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隸 

    從秦到西漢中期，屬于隸書的古隸階段。秦代的古隸專稱為秦隸。 

    秦代的隸書，帶有濃厚的篆書意趣，筆畫平整無波磔。 

    古隸早期多采用實用性用筆，多側(cè)重于筆毫圓健。沒有粗細相間，缺乏墨韻。結(jié)字沒有要求，在改秦篆的圓轉(zhuǎn)為方折的同時，產(chǎn)生了破壞“平衡”的筆畫，在文字的最后一筆，出現(xiàn)所謂的“隼尾”。到了較為成熟的西漢，將豎畫、橫畫都摻和“隼尾”，使古隸早期不平衡的結(jié)字又趨于平衡。可以說：古隸的成熟是由橫、豎筆畫上的夸張帶來的。當時古隸在技法上只注重方便實用，對藝術(shù)性方面并沒有自覺的追求。 

    二、漢隸 

    東漢是隸書成熟和鼎盛時期，是隸書藝術(shù)大放光彩的時代。 

    漢隸可分為二大系統(tǒng)：簡牘和碑刻。 

    1、 漢簡：為漢代人墨跡，多為兩漢時期民間書人所書，雖不是出自名家和工書者，漢簡中不乏有大量優(yōu)秀作品。簡書數(shù)量龐大，至今已出土的簡牘有幾萬枚，字數(shù)達幾十萬之多，年代跨度大，上至先秦，下達漢末，長達五百年。 

    竹簡隸書，除秦、西漢時期較為樸質(zhì)、稚拙外，東漢簡書已趨于成熟，完全脫去篆書遺意，成為地道的典型隸書，可與東漢碑刻相比美。 

    簡書的用筆、章法、布白都獨具風韻。 

    簡書因書體繁雜，用筆也各異。古隸階段，用筆雖由圓轉(zhuǎn)而方折，但繼承了篆書的中鋒圓筆筆法，字形是長方形的，取縱勢。漢隸階段，分書用筆則變篆書中的圓筆為方筆，線條已有粗細變化，字形由長方變扁方，取橫勢。從用筆和形體上可看出隸書發(fā)展及過渡過程。 

    簡書在章法布局方面也各不相同，西漢簡書中常有不受限格所囿的縱行而無橫的排列。到了東漢，簡書基本上縱橫成行，排列嚴謹。在單行簡書中還可看出偏左取勢，讓位于波畫。這是隸書發(fā)展到波磔后才產(chǎn)生的筆法和章法上的藝術(shù)處理，具有篆意的簡書則無此現(xiàn)象。簡書中還有豎畫拖長的筆勢，常有渴筆出現(xiàn)，并加粗筆畫大膽用墨，加上用筆上的流動感，使章法布白更生動活潑、疏密有致、虛實相間，產(chǎn)生一種天真自然的藝術(shù)效果。這種用筆和章法上的創(chuàng)造，被后來草書章法所采用。章法的法度也在簡牘中有了體現(xiàn)，對章草書體的成熟奠定了基礎。 

    總之，簡書的書法藝術(shù)是豐富多彩的，為后來的隸、楷、行、草各書體和書法藝術(shù)的發(fā)展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2、 碑刻：漢碑泛指兩漢的隸書碑碣和摩崖刻石。 

    西漢的刻石較少，其書體略帶篆意，結(jié)體質(zhì)樸，古拙有趣，無明顯波磔。其書法形態(tài)則為古人所稱的“八分”，均為用篆筆作隸 。 

    東漢初期，隸書的結(jié)體除方正工整外，已增加了裝飾成分，開始有挑法，點畫有粗細變化，多棱角，體態(tài)由長方轉(zhuǎn)向橫扁，產(chǎn)生了點畫俯仰之勢，蠶頭雁尾的波磔挑法，加之撇捺相背、體勢開張、中斂旁肆的結(jié)構(gòu)特點，使這時期的作品點畫飛動，千姿百態(tài)。東漢桓帝、靈帝期間是漢隸發(fā)展的鼎盛時期。我們所見到漢隸碑，大多是這個時期的作品，約有170余種，各具風采，是隸書書法藝術(shù)的頂峰。 

    碑刻因是成熟時期的作品，書寫端重，風格迥異，多為漢隸的代表作。從藝術(shù)風格上，大致可分為以后幾類： 

    其一、清麗雅秀。如《曹全碑》、《史晨碑》、筆畫圓潤飄逸，如行云流水，結(jié)構(gòu)精巧玲瓏，結(jié)體扁平，體態(tài)典雅，為圓筆之代表。 

    其二、端莊嚴謹。如《禮器碑》、《乙瑛碑》、《華山廟》等，書風茂密雄強，方峻堅挺，用筆起伏多變，方圓相間，粗細有致，行筆流暢。 

    其三、渾厚古穆。如《張遷碑》、《衡方碑》、《西狹頌》、《鮮于璜碑》等，骨力雄健，方正險峻，結(jié)構(gòu)內(nèi)松外緊，用筆古拙，寓意高古，實為漢隸方筆之代表。 

    其四、奇異縱姿。如《石門頌》、《開通褒斜道石刻》等，書風雄厚瀟灑，開闊大度，樸質(zhì)奇趣，無矯作之態(tài)，恣肆變異，有隸書中草書之稱，近于篆書用筆。清代楊守敬稱《石門頌》：“其用筆如閑云野鶴，飄飄欲仙，六朝疏秀，皆從此出?！?nbsp;

    自從東漢隸書成熟以后，中國文字便開始走上了方塊化，成為“今文字”而一直沿用至今。后來出現(xiàn)的楷書，只是在當時形成的形態(tài)上對部分筆畫作些豐富和完善而已，并沒有改變或超出當時所形成的的形態(tài)。 

    隸書在中國書法史上最重要的作用是筆法的創(chuàng)新，一是波折，另一是出鋒。在隸書之前的的筆法，無論是刀刻的甲骨文，還是范鑄的金文，在字體上雖風格各異，但用筆卻有其共同處：粗細均勻，轉(zhuǎn)角婉通，連接自然，渾然一體不露痕跡，表現(xiàn)出一種圓潤渾融的狀態(tài)，從筆法而論，屬于圓筆中鋒一法。然而筆筆中鋒，圓轉(zhuǎn)往來，不便于疾速的要求，不免有單調(diào)之嫌。隸書在字體結(jié)構(gòu)變革的同時，也勢必在筆法上進行發(fā)掘創(chuàng)新，開始方圓兼用，藏露鋒并行，從而補救了篆書筆法之不足。解放了筆法。運筆開始強調(diào)輕重緩急，筆劃上出現(xiàn)了粗細大小變化，位置上參差錯落，由于筆勢上左掠右波的趨向，促使字形趨于扁方，筆勢與結(jié)構(gòu)的互相制約與影響，使?jié)h隸表現(xiàn)出橫向舒展，縱向緊湊，成為獨特的用筆與結(jié)體的方法，以一種空前末有的美姿，開創(chuàng)了書法的全新局面。 

    三、漢以后的隸書 

    魏晉時期是“今文字”書體演變完善的重要歷史階段。這時期正書逐步完善，趨于定型，越來越成為應用文字的主流，并使書法成為一門自覺和藝術(shù)。面臨日趨成熟的草書、行書、正書，隸書則顯得規(guī)矩嚴謹，在表達情趣方面遜于上述書體。 

    魏晉至唐在書法史稱為“晉唐”。這一時代的隸書與兩漢興盛時期相去太遠。晉、唐隸書和漢代隸書相比，有兩大特征： 

    其一、書法中筆法的發(fā)展演變，對書法的發(fā)展起了極大的作用。在篆書中，圓筆一直占主導地位，到了漢隸，方筆始以一種正式的有意為之的新筆法出現(xiàn)而風行天下。到了魏晉、隋唐，在筆法上總趨勢是愈求方正，這在魏碑中就行得到明證。到了唐代，因濫用方筆而走向了僵化。 

    其二、晉、唐隸書除了方筆特征之外，另一特征是楷法作隸。在隸書的墨跡簡牘中，已孕育著楷法了。隸書定型的過程中，筆法追求謹嚴整規(guī)，在原各初級筆法上經(jīng)過整理、加工和刪除，消除了由于草率而不自覺出現(xiàn)的牽引連筆。魏、晉之后，正書越來越廣泛地得到應用，筆法得到發(fā)揮，使這一時期的隸書，輕篆意而重楷法，與漢隸有明顯的區(qū)別。 

    方筆與楷法的加入，使晉、唐隸書在藝術(shù)上表現(xiàn)為一種規(guī)矩謹嚴、淳整豐艷的特色，從整個晉、唐過程來說，魏晉六朝隸書偏于方筆，隋、唐隸書多用楷法。 

    隸書發(fā)展到唐代，除了魏晉的方筆之外，楷法意趣越來越足，甚至只僅存隸書體勢，而筆意全失。今傳世的歐陽詢隸書《房彥謙碑》可謂是離隸甚遠，全以楷隸面目出現(xiàn)。雖為一代大家，往往也不能超越時代的局限。 

    唐代以隸名世者，只有唐玄宗李隆基、史惟則、韓擇木、徐浩四人。 

    隸書于唐代已日落西山，雖有一代高手，亦不能與漢隸相比。 

    唐代以后，隸書在書法藝術(shù)上越來越不為人們所重視。到了宋代，占據(jù)書壇主流的是揮灑自如、適于抒情達意的行草書。 

    縱觀五代至明代，已無漢隸遺意。在這六百年的歷史上，隸書可觀者，僅金代黨懷英一人而已。他雖取法漢碑，結(jié)字端莊古樸，然亦乏大家之氣。 

    四、清代隸書 

    明末清初，由于金石考據(jù)之風日盛，加之出土金石碑銘漸多，在書法界形成了碑學的革新浪潮。由于碑學的崛起，因而篆隸日益為世人所重，書法紛學漢碑，出現(xiàn)了一批精擅隸書的高手。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契機，促成了隸書在清一代的枯木星逄春，使清代隸書成就超越唐、宋，成為繼漢隸后的又一高峰。清代隸書上承金文篆書，取法漢人，旁涉北碑，創(chuàng)造了一代新風。 

    有學者把清代隸書分為前期清隸和后期清隸二個部分，以鄧石如為分水嶺。 

    鄭  簠（1622—1693年），專精《曹全》、《史晟》等碑，并能合而化之，不時參入行草筆意，形成“沉著而兼飛舞”、飄逸而具凝重的自家風范，被同時代推為“八分古今第一”，鄭氏之前，習隸者均少創(chuàng)意，不究隸理，僅得其形，形成了一種拘謹刻板的摹習，鄭氏之后，習隸者取法乎上，直師漢代，鄭氏對清代及后來隸書書法藝術(shù)風格的創(chuàng)新的確功不可沒。 

    朱彝尊（1629—1709年），金石學家，善隸書。取法《曹全》，筆意秀勁，韻致超逸。與鄭簠交厚，切磋漢隸，倡導隸書，與鄭   、王時敏并稱“清初三隸”。他們對清代隸書的復興起了奠基作用。

    金 農(nóng)（1687—1764年），字冬心，揚州八怪之一。書法擅隸書，精于鑒別，收藏金石文字達千卷。早期字形扁平，多寓巧意，后取法《國山》、《天發(fā)神讖碑》，結(jié)體書風大變，筆墨質(zhì)樸，風格奇逸，字體方整，橫畫粗重渾厚，全用側(cè)鋒，自創(chuàng)“漆書”獨特風貌，人稱“冬心體”。 

    桂 馥（1733—1802年），學識淵博，精于碑版鑒賞。隸書醇古樸茂，直接漢人，為時人所推崇。 

    鄧石如（1743—1805年），是清代著名碑學家，直、草、隸、篆皆精，當時被推為“本朝第一國手”。他的隸書古茂渾樸、遒勁多姿，用篆筆法寫隸書，略帶行草筆意，故圓潤遒勁、神采飛揚，其結(jié)體破隸書橫扁之勢而呈稍長，中宮緊密而有北魏收韻致，落落大方。他的篆隸成就在整個書法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伊秉綬（1754—1815年），博學多才，篆刻、繪畫、詩文無所不精，正、草、隸、篆諸體皆工，以隸書為最。他的隸書超絕古格，所書愈大愈壯，自有高古博大氣象，結(jié)體端莊堂皇，正氣浩然。 

    陳鴻壽（1768—1822年），“西泠八家”之一。他博學工詩，金石、書畫無一不精。他的隸書在用筆上接近西漢，篆味很足，筆勢天然宕逸，不掩性情。 

    何紹基（1799—1884年），平生作書，以對聯(lián)為多，人譽“書聯(lián)圣手”，其隸書用筆遲澀，欲行還止，但筆畫抖動過多，可能與其執(zhí)筆法有關(guān)。 

    趙之謙（1829—1884年），藝術(shù)才華超人。其金石書畫，絕不傍人門戶。他在書法方面， 是眾體兼精的高手，尤以魏碑為最。其隸書與北魏漢隸相融會，盡取兩者之寬博和古樸。處處透著大家風范。 

    清代隸書的興起，為清代碑學的推動起了開路先鋒作用。從此改變了貼學壟斷書壇的局面。清代碑學所以壓倒貼學，除書法理論家的大力鼓吹外，主要靠隸書作支柱，因北魏書風是清末自何紹基、趙之謙之后才趨之若鶩，而篆書之興起也在乾隆、嘉慶之后。唯隸書之行，起于清初，可以說隸書為碑學開了先河，并始終貫徹于整個發(fā)展過程中。盡管清隸的大成依賴于碑學的發(fā)展，然若無隸書的巨大成就，清代碑學的影響不會如此深遠。由此可見，隸書在清代的復興，實質(zhì)改變了書法發(fā)展的道路，成為重要的歷史轉(zhuǎn)折點。 

    在繪畫中，有人用隸法入畫，如清代的石濤。在印章中，隸書可以入印，題款。許多有影響力的書法名家，他的創(chuàng)作重點仍放在隸書的變化探索方面。因此，隸書至今仍是人們熱衷的一門藝術(shù)就不足為怪了。而清隸所經(jīng)過的歷程，的確對我們有著用不完的借鑒作用。 

    歷來書論家大都主張學書當從篆、隸入手，去探本求源。寫了漢隸，上可追大、小篆，下可攻楷、行、草，筆法由約而博，形體從繁趨簡，學書中的許多問題很自然的會迎刃而解了。

碑文字體精美，飄動秀逸，為漢隸代表作之一。

碑的藝術(shù)風格以秀為主，同時又極具骨力。

行筆多提按頓挫，筆勢圓熟瀟灑。

字跡疏朗平整，舒展奔放。

字形多取橫勢，間有長、方結(jié)體，橫向開張流暢，縱向含蓄穩(wěn)健。

結(jié)構(gòu)雍容大度，飄逸多姿。

筆斷意連，沉穩(wěn)大氣。

碑中記載了光和七年黃巾起義時天下的形勢，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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