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fā)表于2017年第7期《青年文學》雜志,轉載請注明出處。
王安石變法:壯麗的荒蕪事業(yè) 王 龍
盛世危機 北方的夏天說來就來。熙寧元年(1068)初夏,北宋京城汴梁轉瞬開始燥熱起來。 夏夜的皇宮里萬籟俱寂,燭火通明,宋神宗趙頊手捧一份已經(jīng)不知讀了多少遍的奏章,激動不安地往來踱步,時而仰天長嘆,時而俯首凝思。 在宋神宗心里掀起驚濤駭浪的這份奏章,題目叫做《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上書者是這年初剛剛被任命為翰林學士的王安石。這篇洋洋萬言的奏議,在宋神宗的心頭刮起一陣陣颶風波瀾。他復雜紛繁的心事,不由自主被拉回到一年前那個倍感屈辱的日子……
那是公元1067年正月的一天,京城汴梁被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雪覆蓋。錐心刺骨的嚴寒中,滿朝文武齊聚皇宮,面容肅穆。一場事關國體顏面的爭論正在大殿上激烈上演。 幾天前,在位不滿四年的宋英宗剛剛駕崩,趙頊以十九歲的弱冠之年繼位,他就是后來的宋神宗??墒菑恼秸瓶卮笏蔚蹏娜f里河山開始,他就處于難以言說的焦慮不安之中。 這位年輕的皇帝剛一登基,就猝不及防遇上一件意外尷尬的事情:正當朝廷準備為先帝英宗隆重發(fā)喪之際,主管財政的三司使卻向他報告:國家積蓄百年的財富早已所剩無幾,朝廷如今只剩下一本空空的賬簿! 宋神宗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已接手的竟然是一個已經(jīng)如此山窮水盡的國家,他要做的是一個囊空如洗的窮皇帝。 萬般無奈之下,在宋英宗駕崩的第四天后,新繼位的神宗皇帝就親筆下詔給中書省的宰相們:近年國家多難,府庫空竭,百姓困苦,先帝國喪一切從簡,裁減一切不必要的費用。 皇帝詔令一出,舉朝一片嘩然。 在中國古代,“視死如生”乃是一個重要信條,辦理喪事是檢驗后代對祖先態(tài)度的原則大事,更何況北宋王朝視孝道為至高無上的國之圭臬,就連普通百姓尚且傾其所有厚葬先人,堂堂國喪怎能草率從簡?宋神宗頂著巨大的輿論壓力做出這個艱難的決定時,他的權威如同這個嚴酷的寒冬一樣,經(jīng)受著嚴峻考驗。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宰相韓琦隨即又拋出另一個更大的難題:按照既定成例,宋朝先帝去世,要給契丹北遼達訃聞。北遼此時由國母執(zhí)政,如果按照既往禮儀,宋神宗應當在訃聞中屈稱侄孫。 到底如何應對這一棘手的難題?面對全體朝臣死寂般的沉默,宋神宗面色蒼白,深思良久,才顫抖著吐出一句話:“依例?!?/span> 沒有人知道,年輕皇帝那道重新被撕開的傷口,此刻又泛起多么難以隱忍的巨痛。堂堂天朝大國,竟然要向夷狄之邦屈膝求和。從記事開始,這種恥辱的陰影便一直籠罩在他心頭,也籠罩住整個大宋王朝的天地人心。 宋神宗即位時,北宋開國已達一百零七年了。趙宋王朝的先祖?zhèn)儾坏越鸶觇F馬創(chuàng)下統(tǒng)一中原的偉烈豐功,還將一個蒸蒸日上的鼎盛帝國留傳給子孫后代。 一千多年前北宋京城開封的繁榮發(fā)達,在文人騷客的筆記里記載得非常詳細。一到晚上整座城市就燈火輝煌,衣裝華麗的歌樓伎女等候著酒客的呼喚,通天燈火照到凌晨四鼓方才罷休,整夜燃燒的燈油甚至將整條街上的蚊蚋都驅(qū)趕得一干二凈。流傳至今的《清明上河圖》,真實記錄了北宋都城汴梁的繁華盛景。作為當時世界上經(jīng)濟最發(fā)達的國家,汴梁城有據(jù)可查的職業(yè)就達九百多種,北宋社會經(jīng)濟生產(chǎn)總值占當時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中國的四大發(fā)明,除造紙術外,其他三項都成熟于宋代。粲若星辰的文豪大家,更為這個儒風浩蕩的王朝憑添萬種風流。 毫無疑問,繁榮的宋帝國不但比它周邊還處于奴隸制時代的契丹遼國、黨項西夏更為先進發(fā)達,甚至也遙遙領先于世界其他仍在黑暗蒙昧中摸索的國家。公元1085年以前,北宋汴京的人口已達一百多萬,而三百多年后歐洲最大的城市英國倫敦才有四萬人。 然而,這個外表強大的帝國卻充滿謎一樣的悖論—— 北宋經(jīng)濟高度繁榮,政府卻入不敷出,捉襟見肘;北宋政治開明,軍隊眾多,然而對外不能抵御強敵入侵,對內(nèi)無法拱衛(wèi)國家政權;北宋文化進步,享譽千古,然而來自北方鄰國那些尚未開化的游牧民族,卻屢次以野蠻的巴掌打臉文明,恣意蹂躪大宋王朝的錦繡江山、衣冠文物。 這些恥辱的失敗一直如影隨形刺激著大宋軍民: 公元979年,宋軍在攻打遼國的高梁河會戰(zhàn)中全線潰敗,宋太宗趙光義腿部受傷,無法騎馬,慌亂中爬上一輛驢車才狼狽逃脫。 公元1004年秋,遼國軍隊一路攻城掠地,長驅(qū)直入,距離大宋京城只有一百二十公里,宋真宗嚇得只好屈辱媾和,與遼國訂立“澶淵之盟”,每年向遼輸送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公元1038年,連西北邊陲既貧且弱的黨項族首領李元昊也背叛宋朝,公開稱帝。在與西夏幾次大戰(zhàn)后,北宋軍隊血流成河,全軍覆沒,宋帝國只好忍氣吞聲地再次求和。每年以“歲賜”之名,送給西夏銀七萬二千兩,絹十五萬三千匹,茶葉三萬斤。 宋神宗接手的,就是這樣一個內(nèi)不能安民、外不足御敵的衰敗國家。尤其是西夏和遼國如同兩頭貪婪無比的餓狼,對大宋的覬覦敲詐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面對對虎視眈眈的強敵,北宋朝廷日益產(chǎn)生根深蒂固的膽怯心理,轉而確立守內(nèi)虛外的基本國策。 宋神宗生于這個內(nèi)憂外患、積貧積弱的時代,深重的恥辱感一直鐫刻在他心頭。每當夜深人靜,他一想到太宗皇帝北伐時身中箭傷,最后竟因舊傷慘死的國仇家恨,就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徹夜難眠。有一次,他激憤無比地對大臣們說:“北虜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每年卻反要送給他們數(shù)十萬金帛,還要與他們稱兄道弟,為人子孫,如何說得過去!” 然而雄心勃勃的宋神宗,心中卻充滿了知音難覓的孤獨之感。 即位不久后的一天,宋神宗按朝廷制度去覲見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吃驚地發(fā)現(xiàn),站在她面前的孫兒脫下龍袍,換上了一身威風凜凜的戰(zhàn)袍盔甲。宋神宗躊躇滿志地問道:娘娘看孫兒著此好否?沒想到太皇太后臉色大變,十分嚴肅地告誡孫兒:希望你不要貪圖軍功,輕易言兵,那才是天下臣民的福分。 宋神宗被當頭澆了一盆冷水。他深知祖母的教誨里,蘊藏著那不可越雷池一步的“祖宗家法”。北宋王朝歷經(jīng)太祖、太宗的勵精圖治,創(chuàng)下繁華似錦的盛世景象。而后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幾代皇帝歷享百年太平,統(tǒng)治者日益陷入因循守舊、茍且偷安的退縮狀態(tài),在抱殘守缺中痛失一輪輪發(fā)展良機,導致國家滑向百弊叢生、氣息奄奄的危險局面。北宋王朝面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嚴重局面。 此時,整個朝野要求更張法制、通變救弊的呼聲日益高漲。盡管由范仲淹推行的“慶歷新政”以失敗而告終,但他那種“憂在天前、樂在天后”的士林風范已經(jīng)深入人心,成為不可遏止的社會思潮。耳濡目染的宋神宗正是在這個風雷激蕩的時代砥礪成長,他立志要作一位復興大宋、扭轉乾坤的有為君主。他的骨子里不但涌動著宋太祖經(jīng)天緯地的熱血雄風,還深藏著一番鐵腕圖強的宏圖大志。這位年輕的皇帝雄心萬丈。他不但誓言要重振山河,挽救走向死胡同的趙氏王朝,還夢寐以求地要洗刷國恥,驅(qū)除北方蠻夷,恢復漢唐以來的遼闊版圖。 為此,宋神宗迫切地希望尋找到一位砥柱神州的賢臣良相,來輔佐自已實現(xiàn)輝煌的夢想。 他首先把目光投向了翰林學士司馬光。神宗即位之初,司馬光呈上他編撰的一部分《通鑒》作為帝王治國的教科書。宋神宗讀后大為欣賞,親自賜名《資治通鑒》,還將自已的御用藏書盡賜于他,希望有助于此書的編撰。 朝堂之上,司馬光開始對宋神宗侃侃而談。 但一番晤對后,宋神宗大失所望。司馬光盡管擅長總結治國之道,可一落到現(xiàn)實問題上他的進諫就于事無補,說來說去無非就是要選拔賢才、賞罰必信之類的老生常談,了無新意。 宋神宗又把目光投向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元勛重臣,曾經(jīng)和范仲淹一起主持過慶歷新政的老臣富弼。念及富弼年事已高,行動不便,宋神宗還特地把接見地點選在內(nèi)東門小殿,特許恩準富弼乘坐肩輿,由他的兒子扶著進宮相見,以示特殊禮遇。 宋神宗迫不及待地向富弼請教,如何對付遼和西夏的連年侵擾,有無把握在邊境打上幾場勝仗? 老態(tài)龍鐘的富弼似乎洞穿了皇帝的心思。他微閉雙眼,不容質(zhì)疑地勸導:陛下剛剛即位,應當以安靜為第一。愿陛下二十年之內(nèi)都不要提用兵打仗一事! 宋神宗聽完,默然良久。他想不到這位慶歷年間意氣風發(fā)的變法者,如今卻蛻變成只知讀經(jīng)念佛的好好先生。君臣尷尬地沉默之后,富弼顫巍巍地告辭而出。 宋神宗茫然四顧,卻找不到一個與他志同道合的臣子,失望的涼意涌起在他心頭。 正當愁眉不展之際,一位特立獨行的人物,進入了宋神宗的視線。這位正在江寧授徒講學、沒有任何官職的一介布衣,卻早已讓宋神宗久聞其名,如雷貫耳。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 舍我其誰
宋神宗繼位的這一年,四十七歲的王安石已經(jīng)名揚天下,士大夫無不以與他結識為榮耀。但奇怪的是歷經(jīng)宋仁宗、英宗兩朝,已經(jīng)為官二十五之久的王安石,卻只是官場上一名微不足道的小配角。真正讓他聲名鵲起的,乃是他的才華橫溢和絕世孤高。 正因這份敢與圣人比肩的才華自信,翻遍一部浩瀚無垠的中國歷史,也很少能夠找到像王安石這樣譽滿天下,謗亦滿天下的人物了。無論生前身后,他都是滄海茫茫中破空而來的一只稀世之鳥,那凄絕高傲的一聲聲驚鳴長嘯,在滾滾塵世中掀起的萬鈞雷霆,至今余音不絕,毀譽難分。 王安石像 中國歷來有“郡縣治,天下安”的說法,對于別人而言純屬苦差事的地方官,王安石卻一直樂此不疲。他輾轉四方做地方官的時間長達十八年,先后做過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府知府等。他念念不忘的是“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把做地方官看成篤干務實、造福百姓的最好機會。打鐵還需自身硬,正是這些基層經(jīng)歷極大豐富了他的從政經(jīng)驗,使他對這個復雜帝國的疑難雜癥熟稔于心,看到變法圖強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然而雅士如林,知音難覓。王安石胸懷天下的鴻鵠之志,同樣沒有幾個人真正懂得。 嘉祐三年(1058),以寬厚著稱的宋仁宗,收到了一封不同尋常的的奏章,這就是王安石著名的《上神宗皇帝言事書》。這篇名噪一時的奏章,既是一篇令人警醒的盛世危言,又是一套深思熟慮的改革綱領。 那一年王安石剛滿三十八歲,年富力強,銳氣正盛,被朝廷任命為負責管理財政的中央三司度支判官。十八年的地方基層任職,王安石踏遍山南水北,遍察民生疾苦,對宋王朝的世情、民情、政情有了深刻的了解,逐步認識到北宋帝國外強中干的深層危機。特別是擔任三司度支判官后,他了解到國家財政危機已經(jīng)嚴重到觸目驚心的程度。在寫給宋仁宗的這封激蕩著理想和才識的萬言書中,他大膽揭露了北宋王朝危如累卵的嚴峻現(xiàn)實,尖銳指出貴族官僚們采取的守舊措施“無補于世”,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 強烈的擔當來源于堅定的自信。這份苦心孤詣的萬言書,凝聚著王安石多年從政經(jīng)驗的心血智慧,也是他后來推行變法的思想先導。他把這份重要的改革方案進獻宋仁宗,未嘗不是一次舍我其誰的毛遂自薦,希望能像當年的范仲淹那樣輔佐仁宗,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續(xù)完成宋王朝半途而廢的變革大業(yè)。 然而時間在一天天焦慮的等待中過去,王安石并沒有等來宋仁宗只言片語的回復。今天,所有的史料中都無法找到宋仁宗對于這封上書的反應。耿耿忠心卻如石沉大海,生性倔犟的王安石不甘失敗,又連續(xù)三次上書,都沒有得到仁宗的任何回應,這才讓他的心徹底涼了下來。 道不同,則不相為謀。他不愿待在京城做一名尸位素餐的京官,更不愿和這些茍且偷安之輩共事為伍。嘉祐五年(1060)四月,宋仁宗皇帝召王安石為同修起居注,記錄皇帝的起居言行。面對這樣一個皇帝近臣的顯赫職位,換作別人早就趨之若鶩,王安石卻以資歷尚淺,難當大任為由,上書辭謝達七八次之多。 宋仁宗派太監(jiān)將詔書直接送達王安石府邸,他竟然躲進廁所拒不受詔。太監(jiān)無奈之下只好將詔書放到桌子上,回宮復命。不料王安石派人追上使者,硬把詔令塞回那位太監(jiān)懷里。兩人多次拉鋸推托,無法回宮復命的太監(jiān)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王安石這才迫不得已接受了任命,這位千古“拗相公”的個性可見一斑。 嘉祐八年(1063)宋仁宗逝世。這年八月,王安石母親也在開封去世。王安石借此機會趕緊辭官返鄉(xiāng),后來盡管朝廷再三征召,王安石堅決不去汴京復職。 “往事悠悠君莫問,回頭。檻外長江空自流。”他登高望遠,徒然長嘆,唯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在王安石心中,仁宗也好,英宗也罷,都不是可以共圖大業(yè)的默契知音。誰能懂得他的滿腔心事,一懷愁緒? 一個大有作為的時機,終于到來了。求賢若渴的宋神宗屢次托人傳來真誠的召喚。經(jīng)過多方用心良苦的微妙試探,王安石終于摸清了宋神宗富國強兵的堅定決心。熙寧元年(1068)四月,宋神宗詔令王安石為翰林學士,進京授命。 這一次王安石再也沒有推辭。一位矢志圖強、力挽狂瀾的年輕君主,一位運籌帷幄,蓄勢待發(fā)的千古雄才,終于像在青天白日里,太陽和月亮走碰了頭,他們注定要開始一場狂飆突進的偉大旅程了。 四月紅火的朝陽照映在宣德門上,讓雄偉的城門顯得格外明亮。垂拱殿上端坐著神宗皇帝,王安石緩緩走進深宮大門,從此走向縱橫捭闔的歷史舞臺,走向風云變幻的山河大地。剛聽說王安石到達京城,宋神宗便迫不及待打破常規(guī),詔令他越級晉見。 歷史上千古流芳的君臣際遇,又一次在血氣方剛的皇帝和閱歷深厚的老臣之間發(fā)生了。秦孝公以國士之禮厚待大自已十歲的商鞅,宋神宗也將比自已大二十七歲的王安石視為神交已久的師者。王安石莊重地向皇帝叩頭請安,君臣相見的剎那之間,彼此似乎早有默契。宋神宗和顏悅色地說:在歷代皇帝中朕最佩服的就是唐太宗了,希望我們君臣齊心,共同實現(xiàn)振興大業(yè)。 熙寧二年(1069)二月,宋神宗頒布諭旨,正式任命翰林學士王安石和唐介、趙抃三人為參知政事,即副宰相。老臣富弼和曾公亮被任命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正宰相。 在宋神宗的支持主導下,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拉開序幕。
得君行道 誰也料不到,宋神宗煞費苦心搭建的變法班子,竟然很快就難以正常運轉了。 這個暮氣沉沉的變法班子,注定了短命的結局。這套人馬除王安石四十八歲外,其他四位都是六七十歲的老朽之人,不僅年紀偏大,思想尤其保守。時人曾以佛家的“生老病死苦”諷喻這五人的特點: “生”指王安石“生猛”,他生機勃勃,全力以赴銳意變法; “老”指右相曾公亮,素以老成持重聞名,但也因此退縮無為,首鼠兩端; “病”指左相富弼,他因不滿新法而稱病不出; “死”指參知政事唐介,此時他已重病在身,晉見皇帝都無法站立。他因反對新法而憤懣郁積,不到兩月后就去世; “苦”指參知政事趙抃,他對變法意見也不少,但又無力阻止,每見新法出臺,只好叫苦不迭。 整個變法班子中,曾公亮年老無為,富弼動輒稱病,唐介后來被活活氣死。宋神宗既然矢志不渝地推動變法大業(yè),為何要安排這樣一個互相掣肘的領導機構? 原來,北宋自開國以來,歷代皇帝都唯恐大權旁落,為嚴防宰輔大臣或某一派系專權篡政,總是同時任用政見不同的大臣互相牽制,而且加重諫官御史們的劾奏之權,這就是宋王朝屢試不爽的祖宗家法——“異論相攪”。 宋神宗雖然年紀輕輕,但對于秘而不宣的帝王心術,同樣熟諳于心。他和王安石因為共同的變法理想走到一起,但理想一旦落腳到權力的世界,很快便如化學反應一般發(fā)酵出難以預測的奇怪變化。 宋神宗一心把王安石和富弼捆綁在一起,正是他雙重性格的一種投影。 王安石的眼里永遠揉不下沙子,他對這些飽食終日、無所作為的老官僚深惡痛絕。他對宋神宗抱怨道,富弼智略平庸,只不過擅長博取流俗虛名,一旦天下有事,這樣的人何以扶危救傾,必誤國之大事! 王安石毫不掩飾自已對于新內(nèi)閣的不滿之情。在他心目中,秦孝公竭盡全力支持商鞅變法,才是“得君行道”的千古典范。他循循善誘地向神宗講起秦國初行變法時,商鞅事先向秦孝公申明“疑行無名,疑事無功?!闭蛴辛饲匦⒐膱远ㄖС?,秦國變法才最終得以成功。他耐心地勸誡神宗,當今之急務,只在于十二個字:“變風俗,立法度”,“長君子,消小人”。 這一天君臣議政時,王安石突然向宋神宗提出了一條石破天驚的重大建議:單獨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使之成為主持變法的總樞紐。宋神宗面露難色,王安石給他出了一道天大的難題。 這條建議一旦實行,將極大削弱朝廷原有理財機構三司的權力,擴大宰相的權力范圍,這不但是宋朝開國以來財政體制的巨變,也是政治體制的重大變革。 宋代政治機制歷來以分權為核心,宰相只管政務,樞密使管軍務,三司管財務,互不干涉,直接對皇帝負責,形成三駕馬車并駕齊驅(qū)的政治權力結構。尤其是整個北宋前期,三司使一職乃是全國最高財務官員,地位只居于皇帝一人之下。王安石竟然要求改變政體,另起爐灶,把政務、財權都集中到條例司一家手里,這可是違反祖制的忤逆之事。 但在王安石看來,變法必須高度集權,才能政令暢通,而中書、樞密、三司各自為政,難以統(tǒng)攬全局,往往出現(xiàn)財政匱乏而樞密增兵不止,百姓窮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卻只能坐視無為的現(xiàn)象。這種行政機制事權分散,效率低下,很多變法主張因為推諉扯皮,甚至根本就送不到神宗那里。王安石決心拋開一切掣肘,組建完全由自已指揮的變法班子。 宋神宗經(jīng)過一番激烈的思想斗爭,滿腔熱忱的變革愿意最終戰(zhàn)勝了優(yōu)柔寡斷。他不但同意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還特許王安石“親命近臣,辟選官屬”,使他掌控條例司成員的任命權,使這個機構繞過內(nèi)閣,成為直接聽命于皇帝的變法總部。 得到宋神宗的尚方寶劍,王安石開始物色可以獨擋一面的變法人才。而就在王安石緊鑼密鼓地籌備變法之時,朝廷內(nèi)已經(jīng)火藥味撲鼻了。 圍繞是否設立條例司這個機構,引起一場軒然大波。士大夫們迅速排班站隊,從此點燃新舊黨爭的導火索,將朝廷上下攪得翻江倒海,再無安寧之日。 朝廷的諫官們紛紛上書指責條例司“名分不正”,破壞祖宗體制,必須立即取消。在排山倒海的非議聲浪中,反對最為激烈的就是司馬光。他頻繁上書神宗,認為治理天下如同修葺房屋,“非大壞不更造”,而王安石對三司主財制度的破壞,就是不折不扣的侵權生事之舉。 面對一片反對變法的聲浪,宋神宗堅定地站在王安石一邊。經(jīng)過一番激烈的斗爭,王安石走到了政治舞臺的中心。制置三司條例司以驚人的能量迅速擴張權限。它不但成為一言九鼎的中樞立法機構,還將從三司侵奪的中央財權收于王安石一人之手,并染指立法權、行政權與監(jiān)察權,其權柄之重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黃塵飛揚的官道上,從京城汴梁出發(fā)的一隊隊官員飛奔向四面八方。條例司設立后的短短一個多月,王安石就自已派出第一批官員下到基層,調(diào)查了解各路情形,為制定新法提供參考。 這道命令一經(jīng)發(fā)布,又引發(fā)了更加激烈的反對浪潮。宋代制度規(guī)定,派遣使者出朝巡行地方,必須經(jīng)中書議決,皇帝批準。所以這支隊伍一出發(fā),立刻引發(fā)爭議。侍御史劉述言辭激烈地上書指責道,王安石執(zhí)政不過兩月,不僅自已開局設官,還派出使者驚駭四方。愿陛下早將這種言行乖戾之人罷逐,以慰天下人心。 王安石執(zhí)拗倔強的本性開始爆發(fā)了。 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執(zhí)著堅定,一直是王安石的性格本色。在儒家圣賢中,他最敬重孟子那種百折不回的堅毅性格,和不為流俗所動的驚天大勇。對于各種謠言誹謗,王安石都像蛛網(wǎng)一樣輕輕抹去。為此他借《眾人》一詩自勵道:“眾人紛紛何足競,是非吾喜非吾病。頌聲交作莽豈賢?四國流言旦猶圣。” 變法開始前,對于各種早已料到的詆毀,他根本不屑一顧。為了宣示堅定不移推進變法的決心,王安石不惜先拿皇族宗室開刀,動手解決困擾大宋百年之久的皇親國戚授官過濫的問題。 宋代統(tǒng)治者對待皇族相當優(yōu)厚,只要是趙氏皇家宗親,不管有無真才實學,都可以憑借血緣“列之高爵,置之重位”,享受高官厚祿。尤其是皇室成員從七歲開始就能“賜名授官”,連襁褓中的嬰兒也受封成為朝廷命官。他們長大后升遷迅速,“自初除小將軍,七遷至節(jié)度使,遂為定制”,惹得那些出身寒門的士子早就心懷不滿。 王安石要在太歲頭上動土了。熙寧二年(1069)十一月,王安石制定《裁宗室授官法》,明確規(guī)定只有趙弘殷、趙匡胤、趙光義三族后裔中的每一支,每一代保留一個名額,選擇一位賢良為公爵,其他公爵全部廢除。不再給予五服以外的宗室子弟賜名、授官、享受國家補貼的特殊待遇,宗室子弟從此一律經(jīng)過考試選拔后方可任官。 這幾項規(guī)定出臺后,朝廷財政開支一下節(jié)省將近百分之四十,成效十分顯著。宋神宗自然十分高興,但王安石對于皇族宗室的裁抑改革,使皇室成員的既得利益嚴重受損,這些人不敢去與宋神宗爭辯,就把仇恨的怨氣全部撒在了王安石的身上。 經(jīng)過一番密謀后,有一天宗室子弟們集體守住王安石下朝的必經(jīng)之路,一擁而上攔在王安石馬前,高聲呼喊哭訴:“我們都是宗廟的子孫,奉告相公要看祖宗的面子?!蓖醢彩粸樗鶆?,義正詞嚴地厲聲喝斥道:“即使祖宗世代遠了,也要從祖廟中遷出,何況你們!”這些養(yǎng)尊處優(yōu)的龍子鳳孫哭鬧無望,只得無奈散去,但對王安石產(chǎn)生的切齒仇恨卻一直埋在心里。 王安石的宗室改革措施,這一次罕見地收獲了廣泛的贊譽,就連激烈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富弼、司馬光等人都認為此舉深得民心,表示堅決支持。蘇軾更是用“深計遠慮,割愛為民”八個字給以高度評價。 在共謀變革的精神世界中,宋神宗與王安石君臣二人志同道合。但在現(xiàn)實的權力世界中,卻分別是君權和相權的中心,周圍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權力集團。王安石身邊不斷有人提醒他必須加強相權,以防小人乘虛而入,宋神宗身邊更不斷有大臣勸諫他君權不可旁落。這樣一來,就給不斷揣摩帝王心態(tài)的臺諫勢力提供了制造矛盾的機會。 一場看不見的風暴,在旋渦的中心悄無聲息地醞釀。 熙寧二年(1069年)六月的一天,御史中丞呂誨昂然上殿,公開打響了反對王安石的“第一槍”。這位深受司馬光賞識的著名諫官以凌厲敢言著稱,行事偏激狹隘,是一位極難對付的厲害角色。 大殿之上,呂誨慷慨上奏,大聲攻擊王安石是一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樸野,中藏奸詐”的奸臣,他彈劾王安石的“十大罪狀”觸目驚心,每一條都足以置其于死地。這十條罪狀中,除了彈劾王安石慢上無禮、好名欲進、徇私報怨等,其中最要害的就是最后一條“動搖天下”,指責王安石以創(chuàng)設制置三司條例司為名,包攬兵權財權,挑戰(zhàn)祖宗家法,擾亂國家體制,禍國殃民,遺害無窮。 生性自負的呂誨這次下定決心,“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既然敢于挑戰(zhàn)如日中天的王安石,他就沒有打算全身而退。退朝之后,呂誨回到家中收拾好行囊,告別妻兒父母,從容等待朝廷降罪,完全是一幅“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架勢。 面對呂誨的強勢挑戰(zhàn),王安石這回決心奉陪到底。他向神宗連上兩道奏章,請求辭職。宋神宗極力勸導挽留,王安石不為所動。在還沒有正式得到神宗的答復之前,王安石就果斷稱病罷政了。 球被再次踢到了宋神宗的腳下。變法初期,宋神宗在重大決策中,曾有意引導持不同意見者各抒己見,以有利于決策的完善與改進。但是在“異論相攪”的政治文化氛圍下,論辯雙方的思想抵觸情緒不但未能縮小,反而不斷加大,以至達到勢不兩立的地步。宋神宗對于臺諫官員催化黨爭、阻擾變法的行為日益不滿,這次他讀了呂晦的奏折十分生氣,如果再不果斷控制臺諫,堅決罷免那些反對變法的官員,王安石如何信任朝廷變法的決心? 于是在家待罪的呂誨等來了一紙貶書,被出知鄧州。呂誨的貶謫讓王安石與反對變法的臺諫官員徹底翻臉。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最終控制了臺諫勢力,四年之內(nèi)罷免了十九位臺諫官,有力遏制了反對派的勢頭。 王安石重新上朝理政,富弼只好稱病請假。宋神宗順水推舟地同意了他告老還鄉(xiāng)的請求,這樣,實際上由副宰相王安石一人獨攬大權了。 施展抱負的舞臺終于搭好了。王安石決心以霹靂之手段,扶大廈之將傾。他要從荊棘蠻荒之地,開辟出一條前所未有的道路。
盤根錯節(jié) 公元1069年7月,歷經(jīng)一年零三個月的醞釀籌備,隨著《均輸法》率先在全國頒布實施,王安石正式拉開了變法的大幕。 古老的帝國,正經(jīng)歷著一場亙古未有的山河巨變。 朝廷的信使日夜不停地奔馳在驛道上,一部部新法應接不暇地飛送各路州縣,官吏們手忙腳亂地接過這些新鮮而陌生的新法條文。 王安石迅速推出了涉及財政、稅收、農(nóng)業(yè)、兵制、科舉等諸多方面的改革法令: 均輸法于熙寧二年(1069)年七月頒行; 青苗法于熙寧二年(1069)年九月頒行; 農(nóng)田水利法于熙寧二年(1069)年十一月頒行; 免役法于熙寧二年(1069)十二月在部分地區(qū)試行,熙寧四年十月正式頒布實施……
隨著新法絡繹不絕地頒布施行,變法派和反對派的激烈對抗迅速升溫。北宋政壇黑云壓城,山雨欲來,籠罩在一片喧囂和躁動中。 在所有新法中,青苗法是一項事關國計民生的根本大法,也是王安石最充滿信心的一項變法舉措。因為這項法令凝聚著他對解決帝國危機的深層思考,還有他早年治理鄞縣時的成功實踐作為牢固基礎。 北宋時期,官僚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同時還通過高利貸盤剝貧苦農(nóng)民。王安石早在做鄞縣縣令的時候,長常奔走在民間基層,對百姓困苦有著非常深刻的了解。他親眼看到,每當青黃不接的時候,豪強大戶乘勢向農(nóng)民放高利貸,規(guī)定以兩倍以上的利息償還。農(nóng)民無力償還時,只得被迫把賴以謀生的土地抵押給高利貸者。于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許多窮苦百姓因此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王安石決心讓農(nóng)民走出這種惡性循環(huán)的生存困境。他冒著很大的風險,在鄞縣開始實施一項前所未有的變革措施:“貸谷于民”,即在農(nóng)民急需糧食種子的春季,將官府的儲糧借貸給農(nóng)民,約定待秋收之后本息償還。這樣農(nóng)民能以付出少量利息度過糧荒,而官府倉庫的存糧也能新陳相易。 王安石治鄞 這項官民兩利的新政受到鄞縣百姓的熱烈擁戴,他們對于王安石的恩德莫齒不忘,在鄞縣自發(fā)為王安石建造生祠,虔誠供奉,香火鼎盛。 青苗法在鄞縣的成功嘗試,給了王安石巨大的信心。多年后當他入主朝廷中樞,執(zhí)掌治國大權,對這項法令念念不忘,一心要將其向全國推廣。 但令王安石反始料未及的是,這項他最引以豪的青苗法,卻最先引爆輿論的火山,在朝廷掀起第一輪反對的怒潮。 熙寧三年二月一日,判大名府的老臣韓琦上了一道長達幾萬言的奏章,極言青苗法的弊端。這封奏疏如同晴空霹靂,將宋神宗的愉快心情一掃而光。皇宮里明滅不定的燈光連續(xù)幾天晚上沒有熄滅,宋神宗挑燈夜讀韓琦的奏疏,不由得長吁短嘆,寢食難安。 在這封奏疏中,韓琦針針見血地歷數(shù)青苗法實施以來的種種弊端。他指責青苗法誤國害民的根源在于強行攤派,使老百姓怨聲載道,苦不堪言。韓琦詳細描述了一些官員在推行青苗法時的不法行為:富裕上戶不愿借貸青苗錢,當?shù)毓俑惆侔阃?,加害于人;貧窮百姓因為難以還貸只好賣田賣地,償還本息,導致民不聊生。 為了證明自已所言非虛,韓琦隨同奏章呈上一道“殺手锏”:在青苗法實施過程中,地方官員強迫百姓貸款的告示原件。 朝廷百官反對青苗法的風潮不過是冰山一角,下面蘊藏著更為深層的玄機。 王安石變法不僅觸動了權貴集團的奶酪,還與北宋不抑兼并的基本國策產(chǎn)生強烈沖突。趙宋祖宗明確提出“與士大夫治天下”,宋太宗趙光義曾為此解釋道:“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爾。緩急盜賊竊發(fā)、邊境擾動,兼并之財,樂于輸納,皆我之物?!壁w宋王朝出于鞏固統(tǒng)治的需要,不但保障官僚富豪階層的政治特權,還特許他們擁有獲取兼并利益的經(jīng)濟特權。 如今王安石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試圖觸犯作為“衣冠之人”的豪強兼并之家的利益,自然捅了一個最大的馬蜂窩,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激烈反對。 讀罷韓琦這道材料充分、語氣誠懇的奏章,宋神宗深感事態(tài)的嚴重性。 如果說其他人反對新法尚有不問是非之嫌,但對于元勛重臣韓琦,宋神宗絕不可等閑視之。韓琦不僅只是他的普通臣僚,還對他有著不可忘記的深恩厚誼。 原來,宋仁宗趙禎晚年無子,他遲遲不肯另擇儲君。當時宮廷各方明爭暗斗,覬覦皇位者大有人在。危急之時,宰相韓琦聯(lián)合大臣富弼、文彥博、司馬光等人,從穩(wěn)定天下人心出發(fā),不顧皇家忌諱,不厭其煩地奏請仁宗立儲。最后宋仁宗在萬般無奈之下,只好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趙允讓第十三子趙曙為皇子,這就是后來的宋英宗。 由于命運的偶然垂青,宋英宗一波三折才得以承繼大統(tǒng),不料即位不久就因精神患病,與仁宗皇后曹氏產(chǎn)生重重矛盾。在宋英宗幾近被廢的危險時刻。韓琦又悉心調(diào)停他們的母子關系,堅決維護宋英宗的帝位。直到四年后英宗逝世,韓琦又擁戴其子趙頊繼承帝位,是為宋神宗。宋神宗怎能忘記韓琦對他們趙氏父子兩代人的擁立之功,又怎能不對他的勸諫三思而行? 第二天,宋神宗召集執(zhí)政諸臣曾公亮、王安石、陳升之等入朝,把韓琦的奏章遞給他們看,心情沉重地說:“韓琦真忠臣也!雖在外,不忘王室。朕以為新法可以利民,不意其害民如此!” 此時的王安石倍感壓力,心情十分復雜。對于青苗法實施后出現(xiàn)的諸多問題,他同樣夙夜不安。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這個龐大的帝國實在是太復雜了。韓琦的奏章并非空穴來風,青苗法的實施因人因地而異,有的官員不體諒朝廷的惠民本意,一心通過多散青苗錢邀功爭利,獲得升遷機會;有的人挖空心思試圖從中漁利;有的人則因事務繁雜而怨聲載道,敷衍了事。 變法是否有效,不僅在于好的頂層設計,更在于沒有偏差的有效執(zhí)行,這就需要整個官員隊伍的良好配合。司馬光等人不斷攻擊王安石為了推行新法不惜黨同伐異,專用小人,可王安石的滿腹苦衷卻無人理解。 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但宋王朝的國家機器早就銹跡斑斑,難以運轉,嚴重阻礙了行政效能的正常發(fā)揮。滿朝上下那些所謂的正人君子,除了不斷反對謾罵圍攻新法,又有幾人愿與王安石為伍,為他所用?依靠官僚體系變法,必然觸及祖宗樹立的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很難獲得官員們的廣泛認同和擁護,因為他們不可能幫助王安石去切分自已的利益蛋糕。 蘇軾多次上書指責王安石“求治太急,進人太銳”,王安石只能悲涼地感慨道:“洪水是不等人的,不可能等到有了治水之人它才爆發(fā)。上古時期的大臣中只有鯀能夠治水,所以即使他是本族禍害,也不能棄之不用啊?!?/span> 韓琦上書之后,眼見宋神宗開始動搖,大有罷廢青苗法之意,王安石心急如焚,據(jù)理力爭。他承認新法在執(zhí)行中確實發(fā)生了一些問題,但這不是新法本身有錯,而錯在執(zhí)行不當。變法是由問題倒逼而產(chǎn)生,也只能在不斷解決問題中才能得以深化完善。王安石苦苦勸諫神宗,青苗法是新法中第一個全國性大法,如果半途而廢,變法事業(yè)必然遭到嚴重挫折,反對派一定會借機卷土重來。 年輕的神宗皇帝頭一次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白天他剛被王安石說服,晚上回到內(nèi)宮面對一大堆反對派的奏章,他幾番猶豫之下又覺得青苗法必須停止,否則天下肯定要出亂子。 變法陷入空前的危機之中,一場充滿火藥味兒的角逐在暗中發(fā)酵。在一次朝堂爭論中,其他大臣又開始對青苗法大加指責,寶座之上的宋神宗沉默不語,不置可否,王安石終于忍不住勃然大怒,慷慨激昂地對神宗說:“臣論此事已數(shù)十萬言,陛下尚不能無疑,天下還有何事可為?”言罷拂袖而去。第二天,宋神宗就收到了王安石稱病辭職的奏章。 面對各方力量的進逼,宋神宗心事重重,十分苦悶。作為趙宋子孫,他原本牢記祖宗教誨,對大臣專權倍加警惕,但變法以來對王安石無不言聽計從,不惜委曲求全,容忍相權一再擴張,連另一位宰相曾公亮也不禁感嘆:“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span> 宋神宗對王安石動輒稱病求去無可奈何。心亂如麻之際,宋神宗令司馬光代筆起草一道詔書,駁回王安石請辭的奏章,敦促他盡快上朝視事。 一直在暗中等待機會的司馬光,陡然看見一絲反攻的亮光。他決心利用這一天賜良機給予王安石狠狠一擊。鋪開筆硯,思慮良久,司馬光使用春秋筆法,把自己的情緒釀入筆端,借宋神宗的口吻把王安石痛斥了一番: “朕以卿才高古人,名重當時,召自巖穴,置諸廟堂,推忠委誠,言聽計用,人莫能間,眾所共知。今士大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處便安。卿之私謀,固為無憾,朕之所望,將以委誰?” 這哪里是勸王安石復出的詔書,分明是整個反對派對王安石的口誅筆伐!皇帝這么信任你,你卻登鼻子上臉,丟下個變法爛攤子自已去躲清閑,你還把皇帝放在眼里嗎? 司馬光擱下筆墨,不由得意地頷首微笑。他深知這位“拗相公”的脾氣舉朝皆知,他故意要借皇帝的名義激怒這頭犟牛,從而一舉將他逐出朝堂。 生性耿直的王安石果然中招了。接到這道詔書,他錯愕不已,憤怒之余立即奮筆“抗章自辯”,更加堅決地提出辭職歸田的要求。 看到王安石的奏章,宋神宗大吃一驚。如果失去了王安石這道頂梁柱,剛剛開始的變法大業(yè)豈不成了空中樓閣?宋神宗是一位不憚改過的君主,他十分后悔自已百密一疏,立刻親筆給王安石寫了一封語氣誠懇的道歉信:“這封詔書乃因我催促太急,又未能詳細審閱,今日一見,非常慚愧!” 司馬光顯然低估了宋神宗對王安石的信任依賴。他無論如何想不到,皇帝竟以萬乘之尊,白紙黑字地主動向臣屬道歉。事實上,宋神宗對王安石的支持關照非同一般。有時王安石生病了,宋神宗便坐立不安,一天之內(nèi)數(shù)度派遣御醫(yī)上門探視診治。他數(shù)次推心置腹地對王安石說,您不但是我的臣子,更是我的老師。像我們這種互相信任的君臣關系,古往今來能有幾人? 宋神宗再三派來使者懇辭挽留,王安石的怒火才漸漸平息。當司馬光正暗自欣喜計謀得逞時,卻沮喪地發(fā)現(xiàn)王安石重新出現(xiàn)在朝堂之上。宋神宗不但與王安石盡釋前嫌,還情出于心地當面解釋道:“青苗法一事,我確實為眾論所惑。這些天反復思量,此事一無所害。” 一場因為青苗法而起的風波,終于以王安石的勝利而告終。
明槍暗箭 千百年來,多少渴望得君行道的賢臣名將,在了卻君王天下事的同時,也把自已送上毀滅的道路。危機一旦緩解,威福自專的皇權,最終會與相權產(chǎn)生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沖突,這是一道注定無解的專制死結。宋神宗雖有勵精圖治之心,但終其一生都對變法事業(yè)處于搖擺不定之中。他對王安石的敬重信任漸漸轉化為不滿情緒,對一些新法措施也表現(xiàn)出越來越強烈的懷疑。一直在伺機反撲的反對派乘勢興風作浪,將宋神宗與王安石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裂痕撕扯得越來越大。 熙寧五年(1072)八月的一天,宋神宗正欲退朝之際,突然殿下有人高喊有本要奏,此人是崇文殿校書唐垌。唐垌小有才名、積極擁護變法,被王安石重用為崇文館校書。但王安石很快發(fā)現(xiàn)此人自私偏激,實在難堪大用,遂與之日漸疏遠。一向自視頗高的唐垌遂與王安石反目成仇,開始激烈反對變法,連續(xù)向宋神宗上書二十多道奏章彈劾王安石。 這次面對唐垌的突然發(fā)難,宋神宗勸說唐垌如果有事明天上朝再議,唐垌哪里肯依。神宗又勸他到后殿面奏,唐垌大聲宣稱:“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為陛下一一陳之?!?/span> 正當相持不下,眾皆愕然之時,唐垌突然一聲斷喝:“王安石近御座前聽札子!” 從來能言善辯的王安石此時猝不及防,一時面紅耳赤,不知如何是好。宋朝開國百年來,還從不曾有人膽敢對宰相如此粗暴無禮。 唐垌步步緊逼,厲聲喝斥道:“在陛下面前你都敢如此輕慢,在外邊如何飛揚跋扈可想而知!” 王安石被驚得目瞪口呆,腦袋嗡嗡作響,不由自主地向前走了幾步。 唐垌胸有成竹地掏出一道長長的奏章,抑揚頓挫地開始大聲宣讀。在這道聳人聽聞的彈劾奏章中,唐垌為王安石羅列出的罪狀竟達六十余條,其核心內(nèi)容是攻擊王安石專權害政,引用親黨,天下只害怕王安石的權威,而不知陛下的恩賞。御史言官從不敢彈劾王安石和他的黨羽,這些人就是王安石的鷹犬,哪里還是陛下的耳目? 唐垌每列數(shù)完一條罪狀,就咄咄逼人地追問道:請陛下宣諭王安石,臣所言虛耶,實耶? 訓斥完王安石之后,唐垌最后竟直接將矛頭指向宋神宗:“陛下不聽臣言,不得久居此座?!?/span> 侍衛(wèi)、近臣們聽到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論,無不相顧失色。 唐炯讀完后,大殿里面的空氣緊張得都凝固了,甚至能清楚聽到人們急促的呼吸聲。宋神宗一時也不知說什么好。 唐垌讀完洋洋灑灑的奏章,旁若無人地揚長而去,自已乘馬直出東門到永寧院待罪去了。 大殿之上寂靜無聲。王安石被罵得狗血淋頭,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宋神宗也一時不知所措,他喃喃自語地問王安石:“這是怎么回事?唐垌難道瘋了嗎?”王安石憤然道:“陛下不必理會這個妄人,他背后肯定有人指使?!?/span> 但是耐人尋味的是,對于如此重大的一件擾亂朝綱的大案,宋神宗對唐炯的處分卻并不是太嚴厲。不久,唐炯被貶為潮州別駕,韶州安置。 事情雖然暫時平息,但卻對宋神宗與王安石的關系起到了一種極其微妙的催化作用。唐垌再三警告宋神宗當心大權旁落,不要受王安石擅權蒙蔽,這看似不合時宜的狂癲之語,卻無意中觸動了宋神宗最為警覺的那根神經(jīng)。唐炯鬧殿雖然過于莽撞,但神宗對他這種不顧生死的忠君之舉卻不無好感,史書記載“上意雖寤,亦不深怒”。面對反對派越來越兇猛的進攻,原本堅如磐石的君臣關系,陷入更加復雜的政治漩渦中。 熙寧七年(1074)三月二十日的深夜,北宋三司使最高長官曾布徹夜難眠,左右徘徊,面臨著一次人生的重大抉擇。 這天晚上,他收到了來自皇宮的一道神秘手令,發(fā)令者竟然是皇帝本人。這種越過宰相直接向三司使長官夜下手札的方式本身就極不尋常,而宋神宗手札的內(nèi)容更令曾布大吃一驚:最近聽聞市易務買賣貨物,有違朝廷當初立法本意,妨礙百姓經(jīng)營,致使民怨沸騰,深惡痛絕,現(xiàn)特命你詳加調(diào)查,盡快上奏。 曾布原本只是低級官僚,被王安石提升重用后一躍龍門,進入最高權力中心,在變法派中發(fā)揮出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以致于連反對派也攻擊曾布是王安石的“心腹爪牙”。 接到宋神宗的秘密手札后,曾布再三分析其中的玄機。此前,他早就知道宋神宗對執(zhí)行新法的機構市易務的所為多有不滿。主持市易務的官員呂嘉問依仗王安石為其撐腰,氣焰熏天,根本不把上司曾布放在眼里。為了盡量聚斂創(chuàng)收,呂嘉問動用一切手段嚴酷打擊敢于和市易務爭搶買賣的市井商人,小則鞭笞,大則收監(jiān),那些貨物扣、傾家蕩產(chǎn)的民間商人,對呂嘉問莫不切齒痛恨,怨聲載道。 接到宋神宗的手諭后,擺在曾布面前的只有兩條道路:一是遵從宋神宗的旨意,嚴查市易案,這也意味著與變法派反目成仇,尤其是得罪恩師王安石;另一種選擇是對皇帝的密詔陽奉陰違,幫助王安石共渡時艱,維護新法。 反復權衡后,曾布決定選擇拋棄王安石,和宋神宗站到一起。這樣既可以得君王之心,增加自己的政治籌碼,還可以借此打擊驕縱的下屬呂嘉問,可謂萬無一失,一箭雙雕。 第二天,曾布即把搜集到的呂嘉問不法之舉奏報宋神宗。史書上關于此事的記載頗值玩味,宋神宗聞言“瞿然喜見于色”。神宗還當場嘉勉曾布說:“必欲考實現(xiàn)狀,非卿不可?!?/span> 如此一來,曾布無異于公開宣布自己從此與變法派決裂。他受命調(diào)查市易務案盡管不是完全出于公心,但他向神宗匯報的呂嘉問部屬違法亂紀現(xiàn)象卻大體屬實。 得知此事,護法心切的王安石感到既震驚又憤怒。他沒想到最得力的助手曾布竟然背叛自已,“沮害”新法,而宋神宗為何支持曾布,也令他百思不解。在王安石眼里這場斗爭表面上是造謠中傷呂嘉問,實質(zhì)是針對新法的反攻倒算。 王安石終于感到一種無法支撐的疲憊之感。變法以來,他每行一事無不飽受攻擊,而如今變法派內(nèi)部的自相殘殺,親痛仇快,更令他心灰意冷。這一年他連續(xù)作詩多首,表達出激流勇退、歸隱田園的心情:“黃塵滿眼衣可濯,夢寐惆悵何時還?”“回首江南春更好,夢為蝴蝶亦還家?!?/span> 王安石連續(xù)上表懇求辭職,宋神宗雖然一如從前挽留,但已經(jīng)明顯是故作姿態(tài)的客套了。王安石辭去相位后,君臣依依惜別,良久無語。宋神宗最后賜王安石黃金百兩,十分體貼地說,我知道你平日為官清廉,又不善持家,想必用度拮據(jù)。這筆錢你不要推辭,留作回江寧的盤纏吧。 王安石的眼眶一熱,不禁流下淚來。他長跪在地,鄭重地向神宗許諾:陛下來日若還需要臣效勞驅(qū)策,臣不敢不來。 熙寧七年四月,當春風又綠江南岸時,王安石終于踏上了那條他日思夜想的歸家之路。在他身后依然是那個充滿明爭暗斗的京城汴梁。 辭職回到江寧的王安石成天尋山訪道,吟詩頌佛,過著悠閑寧靜的田園生活,但他的內(nèi)心卻無時不牽掛著變法大業(yè)和朝廷風云。入世不成,而求避世;避世不得,必求出世。王安石的內(nèi)心充滿了天人交戰(zhàn)的矛盾感情。在那些微云過雨、獨臥難眠的日子里,王安石寫下了“園宅在人境,歲時傷我心”,“堯桀是非時入夢,固知余習未全忘”的詩句,白天雖可閑云野鶴,悠游山林,夜晚卻總是夢到當年初見神宗時,勸皇帝取法堯舜,共圖大業(yè)的難忘情形。
東山再起 王安石一生不避怨謗、勇往直前的個性,讓全家人為他感到憂心忡忡。其弟王安國曾力諫王安石,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皆歸咎其一人,恐為家族招致大禍。王安石無動于衷,仍然堅持“計社稷之安危,不恤一身之利害”。王安國大哭道:“吾家滅門矣!” 王安國的擔憂并非多余,歷來改革家兇多吉少,商鞅為秦變法,受車裂之刑;張湯為漢變法,后亦被殺。宋代雖有不殺大臣的祖宗家法,但為求變法不惜“力戰(zhàn)天下人,與之決一勝負”,卻一再將王安石推向兇險莫測的風口浪尖。王安石在上奏皇帝的《謝手詔慰撫札子》中,提到自己“敢以不肖之身,任天下怨誹”,令宋神宗也極為感動,他對太皇太后說,“群臣中,惟安石能橫身為國家當事耳。” 離開了王安石的變法大業(yè),確實寸步難行。熙寧八年二月九日,身居江寧府的王安石從大內(nèi)宦侍手里接過宋神宗再次任命他為宰相的詔令,不禁潸然淚下。王安石帶著病魔纏身的妻子吳氏和兒子王雱,快馬加鞭地趕回了京城。 熙寧八年(1075)二月,距首次罷相僅僅十個月之后,王安石重新恢復相位。君臣二人一別經(jīng)年,再度重逢感慨萬千。王安石對神宗說:“今陛下復召用臣,臣所以不敢推辭者,乃為報答陛下知遇之恩,希望能為陛下的盛德大業(yè)再盡一點綿薄之力。然臣年老力衰,恐怕不能久事陛下左右了?!?/span> 閱盡人情,遍嘗世味,王安石早已洞明世事險惡,只求無愧于心而已。 王安石的預感應驗了。他重登相位后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解決變法派內(nèi)部的矛盾分裂。最大的敵人出現(xiàn)在自已的陣營中,那就是曾經(jīng)視王安石如父如師的變法助手呂惠卿?,F(xiàn)在,王安石已經(jīng)成為他仕途上的絆腳石,兩人的矛盾從政見不同到各行其事,終于走向最后的決裂。 呂惠卿屢次拐彎抹角地攻擊中傷王安石,以辭職逼迫宋神宗在他和王安石之間作出抉擇。后來他干脆直接露骨地挑拔宋神宗道:“陛下曾經(jīng)數(shù)次諭令臣好好輔助王安石,只是不知臣這參知政事一職,到底是參知王安石的政事,還是陛下的政事?” 宋神宗終于忍不住發(fā)火了,他斬釘截鐵地回答道:“王安石的事,就是朕的事!”通過這些事,他對呂惠卿更加不滿,認為他“忌能、好勝、不公”,但凡有人才能超越自已,便生嫉妒之心。熙寧八年(1075)四月,宋神宗曾提醒王安石道:“呂惠卿不濟事,并非能夠輔助你的人?!?/span>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王、呂兩人的矛盾沖突,給了許多心懷叵測的人乘勢進攻的機會。 熙寧八年(1075)七月,御史蔡承禧突然發(fā)難,率先彈劾呂惠卿結黨營私,任人唯親。平時早就不滿呂惠卿所作所為的官員們紛紛響應,一場揭發(fā)控訴呂惠卿罪狀的怒潮不可遏止。老對手韓絳借機推波助瀾,憤然上奏彈劾“惠卿奸巧,路人皆知。執(zhí)政兩載,黨羽已成”,整個朝政難以上通下達,皆因呂惠卿布局嚴密,風雨不泄。 面對一場黑云壓城的暴風驟雨,呂惠卿開始感到惶恐不安。他決定以退為進,屢次上書辭職,并請求停職居家待查,聽候調(diào)查處理。在這關鍵時刻,御史中丞鄧綰控告呂惠卿與其弟呂升卿,乘著實施新法之便,與華亭知縣張若濟狼狽為奸,強借華亭富民朱華等人錢五百萬,用以私置田產(chǎn)五百頃。這種假公濟私的卑劣行徑,已失天下黎民百姓之心。 這是變法七年來發(fā)生的最大一樁以權謀私案,而且事涉主持變法的領軍人物。宋神宗極為震怒,立即下詔立案追查,涉案者被悉數(shù)逮捕入獄,朝廷百官顫栗,草木皆兵。變法派幾乎人人都要經(jīng)受勘審,隨時準備接受審查。呂惠卿上書竭力為自已辯誣,申述絕無此事。為搞清真相,宋神宗不斷加派人員催辦此案。但由于案情重大,涉及朝廷高層政爭,辦案官員不敢輕易得罪任何一方,導致此案久拖不決。 此時,沉寂已久的反對派又乘勢出山了。張方平、呂公著等朝廷大員再度借機彈劾新法,奏請神宗迷途知返,盡快停止變法。宋神宗心力憔悴,疑慮叢生。王安石和呂惠卿的互相傾扎已令他失望至極,而變法竟然“變”出了群臣結黨、貪瀆蒙蔽,更使他觸目驚心,坐臥不安。一顆天生的帝王疑心使得宋神宗性情大變,高深莫測,他不再相信任何臣子。眼下變法已經(jīng)退居其次,如何剪除王安石和呂惠卿日益坐大的黨羽才是他的心腹之患。 于是在華亭案尚未完全查清的情況下,宋神宗突然開始了對王安石、呂惠卿兩派勢力的打壓貶逐:陳升之、韓絳、王安禮先后被貶官外放,變法派的中堅力量幾乎被放逐殆盡。而對矛盾漩渦中的焦點人物呂惠卿,不但面臨反對派的攻擊,同時還有變法派的嫉恨,宋神宗只好將他貶任陳州知州,還在罷免手詔中嚴厲地批評他“不能以公滅私,為國司直”。 這是一場沒有勝利者的較量。呂惠卿最初因為國事與王安石產(chǎn)生分歧,最后因為來自內(nèi)外的挑撥離間而與王安石交惡,政治前途戛然而止。失去了呂惠卿這樣最后一位盟友,徹底淪為孤家寡人的王安石,再也沒有可以共圖大業(yè)的得力助手,內(nèi)心深處充滿了無盡的凄涼。 平時信任依賴的重要助手都被罷職盡去,“門下之人皆無固志,荊公無與共圖事者”,王安石不甘心作一個庸庸無為、俯首聽命的宰相,他再次萌生了歸隱江寧的念頭。正當他去意彷徨時,一紙從天而降的訴狀,給了王安石致命一擊,最終將他推向凄然離場的結局。 熙寧九年(1076)六月的一天,京城悶熱的空氣中彌漫著一絲不祥的氛圍。宋神宗緊急召見王安石,以少有的嚴肅面容遞給他一封厚厚的奏章。王安石盡管已經(jīng)預感事情不妙,但當他接過奏章迅速瀏覽完畢后,仍然不禁大驚失色,五臟俱裂。 這是呂惠卿從任所陳州火速傳來的奏書。在洋洋達數(shù)十頁的奏書中,呂惠卿反戈相向,痛責王安石父子勾結朝廷諫官,“弄權矯令,罔上欺君”,對他進行栽贓陷害。最為可怕的是,奏書有理有據(jù),居然指出王安石之子王雱為了串通他人誣陷呂惠卿,還私下偷取了宋神宗的御批作為定罪依據(jù)! 在官場多年久經(jīng)風浪的王安石,看完奏書也不禁嚇出一身冷汗。他趕回府中,立即盤問王雱。事情很快水落石出,看到父親神色嚴肅,王雱情知闖下大禍,只好老實交待了此事的來龍去脈。 原來,生性偏執(zhí)好強的王雱,早就對恩將仇報的呂惠卿深為痛恨。他與王安石心腹門客呂嘉問等私下密謀,讓他設法從中書刑房竊取御史中丞鄧綰彈劾呂惠卿“華亭弄權奸利”的條列案情及皇上“置獄鞫治”的諭示,由王雱借去東府看望父親之便,混雜于東府下達刑堂的其它案件之中,企圖以蒙混的辦法,由刑堂制獄嚴懲呂惠卿。 誰知當日刑堂值勤的堂吏,正是呂惠卿的親信,他們見狀大喜,連夜派人急馳陳州向呂惠卿告密。 呂惠卿此時對王安石正心懷怨憤,無從宣泄,得到這樣一條重要情報,他不禁又驚又怒,連夜奮筆疾書寫就奏章,飛送神宗皇帝。 王安石聽罷真相,一時黯然無語。他一生行事光明磊落,絕沒有想到兒子會做出這等有辱門風的事情。他毫不留情地痛斥王雱膽大妄為,授人以柄。緊接著,王安石面見神宗,如實奏報了事情真相,并痛責自已教子不嚴之過,再三要求引咎辭職。 宋神宗雖然表面上原諒了王安石的失職,但是內(nèi)心卻留下更加濃重的陰影。恰在此時,本來就體弱多病的王雱經(jīng)過這一場風波,深為自已幫了父親的倒忙而感到羞愧,最后竟然一病不起,以致而立之年便英才早逝了。 風云突變,禍不單行。痛失愛子對王安石的打擊無以復加,他的精神迅速跨了。王雱才華橫溢,二十四歲就高中進士,是王安石變法的得力助手。如今老年失子,王安石的傷痛無以平復。他在《一日歸行》詩中描寫自已獨對孤燈思念兒子的痛苦之狀:“空房蕭瑟施穗帷,青燈半夜哭聲稀。音容想像今何處,地下相逢果是非?!?/span> 疲憊交加的王安石實在堅持不下去了,熙寧九年(1077)十月,王安石第二次辭官歸隱。
千年一變 王安石辭相之后,宋神宗從幕后走上前臺,直接主持變法事業(yè)。盡管他雄心勃勃地試圖開啟一個新時代,但變法的進展卻并不順利。他把國家大權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只需要大臣們像工具一樣忠實執(zhí)行詔令,供他驅(qū)使,“從之則為是,背之則為非”。而大臣們都牢牢吸取王安石屢違圣意的教訓,不敢再進任何忠言,只一味順從神宗旨意。宋神宗如同盲人瞎馬,獨自拉上大宋朝這架馬車沖向危險的懸崖。 元豐四年(1081)七月,宋神宗決定乘西夏內(nèi)亂,派五路大軍征伐,試圖畢其功于一役。在這次空前絕后的軍事豪賭中,宋神宗孤注一擲押上的不僅是浩浩蕩蕩六十多萬人馬,還有王安石變法以來積累的多年財富,乃至于整個大宋軍民的天地民心。 然而經(jīng)過一連串的軍事失敗后,十多年的變法成果付之東流,整個國家被拖入困苦的深淵。宋神宗這才漸漸明白,他可以作為變法大業(yè)的幕后主導,卻無法像王安石那樣成為砥柱中流的帥才。他開始陷入自我折磨的痛苦漩渦,身體健康迅速衰敗下去,最后在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病死了,時年僅三十九歲。 北宋元豐八年(1085)三月的春寒中,閑居江寧九年的王安石,忽然聽到宋神宗駕崩的消息,頓時心如刀絞,老淚縱橫。朝廷政局很快翻天覆地,風向陡轉的政治局面,大大出乎王安石的意料之外。 宋神宗去世后,年僅九歲的宋哲宗即位,由神宗之母高太后開啟長達八年的臨朝聽政,高太后歷來反對變法,當權伊始便火速召回保守派大臣司馬光。宋神宗剛剛駕崩三月,尸骨未寒,司馬光就以“母改子政”的借口,大張旗鼓地拿新法開刀了。司馬光全面推翻神宗時期的新法,而恢復祖宗之法,史稱“元祐更化”。 臥病江寧的王安石聽到自已嘔心瀝血的新法一條條被廢的消息,悲憤不已。免役法被廢那天,他在病床上顫顫巍巍地仰首問天:“此法乃與先帝反復商議兩年之久,方達成熟完備,難道連這樣的法令都不保留?” 然而,早已失去了政治舞臺的王安石,再也無法像共工那樣怒撞不周,只落能和屈原一樣慟問蒼穹,悲淚難抑。最后他終于放下一切人間重負閉上了憂患的眼睛,永遠地安息了。中國歷史上一位大名鼎鼎的變法宰相,就這樣帶著無盡的遺憾走向了人生的終點。 王安石逝世后,連他的著述都被列為禁書,一代叱咤風云的千古名相,臨死前不僅飽受精神上的打擊折磨,身后的葬禮更無比凄慘冷清。除了王安石的親屬弟兄,其他門下故舊沒有任何人敢來吊唁,出現(xiàn)了“人人諱道是門生”的凄涼場面,這與他生前轟轟烈烈的人生事業(yè)形成極大反差。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如同一道沉重的歷史之門,從此將中國隔離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變法慘烈的失敗結局,令所有的后來者對激進式變革心生膽怯、望而卻步。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歷代治國者基本放棄了體制內(nèi)的制度創(chuàng)新,其經(jīng)濟策略越來越謹小慎微、趨向保守,最終走進了閉關鎖國的死胡同。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過程,提供了千年中國專制政治的一個典型樣本。 改革需要好的頂層設計,更需要有效的執(zhí)行。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在于對宋朝體制弊端了解不夠,在專制環(huán)境下,變法的權力和政策很容易被異化為黨同伐異的斗爭工具。一旦進入到政治斗爭階段,變法就兇多吉少了。北宋新舊兩黨在政見相左、各不相能的攻訐交爭中,都以君子自居而斥責對方為小人,最終演變?yōu)辄h同伐異的政治災難。變法派在民間社會缺少廣泛的同盟軍,只能全靠皇帝的信任和支持推進變法。王安石早就對這一點有著清醒認識。他曾說“天下之憂不在于疆場,而在于朝廷;不在于朝廷,而在于人君方寸之地?!钡S著朝野壓力的增加,皇帝開始猶豫動搖,新法的廢止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歷史是過去的現(xiàn)實,現(xiàn)實是未來的歷史。千百年來,無數(shù)仁人志士不屈不撓,舍身求法,把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扛在肩上。王安石最初由文從政,最終又棄政從文,一生大起大落,大進大退,稍有政績,便招謗被棄;國有危難,便又召之即來。他始終在出世與入世間掙扎,又在重用和被棄中煎熬。但他對國運蒼生、家國山河始終懷有一顆放不下的火熱心腸,為此不惜赴湯蹈火,千錘百煉。當下中國前無古人的改革大業(yè)已經(jīng)進入深水區(qū),王安石身上那種永不停息的進步精神,依然是我們民族最堅強的精神支柱。 今天,人們卻無法忘懷王安石在歷史中留下的身影。想像九百年前,當他站在飛來峰上佛塔的最高層,南國壯麗的山河映入眼簾,他豪邁而堅定吟頌道: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span> 那一瞬間,歷史已經(jīng)注定他將成為一位不朽的中華人物,因為他胸中裝的是山河大地,萬古星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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