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集注]說、悅同。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后,后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shù)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shù)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于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敝x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迸螅愐?。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庇衷唬骸罢f在心,樂主發(fā)散在外。”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背套釉唬骸半m樂于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庇拗^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后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p>
關于這一段話,有不同的解說,皇疏以為:“學者始于時習,中于講肆,終于教授者也。”說的是君師之道,然顏回好學是“不遷怒不貳過”,又何嘗與于君師之事;有認為是孔子對于學生的自我介紹,即是說:“我學而時習,有所得,很高興;你們慕名而來從我學習,很愉快;即使你們當中有的不理解我之所教,我也不會不高興,這不就是君子嗎?”有理解為孔子對投入門下者的訓誨:“學并且實時見習,不也很快樂嗎?有那么些來自遠方的志同道合者在一起,不是很愉快嗎?別人不理解,也不必介意,不就是君子嗎?”看來,這一章應該是孔子歡迎新同學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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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在孔子的言說中占據(jù)著極其重要的地位,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到了說孔子所說第一字即是“學”就滑稽可笑了?!墩撜Z》明明是孔門后學之編撰,而妄稱此為孔子所說第一字,實在是因循可笑之極。而皇侃《學而篇》之解題,更是逐字穿鑿為解(皇疏《學而篇解題》所謂:“明人必須學乃成,此書既遍該眾典以教一切,故以學而為先也。而者因仍也,第者審諦也,一者數(shù)之始也,既諦定篇次,以學而居首,故曰學而第一也?!倍诒菊陆忉寗t聲稱:“此一書或是弟子之言,或有時俗之語,雖非悉孔子之語,而當時皆被孔子印可也,必被印可,乃得預錄,故稱此子曰通冠一書也。”,似乎《論語》之匯集早在孔子生前,尤可怪者也),“學”之于孔子固是極其重要之關鍵詞,然不必以此種方式論定吧。
在黃俊杰所著《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2]當中專列一章討論東亞語境中對于“學而時習之”的理解,認為涉及到三個重大問題:一是“學”的本質何在,二是知識與行動的關系如何,三是心與理關系如何等問題。學的本質涉及到學是內省的思考活動還是外爍的窮理活動,因而有內省與外學復性的不同路徑;知行關系問題則涉及到理論探討、學習與應世濟民之間的關系;心與理的問題則成為程朱之后儒者得罪重大命題。
實際上要理解孔子語境中的“學”,必然涉及到主體與外在的關系(是世襲當中的的出身定論,神裔命運,還是自身行為決定自我的位置),知與行的關系(是先天命定的不然,還是領會把握的主體與行動的主體),自我與世界的關系(是可以認識的世界,還是被世界定義的自我)。這些問題的解答,涉及到對“學”的理解,更涉及到對孔子學說的理解。如果說學如何是可能?學的標準又何在?判斷的尺度又何在?誰人在判斷?因此,“學”之一字的理解,就涉及到孔子對于人的基本認識,所以極其重要,因而不可不辨。
孔子言說的對象主要是“士君子”,要理解孔子的話語,這一基本語境是必須要明確的。
“學”意味著獲得和擁有先輩們投注到文化傳統(tǒng)中的意義。這樣,一個社群就會擁有一個所有成員以此為基礎進行彼此影響、溝通和交流的共同世界。
……
“學”嚴格說是對意義的擁有——敬畏我們的文化精粹。[3]
“學”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成人需要從外界獲得,甚至可以說是對于人的社會性的強調,因此具有過程性,“學而不厭”,是持續(xù)不斷的征程,是時間維度中的實踐性,是提升、證成和呈現(xiàn)。
學什么?怎么學?又與孔子對于人世的看法、對人生意義的看法、對政治問題的看法有關。
在孔子看來,惟圣人能作,普通人是以圣人為楷模的向上之旅,比之如柏拉圖說,則圣人是走出了洞穴者,普通人是迎著光亮向上之旅。而圣人則擔當著教化之責;圣人之作也,是證成、是顯明、是已然的高度,是標高,但不是現(xiàn)成的道路;道路在修己,修己就是道路,“學”就是澄清修己的向度,明晰所是、應是、當是、必是,確證當行、應行、必行。
但是自我也是主動性的意志主體,“是一個能夠實現(xiàn)自己意志的個體自我”[4],“人絕非僅是靠踐他人之跡就可成就的,……人類對‘道’的發(fā)展和弘揚負有一種主動創(chuàng)造的責任。這樣,‘道’就是歷史地綜合累積而成的,而人打開他視為有價值的領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5]
同時,在這一意義上說朱熹所謂“學之為言效也”,即是效法楷模之謂也。
春秋之時諸侯并峙,周室衰微,固有的分封秩序受到?jīng)_擊,社會流動開始加劇,人這一個體在當時的背景下,充滿了疑難。在這“禮崩樂壞”的時代,生存的意義何在?人生是可欲的嗎?世界是可能崇高的嗎?高尚與鄙俗有可以界定的可能嗎?這些問題是孔子關注的要點所在,也是孔子思考的核心所在,在某種程度上說孔子試圖為文明與野蠻立下邊界。
當此之際,孔門之學從人的問題著手,自是題中之意,因而修己就成為孔門的第一要義,所謂“修己以敬”、“修己安人”、“
修己安百姓”、“修己安天下”。
孔門修己的要義又必于其理想求之??鬃右簧兄梗源巳涓胖?,要在好學、樂友、不以人之毀譽為度。庶幾可以達到君子的要求,此為君子立身處事的要旨。而孔門修為的最高境界則為圣人,即己所立而立人,己所達而達人,所謂應世治化也。
圣人的概念,對于孔子來說非常重要,也是孔門的最高人格目標(其義有類于柏拉圖的“哲人王”,而柏拉圖的哲人王是理性思維裁剪的產(chǎn)物,而圣人則是現(xiàn)世的理想人格和實在人格),并且由孔子發(fā)端而成為先秦時代關于“人”的最高目標。在人的問題上,孔子首重修己,而修己的高度是應世濟民之圣人。
《易·干·文言》:“圣人作而萬物覩?!薄墩撜Z·述而》:“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荀子·性惡》:“故圣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圣人,理想的人世治理者以及完善的人格體現(xiàn)者,而君子是近于圣人的階梯。
《書·無逸》:“君子所其無逸也?!笨追f達疏引鄭玄曰:“君子,止謂官在長者。”《國語·魯語上》:“君子務治,小人務力?!倍谧訉W時代的語境中,漸為修己的的評價語詞,《禮記·曲禮上》:“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殆,謂之君子?!?/p>
君子立身處事的要旨:修己、講習、論難,有自主之見,一是為己之學的功夫,二是論難、講習的功夫,三是立身不隨流俗的功夫,此是君子的境界。
《焦氏筆乘》:李彥平曰:宣和庚子,某入辟雍。同舍趙孝孫仲修,伊川先生高弟趙彥子之子也,于某有十年之長。辛丑春同試南宮,仲修中選,而某被黜。仲修勉之曰:“公盛年一跌何傷,姑歸讀書可也。”某意不懌。趙曰:“公頗讀論語否?”即應之曰:“三尺之童皆讀此,何必某?!敝傩扌υ唬骸肮粗x此,且首‘學而時習之’以何者為學?”某茫然不知所對。仲修徐曰:“所謂學者,非記問誦說之謂,非之謂絺章繪句,所以學圣人也。既欲學圣人,自無作輟。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飲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任虛是識得‘造次必于是’,‘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依于衡’,方可以學圣人?!蹦陈勂溲裕D若有悟。
學習、教育以及統(tǒng)治者的楷模作用在孔子的學說中占據(jù)重要的位置。
孔子堅信有治道在,并且通過建立往圣先賢譜系、提煉德性譜系,證明了在圣王的實踐中已然存在,證明圣道、治道的曾經(jīng)存在,并堅信理想之治的必然存在,而且“文武之道未墜”;但是圣治已然的存在和必然的存在,并不是現(xiàn)成的道路,而是顯明了理想治理的相應高度,是標高、是尺度。真正的道路是躬行、踐行、提升、證成而后呈現(xiàn),是時間之維中的實踐,而不是體悟,也不是被動的承受。“性相近習相遠”,高度的不同與學、與躬行,與時間中的實現(xiàn),孔子反復強調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等等年齡節(jié)點,即是此意。
孔子堅信人有天生之性或者說未被定義的生之本能,此所謂“好色”、“
人之所欲富與貴”,并不是否定好色、富貴之欲,而是認為富貴之上還有更高的原則,同時又有上智與下愚的稟賦之別。在這一基本信念的基礎上,孔子宣布人的社會品格則是習染而成,是可以通過學習、教育塑造其良好的社會品格的,孔子也聲稱自己非“生而知之者”,而是“好學不倦”而已。人的學習首先要立定根基,建立其所是、應是、當是、必是之根本,在此基礎上求諸于己者謂之學,求諸于人者謂之教。因此,孔子在時間的維度上建立起圣人、君子、賢人的譜系,并進而提煉出德性的譜系和可以評價的標準,為人世生活建立起提升的可能,建立起德性的進階,從而堅定地完成崇高人生可能性的證明。但是并不是說孔子所言是天性與社會性的二維,因為孔子認定有天道在,人之生之本能并不與“天道”相悖,而是在澄明天道的圣賢指引之下的社會性存在,因此存在的本能不是實質而是有待命名的、待實現(xiàn)的存在,最終在時間的進程中得以呈現(xiàn)的存在者。
關于人的定義,是以此前的知識為背景的潛在前提(當人將自己的神提升到萬物神靈之上時,即是將人定義為超越世間物類的存在)。孔子是認同人超越萬物的地位的,并且認定人的本性具有情(情者,喜怒哀樂)、欲(欲者,好貨好色)之本然,但是情欲之本然并不是個體之全部,社會的人才是社會生活的現(xiàn)實之必然,在個體則通過他者界定,就是說要在承認這一本然之處,建立提升人的社會性階梯,證明人之高貴、尊嚴。在這一基礎上,孔子的人的定義之中的基礎就顯現(xiàn)出來:1、人人就有此本然;2、普通的人性是習染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3、天生圣人以治民,同時圣賢也是所謂“作”者,是闡明“天道”者;4、因此,對于普通人來說就有了判斷的標準和學習的榜樣。因此,天以圣人導民既是人的高貴、尊嚴的明證,同時也是世間圣人之治必然實現(xiàn)的理由。仁既是天之大德,又是圣人的品性。
同時,必須強調孔子話語的基本語境,即君子/小人、民/人之辨這一基本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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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熱心于教導學生,并且?guī)е鴮W生謀求參與政治實踐或者謀求參與政治實踐的機會,對這一重要行為本身的理解,邁爾關于列奧·施特勞斯建立學派的解釋庶幾近之——
照施特勞斯的理解,唯一的政治意圖、唯一有影響的政治行動,就是創(chuàng)建一個學派……。是什么促使一位哲人去創(chuàng)建一個學派呢?所謂政治抉擇又是在何種層面上來講的呢?
通過“建立學派能夠讓人關注到哲學的新取向、并使之保持下去。若要為傳統(tǒng)立據(jù),以使后人更容易進入經(jīng)典之中,學派也是選擇的工具。對于那些今后在共同體中要承擔一定責任的那些公民來說,學派尤其能夠讓他們熟悉哲學,教育他們對哲學抱有善意,或最起碼心懷敬意,且在必要時保護和支持哲學?!?/p>
作為有著政治意圖和政治抉擇的學派,“對不同的接受者要說不同的話,他們以不同的方式接受、傳承學說?!?/p>
若這個哲學學說的學派受到更大關注,學派還可以強化、概括哲學的教條式內涵,強調那些可被傳授、能形成表達式以及不細究實事就可重復、應用和傳播的所有東西。當然,倘若學派還想贏得政治影響,就得冒一定的風險,即讓哲學去適應某一特定的政體,或與某種政體走得很近,在未來,或在對此一學說有真正興趣的其它地方,哲學才能重新松動與政治體制的紐帶,去掉這一學說的缺陷——與在某一特定時間地點占統(tǒng)治地位的秩序的聯(lián)合,或是服務于某一意識形態(tài)。
要想富有成效地建立學派,教師的口傳學說必須適合學生的領會能力。許多證據(jù)表明,教師將其最幽遠的反思、最深邃的思慮、最具挑戰(zhàn)性的思索都訴諸他精心寫成的書中。然而,在學派中,口傳總有更高的價值。通過口傳,學生很容易掌握那些對他們具有重要意義的東西,或是認為它們不可放棄。這就很能解釋,為何這一學派很容易形成為教師在哲學上的激進進行辯護的趨勢,而且為何恰恰在學派的圈子里,常常輕視教師的思想,各色虔信卻大行其道。[6]
在這個意義上說,孔子更注重口傳教授,而且特別強調理解傳統(tǒng)(通過過去傳承下來的文物制度),樹立經(jīng)典,并建立進入經(jīng)典的途經(jīng)。而信奉口傳傳統(tǒng)的弟子們,編錄這一部語錄,將這幾句話放在首位,顯然對孔子的意圖極其理解。
[1]顧立雅《孔子與中國之道》,頁121,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
[2]黃俊杰著《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第六章《日本儒者對〈論語〉“學而時習之”的解釋》很有參考價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1月。
[3]
[美]郝大維、安樂哲著,何金俐譯,《通過孔子而思》,頁49-20。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4]
[美]赫伯特·芬格萊特著,《孔子-即凡而圣》,頁130,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不過,赫伯特·芬格萊特另一方面又將個體看成是實現(xiàn)道的媒介,“由于君子的意志是使‘道’發(fā)揮作用并能夠實現(xiàn)的媒介,所以君子的‘我’,作為純凈的人格,似乎已經(jīng)變得晶瑩剔透。這個我,就是一種沒有個(私)人內容的意志生發(fā)的時空基點?!保?34)而郝大維、安樂哲則辯駁說:“‘成人’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一種邏輯命題,其中個體必然滿足某些必要條件以完成先定的產(chǎn)品。自我決定變?yōu)轫槒暮湍7拢瑒?chuàng)新是一種過失。人的實現(xiàn)更是一種產(chǎn)業(yè),而非藝術,是復制而非創(chuàng)造。芬格萊特的詮釋與孔子的‘成人’是相抵觸的,在后者那里,‘成人’是某種不受限制的開放行為,其中,文化積累以及隨之而來豐富的可能性促成的是真正的質的成長?!保ㄍ希?91。)這種批評正確的。
[5]
[美]郝大維、安樂哲著,何金俐譯,《通過孔子而思》,頁229。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6]
邁爾《為何是施特勞斯》,引自《回歸古典政治學——施特勞斯通信集》,頁Ⅸ-Ⅹ,華夏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