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以扶風、岐山的周原遺址、眉縣的楊家村遺址和寶雞市區(qū)戴家灣、石鼓山、弓魚國墓地等為代表，先后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青銅器，使“中國青銅器研究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都可以通過寶雞青銅器得到解決的鑰匙”。

據不完全統(tǒng)計，寶雞地區(qū)出土的商周青銅器中，有銘文的多達693件，其中，周原出土的為452件。這些有銘銅器以西周為大宗，共633件，占總數(shù)的65%。銘文少則一字，多則數(shù)百字，總字數(shù)約為2萬多字。毛公鼎銘文499字，居現(xiàn)存西周長銘銅器之首位。銘文內容涉及祭祀訓誥、賞賜冊命、土地轉讓、征戰(zhàn)戎事、刑事訴訟、貴族家史等方面，為我們今天研究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法制等提供了實物資料。

與政治方面有關的銘文，重要的如1963年出土于寶雞縣（現(xiàn)陳倉區(qū)）賈村公社的何尊。器內底鑄有銘文12行122字，大意是成王五年四月的一天，周王開始在成周營建都城，對武王進行豐福之祭。周王于丙戌日在京宮大室中對宗族小子何進行訓誥，內容講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隨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統(tǒng)治天下。武王滅商后則告祭于天，以此地作為天下的中心，統(tǒng)治民眾。周王賞賜何貝三十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紀念。這是周成王的一篇重要的訓誡勉勵的文誥。銘文記載的周成王繼承武王的遺訓，營建東都成周之事，與《尚書·召誥》《逸周書·度邑》等古代文獻相合，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另外，“中國”兩字作為詞組，首次在出土文物中出現(xiàn)。

與經濟方面有關的銘文，主要有1975年岐山縣董家村出土恭王時期的三年衛(wèi)盉、五祀衛(wèi)鼎、九年衛(wèi)鼎等。九年衛(wèi)鼎記載裘衛(wèi)用一輛車子及車馬器具等換取矩伯的一片林地。這是第一件記錄西周土地制度中林地轉讓的銅器。按照周代禮制規(guī)定，天下的土地都屬國王所有。周王把土地分封給各級奴隸主貴族，受封者對封地只有享用權，沒有所有權，不得互相轉讓買賣。衛(wèi)盉、衛(wèi)鼎銘文表明這一原則在西周中期開始被突破了。雖然這種土地轉讓仍需經過執(zhí)政大臣的首肯，但可以肯定地說，這些土地實際上已經私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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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軍事方面有關的重要青銅器有小盂鼎、(dong)簋、(dong)方鼎、禹鼎、虢季子白盤、師同鼎等。小盂鼎詳細記載了康王時期盂受命征伐鬼方的事； 簋、(dong)方鼎記載了穆王時伯(dong)在堂師抵御淮戎的事；禹鼎銘文記載了征伐南淮夷的事件；師同鼎銘文雖記述的是一次戰(zhàn)爭，但從所獲車馬等物來分析，可推知戰(zhàn)爭的規(guī)模，這對了解當時社會發(fā)展水平及戰(zhàn)爭史無疑具有重要價值。

與刑事訴訟方面有關的重要的青銅器銘文有 亻朕匜和琱生器。亻朕匜銘文157字，記載了西周晚期牧牛和其上司之間的一場官司，再現(xiàn)了西周王朝的刑法和獄訟盟誓制度。這是我國目前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刑事判決書。扶風五郡出土的琱生尊，內壁銘文113字，它和早年出土的五年琱生簋、六年琱生簋，共同記載了琱生因擴大土田仆庸受到偵訊，便求助于同宗召伯虎及其父母出面講情，并先后送銅壺、帛束、玉璋、玉璜、玉璧和玉圭等禮品，最后，對琱生的起訴免于追究。這是一個反映西周厲王時期同姓貴族相互庇護、謀取家族私利的典型案例。這些銘文所記載的民事契約形成的過程，表明西周時期確有成文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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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貴族家史有關的青銅器銘文，主要有1976年扶風周原莊白出土的史墻盤和2003年眉縣楊家村出土的逨盤。如逨盤內底有銘文372字，記載了單氏家族8代人輔佐西周12位王（文王至宣王）征戰(zhàn)、理政、管治林澤的歷史。銘文所載的西周各王世的重要史事，與文獻的記述也基本吻合，堪稱一部青銅史書。

商周青銅器是中國藝術史的第一個高峰，其莊嚴肅穆的器形、獰厲乖張的紋飾，以及飛揚律動的銘文，為日后中國所有藝術門類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亦成為屢屢被后人追摹而無法逾越的典范。 （本報記者王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