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埱墓志》，全稱《唐故給事中宜春郡司馬廣陽子張府君墓志銘并序》，為近年新出土之唐代墓志。此志為青石質(zhì)，保存完整，除志面?zhèn)€別字稍有損泐外，其他猶如新制。志石高六十三厘米，寬六十一厘米，具界格，凡二十八行，滿行三十字，共計七百七十四字，為方便起見，姑句讀志文如下：

唐故給事中宜春郡司馬廣陽子張府君墓志銘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工部侍郎集賢院學(xué)士知史官事方城縣公上柱國韋述撰。朝議大夫行尚書憲部郎中攝司農(nóng)少卿上柱國徐浩書。

有唐哲士范陽張埱，字正平，左丞相贈太師燕文貞公之少子，憲部尚書太常卿之季弟也。德門垂慶，儒風(fēng)繼美。忠貞孝友，至性形于自然；禮樂詩書，素業(yè)就于童孺。洎乎漸勝冠帶，式踐周行，輝光日新，物譽(yù)增茂，清真不雜美秀，而文容止閑和，言詞雅實(shí)，加以親仁嘉善，泛愛容眾，朝廷縉紳之士，莫不飲酌道義，自謂不足者矣！弱歲補(bǔ)弘文生，以文貞公翼亮之重，拜太子通事舍人，遷符寶郎，推恩受邑，封廣陽縣子。家艱去職，禮終，授河南功曹，換京兆府法曹，歷藍(lán)田令、金部員外郎、太子中舍人、光祿少卿。其在京掾，則綱紀(jì)庶務(wù)，輕重必舉；□為邑宰，則緝綏群黎，巨細(xì)咸理。郎官萬務(wù)之本也，亞卿九列之二也，皆以才實(shí)允膺其選。貢賦有敘，鼎飪惟和，雅步臺寺，無思不韙。屬夔龍入輔，急于求賢，出納王言，尤思慎擇。乃拜給事中，屈資就劇，旌異才也。當(dāng)以七命之貴，名高秩宗，賈□齊，荀龍并騖，朱輪滿道，孰不稱榮？君又與太常同于翰林待詔，論思獻(xiàn)納，并入雙飛。金馬崇嚴(yán)，且類東萊之路；石渠清秘，無異平輿之泉。嗚呼！滿盈有虧，高明必瞰，四時代序，天道之常，即以明年三月左遷宜春郡員外司馬，驛赴任，太常亦出佐盧溪，涉素浐而南上，尚書又謫守閩越，出青門而左轉(zhuǎn)。去國無幾，俄然異途，枝條遽分，云日無色，羽翼將散，悲鳴斷腸，行路之人，莫不隕淚。君素有心疾，不堪憂憊，行至洛師之東南，暴終于汝墳之卸舍，春秋卌四，即天寶十三載三月十六日也。元昆撫喪，枕股慟哭，迫以嚴(yán)命，無容少留，哀否泰之靡常，痛死生之難訣。粵以其載十月十一日歸厝于萬安之南原，從先塋也！孀妻隴西郡君李氏，嗣子河南府參軍峑、京兆府參軍皋等銜疚庀喪，約禮從儉，載刊沉石，永志泉扃，其銘曰：

令君之子，高陽之里。文學(xué)政事，兼才具美。靜如珪璋，芬若蘭芷。亦既筮仕，揚(yáng)名立身。道存簡惠，德著寬仁。恕□待物，其誰不親。金友玉昆，名高日下。忠肅恭懿，風(fēng)流儒雅。邑里荀陳，朝端牧馬。吉兇倚伏，命也難常。光華倏變，奄此彫云。啟手行旅，歸魂舊鄉(xiāng)。青洛之南，維嵩之右。卜筮葉吉，秘寧斯阜。勒美貞珉，式垂不朽。

據(jù)志文，志主張埱，字正平，左丞相贈太師燕文貞公之少子，憲部尚書、太常卿之季弟也。按，左丞相贈太師燕文貞公，即有唐名相張說?！杜f唐書·張說傳》云：“十七年，復(fù)拜尚書左丞相……可贈太師，賜物五百段……玄宗為說自制神道碑文，御筆賜謚曰'文貞’，由是方定?！睋?jù)一九九九年出土的《張說墓志》云：“……長子均，中書舍人；次曰垍，駙馬都尉、衛(wèi)尉卿；季曰埱，符寶郎?！彼浥c《張埱墓志》所說張埱為“左丞相贈太師燕文貞公之少子，憲部尚書、太常卿之季弟”的身份次序相合。然不論是《舊唐書》《新唐書》，或是《張說墓志》等文史資料，對張埱的一生行狀并沒有一個詳盡的介紹，故《張埱墓志》的出土，對《舊唐書》《新唐書》等史籍有著增補(bǔ)闕漏的作用。

志文言張埱卒于天寶十三載（754）三月十六日，春秋四十四，以此前推，其當(dāng)生于景龍四年（710）。志云：“（埱）弱歲補(bǔ)弘文生，以文貞公翼亮之重，拜太子通事舍人，遷符寶郎?！?/span>

據(jù)一九九九年出土的《張說墓志》載：“長子均，中書舍人；次曰垍，駙馬都尉衛(wèi)尉卿；季曰埱，符寶郎。”按，《舊唐書·張說傳》：“（開元）十八年，遇疾，玄宗每日令中使問疾，并手寫藥方賜之。十二月薨，時年六十四。”其時張埱剛年及弱冠，故《張說墓志》中僅載其官職為“符寶郎”，此與《張埱墓志》所述相合。按，“翼亮”，即輔佐的意思。

《三國志·魏志·高堂隆傳》：“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跱，鎮(zhèn)撫皇畿，翼亮帝室?！庇纱丝梢钥闯觯瑥垐亲畛跄苡伞昂胛纳卑荨疤油ㄊ律崛恕?，遷“符寶郎”，與其父張說的“翼亮之重”是分不開的。及“家艱去職，禮終，授河南功曹，換京兆府法曹，歷藍(lán)田令、金部員外郎、太子中舍人、光祿少卿”。按，“家艱”，指父母的喪事。其言張說之卒也！

據(jù)此知，張埱自開元十八年（730）十二月張說去世，始去職在家守喪。依古代禮制，父母喪，子女按禮須持喪三年，依此，則張埱守喪期滿，出任河南功曹時，當(dāng)為開元二十二年（734），其時張埱二十四歲。此后據(jù)志文言，張埱歷官京兆府法曹、藍(lán)田令、金部員外郎、太子中舍人、光祿少卿等，其歷官事跡因志文中沒有詳說，加之史籍亦不載，故不得而知。后因“夔龍入輔，急于求賢，出納王言，尤思慎擇，乃拜給事中”。

志文言：“當(dāng)以七命之貴，名高秩宗，賈□齊，荀龍并騖，朱輪滿道，孰不稱榮?！卑?，“荀龍”，典出《后漢書·荀淑列傳》，喻指兄弟皆出眾也。此言張埱及其兄張均、張垍皆仕于朝堂，榮極一時。志言：“君又與太常同于翰林待詔，論思獻(xiàn)納，并入雙飛?！薄杜f唐書·張垍傳》云：“垍，以主婿，玄宗特深恩寵，許于禁中置內(nèi)宅，侍為文章，嘗賜珍玩，不可勝數(shù)。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據(jù)此知，張埱、張均、張垍三兄弟當(dāng)時或同在翰林院供職。

《張埱墓志》的撰寫者為有唐一代著名史學(xué)家韋述。按，韋述，唐京兆人，《舊唐書》《新唐書》有傳，著有《唐職儀》三十卷，《高宗實(shí)錄》三十卷，《西京新記》五卷，《御史臺記》十卷，又撰《開元譜》二十卷，并傳于世。

關(guān)于韋述與張埱的交往，因不見于史料，我們無從得知。但據(jù)《舊唐書·韋述傳》云：“中書令張說專集賢院事，引述為直學(xué)士，遷起居舍人。說重詞學(xué)之士，述與張九齡、許景先、袁暉、趙冬曦、孫逖、王干常游其門。”既然韋述能夠得到張說的賞識，并常到張府拜會，那么勢必會和張埱相識并有很多的交往。據(jù)此，可以臆測韋述之所以為張埱撰寫墓志銘，一方面或是為了報其父張說的識遇之恩，另一方面亦或是為了表與張埱的交游之情。

據(jù)《張埱墓志》的入窆時間可知，其文當(dāng)做于天寶十三載（754）三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一日之間，其時距韋述逝世的至德二年（757）僅三年，故可稱得上是韋述晚年的一篇佳構(gòu)，然此文卻不見于《全唐文》，故此志足可補(bǔ)其闕。

《張埱墓志》的書丹者為有唐一代著名書法家徐浩。故此志的出土發(fā)現(xiàn)，不僅彌補(bǔ)了《舊唐書》《新唐書》及《全唐文》的缺漏，更重要的是為我們研究徐浩的書法增添了一份不可多得的資料。

《舊唐書·徐浩傳》：“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父嶠，官至洛州刺史。浩少舉明經(jīng)，工草隸?！敝扉L文《續(xù)書斷》言徐浩書云：“少而清勁，隨肩褚、薛；晚益老重，潛精羲、獻(xiàn)。其正書可謂妙之又妙也，八分、真、行皆入能。”作為有唐一代書法大家，徐浩平生書碑志甚多，據(jù)宋趙明誠《金石錄》所載徐浩共書碑二十九通，其中正書十二通，行書十通，八分書七通，然流傳至今者甚少，至于“妙之又妙也”的楷書可謂是少之又少，以往所知僅《陳尚仙墓志》《李峴墓志》《李峴妻墓志》《大德大證禪師碑》《不空和尚碑》五種而已，加茲《張埱墓志》亦不過六種而已。

《張埱墓志》未署具體撰書時間，然根據(jù)志文“暴終于汝墳之卸舍，春秋卌四，即天寶十三載三月十六日也……粵以其載十月十一日歸厝于萬安之南原”知其必書于天寶十三載（754）三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一日之間?！杜f唐書·徐浩傳》：“建中三年，以疾卒，年八十?！敝旌飘?dāng)生于長安二年（702），及天寶十三載（754）書茲志時，徐浩五十二歲。此時徐浩之所以給小自己八歲的張埱書寫墓志，或許是張埱生前與其交游甚密，但筆者認(rèn)為更大程度上還是因了張埱之父張說的關(guān)系?！杜f唐書·徐浩傳》云：“（浩）以文學(xué)為張說所器重，調(diào)授魯山主簿。說薦為麗正殿校理，三遷右拾遺，仍為校理?！?/span>

在志文中，徐浩自述官銜為“朝議大夫行尚書憲部郎中攝司農(nóng)少卿上柱國”。《舊唐書·徐浩傳》：“數(shù)年，調(diào)授河南司錄，歷河陽令，以善政稱。拜太子司議郎，遷金部員外郎，歷憲部郎中。安祿山反，出為襄陽太守、本郡防御使，賜以金紫之服。”從中可以看出徐浩書此志時，當(dāng)在出任襄陽太守之前，其在志中自書官銜亦可補(bǔ)史書之闕。

《張埱墓志》書于徐浩五十二歲之時，此時徐浩已逐漸擺脫了褚登善的影響，而稍具自家面貌，這從其五十一歲時所書的《李峴妻獨(dú)孤峻墓志》中便可看出。細(xì)品《張埱墓志》書法，結(jié)體嚴(yán)謹(jǐn)、平整，方正寬博，中宮明顯內(nèi)收，折筆頓按，強(qiáng)調(diào)筆畫的粗細(xì)對比，點(diǎn)畫精到而又收放有度。正如朱長文在《續(xù)書斷》中所說：“浩之為書，識銳于內(nèi)，振華于外，有君子之器焉。”這與其三十三歲時所書的《陳尚仙墓志》相比，明顯多為些靈動飄逸的韻味。陳繹曾《翰林要訣》曾云：“季海筆在畫中，力出字外，用筆也。”觀茲志，在短的橫、豎筆畫以及橫折的豎筆中落筆后不作筆鋒調(diào)整，使筆尖和筆肚分別處于筆畫的兩側(cè)，字內(nèi)空間對比強(qiáng)烈，并列的兩個筆畫多取相抱之勢，顯得寬博疏朗，富有奇趣。總之，如馮班所云：“唐人尚法，用心意極精。”《張埱墓志》可看做是“唐人尚法”的一個典型。

綜上所述，《張埱墓志》的出土，不但對《舊唐書》《新唐書》《全唐文》等相關(guān)史籍文獻(xiàn)有著補(bǔ)闕的意義，而且為研究唐代大書法家徐浩的書學(xué)脈絡(lu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

原載《書法》雜志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