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司馬是個五品官，待遇豐厚，衣食無憂，“歲廩數(shù)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但又是個“無言責，無事憂”的閑職，“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這就決定了白居易在政治上難有作為，無所作為，反過來，又使他有充裕的時間和充沛的精力“可以從容于山水詩酒間”，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和游歷活動。

　　江州是白居易政治生涯的低谷，又是白居易文學創(chuàng)作的高峰。

　　在江州白居易寫過四封書信，《與元九書》是其中較著名、較有成就的一篇。元九即元稹，與白居易是至交好友，也是一位很有思想和義才的文學家，時稱“元白”。信中對周秦以來中國詩歌的發(fā)展進行了深刻的總結，鮮明地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主張，在當時的文壇引起巨大反響，并對后來的中國文學產生深遠的影響。

　　《廬山草堂記》是白居易為他落成不久的隱所所寫的一篇精美的山水散文，被視為中國山水園林學的開山奠基之作，歷來被園林學家奉為圭臬。白居易在草堂度過了“不惟忘歸，可以終老”的愉悅時光，并在這里將自己的詩作進行整理，編成了一部15卷的詩集，成為轟動一時的文學盛事。20年后，白居易懷著對廬山的眷念又將自己的六十卷本文集，寄藏在廬山東林寺。

　　在公元817年桃花盛開的農歷四月，白居易從自己的草堂出發(fā)，到廬山頂上的大林寺尋春賞花，深有感觸地寫下了《游大林寺詩并序》。白居易在江州表面上沉溺詩酒，縱情山水，問道坐禪，“欲罷去煩惱，漸歸空門”，骨子里還是渴望重新出山，一展抱負的。當朝廷的一紙任命在公元818年的冬天傳達到他手上時，內心充滿了溫暖和按捺不住的沖動，迫不及待地赴忠州履新。臨別時作了一首《潯陽宴別》的詩：“鞍馬軍城外，笙歌祖帳間。乘潮發(fā)湓口，帶雪別廬山。暮景牽行色，春寒散醉顏。共嗟炎瘴地，盡室得生還?！庇幸环N如釋重負的快意。

　　原本想“三年官滿卻歸來”的白居易卻在時隔五年后的公元822年才重回九江。他在托付給東林寺和西林寺長老打理的草堂里住了一宿就到杭州赴任去了，以后再也沒有回過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