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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1、從甲骨文到周金文再到秦篆和六國文字，不是簡單的繼承或否定，而是一個類似“流域”及其上下游的概念。 中國可以確認的最早的文字體系是甲骨文（邏輯上存在更早的文字體系，只是考古發(fā)現(xiàn)尚未找到有說服力的實據）。甲骨文是如何一步步演變成今天我們所認識的漢字的？筆者認為，先民造字的邏輯基本一致，但是同一個邏輯未必導致同樣的結果。分布在不同地域的先民，之間有相互影響，但字的起源未必相同。今天統(tǒng)一的漢字體系，很有可能有不同的源，最終匯聚成一道主流。這可以用地理學中“流域”的概念來類比，主流在上游并不清晰，后來較為清晰，最終非常清晰。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同的小河大河匯流進來，在地勢比較平坦的地方（中央行政約束力衰弱）可能變成沼澤（比如六國文字）。 甲骨文的書寫內容尚有待辨明（筆者傾向于璩效武先生的“文檔”結論，而不認同傳統(tǒng)甲骨學的“卜辭”結論。詳見本刊2012年第一輯中《甲骨文解讀之痛》等系列文章）。其書寫載體是龜甲和獸骨，書寫工具和書寫方法尚不得知?？傊G豆般大小甚至更小的字，筆筆清晰，實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古人為了寫字，下了大功夫。商代有沒有其他的文字書寫體系呢？有的，至少有用硬物刻寫于泥范之上最終澆鑄為青銅器皿的金文和少量寫于陶器之上的文字。還有沒有其他的就不知道了。照理說，既然有了墨和朱，也有類似筆的工具，也有了織物和陶器，就應該有帛書、陶書，但由于年代久遠，沒有留下或者尚未發(fā)現(xiàn)。（參見圖002，甲骨文和商代金文） ◎圖002，商代文字，左，牛骨刻辭，中為左圖局部放大，右，銘文，乃孫作祖己鼎器銘
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看上去有不同，不僅風格不同，字的構成也有所不同，說明文字作為約定俗成的表意符號系統(tǒng)，其早期的約束力并不嚴密，因為正處在發(fā)育階段。另外，文字用途不同，載體和工具不同，年代不同，也是原因。 周代商，周原也發(fā)現(xiàn)了甲骨文，但與商代甲骨文不能全部互識，說明周人的文字體系可能借自于商朝中央政府，但又有自己原生性的地域特征。大量出土的周代青銅器皿，往往鑄有銘文，我們通稱金文或鐘鼎文。而其他載體上的文字又與金文不太相同。即使同一時代的金文，也有不同的寫法。 也許是時代久遠，無物可考，也許是那個時代確實是商人、周人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綜合國力”大幅領先，總之，文字的獨立性和統(tǒng)一性還是比較明顯的。而到了戰(zhàn)國時代，各國紛紛搞出了自己的文字體系。主要分為承接周王朝正脈的秦系文字，三晉系文字，齊魯系文字，燕系文字和楚系文字。文物留存最多的是秦楚兩系。這幾大系列的文字，很難互識。比如楚簡上的很多字，即使深通籀文、小篆，也并不認識多少。這可能并非故意目無“中央”，而是還沒有真正的“中央”出現(xiàn)。那時所謂的“中國”快速膨脹，楚人在長江以南，則是“天高皇帝遠”。在長期的書寫活動中，各國文字自然演變，演變的主要線索從理性角度看是方便書寫且不造成文字系統(tǒng)內部混亂，從感性角度看，是審美取向使然。某個地域、特別是交流頻密且交通便暢的地域，可能形成約定俗成的較為封閉的文字識別系統(tǒng)，各個文字識別系統(tǒng)接壤的地方，又往往會相互影響。這種情況在秦統(tǒng)一前的各國邊陲簡牘墨跡中就已經出現(xiàn)了，比如信陽楚簡與包山楚簡在結字與風格上的差異（參見圖003（1、2）信陽楚簡、圖004包山楚簡）。
↑◎圖003（1），信陽長臺關楚簡↑◎圖003（2），信陽長臺關楚簡↑◎圖004包山楚簡
2、秦統(tǒng)一文字，是秦人“大一統(tǒng)”的絕對理念的表現(xiàn)。 始皇帝統(tǒng)一文字是其諸多統(tǒng)一中最重要的統(tǒng)一。也許始皇帝并不知道這是他對中華民族的最偉大貢獻。長城可以坍塌，道路可以斷絕，諸侯可以再戰(zhàn)，度量衡、貨幣可以不同，但是文字不可以不同，因為文字是實現(xiàn)“大一統(tǒng)”的基礎工具。這么認和這么寫，不見得就這么想，但不這么寫和不這么認，就一定不這么想?！罢J”這個字很好，認識的認，認同的認，認定的認，認祖歸宗的認。這種感情方式、審美方式的統(tǒng)一乃至文化與治理的統(tǒng)一，與漢字的統(tǒng)一互為因果。政治的核心內容就是用各種方法讓被統(tǒng)治者“認”。所以，文字是政治的核心內容之一，至少那個階段是這樣的。常說文字的功用是“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就是“認”的意思的衍伸。 四川大學教授黃奇逸先生在《“中國”稱謂解》一文中，將中國釋為“有文字的國家”，認為“中”的原始意思是“插于筒內的書冊”，這個詮釋非常有創(chuàng)見。普遍認為，社會是否進入文明狀態(tài)的標志是青銅器和文字，但筆者認為，青銅器實在算不得，沒有銅礦的地方也可能有文明。文明這種器物狀態(tài)是比較模糊的，而統(tǒng)治的水平，則是清晰的。是否能夠實現(xiàn)較大地域范圍的統(tǒng)治，統(tǒng)治能否延續(xù)，是統(tǒng)治水平高低的基本表現(xiàn)，它是以文字作為判斷標準的，而且應該是唯一的標準。文字的根本功能是跨時空信息交流，能夠實現(xiàn)跨時空信息交流的統(tǒng)治方式，一定是更高級、更有效的統(tǒng)治方式。秦帝國提出并且實施了“書同文”，我無法判斷但相信更為早期的周、商乃至模模糊糊的夏，應該都有“書同文”的統(tǒng)治需求和現(xiàn)實，只是始皇帝的此一偉大事件，被能夠讀懂這種偉大的司馬遷記錄在案了。 秦小篆與周金文的區(qū)別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其他各國文字與周金文的區(qū)別更大。秦的正體基本上是周王朝的正脈。始皇帝統(tǒng)一文字并不是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文字，而是“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也就是說，得按中央的規(guī)范寫字，不許再寫“外國字”。為此，出現(xiàn)了標準識字讀本，這就是非常標準的小篆，統(tǒng)一性很高。周代的識字讀本是《史籀篇》，秦帝國的識字讀本則是李斯等人據《史籀篇》“頗有省改”而書寫的《倉頡篇》等。 秦的常用字體也不只是小篆。傳“秦有八體”，這主要針對文字的用途而言。正式的場合，比如刻碑，用的是小篆，平常的記錄、文書，用的是秦隸，兵器、刑杖上用的是“殳書”，印章上用的是“摹印”，等等。從考古發(fā)現(xiàn)角度看，留存下來較多的是秦隸而不是秦篆。 有兩個問題需要特別說明： 第一，文字發(fā)展到了秦，已經與上古文字有很大區(qū)別，更加符號化而不是象形化，直觀上很難辨出原來的所像之形。這種抽象能力到周秦才有（這是中國文字的第一次符號化，第二次是隸變，第三次是“草變”，只是第三次符號化沒有形成官方約束，最終只在文人之間傳用）。商甲骨文大部分是對客觀世界的一種抽象，所謂“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會意字則更是如此。小篆則是對這種抽象的“再抽象”。正因為有了這種抽象能力，才有了其演繹的多樣性而不至于混亂。不管各種體的字形有多大區(qū)別，但它的“原型”是明確的獨立的，這與六國文字之間的字形不同，完全不是一回事。筆者把這種“原型”的表現(xiàn)叫做“正書”“正體”，其他的可以叫做“派生體”，書寫較為快速簡便隨意的叫做“草體”。為了更清楚地講明這層意思，筆者在此引入“辨識體系”的概念。比如我認得三橫一豎的“王”，你無論怎么變，下面一橫粗一點、弧一點，整個字瘦一點胖一點，都還是王，為什么呢，因為你的“原型”是三橫一豎。如果另一種文字“王”的寫法是交叉的一撇一捺，那我就不認識或者以為是另外一個字了，這兩種文字就不屬于同一個“辨識體系”。秦隸和秦篆就基本屬于同一個“辨識體系”，而直接拿漢隸與秦篆去做比較，則很難說屬于同一個辨識體系。這是因為，漢隸對秦隸有了很大的改造，尤其到了后漢，時間太長，自然而然出現(xiàn)了各種變異。（參見圖005，秦小篆與周金文的并置，秦小篆與六國文字的并置；圖006，秦小篆與秦隸的并置；圖007，“王”的寫法）
◎圖005，秦小篆（中）與西周銘文（左）及六國銘文（右，楚懷王時期鄂君啟節(jié)銘）的比較
◎圖006，秦小篆與秦隸的比較，左，始皇詔方升，右，里耶秦簡 ◎圖007，“王”字寫法的變與不變
第二，秦隸這樣的寫法，到底是怎樣形成的，沒有確論，但可以肯定地說，它至少是由于書寫的便捷。這種對便捷的需求，一直發(fā)展到今天。有沒有對美的考量？當然有。很多學者往往把美作為獨立的、自覺的追求，這是不符合審美一般規(guī)律的。實際上，審美活動從來不可能獨立于日常生活，有人類活動的地方，就有審美，越是自然的、沒有刻意去追求的審美活動，就越能夠深刻而敏感地呈現(xiàn)出審美取向。楚簡與秦簡的差異，從形式感上看，就是審美的差異，秦人整肅，楚人散漫；秦人持重，楚人妖冶。 秦人寫出秦隸，很符合秦人的思想和精神狀態(tài)。秦人講規(guī)矩，重實用，不喜歡花哨和無謂的表現(xiàn)，這與楚人有很大區(qū)別，有點類似德國人和法國人的區(qū)別。秦隸與篆書相比，直畫明顯增多，符號化的部件增多，弧線越來越少，這樣的簡省和進一步抽象，更有利于結構部件的組織，在一個盡量方形的空間里組織字形。從造字原理的角度講，是遠離了，但是從易識易寫的角度講，是大大提高了效率，同時減少了訛誤。其他六國手寫體由于隨意潦草，往往產生訛誤，也因此導致異體字很多，系統(tǒng)內部的統(tǒng)一性很差，這一點，要特別認真地看清楚，否則就會對文字演變的路線產生認識上的偏差。（參見圖008，秦簡與楚簡的風格比較）
◎圖008，左，里耶秦簡墨書木牘 3、漢代文字對秦統(tǒng)一文字的鞏固 漢代很長，一個大一統(tǒng)的帝國橫亙綿延400多年，實在是中華萬世基業(yè)之根。之前的夏商周都算不上帝國形態(tài)，有效統(tǒng)治的疆域也不廣。戰(zhàn)國的熊熊烈火最終鍛煉出一個秦，秦“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不是因為秦人尚武，而是因為秦人“天下一統(tǒng)”的理念最強烈最深刻最持久。在當時，這是一個創(chuàng)新的念頭。 秦人很快丟失了天下，《過秦論》說是因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我的認識是，秦始皇施萬世之仁義而不為時人所知也。在統(tǒng)治疆域迅速擴張的過程中，統(tǒng)治集團來不及與時俱進，迷信有萬世不變的好“法”，“法”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忽略了文化，忽略了非理性的條件可以成為決定性的因素。就像今天的西方輸出民主一樣，始皇帝天真地以為天下是秦人的天下，只要復制秦律，天下人就可以教化為秦人，天下就會成為秦地，而沒有客觀地看到，天下當是天下人的天下。 后來天下人開始造反，項羽以武力消滅了秦，卻沒有“天下一統(tǒng)”的先進理念，試圖開歷史倒車，終于失勢，最終劉邦坐了天下。劉邦的辦法是不要辦法，無可無不可，因此有了讓天下自然融匯的機會。 似乎扯遠了。但是講漢代的書寫不能不扯這么遠。書寫的對象和結果是文字，而文字的最大功能是拿來“認”（或者叫“識”，認出，辨識）的，這一個“認”字，可不是小事，它突破了方言的限制，也就是突破了自然地域的屏障，達到了超越自然的統(tǒng)一。 漢消滅的是有可能死灰復燃的諸侯國，消滅的是倒行逆施的政治力量；漢認定了“天下一統(tǒng)”的先進政治理念，以郡國并行的方式為過渡，用時間恢復了秦的統(tǒng)治方式，并且鞏固發(fā)揚。自此，一個“大漢民族”得以成立，延續(xù)至今。始皇帝的理想因為劉漢帝國的鞏固而得以實現(xiàn)，只是換了姓而已。后世歷朝歷代，都只是換了姓換了族，但是“中國”沒有換，大漢民族越來越大，融進來的越來越多。本質上，已經沒有什么純粹的漢族，而是，或者應該是現(xiàn)代中國之父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那樣，統(tǒng)一的“中華民族”。 漢立國之初，至武帝當政，這60多年的無為而治，并不是不干活，而是達到了“治”的結果，因為抓住了根，這個根，就是中央集權。無論是六國貴胄、開國元勛還是劉姓家族，是凡對中央集權構成威脅的集團都徹底剪滅。地可以封，王可以稱，但政治上必須承認中央政府的唯一合法地位。因此，包括“七王之亂”在內的所有行為都沒有得逞。匈奴的襲擾，那是“外國”的事情，可以談判，可以妥協(xié)。當然，到了武帝，漢家羽翼豐滿之時，就把這個“外國”當成“中國”了。再后來，只要我們聽說過的地方，就是“天下”，既然是天下，就得效忠天子所代表的中央政府，所有以前沒有能力夠著的地方，都盡入囊中，漢家的天下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廣闊疆域。 漢家四百年，中華民族統(tǒng)一四百年，漢字的徹底成型，既是政治統(tǒng)一的工具，也是政治統(tǒng)一的結果。政治的大一統(tǒng)理念，在文字上充分表達出來。 漢軍所到之處，也是漢字所到之處。在西域出土的大量漢簡，實在是大漢帝國之所以成為史上最先進帝國的絕佳注腳。據不完全統(tǒng)計，20世紀以來，從1901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遺址掘獲漢魏晉木簡，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樓蘭掘獲百枚漢簡算起，至2002年湖南里耶秦代古城遺址出土36000多枚秦簡，共有不少于80次的考古發(fā)掘，出土了大量的秦漢魏晉簡牘，其中漢代簡牘約7.6萬枚，主要分布于甘肅、湖北、湖南、山東、江蘇等地。（參見圖009，秦漢簡牘帛書出土分布圖）
◎圖009，秦漢簡牘帛書出土分布示意圖 引自《中國書法全集》秦漢簡牘帛書二，劉正成主編，榮寶齋1993年版
漢承秦制，這要歸功于劉邦集團的自知之明和謙遜無為。從統(tǒng)治的技術層面看，劉邦集團當然比不了亡秦。但是智慧卻可以彌補技術之不足，逐漸達到技術層面的完美。技近乎道，道亦可完技。 劉邦最大的智慧是知道自己的不足，用足別人的智慧。統(tǒng)治集團中最懂行政的當屬蕭何。蕭何確實是一等一的大人物，這個秦的小吏（年輕時任沛縣功曹，也就是今天縣政府的一個秘書或助理）不僅看明白了劉邦，不僅會算賬，籌軍糧籌軍餉，還懂律令。劉邦大軍攻入咸陽胡作非為的當口，蕭何則獨自將宮中律令、圖書收藏起來。西漢政權建立后，蕭何當上了丞相。他按照秦朝律令制定了漢律九章。除了有所簡省以外，絕大部分與秦律相同。其中《尉律》規(guī)定，“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漢書·藝文志》）。 上述內容非常深入地涉及到了漢代文字教育以及文字與官員選拔考核問題。 教育就是讓人“認”，認字（讀書寫字的能力），認理（思考問題的能力），認祖宗（尊重歷史尊重文化的品質）。認得好，就可以當官，認得再好，就可以當大官。但是如果沒把字寫好，就算當了官，也會被彈劾。一個統(tǒng)治集團，重視本族（本國）歷史及文化教育，就說明他們想的是“繼往圣絕學，開萬世太平”，一定是個大有作為的民族（國家）。反觀現(xiàn)今，把英語納入義務教育也就算了，但如果分數(shù)權重和語文一樣，那就一定是決策者的腦子壞掉了。好在現(xiàn)在有所改革，但是改得還很不夠，比如歷史和地理，中考、高考都不考，考也不算分，豈有此理！一個高中畢業(yè)生乃至大學畢業(yè)生，能把主要朝代名稱順序報出來的有多少？能把中國版圖分省情況大致搞清楚的有多少？估計不足10%。這才是中國教育的大悲哀！我認為中國教育課程設置改革的核心內容應該是把中國歷史地理教育置于與語文數(shù)學一樣的地位，英語教育可以安排在大學，或者作為職業(yè)技能，可以考級，無須必修，需要才修。每天至少一堂的英語課空出來的時間干什么？可以開設幾門課程，比如“中國歷史地理”“中國傳統(tǒng)文化”，比如學工、學農、學軍，這樣的課程設置，才有可能真正回到原有的民族自信、文化自覺的狀態(tài)，同時能夠滿足現(xiàn)代化的要求，攜帶著中國傳統(tǒng)的基因進入到現(xiàn)代國家的行列中。這才叫“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叫“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又把話扯遠了?？傊軌蛘J字寫字，是教育的最基本內容。漢代承接秦，認真對待教育工作，尤其是文字教育，把文字水平當做硬指標，“字不正”，就不行。教的是什么字呢或者什么體呢？文獻有一些記載，茲輯錄如下。 “文景以后，閭里書師合《倉頡篇》等秦人的‘老三篇’，共三篇55章，3300字。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重字，所收超‘老三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平帝時，征天下通小學者逾百人，各令記字于未央宮中，黃門侍郎揚雄編輯取舍，作《訓纂篇》2040字，順續(xù)《倉頡篇》并換掉重復的字，共89章5340字，無一重復。后漢蘭臺令史班固又續(xù)揚雄《訓纂篇》13章，這樣就有了102章，無重字。后人又在此基礎上增補重輯，共123章，每章60字15句，共7380字，都用隸書寫成。”（本節(jié)文字均引錄于《中國書法史·兩漢卷》，華人德著，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未作考證） 日常手寫的隸書也應該教甚至是主要內容，篆書教的是字的“原型”，隸書則是“原型”的應用，從兩漢絕大多數(shù)文書用隸書寫成這個事實來看，隸書的教育是可想而知的現(xiàn)實。 那為什么秦小篆變成了漢隸了呢？一件事情，只看兩頭，就只能看到差別，而順著事情看，就能看到聯(lián)系。換一句話說，因為觀看的方式不同，被觀看的事物本身也就隨之而不同。 事實是，秦非小篆，漢初非隸（這個“隸”是指至東漢成熟的官方隸書——八分書）。 進一步的事實是，秦漢文字的演變并非驟變，并非因為秦漢斷代。對于六國各自為政的文字體系而言，秦統(tǒng)一是一次劇變（尤其是對齊楚來說，因為這兩國不僅是大國、遠國而且是強國），這次變化也不是某一天下命令就變的，而是在統(tǒng)一的過程中，統(tǒng)治一地就變化一地?？赡軙袊佬叹▉硪?guī)定，寫公文必須用秦字，但是不是就有一個模板，一筆一劃都不能錯，這很難講。 漢字的演變實際上并非出現(xiàn)在漢代，而是在秦統(tǒng)一六國的過程中持續(xù)進行的。秦漢之間，我們可以從三條線索梳理漢字演變的過程。
第一條是文字“原型”的演變，周金文（大篆）演變?yōu)榍匦∽?，這次變化較大（參見圖010，對比周宣王毛公鼎與秦始皇新郪陽陵虎符）；秦小篆演變?yōu)闈h篆，這次變化不大?！霸汀蔽淖郑ǔＳ迷诜浅Ｇf重嚴肅的場合，比如鑄于鼎，刻于碑。大篆變小篆變化較大，來自于兩方面，一方面，大篆本身在變，另一方面，秦地以大篆為“原型”的文字也在變。比如著名的石鼓文，就與后來的幾個著名的秦刻石有較大的區(qū)別。這種文字變化的動因，除了符合某些簡省的要求以外，很多都是隨機的、偶然的，而不一定存在或者我們還沒有發(fā)現(xiàn)其決定性的要素。秦小篆演變?yōu)闈h篆，變化不大，則是有據可考的。東漢的《袁安碑》《袁敞碑》《少室石闕銘》與秦滅已相隔三百多年，但是寫法如初。漢末的《三體石經》也是如此（參見圖011，秦篆與漢篆的對比）。實際上，小篆到了漢，基本上就已經停止演變發(fā)展。漢篆所見也并不多，多用于碑額，碑文則主要用隸書。 ◎圖010，西周宣王毛公鼎器銘局部，右，秦始皇五年新郪虎符
◎圖011，秦始皇嶧山碑，右，東漢《袁安碑》
第二條是“手寫體”的演變。文字有了“原型”，就一定有手寫體，就像今天有印刷體和手寫體一樣。一到手寫，變化就大了，風格的變化不談，有很多時候，寫法也會變，變著變著，與“原型”就有了差別，隨著時間綿延、關山阻隔、寫者所好，這種差別就會千差萬別、天差地別。
舉例：侯馬盟書、溫縣盟書，是比較典型的手寫體，與當時的“原型”正體周王室銘文，字形結構就有較大差別，而與湖南長沙子彈庫楚墓帛書和青川木牘相比，則看上去是一家人，讀起來卻費了大勁，沒有極好的古文字學修養(yǎng)和釋讀經驗以及工具書的輔助，很難認得出。（參見圖012，侯馬盟書、湖南長沙子彈庫楚墓帛書和青川木牘） ◎圖012，侯馬盟書（左）、青川木牘（中）和湖南長沙子彈庫楚墓帛書（右）
秦隸變成漢隸，非常復雜，中間反復糅雜，就像我們在前文中所述的揉面的過程。相比之下，前漢與后漢的區(qū)別較大，而前漢手寫隸書與秦隸的差別反而較小。只要看看下面這些圖例，就可以發(fā)現(xiàn)。圖015是前漢簡，014是秦簡，018是后漢簡，015與014更像一家人，也就是說秦簡與前漢簡的區(qū)別不大，同是漢簡，前漢簡與后漢簡反而區(qū)別不小。進一步講，漢字的演變不因為秦漢斷代。（參見圖013，里耶秦簡；圖014，睡虎地秦簡；圖004，包山楚簡；圖015，虎溪山前漢簡；圖016，張家山前漢簡；圖017，懸泉置前漢簡；圖018，武威王莽新簡，儀禮）
↑◎圖016，張家山前漢簡 ↑◎圖017，懸泉置前漢簡 ↑◎圖018，武威王莽新簡，儀禮
需要補充的是，手寫體還演變?yōu)椴輹?、楷書、行書等書體。草書并不是東漢才發(fā)展起來，有了簡省的需求，早就有了草書，篆書也有草寫。這里講的草書是指我們今天理解的草書。草書一開始就是一種速記體，并不是通行的文字，秘書與長官之間可以大體互識，書寫者自己當然可以認得。應用時間長了，有了一定的規(guī)則，這個規(guī)則就被固化為類似章草的樣子，那只是一種標準化字體，可能是后來人總結成了類似識字讀本，實際上，從未出土過章草，倒是有隸意的今草大行其道，從前漢到后漢（參見圖019，馬圈灣前漢簡草書；圖020，西漢馬圈灣王駿幕府奏書稿）。草書更加簡省和符號化，而且可以不講究整齊劃一，這就給文人筆戲創(chuàng)造了空間。東漢文人逐漸將其演變?yōu)橐环N游戲和創(chuàng)作，最終演變?yōu)闀ㄋ囆g。書法成為自覺的藝術，應該是在草書出現(xiàn)之后。
◎圖019，馬圈灣前漢簡草書
◎圖020，西漢馬圈灣王駿幕府奏書稿
常識中隸書的草寫變成章草，章草演變?yōu)榻癫?，這是沒有依據也不符合邏輯的。當然，今草的很多草法都與章草互通，有可能來自于章草（也有可能章草寫法是對今草的歸納），但這是一種相互影響的關系，不是邏輯上先有章草后有今草的證據。 第三條線索，手寫漢隸最終規(guī)范發(fā)展為漢代的官方正體，東漢完全成熟為“八分書”，也就是我們常看到的碑隸。自此，經過大約300年的淘洗，中國人使用的文字定格于此。此后雖有變化，但是，已經完全處在一個“辨識體系”之中，也就是說，人們只要認識漢字，就能夠認識這些隸書。今天我們把在漢代定型的中國文字稱作為漢字，是非常有道理的，盡管今天的官方正體是印刷體宋體、黑體、楷體、仿宋體。 （到了現(xiàn)代，漢字構成又出現(xiàn)重大變革。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了漢字簡化方案，其后由國務院直屬機構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在1964年確定并出版《簡化字總表》。1977年，第二次漢字簡化推行，但最終以失敗告終，除了簡化方案不夠科學合理、兩次簡化之間間隔太短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70年代以后，漢字編碼技術迅速提上研究日程，在電子計算機已經完成對漢字信息進行處理時，書寫漢字的簡化已經并不必須。因此，漢字在進入計算機時代的今天，其構成已經基本固化，不再可能出現(xiàn)大范圍的改革。當今很多年輕人已經不太認識繁體字。因此，隸書中的很多字不被認識不是因為那是隸書，而是因為那是繁體字。） 4、漢代的書寫生態(tài) 1，書寫者——公務員 前文已經反復闡釋了文字的功用，文字是實現(xiàn)大范圍跨時空治理的工具。秦人所建立起的中央政府—郡縣行政管理體系，這種治理，更需要統(tǒng)一的文字。漢代的治理范圍更大，需要各層級的公務員，這些公務員也就成了書寫文字的最重要的群體。當然，隨著文字的運用，一些衍伸出來的功能也出現(xiàn)了，比如經典文獻的抄錄，這些抄錄者，不見得是公務員。另外，教師與學童，也是文字的書寫者，但是本質上，他們的書寫訓練，其目的也是符合公務員的要求。再到后來，識字、寫字，已經逐漸成為參與社會活動的重要技能，不一定與行政治理直接相關。 以上所述無非是強調，寫字，不是書法家的事情，把寫字當成書法就偏離了書寫的核心，就很容易得出偏狹的甚至可笑的結論。今天出土的大量漢代簡牘，證明了上述推斷的邏輯合理性。 漢高祖劉邦會不會寫字？這個問題有點意思。答案是，會。因為他是亭長，是最基層的公務員，有點類似于居委會主任或者派出所所長。上面下達的文書他至少應該讀懂。后來他有沒有進修就很難講了。實際上，劉邦會不會寫字問題不大，他能把事情想明白說清楚就行了，因為蕭何會寫字，蕭何的秘書們會寫字，只要官僚隊伍會寫字并且教會其他人寫字，這個統(tǒng)治集團就掌握了大范圍跨時空治理的文字能力。 漢代的書寫者，有各級官員以及大量的“書佐”甚至包括工匠。東漢的時候，還出現(xiàn)了專業(yè)的抄書人。 以詔書為例。詔書的形成，大略要經過起草、審定、繕寫、頒布等環(huán)節(jié)。起草者主要是尚書郎。然后經由尚書令、仆射的審核，再由尚書令史繕寫，再然后逐級下發(fā)、逐級繕寫?！逗鬂h書·百官志》載，尚書郎主文書起草，屬下有令史二十一人，“皆選蘭臺、符節(jié)上稱簡精練有吏能為之”。正式頒行的詔書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還需要有多個副本。先到丞相府，丞相簽署后下發(fā)各郡國，郡之太守府的屬吏主要有卒史、屬、書佐。這書佐就是文書工作者。再進一步下發(fā)到各個縣，下發(fā)到各鄉(xiāng)、亭?？h吏中也有專門的文書工作者。這其中的抄寫工作非常多，因為在一級級傳達過程中可能還包含有各級領導的批文，批文有時也要抄寫。一個詔書下達到各地基層組織，其過程有時長達數(shù)月。 下達如此，官府之間的文書傳遞活動以及下級官員上報的文書活動也自然存在。因此，無論為官為吏，書寫能力是硬指標。不僅如此，漢代的邊防烽燧，“能書”也是考核指標。居延漢簡中有很多所謂“伐閱簿”（伐者，積功也，閱者，經歷也。這是顏師古的解讀，意思就是功勞簿）中均有對“能書”的記載，如： 肩水侯官并山隧長公乘司馬成，中勞，二歲八月十四日，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文，年卅二，長七尺五寸，觮得（地名）成漢里，去官六百里。 有功或勞，會寫字算賬，懂法，身高條件等，這是漢人選拔人才的硬指標。后來唐代的“身言書判”也是一脈相承。 為皇室或政府工作的，還有大量的工匠。有的工匠是“臨時工”，有的則是專職的，是皇室或政府機構聘用的。大量的裝修、維護要靠工匠。瓦當上的文字要寫，鑄印要刻范，墓葬的陪葬品目錄要寫，墓碑、磚石上有刻字，這都是與文字相關的。有的是書佐寫，成熟的工匠也會寫。 后漢還出現(xiàn)了專門的抄書匠，甚至已經出現(xiàn)專門出售經典的書店，大量的經典都是他們抄寫的，這些典籍存世很多，由于以訛傳訛，才需要政府頒布正宗的典籍，《熹平石經》相傳就是蔡邕校訂并書寫勒石的。（參見圖021，熹平石經）
◎圖021，熹平石經殘石
2，書寫的不同用途及其文字形態(tài) 現(xiàn)在我們所知道所看到的文字形態(tài)，與書寫這些文字的用途有很大的聯(lián)系。 《后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李賢注引《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唯此為異也”，這和今天的文化方式也是可比的。小時候經常看到的光榮榜，就用飽滿正大的字體，往往寫在紅紙上。反過來，階級敵人，就會用筆畫故意哆嗦殘缺的手寫體，還會打上一個叉。 為什么而寫，什么人，用什么字體，用什么工具寫在什么上面，怎么寫，決定了書寫的結果。字體的體，就是得體的體，也就是說，不同場合得用不同形式感的字。前述“秦有八體”，分門別類對應不同場合，漢代也應當大體如此。我們現(xiàn)在實在不能還原文字書寫的全部歷史，因為歷史不可能是全息的。比如說，漢代的器皿上，我們看到了那種體，但漢代的旗幟上用什么體？旗幟早就沒有了。沒有留下痕跡的東西，我們只能找文獻記載，文獻也沒有，就只能靠合理猜測了。 從最終的結果看，大概分為兩類，嚴謹?shù)暮碗S意的。如果要進一步分類就有點復雜了。下面所列，都是我們看到的，沒看到的就不羅列了。 A，抄錄經典的簡牘。手寫墨跡。大量使用隸書，前漢有不少與秦隸很接近，沒有見過草書。代表作是武威《儀禮》漢簡。（參見圖022，武威新莽儀禮簡）
◎圖022，武威王莽新簡，儀禮
B，書信、文檔、文告等公文或非公文簡牘，大量使用不太規(guī)范比較潦草的隸書，后漢有為數(shù)不少的草書，也有偶爾的楷書行書，比如出土于長沙東牌樓漢靈帝時期的簡牘，那真是諸體皆備，草隸，大草，楷書，行書，都有。 C，楬、謁、棨、檢等。類似于今天的證件、名片、通行證、介紹信、文檔資料裝訂封面之類。通常使用比較講究、比較嚴謹或者帶有一定裝飾性的隸書，也有篆書。 D，銘文，這些呈現(xiàn)于金屬表面的文字，有些是鑄的，有些是刻的，普遍使用有裝飾意味的篆書，以鏡銘為代表。秦漢不像前朝那樣大量使用銅器，有錢人用漆器，漆器上多用繪畫、圖案做裝飾，普通人多用陶器，有簡單的繪畫和圖案，也有不少刻有文字或者墨書文字。（參見圖023，漢鏡銘；圖024，漢代陶文）
◎圖023，漢代鏡銘（上）清白連弧紋鏡，（下）常樂未央鏡
◎圖024，漢陶文墨書，永壽二年瓶
E，磚刻與裝飾性模印磚。數(shù)量少一次性使用的，也就是今天所說的“訂制”，就直接濕刻上去，也有干刻的如東漢刑徒葬磚。這類字篆、隸、草隸都有，往往自然清新；數(shù)量多的需要大規(guī)模制造的，就做好模子，制磚的時候可以印上去，大量的瓦當就是這樣制造的。（參見圖025，東漢磚文；圖026，漢瓦當；圖027，漢磚濕刻）
◎圖025，東漢磚文。永初三年七月磚、孟氏磚、八月磚
◎圖026，漢瓦當，長樂未央、長生無極，與華無極
◎圖027，磚濕刻，急就磚
F，印章。秦漢印章有大量出土，普遍是銅質，主要為澆鑄，也有刻制。那時的印章不像后代用印泥蓋在紙上，而是直接壓蓋在封泥上，干了之后就是泥封。文字主要是在方框內構造而成的“摹印”文字，又稱“繆篆”。漢印之美，美在構思，因為它有界格的制約，后述。（參見圖028，漢銅印印紐）
◎圖028漢銅印印紐
G，摩崖刻石與碑刻。這是兩漢書法的精髓所在，多出于東漢。摩崖石刻，多為在事發(fā)地點的記事，碑刻，則多是記人，多在墓前。筆者將在下文對此深入探討。 H，帛書。寫在織物上的墨跡，前漢多見，后漢少見。帛書內容多為經典抄錄，文字較為工整。馬王堆三號漢墓《老子》甲、乙本堪稱典范。（參見圖029，漢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圖030，漢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甲篇》）
◎圖029，漢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
◎圖030，漢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甲篇》
上面8大類尚不能窮盡漢代書寫的全部，比如東漢出現(xiàn)的極少量的紙上墨跡，磚上墨跡，宮中府中用來標記和對符的骨簽，等等?？梢钥闯?，在漢代，文字已經大量介入到社會生活中，成為非常重要的歷史研究線索。 3，書寫的載體及工具體系——從硬筆到軟筆，從簡牘到紙張 漢代是書寫工具和載體的重要轉折期。最突出的有兩點，一是大量使用毛筆，硬筆變成軟筆，二是大量使用紙張，硬的載體簡牘轉化為軟的載體紙張。 漢以前書寫多用硬筆。據筆者觀察，大量簡牘墨書，特別是秦隸，很難說是用毛筆所書，更有可能是竹木制成的硬筆所書，也許類似于今天蘸水鋼筆的物理結構，只是那時的筆尖是竹木而不是金屬。考古發(fā)現(xiàn)似乎不支持筆者的推測，但那可能是因為考古者不這么想，也就找不到這樣的筆。在他們眼中，筆，就是毛筆，因此戰(zhàn)國時候的毛筆都被發(fā)掘出來，而因為想不到也就找不到硬筆。但是，筆者從邏輯上推斷，在使用毛筆之前，一定有硬筆被大量使用。 大量的銘文，只能使用硬物刻在范上，泥范是軟濕的，不可能用毛筆寫。到了戰(zhàn)國時期，確實出現(xiàn)了毛筆，考古發(fā)現(xiàn)也證實了這一點，但是毛筆使用的普遍程度得不到證實。就拿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孫臏兵法》《晏子》看，其寬度相當，僅為0.6厘米，雖然看上去有筆畫的粗細變化，很像是毛筆所寫，但是我仍然認為這是不能肯定的，理由如下： 1，鋼筆、鉛筆甚至水筆寫的小字（0.6厘米寬度），放大了看，也有顯而易見的粗細變化，這幾張圖片應該能夠說明問題（參見圖031，筆者以鋼筆抄錄的馬王堆《老子》乙本與原物《孫子兵法》對比圖），也就是說，粗細變化并不能說明書寫工具一定是毛筆。
◎圖031，左為漢馬王堆帛書乙本孫子兵法，右為筆者鋼筆所抄老子乙本
2，如此小的字跡，如果是毛筆所書，無論如何應該有筆畫疊置的情況出現(xiàn)，那是因為毛是軟的、長的，不容易準確落筆。但是綜觀戰(zhàn)國秦漢的簡牘帛書，實在很難找到筆畫疊置的現(xiàn)象，筆畫與筆畫之間總是非常清晰明確，該出頭出頭，不該出頭不出頭，換成毛筆寫，是非常艱難的，除非每個書寫者都被嚴格訓練過。 3，洋洋灑灑的篇章，竟然沒有毛筆分叉所帶來的筆跡，也沒有毛筆特有的飛白效果，筆筆清晰，若非硬筆所書則無法理解。至于墨跡的濃淡也很一致就不算作論據了，因為都經過化學處理而且印刷時都調整過，本人所見原跡也不多。 4，粗細變化要么沒有或少見（參見圖029，《五十二病方》；圖030，《陰陽五行甲篇》），要么粗細變化非常有規(guī)律，總是與方向有關，往右下角運行的筆畫往往較粗，而往左下角運行的筆畫往往較細，也就是撇細捺粗，這是明顯的硬筆書寫墨跡的特征。（參見圖032,《里耶秦簡》撇細捺粗，《郭店楚簡·尊德義》異常的橫粗豎細）
◎圖032，左為里耶秦簡，硬筆所書，右為郭店楚簡，很難鋪毫的軟筆所書
不僅是銀雀山漢簡，上述情況是一個極為普遍的情況。由此，筆者傾向于認為，秦和前漢簡牘、帛書，大量使用了硬筆，這種情況到了東漢，特別是東漢晚期，才有明顯改變，很多簡牘都是典型的毛筆所書，上述2、3、4情況都不見了。毛筆的分叉甚至飛白屢屢出現(xiàn)，筆畫的疊置也屢見不鮮，而且，像這樣粗細對比極端的墨跡，若不是毛筆所寫，也是難以設想。（參見圖033，額濟納居延后漢簡）
◎圖033，額濟納居延后漢簡
一般的推斷，戰(zhàn)國時期就有了毛筆，但是毛筆作為主流的書寫工具，很可能是到了東漢，特別是紙張大規(guī)模普遍應用，簡牘逐步退出主流書寫載體以后。據筆者對大量出土簡牘的觀察分析，有很長一段時間（超過200年），大約是秦統(tǒng)一前后至新莽前后，硬筆與毛筆是混用的，到了后漢末期，盡管簡牘還在被使用，但是已經基本上看不到硬筆的墨跡了，也就是說，最晚到東漢末年，硬筆終于退出歷史舞臺。 為什么老是糾纏這個問題？ 1，毛筆書寫在紙張上，是中國書法作為藝術的發(fā)展而不可或缺的物質條件。人們書寫漢字的審美意識、毛筆、紙張，這三個條件是相互依存共同促進的，是一個完整的系統(tǒng)。 2，很多學者總是將“隸變”作為中國書法自覺的開端，這里有邏輯錯誤。事實上，毛筆才是，紙張配合之，隸變作為文字結構的改造，并不是主要的促進中國書法自覺的動力。簡牘上的秦隸之所以談不上“書法”，就是因為它用硬筆而不是毛筆寫在簡牘上而不是紙張上。 3，展開分析硬筆書寫這個問題，也是對學界用書法藝術眼光過度解讀秦漢書寫的一個糾正或者質疑。不能奢談藝術，不能因為你是藝術家或者藝術理論家，天下的一切自然所為就是藝術，就需要用藝術理論來詮釋。這種學風不好，不客觀，也不真實，最終導致浮夸和矯情，對研究不利，也對后來學習者不利。 談談另一個主題，紙?？上У氖?，也許因為時代久遠，我們沒有發(fā)現(xiàn)東漢留下的紙上墨跡。 西漢有沒有紙？學術界爭論至今。這問題應該這么問：西漢有沒有作為書寫載體的紙張？或者應該這么問：是不是到了東漢，紙張才成為重要的、普遍使用的書寫載體？這才和我們的話題相關。 可以肯定地說，紙張是東漢的主要書寫載體之一，這有大量的文獻記載。事實上，東漢的文字使用量大幅增加，寫字的人越來越多，時間距離今天又近，但是流傳的簡牘并不多，帛書也不多，說明人們已經習慣于用紙。與硬筆、毛筆混用一樣，簡牘與紙張的切換也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簡牘徹底退出歷史舞臺應該晚到東晉。 紙張對中國人而言，特別是對用毛筆寫字的中國人而言，真的不是邂逅，而是天作之合。沒有毛筆的民族，即使發(fā)現(xiàn)了紙，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場。 發(fā)現(xiàn)（應該是發(fā)現(xiàn)而不是發(fā)明，因為本來就在）紙不難，1，纖維的疊加，2，濕的狀態(tài)，3，再晾干，同時碰到這三個條件的機會并不少，為什么中國人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這個東西，慢慢提煉，最后做成了能寫字的紙？是不是因為用毛筆寫字的人心中本來就有紙，就等著它出現(xiàn)呢？ 紙的出現(xiàn)，是中國書法現(xiàn)象出現(xiàn)、書法最終變成藝術的又一關鍵。有了紙，就有了自由的書寫。成本低，可以寫出隨性揮灑的大字，這真的太重要了。豌豆、黃豆大小的字，弓著背、低著頭、夾著肘，謹慎小心地寫在寬不過一厘米的竹簡上，這是不可能發(fā)揮成我們今天所指稱的書法藝術的。 難道木牘、縑帛就不能大嗎？當然可以，但是用不起啊。張芝就經常在自己的衣服上寫字，然后漂白再寫，很累。所以紙的出現(xiàn)，對于寫字的人，極為重要。張芝并非傳說，實有其人，只是沒有流傳真跡，說他發(fā)明今草，善一筆書，這一筆書，就是今草與草隸的最大區(qū)別，如何筆畫連屬，就是得紙大、毛筆蓄墨多。 蔡倫紙、左伯紙，都出現(xiàn)在東漢。趙壹的《非草書》，也出現(xiàn)在東漢。這不是偶然。趙壹所描寫的狀態(tài)，就是書法藝術的狀態(tài)，他的批判很正確，他只是意識到實用的書寫不該這樣，而沒有意識到，藝術的書寫就是這樣。而且，真的好巧合啊，他批判的是草書。草書，為書法藝術走向自覺提供了廣闊的地界。 漢代書寫工具體系的演變和大體定型，是漢代書寫的基本特征，也是后代書寫的物質基礎所在。自此，用毛筆在紙上書寫，延續(xù)了2000年左右，沒有大變化，直到19世紀末期開始，被西方的書寫生態(tài)徹底顛覆。但是漢字，沒有也不會被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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