞白賴的電話，要求他參加無謂的會議；有時候遇到不速之客，推門而入要求寫字?！侔阃妻o不了的情況下，先生會高聲要求中止電話、會拿出救心丸要求送客。不過，當不愉快的電話結(jié)束、送客的大門關(guān)上，他馬上會將苦惱拋置腦后，和顏悅色地為我們讓座、接談。我們有時幾個同學一起去，他也非常注意與每個人的交流，經(jīng)常在討論了某個同學的問題之后，又及時地問詢下個同學的論文題目甚至是家中的情況如何，將話題自然而然地轉(zhuǎn)到另一個同學的身上。經(jīng)常說“小叩小鳴，大叩大鳴”，但是在先生這里，即使你訥言樸語，他也會體貼你的心理，給你教益。我在博士論文的后記中提到：“盡管自己愚鈍而不善叩問，先生見解閎通，總會在不經(jīng)意處給予切實的教益?！蔽蚁脒@一定也是其他同學認同的、在別的地方很難得到的感受?！耙虿氖┙獭?、“有教無類”，這些在孔子時代就保留下來的中國傳統(tǒng)教育理念，在先生這里可以得到完美的印證。

他溫和而盡責的態(tài)度，貫穿了我撰寫博士論文的全過程。論文指導的一些瑣事，總是讓我感動。

我的博士論文做了一個純粹的古典文獻學題目——《張說集版本研究》。有一次，因為《張說集》的一個影宋抄本全帙曾經(jīng)傅增湘先生?？?，我便向先生提出，希望請教傅增湘先生的嗣孫傅熹年先生。先生當時就打通了傅熹年先生的電話，并讓我與傅熹年先生直接通話，說明希望請教的問題以及詢問前往請謁的地點。先生給傅熹年打電話時，說：“他不會占用您太多時間的?！睂嶋H上也是在告訴我不要浪費對方過多的時間。放下電話后，啟先生又說：“我們兩家是世交，你去請教版本學的問題，傅先生當然很高興。我們守著傅熹年稱傅增湘為傅老先生，而對外則說傅增湘先生。”我很快就明白了：啟先生是老派而講究禮節(jié)的人，大概是我剛才在電話里和傅熹年先生的交談，因為緊張而有時直呼傅增湘的名字，甚至連先生也不加綴。于是我表示歉意說：“我太不注意了。”啟先生說：“這沒什么。但傅熹年先生是受過舊式教育的人?！?/span>先生用這種變通的溫和說法，提醒我見到傅熹年先生后要講究用語。——他這種體諒對方、給人臺階的方式，讓我感到溫暖。

后來我到車公莊大街的中國建筑歷史研究所拜訪傅熹年先生時，他果然對我這樣的年輕人還有志于版本目錄學的研究，表示了鼓勵，回答了我的問題，贈送了我當時已經(jīng)脫銷的《藏園群書題記》。我事后想起：我當時還是辭不達意地直呼了傅增湘的名字。不過，傅熹年先生也并沒有表現(xiàn)出不悅的神色。對于我們這些文革中成長起來、早已經(jīng)壞了規(guī)矩的年輕人，啟先生和傅先生都給予了分外的包容。

又有一次，說到《四庫全書》編纂中，張說的集子有閣本和殿本的區(qū)別。先生很有興趣地向我打聽這最新的研究情況，以及哪些有用的參考書。等到我告辭時，卻到里屋拿出500元錢給我說：“不用客氣，去買那本四庫（指《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用得著，我倆合用，因為書可以互通有無，買書的錢也同樣可以互通有無。”等到我將書買來請他看時，他說：“買到就好，我現(xiàn)在也看不了了，你拿著用。我需要的時候，再請你查詢。”他實際上就是替我買下了這本有用的書。后來我做博士后課題，他陸續(xù)從拍賣會上幫我買下《西域水道記》的翻刻本、徐松的信札送給我，每次也都重復類似的話：古人有通財之誼，我的就是你的，你留著用。——他體貼地保護著年輕人的自尊心，卻又仗義疏財支持著對學術(shù)有所追求的讀書人。

當我決定了博士論文的題目之后，《張說集》的問題仿佛就成了先生自己的事情。有一段時間我沒有去，而他忽然想起了值得關(guān)注的問題，便會寫張紙條，托前往請教的師兄弟帶給我。其中有一張是提醒我：他早年曾經(jīng)收集到一張高力士父親《高福墓志》的拓片，而《張說集》中有高福的碑，應(yīng)該注意神道碑與墓志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插圖3）。我在2000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張說集版本研究》中，感謝先生的指導，其中一段這樣表達說：“（先生）指出碑、志年代差異的遵從，碑、志文字的改竄，張說大手筆與‘以詩為文’等問題，均對我的文集?？迸c作品研究提供了幫助?！边@些不僅表現(xiàn)在我的論文撰寫和《張說集》整理上，同樣也對我現(xiàn)在的文獻研究產(chǎn)生了持續(xù)的影響力。

在我撰寫博士論文的最后時刻，我需要對校《唐音統(tǒng)簽》中的收入的張說詩集。這部書分十簽，只有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珍藏全套；收錄張說詩集的《唐音乙簽》，更是孤本獨存。而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一般不對外開放。無奈，只好又去請先生代為通融（插圖4）。當時他正患一種非常折磨人的病——帶狀皰疹，那是一種無時無刻不在的頑固性神經(jīng)痛。因為年老抵抗力差，這種疼痛折磨了他大半年。但當我提出這個要求時，他還是堅持著拿起已經(jīng)很久不用的筆，為我寫了一封信，向時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楊新先生介紹我去看書。那時，趙仁珪老師正好也來看望先生，看著先生艱難握筆的樣子，打趣地對我說：“你可以把這封信自己保留，復印一份拿去見楊新先生?！毕壬ь^說：“哼，這又何必？”他咧著嘴忍痛苦笑的神情，至今都清晰難忘。當時，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唐音統(tǒng)簽》因為要影印到《續(xù)修四庫全書》中去，而全部被拆散拍照，無法閱讀；我拿著這封信的原件去故宮拜訪楊新先生，結(jié)果當然是得到了圖書館的折中安排——讓我從館中的電腦上校對了《唐音乙簽》的掃描件，論文所需要的最后一部張說詩集本就是這樣在先生的支持下得到圓滿的校訂和研究。

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在2000年6月特別炎熱的夏天舉行。校外的答辯委員如任繼愈先生、馮其庸先生、傅熹年先生，均由啟先生先此一一打電話請好，向他們致歉因病不能前往當面邀請，然后幫我約好了時間，分別送上論文。在我答辯的當天，先生仍臥病在床，還是忍痛前來幫我打點細節(jié)，并向各位答辯專家致謝后離開。我保留了一張答辯開始前他向我耳語的照片，非常傳神，大家都說可以題為“面授機宜”。但是只有我知道，當時他對我說的話與答辯內(nèi)容毫不相干。他只給我說了一件事：“答辯委員們的午餐，我已經(jīng)在實習餐廳安排好了；他們的司機，我也給了誤餐費。”按照普通的慣例，一般都是由學生或者研究生辦公室請委員們用餐，但在我的答辯會上，老師卻自己掏錢，甚至連司機也一一照顧到，這無非是讓學生不要分心他顧、認真答辯。他就這樣不顧自己的病痛和衰老，仔細安排了我一生中重要的時刻（插圖5）。

三年侍坐，先生的溫和慈善，樹立了韓愈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的風范；先生的盡心盡責，也呈現(xiàn)了他為北師大題寫的校訓“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境界。2000年前后，他先后被授予“師德標兵”、“職業(yè)道德明星”等榮譽，堪稱實至名歸。當我自己也忝任研究生導師的時候，先生的言行自然就成了我的楷模?？墒钱斘覍W生的態(tài)度有性急而不耐煩的時候、當我因自身的忙碌而對學生的學業(yè)有所怠慢的時候，我才知道自己與先生的差距有多遠，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發(fā)自內(nèi)心而行云流水般對我始終如一的關(guān)注、支持，是我一輩子要去體悟并傳承的精神衣缽。

三

我從北師大博士畢業(yè)后，又到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從事博士后研究。雖然與先生的距離遠了，但是先生的關(guān)懷卻沒有因此而間隔。在博士后的兩年中，我還是有機會一如從前那樣，隔一段時間就到北師大聽先生聊聊天。2000年的秋天，還繼續(xù)來聽了他給下面的研究生講古文獻的課程。而我在北大從事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從以往的唐代延伸到了對清代、民國年間的文獻和學術(shù)史研究。對于先生來說，近世掌故更是他最為熟稔的內(nèi)容，給予我的指導也就更加密切起來。

其實在博士期間，就經(jīng)常聽啟先生說起清代的故事，真是家珍歷歷。那時我向他請教乾嘉樸學，他曾經(jīng)展示給我剛剛收藏到的《窺園圖記》題跋長卷。《窺園圖記》是乾隆年間的著名學者王鳴盛為經(jīng)學家費玉衡《窺園圖》所作的題記。記文由王鳴盛口占、江聲篆書并作附記。民國年間，圖、記分散，而《窺園圖記》為沈兼士先生所得，分請當時流寓或定居北京的學者題跋留念，這其中有楊鐘羲、章太炎、陳垣、黃節(jié)、余嘉錫、楊樹達、高步瀛等學界名流。啟先生通過這個卷子，告訴我錢大昕、王鳴盛的高下之別；而關(guān)于民國的那些學者，說：“《窺園圖》的題跋里，章說了許多錯話，陳垣先生就來駁他。后面諸公也是這個意思，楊遇夫先生等于是個評判員。高閬仙先生用駢文寫，他引得這些典故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對鄧（魁英）先生說：我們這文獻學專業(yè)的博士，也別做作業(yè)，單能把這個跋標點了，就算過關(guān)了。”

在啟先生看來，這個長卷比他以往收藏的價格不菲的名畫、名帖，都更具有文獻價值。有一次，他便讓我拿到北師大圖書館拍照留副，并由我點校、錄文。后來我也向先生提出整理和研究這一長卷，以為學習清代與民國學術(shù)史之門徑。這一想法得到先生的首肯，并多次就題跋淵源給予指導。這一工作也一直延伸到了我的博士后期間。可惜此后學業(yè)緊張，又兼初涉這一領(lǐng)域，資料收集過程較長，未能及時做出完整的成果向先生匯報。先生于2005年6月遽歸道山，《窺園圖記》題跋的整理便因我的愚鈍與懶惰，留下無窮遺恨（插圖6）。

作為對先生的紀念，也為了實現(xiàn)先生樂于流布學術(shù)新資料的遺愿，我在先生去世當年的下半年，將《窺園圖記》及其題跋的錄文、標點本，根據(jù)傳世文獻及啟功先生生前的傳授，對其中作者生平與題記背景略作箋注，以《元白先生所藏〈窺園圖記〉題跋》為題，發(fā)表在了《文獻》2006年第2期上。當然，這一箋注還遠遠沒有將先生當時對我工作的期待完成，我仍然需要努力從事。我曾經(jīng)向先生說：這個研究的副標題可以叫“民國學人對乾嘉學派的一次回應(yīng)”。先生當時站著，將拳頭一握、用力一擰說：“豈止是回應(yīng)，簡直就是一次學術(shù)較量，一次批判！”他說著話時的神情，至今還在我眼前。

因為《窺園圖記》的事，我對先生所傳授的近代史事也很有興趣，因此到北大后，合作導師榮新江教授就囑我與他一起整理倉石武四郎在1930年中國留學的《述學齋日記》，這是多年前池田溫先生委托他的。我看過日記后，發(fā)現(xiàn)其中提及的許多民國人事如楊鐘羲、孫人和、《壬寅銷夏錄》等，似乎都聽啟先生說起過。因此，當我將日記做了初步的錄文和注釋后，就集中了其中的一些問題去向啟先生請教。

啟先生果然對楊鐘羲于1930年前后在太仆寺街的寓所開辦“雪橋講舍”、有吉川幸次郎等兩位日本學生拜師的情況非常熟悉，為我們的注釋提供了許多重要的背景資料。其中提及在民國年間一些重要的書籍流傳情況，先生均曾耳聞目睹，因此每說起其中的一部，便能告以來龍去脈，不啻是在給我補目錄學的課程。

其中有一部《壬寅銷夏錄》稿本，是清末大收藏家端方的書畫藏品目錄，后來落到楊鐘羲手中。倉石的日記中頻頻提及，似乎楊鐘羲父子要通過他賣給日本的機構(gòu)。從日記的記載來看，大概是因為開價太高的緣故，倉石武四郎并沒有能夠使這一目錄東傳到日本。我向啟先生問起這一書的下落時，才知道這一重要的書畫目錄提要，曾經(jīng)先生之手，在解放初期從個人收藏家那里售歸了國家文物局。

先生告訴我，端方的收藏品中，以名家書畫的數(shù)量最多，后來散出，有的甚至為海外的著名博物館收藏。作為目錄的《壬寅銷夏錄》卻孤本流傳，對端方書畫藏品的前后傳承有詳細的記錄，因此特別受到書畫研究者的關(guān)注。為了加深我的印象，啟先生還專門為我約了當時收藏此書的中國文物研究所，帶著我和后來從事中國藝術(shù)史研究的師弟薛磊一起去看了原件。這一記錄書畫藝術(shù)品的稿本，本身也像藝術(shù)品一樣精彩。后來，我看到《續(xù)修四庫全書》也將這部重要的書畫目錄影印在了“子部·藝術(shù)類”中。但黑白縮印的效果，與當時看原件的感覺真是大相徑庭。我后來將啟先生談?wù)撨@部書的流傳過程以及其中一些名畫的真?zhèn)伪鎰e記錄了下來，以《〈壬寅銷夏錄〉與尉遲乙僧畫》為題，收錄在了《啟功講學錄》中。實際上在我整理倉石武四郎日記的過程中，獲聞先生關(guān)于中國近代史和藝術(shù)史方面的知識和見解，要比能夠用筆記下來的多的多。

后來《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一書出版，我又向啟先生提出請他題簽，他毫不遲疑地提筆便寫，還對封面的安排提出了意見（插圖7）。

我在北大真正從事的博士后研究課題，是“嘉道之際的西北歷史地理學：以徐松《西域水道記》為中心”。其中的核心，是清代乾嘉學派的后期殿軍人物徐松。早在博士生期間聆聽先生教誨時，也聽他經(jīng)常提起徐松的名字。有一次，中國書店送來拍賣圖錄。先生讓我們看，說有用得著的書，可以提出來。我那時就已經(jīng)想將來從事徐松與西域的相關(guān)研究了，因此看到上面有一冊清末影印的巾箱本《西域水道記》時，便向先生提出來可否打聽一下這書的情況。先生當時讓我折頁記下，后來等中國書店拍賣會結(jié)束之后不久，我就在先生處得到了這部書。

我到北大真正開始了徐松的研究之后，每每來北師大，先生必會與我討論徐松研究的進展，對清代的西域和徐松的經(jīng)歷充滿興趣。2001年年底，我偶然在當年嘉德春季拍賣會的圖錄上看到有徐松的書札信息，但為時已晚，只好請先生代為打聽下落。先生當時便為我打電話了解它的去處。后來得知書札流拍，原件已經(jīng)由主人拿走。但是到了2002年年初，拍賣行給啟先生拿來了復印件供我研究。徐松的著作，因為其后人及弟子的早逝，而在身后無人繼承，多所散失。因此有關(guān)他的一紙一字，都對研究其生平以及嘉道之際的學術(shù)史，至關(guān)重要。先生為我獲得的這兩封信札，都是寄給一位“六兄大人”的，但具體的名字卻并不知道。在我前往取件的時候，先生已經(jīng)為我研究信件多時。他告訴我說：“從信的內(nèi)容來說，徐松與這六兄大人似乎是結(jié)拜兄弟，但言‘愚弟’而不是‘如弟’，則又不可知曉；同時這兩封書札的年代也沒有記載。不過，即使什么也不知道，也多一份材料?！薄_實像先生所說的那樣，在人物、年代都不明確的情況下，這兩封珍貴的信件還是提供了徐松從西域賜歸后的許多生活細節(jié)（插圖8）。后來我根據(jù)信中人物長齡的年譜，考訂出書札的撰寫時間是在道光八年，先生也為我高興，并給我講解了與信札相關(guān)的清代人事如長齡、張格爾、筆帖式、抱見禮、理藩院等等，對我注解和研究西域史實提供了很大的幫助②。

后來我又看到早在1995年的嘉德拍賣圖錄中，也提到過有徐松的書札。又是啟先生，設(shè)法打聽到了書札的下落，并向拍賣者申請到了復印件，使我得以對徐松的生平交游研究有進一步的收獲。

先生對我從事西北史地學的研究，是非常贊賞的。我曾在博士后報告《徐松與〈西域水道記〉研究》的后記中提到先生對我研究工作的厚望：“給予這一工作始終關(guān)懷著的，有我博士生期間的導師啟功先生。我匯?！段饔蛩烙洝匪褂玫母鞣N版本中，唯一不是復制品的寶善書局本，就是先生賜贈。他常常向我提起烏魯木齊南梁子上一汪水洼就是自來水廠的記憶，也多次垂詢清人的西域水道圖究竟有多少準確性這樣的問題?！壬男嫩E，使我在進行歷史文獻研究的同時，不敢忘記其中應(yīng)有的現(xiàn)實意義?！?/span>

先生曾經(jīng)在1983年參加一個智力支邊的講師團，到西北講學。那是他唯一一次到過新疆，而新疆的缺水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幾乎每次講到去新疆的經(jīng)歷時，他總會提起南梁子上很小的一個水洼（當指烏拉泊水庫）是烏魯木齊飲用水源的事。他也總向我提起西北水利的難以管理，說從《清史稿》點校中看到過即使是位至封疆的大臣，在西北出行，也被突如其來的山洪沖走的事件③。因此，清人的著作究竟能夠?qū)τ谖覀兘裉斓奈鞅彼芯坑卸啻蟮囊饬x呢？在文獻整理的價值之外，現(xiàn)實的關(guān)注也成為他和我共同思考的問題。

他還多次由他祖上在新疆仕宦的經(jīng)歷，提起新疆的阿古柏叛亂給地方帶來的動蕩。這與他1983年在新疆演講《少數(shù)民族與中華民族文化的關(guān)系》一樣，現(xiàn)實和民生的關(guān)懷是他學術(shù)人生中重要的價值觀。

我深刻地體味到，他對我博士后期間的工作支持和幫助，不僅是因為我個人，而更因為我所從事的工作本身，也是他所期待的事業(yè)。

四

2002年7月，我結(jié)束在北京八年的求學生涯，決定返回新疆工作。先生對于我的選擇同樣表現(xiàn)出熱切的支持，這不僅來自精神的層面，甚至表現(xiàn)為超過我想像的物質(zhì)支持。

7月6日上午，我去送剛剛通過的博士后報告，先生的內(nèi)侄章景懷老師和夫人鄭喆老師專門到北師大的住宅等我，接我去先生新近由政協(xié)分給他在雍和宮北邊的寓所。先生幼時曾在雍和宮寄名當喇嘛，因此晚年能夠與之為鄰，非常滿意，清靜的市隱環(huán)境也使他可以躲過許多無謂的俗務(wù)而專心修養(yǎng)、寫文章。那個上午也真是清靜，沒有電話、沒有訪客，先生永遠有那么多說不完的知識和見解，和我談我的博士后報告的內(nèi)容，談《窺園圖記》題跋以及他與楊鐘羲的親戚關(guān)系，還有橋川時雄、繆荃孫和古代書儀的具名落款等問題，不知不覺兩個小時就過去了。章景懷老師又開著車帶我們到附近的便宜坊烤鴨店吃午飯，兼算為我餞行。

飯后回來的路上，先生問我：去新疆是坐飛機還是坐火車？鄭喆老師插話說：飛機那么貴，當然是坐火車了！我也告訴他：坐火車臥鋪，兩三天時間，其實很輕松。啟先生便不說話了。當我們把他送到家中告辭時，他從桌上拿了一支筆和一個舊信封（插圖9），進里屋去脫外套。一會兒便匆匆出來，將這個信封塞我包里，說：一定坐飛機，這筆錢算是我的一點心意。然后不由分說地把我和章老師夫婦送出門外，關(guān)門休息。我回到家中，拿出信封，看到背后鄭重地寫著“程儀/功上”四個字，信封里面是整整一萬元錢。

7月22日下午，我又到先生那里送他上次吩咐我買的書。剛剛坐定，先生便從一個盒子里取出一個新的信封，上面早就寫好了“書帕/功上”四個字。他一邊給我解釋書帕這個詞在明朝所代表的陋習，一邊說：“我們卻不是這個意思，我先前多托你買書，現(xiàn)在這點錢就權(quán)當我助你托運書的費用?！蔽以偃仆校麉s一再說：“夠是不夠？不夠還有?！蔽乙仓缓脤⑿欧馐掌穑侣犓f鄭康成箋注的問題，并聽我說用電子檢索古籍的功能。也是到了6∶00之后，才相約再見，告別回家。

先生兩回一共給了我兩萬元錢，我當然沒有舍得去坐飛機，運書的費用也只是不多的一小部分。我把這錢看成是先生頒發(fā)給我的特別的“勵耘獎學金”，除了到中國書店買了兩種平時不敢問津的西域古籍之外，余下款項被我?guī)Щ匦陆?，用于我在那里從事的學術(shù)耕耘。

先生對我的關(guān)懷并沒有因此結(jié)束，他繼續(xù)通過不同的方式激勵著我在邊疆的工作。

2002年9月10日教師節(jié)，我給先生打電話拜節(jié)。他告訴我趙仁珪老師會寄一份表格給我，讓我盡快填寫。我接著給趙老師電話拜節(jié)的時候，他告訴了我原委：先生還沒有忘記我做的博士論文，他那時剛剛從趙老師那里聽說國家學位辦有評定優(yōu)秀博士論文的制度，便鄭重其事地委托趙老師打聽我是否可以申報，然后便請趙老師聯(lián)系我填寫申報表格。手續(xù)齊全后，他又請趙老師打印他的推薦書，修訂之后交付學校。因為已經(jīng)是一次時間久遠的補錄了，我的博士論文后來得到了優(yōu)秀博士論文的提名。無論得失，先生這種持久的關(guān)心，卻比獲獎更讓我珍惜（插圖10）。

2002年10月，先生又在電話中告訴我：嘉德拍賣會又有徐松的手札出現(xiàn)了，他已經(jīng)訂下，準備買下來送我。11月份我有機會去北京大學參加學術(shù)研討會，19日和啟先生相約共同去參加馮其庸先生《論紅樓夢思想》的首發(fā)式?；貋淼穆飞?，他讓陪同的張海明老師給了我一個信封。我回到賓館，打開看，正是嘉德拍賣會圖錄中的徐松手札真跡，估價7000到9000元。不過它還是去年春天流拍的那兩件信札。因此下次去看啟先生時，便告訴他這一情況，勸他不必為我買下。但是先生說：“那也用不著退回去了，這個信札留在你那里最合適了?！?span>

2002年12月底，上海博物館五十年館慶，與北京故宮博物院、遼寧省博物館一起，聚集晉唐宋元四朝國寶級書畫真跡72件，舉辦了一場“晉唐宋元書畫國寶展”，啟先生也受邀參加。我后來也有機會前往觀摩，還請啟先生專門在北京先給我講了對這些作品的見解，他如數(shù)家珍，確實是爛熟于心。后來我聽陪同他前往的趙仁珪老師說：當時參觀的現(xiàn)場更是傳奇。啟先生坐在輪椅上，隔著玻璃，放大鏡又用不上，其實也看不真切?？墒禽喴瓮频鼓囊环髌非埃┪镳^的人告訴他是什么名稱，先生便滔滔不絕，言其本源、道其細節(jié)，隨同參觀者都是現(xiàn)場聆聽了一次真正的大師鑒寶講座。

但是——趙仁珪老師下面的話讓我為之一再動容——三天時間，啟先生也只看了半天展覽；其余的時間，啟先生向上博提出來要看最近收進的清代書跡。這個要求當然得到了滿足。趙老師陪同先生一幅幅經(jīng)眼，聽先生講解，也自然增加不少見識。等到結(jié)束，啟先生卻悄悄地告訴他：我就是想幫朱玉麒看看有沒有徐松的信札！

2003年，他又應(yīng)我的請求，為我博士論文期間從事的《張說集校箋》、博士后期間從事的《徐松與西域水道記研究》題簽鼓勵。后來聽說，他在8月31日為我題簽，而在28日剛剛摔了一跤，但是只要能動，就仍然做事。由此可見對我這個學生的掛心。慚愧的是，這兩樣書稿，至今還都沒有完成。先生的題簽一直貼在我的書案前，鞭策著我拿出高質(zhì)量的書稿來回報社會（插圖11）。

2003年的上半年，非典影響了全國、更影響了北京的秩序。我經(jīng)常通過電話向先生問候。每次從電話那頭傳來的，都是他愉快的聲音，問長問短，關(guān)心新疆的地震，告訴我非典沒什么，應(yīng)該經(jīng)常說說高興的事。但是他因此也減少了出門走動的機會，身體也明顯不好。等到10月、11月之交，我經(jīng)北京去臺灣開會的時候，他已經(jīng)做了穿刺，腰間掛了尿袋，更加影響了他的活動。但是他依然樂觀，稱自己現(xiàn)在是佩“金魚袋”了（插圖12）。

10月31日，我有機會在他住院期間的一個晚上陪護他。半夜，他忽然叫醒我說：你到臺灣，幫我把那里影印的宋本《施顧注蘇詩》買回來。然后告訴我說：現(xiàn)在大陸出版的蘇軾詩集注本都還存在問題，這宋本的施顧注不僅書品好，注釋也接近原詩，最值得參考。而自己年幼時就喜歡蘇詩，說著說著，竟將蘇東坡的《游金山寺》從“我家江水初發(fā)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開篇，到“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結(jié)尾的二十二句，一口氣背誦了下來。后來我將這套書從臺灣背了回來，先生那種喜悅，至今還歷歷在目。

但是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眠。先生的生命狀態(tài)已經(jīng)如此衰弱，卻還孜孜不倦去尋求學問。晚年的先生，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如為國家所做的各種書畫鑒定，以及不勝其煩的應(yīng)酬，如他所說被布置的“家庭作業(yè)”（各界的求字等等）；但是他還是不斷地擠出時間，將自己的學術(shù)思想總結(jié)出來，形諸文字，傳給后人。2000年以來，他發(fā)表的文章，有很多都是自己一筆一畫寫出，像《讀論語獻疑》《文史典籍課程導言》《“八病”“四聲”的新探討》《談清代改譯少數(shù)民族姓名事》《漢語詩歌的構(gòu)成及發(fā)展》等（插圖13）④，無不都是他晚年的文史研究力作。像他這樣一個飽經(jīng)憂患、老病交加的人，是什么支撐著他始終微笑著面對人生呢？也許只有深刻體悟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才能理解啟先生這種積極進取的境界和樂觀向上的旺盛生命力。

2004年，我有三次機會到北京出差，見面也還總是非常高興，問我在新疆的教學，問我愛人的工作和孩子的讀書情況。10月份我到金臺飯店開會，他又在附近的北大醫(yī)院住院，衰老得厲害，但還是非常得體地維護自己的形象，告訴我：這兒空氣不好，過兩天出院了，我們到家里再談。過兩天到家里拜訪他，雖然已經(jīng)舉步維艱，依舊談鋒甚健，說近代史事，如在目前。先生健康的心理狀態(tài)支持著他生命的每一天。

2005年元旦前一天，我還能聽到先生從電話那頭傳來爽朗的笑聲，道是互祝新年。但是農(nóng)歷新年的正月初一，先生昏迷之后再次住院，從此沒有出院。

2月份我有機會進京探望，那時他已經(jīng)在重癥監(jiān)護室。護理人員說此時先生并未熟睡，但已不能說話、睜眼，人也比我去年10月所見瘦了許多。我去摸他的手，他的右手便忽然動起來，開始撥拉手中的念珠。

這年的6月，我因為《西域水道記》書稿的出版事再到北京（插圖14），25日便抽空前往探視。先生已挪到里屋的玻璃房內(nèi)，探視者只得隔著玻璃門遠遠觀望。先生剛剛做完胃的營養(yǎng)輸液，非常難受，渾身抽搐，兩手緊摟著的玩具小兔等動物也隨之起伏，看了讓人落淚。鄭喆老師嘆息著說：能夠堅持到過了生日就好了。先生的生日是7月26日，但我想著先生以往多次在病危狀態(tài)死里逃生，此次也定不例外，過完生日應(yīng)當還能有所好轉(zhuǎn)。

——誰知這次竟然例外！

6月30日清晨，我從西三環(huán)乘車到北太平橋西里的中華書局看《西域水道記》的校樣。車過花園橋，就接到廷銀師兄的電話，告以先生已于凌晨2∶25去世。而幾分鐘前，我還在暢想著這本由先生題簽并一直關(guān)注的西域典籍能夠在他生日前出版的情景。想到從此天人永訣，再也無從請益，心中一慟，不覺熱淚奪眶。

先生去世已經(jīng)七年，這期間我東奔西走，一直也沒有寫過紀念先生的文字。這并不是對于先生的淡忘，而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先生生前的言行舉止，滲透到我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無形的影響，龐雜而多樣，幾乎無從談起。往往在生活中的許多不經(jīng)意間，便覿面先生著作中討論的問題，有時甚至就是在世時曾經(jīng)當面賜教的一個細節(jié)。這樣的時候，先生語笑吟吟的容顏就會浮現(xiàn)眼前。

記得先生在世時，每次見面請益之后，我總會將當時講話的情景詳細記錄。那天的日記便會比平時漲出很多，仿佛春秋時代的子張書紳。我清楚地記得，在2006年他因病故去之后，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批定的先生訃告所羅列的11個最重要的社會頭銜中，“著名教育家”列于首位。我慶幸曾經(jīng)與先生這樣的智者并世，且得其耳提面命、傳道授業(yè)，這是我今生可以自豪的福祉。至少從先生作為教育家的角度而言，對于先生給予我的這些教誨，也不應(yīng)該成為我個人的專享。今年是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我不敢再以自己的筆拙與冥頑做為借口，因此寫下這些受教的點滴回憶，來紀念他曾經(jīng)給予這個世界的仁愛之一二。

先生給我留下的光風霽月般的人格印記，不會因其去世而從我的記憶中消褪；

先生以其身教而樹下的人倫與師范典則，也將是我有生之年始終不懈的追求！

2012年2月17日，北大中關(guān)園

（本文原載文物出版社編《以觀滄海：啟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7月，377-397頁）

注：

①一直到十七年后，我才從《啟功叢稿》中開始獲得閱讀的愉悅。我查自己的日記，在1999年12月7日星期二，寫到：“臨睡前開始讀《啟功叢稿》，真是被吸引住了，因為現(xiàn)在有了啟先生娓娓講來的影子?！?/span>

②至于這兩封書札的受書人，一直要到2009年11月，距先生去世已經(jīng)四年，上海博物館的柳向春博士幫我找到另外三封徐松信札的影印件時，從那三封書信標明“香垞六兄大人”及“家六老爺”上，讓我能夠聯(lián)系起來，知道所謂的“六兄大人”，就是徐松的同年進士徐香垞無疑。當時的心情，真是恨不能起先師于九泉而告之！

③后來我讀《沈文忠公年譜》，知道確實是在同治元年，署理陜甘總督沈兆霖在甘肅青海交界的地方遇到驟至的山洪而被淹死。

④先生對于自己的文章需要假手口述、錄音，深感迫不得已，因此以上重要的論文，均重新寫過。如發(fā)表在《文學遺產(chǎn)》上的《漢語詩歌的構(gòu)成及發(fā)展》，他就認為很不成熟，后來專門重寫，交由我打印出來。新的開篇提到：“去年在校內(nèi)作過一次普及性的‘學術(shù)講演’，經(jīng)學友們從錄音寫成文字，又增加了一層的隔閡。承友人為刊物索稿，順便即拿去發(fā)表了。不但拙稿內(nèi)容不成熟，還加上許多詞不達意處，是我非常抱歉的?，F(xiàn)在重新把積年所學、所想、所講過的一些拙見，從頭寫出，求教于敬愛的讀者，希望惠予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