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元豐七年，皇帝一道旨意，把蘇軾的謫居地改為汝州。接到消息的時候，蘇軾正忙著在雪堂西畔栽橘子樹。平靜的田園生活就這樣戛然而止。奉召北歸期間，蘇軾上書請求常居常州，獲批。但蘇軾剛寫下“十年歸夢寧西風(fēng)，此去真為田舍翁”，就又來復(fù)官消息，奉登州太守。后回京，一連擢升三次，最高至翰林學(xué)士知制誥。有次奉旨草擬追封王安石“太傅”的圣旨，蘇軾形容王安石“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边@中間的褒貶就極為巧妙了，王安石主持新政期間，曾編有《三經(jīng)新義》為科舉的官方標準，這話到底是褒是貶全憑聽者自己理解。蘇軾與王安石雖政見不同，不相為謀，但對王安石人品還是敬重的。這位大刀闊斧變法的老宰相謀國不謀身，獨有一番風(fēng)骨。

因宋哲宗年幼，高太后垂簾聽政。這位太后一貫反對新政，昔日或退或貶的保守派官員再次被啟用，司馬光任宰相。司馬光執(zhí)宰相職僅八個月就逝世，喪禮由程頤主辦。當(dāng)時正值皇帝率百官在太廟祭祀天地神靈、安放神宗靈位，因是吉禮，期間有唱歌、奏樂。完畢后，大家立刻趕去給宰相吊唁，程頤卻以“《論語》言，子于是日哭，則不歌”為由，阻止同天吊喪。眾人都很是氣憤。蘇軾反譏道,“《論語》未言，子于是歌，則不哭”，率眾進門吊唁。蘇軾與程頤乃是口舌之辯，無關(guān)國家大事，但若論及后來的“洛蜀之爭”，此事就有“前兆”之意了。難道說蘇軾這般飽含智慧和人性光輝的反謔之言，又給他引來禍患了？實則不然。要知歷代朝廷都不乏蠅營狗茍的小人。蘇軾急劇得勢，羨慕之人有之、覬覦之人有之、仇恨之人亦有之，雖為同黨當(dāng)政，但派系內(nèi)部也存有分歧、暗斗。加之蘇軾對保守派當(dāng)政后出現(xiàn)的腐敗、過分傾軋新政派感到失望，提出諫議，引起保守派的反對。“洛蜀之爭”后，蘇軾越發(fā)覺得與其在京逞口舌之爭，再次陷入政治漩渦，不如到地方為民做些實事。于是連上四道奏章，請求外任。

宋哲宗元祐四年，朝廷降旨，蘇軾以龍圖閣學(xué)士出任杭州太守。蘇軾曾于神宗年間在杭州任過通判，了解杭州人民所需。到任后，蘇軾就開始改善影響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水利，疏浚西湖，建筑堤壩；捐黃金50兩，建安樂坊，治病救人。而這些政績在其再次被召回京時，被政敵歪曲，羅織罪名，詆毀其修堤無益于民，災(zāi)情誤報。蘇軾對互相攻訐的政權(quán)爭斗，滿是憂懼和厭惡，再次呈請外放任職。

人人羨慕的才氣亦為人所忌憚，不容于朝堂?！叭松R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平生文字為吾所累”。蘇軾不僅自嘲自己的才華，還自嘲自己的命運“舉鞭謝父老，正坐使君窮，窮人命分惡，所向招災(zāi)兇”。蘇軾的自嘲，并非是氣節(jié)的消隕，而是“心所痛疾反言之，語雖戲謔而意甚憤懣”；請求外放，亦非遁世，而在于收斂鋒芒，在險惡的政治環(huán)境下自保，將才干用于民。對于早有“人生況味是清歡”感慨的蘇軾而言，為官謀的是國泰民安，非為權(quán)為名為利。

（本文作者張彥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