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帝朱由崧（1607年—1646年），南明首位皇帝，是明季政治舞臺上一位曇花一現的人物。明神宗朱翊鈞之孫，明光宗朱常洛之侄，福忠王朱常洵庶長子。生母姚氏。1644年到1645年在位。

　　1607年（萬歷三十五年）生于福王京邸，1620年（萬歷四十八年）七月，其父朱常洵封德昌王，朱由崧受封為福王世子，洛陽被李自成的農民軍占領以后，朱常洵因體胖不能翻過城墻，而世子朱由崧卻在大臣的護衛(wèi)下越城而逃，1643年（崇禎十六年）五月，福王朱常洵被殺兩年后，崇禎帝下詔令朱由崧襲封福王爵位。

　　明朝實行兩京制度，在朱由檢自縊、北京城易主之后，南京成為有實際內涵的另一個政治中心，成為原明朝官僚最集中的地方。明朝留都南京的一些文臣武將決計擁立朱家王室的藩王，重建明朝，然后揮師北上。但具體擁立何人則發(fā)生爭議。按照兄終弟及的順序，第一人選為福王朱由崧；而史可法主張擁立桂王朱常瀛，錢謙益等東林黨人則由于之前的"國本之爭"事件，心存芥蒂，以立賢為名擁潞王朱常淓。但最終福王朱由崧在盧九德的幫助下，獲得了南京政權主要武裝力量江北四鎮(zhèn)高杰、黃得功、劉良佐和劉澤清，以及中都鳳陽總督馬士英的支持，成為最終的勝利者。馬士英等以擁戴有功，把持朝政，起用閹黨余孽，貪贓枉法，與高弘圖等東林余黨針鋒相對。順治元年（明崇禎十七年，1644）五月初三，朱由崧監(jiān)國于南京，五月十五(1644年6月19日)日即皇帝位，改次年為弘光，是為明安宗。南明弘光政權時代自此開始。弘光帝的基本國策以"聯虜平寇"為主，謀求與清軍連合，一起消滅以李自成、張獻忠為代表的農民軍。

　　弘光政權堅持與大順政權為敵的立場。當大順軍和清兵雙雙南下，對南京都形成威脅時，弘光政權把對付大順軍作為當務之急。史可法提出，"目前最急者，無逾辦寇"。馬士英則認為，坐視大順軍和清兵兩虎相斗，是當今上策。但在廣大士民的眼里，弘光政權是明皇朝的合法繼承者，清兵與大順軍的斗爭基本結束以后，清政權與弘光政權的矛盾突出起來，弘光政權成為南方人民反抗清兵的一面主要旗幟。

　　作為明朝宗藩制度的代表人物，朱由崧腐朽的本質很快就暴露無遺。他依靠馬士英、阮大鋮，把一切朝政托付給馬士英。他放縱馬士英和內官勾結，鬻官賣爵，公開定價：武英殿中書一千二百兩，文華殿中書一千五百兩，布政司吏員五百兩，按察使司四百六十兩，以下不等。在生活上，朱由崧追求奢華、享受?；蕦m內懸掛著一副對聯，寫道："萬事不如杯在手，百年但見月當頭。"當時，隸屬于弘光朝廷的軍隊尚有相當數量。但在鎮(zhèn)壓明末農民起義中發(fā)展起來的武臣成為不同于以往的新式軍閥。他們不尊重朝廷，不接受朝廷轄制，相互之間也矛盾重重。

　　盡管馬士英和史可法反對大順政權的立場是一致的，具體的執(zhí)政綱領卻有區(qū)別。以史可法為首的官僚集團包括許多東林黨人，他們主張實行比較開明的政治，減輕人民的負擔，免去崇禎年間的加餉雜派。為了加強弘光政權的實力，他們還仿效朱元璋占據應天時的做法，興修水利和開墾屯田。對待清政權，他們的立場是"復故土以光祖業(yè)"，號召四方義師勤王，共守南京。在具體措施上，史可法提出，設淮安、揚州、廬州、泗州四鎮(zhèn)固守，設鳳陽、徐州、滁州、六合四鎮(zhèn)圖攻，督師駐揚州調度。

　　可惜的是，弘光政權很快就壓制了這種精神。以馬士英為代表的另一個官僚集團，對史可法等人持排斥的態(tài)度。他們把東林黨人論不可立福王的書信奏告朱由崧，又指使高杰、劉澤清等向南京施加壓力，指名要史可法督師。史可法無奈，在朱由崧即位的第二天，自請督師。朝政由馬士英把持，因投靠魏忠賢被列為逆黨的原太常少卿阮大鋮得到重用。他不但要為自己洗去惡名，而且要為整個逆黨翻案。明末黨爭在新的形勢下重新熾烈，東林黨人受到打擊，呂大器、高弘圖、姜曰廣等先后被罷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