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也讀書，卻一味貪數(shù)量之多，以得博覽虛名。所謂精讀，也很少超過兩遍。因為我等的讀書，有功利化傾向，為的是寫作之用，“用”過了就束之高閣。

　　曹聚仁是個罕見的書癡，他從來不借書看，喜歡的書都是買。他的妻子鄧珂云回憶說：“在我們的箱子里，沒有一件值錢的衣服，在銀行里，沒有一個錢的存款，我們每月的收入，要支出30%的錢去購買書籍。書籍被一些人視為‘廢紙’，在我們家卻是寶貴的‘財產(chǎn)’。”“八一三”戰(zhàn)役爆發(fā)，他把所藏珍本裝了30麻袋，運回老家去，卻毀于戰(zhàn)火。他心中大痛，發(fā)誓從此不再買書。但到了香港，雖窮困潦倒，租不起寬敞的房子，只能住在一間陽臺上，但還是拼命買書，把人淹沒在書海里。晚年生病，無錢醫(yī)，他只能向熟悉的書友轉(zhuǎn)讓藏書，換點醫(yī)療費。他逝世后，親屬赴港整理他的遺物，除了書之外，別無長物。都說曹聚仁是個大藏書家。他之大，不在于藏書的數(shù)量，而在于他眼里只有書的精神狀況。他好像只為書而生。

　　我等也藏書，是算計著藏書，以不影響生計為前提。自己買書時，在高額的書價面前，總是猶豫再三，全沒曹氏那種奮不顧身的態(tài)度。同時，現(xiàn)代人的虛榮，以堂闊為傲，絕不忍讓書籍?dāng)D占了居住空間。種種因素的作用，使我特別注重書籍的世俗回報：每買一本書，就寫一篇讀后感發(fā)表，得到稿酬后，再買下一本。如市井商人，不做虧本買賣，文雅的背后，是俗鄙之象。

　　我等與曹聚仁雖都讀書、藏書，但境界不同，人生格局和創(chuàng)作格局就有了大的不同：曹聚仁的反復(fù)閱讀，使書的脈象爛熟于胸，便內(nèi)化為自己的氣韻，有了通透、通達的文化眼光，再下筆寫作，就能直指描寫對象的內(nèi)在本質(zhì)；揭示和批判，都能一語中的、點中穴位。而他的以書為生，不僅是坐擁書城，其本身就是一座文化長城。所以，他的文思不是苦思冥想出來的，而是自然流淌出來的。書香的涵養(yǎng)，使他腹笥充盈，文史哲樣樣精通。

　　為什么他家居不定，一生貧寒，卻能寫出幾千萬字的各種著作，成為集散文家、傳記家、學(xué)者、名記者為一身的一代文化大師，道理就在這里。與他相比，我等之寫作，由于學(xué)養(yǎng)之不逮，無融通、貫通能力，格局就小得可憐——所涉及的題材，不過是局限于熟知的領(lǐng)域；所寫出的文字，不過是一些小情調(diào)、小聰明、小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