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9年八月十五日土木堡之變正統(tǒng)皇帝被俘的消息,在十六日晚上十二點左右傳到皇宮,送信者來自懷來衛(wèi)。懷來衛(wèi)的信息來源,是由千戶梁貴帶來的書信,而書信則是由一位名叫袁彬的錦衣衛(wèi)校尉在正統(tǒng)皇帝朱祁鎮(zhèn)的授意下寫的。 袁彬在后來追憶的《北征事跡》中記載說:“十六日,皇上在雷家站高崗地上眾坐,達子圍著。是臣遠觀,認的是我英宗皇帝。臣叩頭哭,上問:‘你是甚么人?’臣說是校尉?!謫枺骸銜懽植粫??’臣說會寫。就令在左右隨侍答應?!庇⒆?strong>朱祁鎮(zhèn)寫信的意思,是讓宮中多拿財寶來贖他。 十七日,皇太后孫氏、皇后錢氏用八匹馬馱著大批珍寶,派使者送往也先營里,企圖贖回朱祁鎮(zhèn)。不過,顯然也先的目的不止是金銀財寶。從十七日開始,也先就帶著朱祁鎮(zhèn)到宣府、大同等城下,以朱祁鎮(zhèn)為要挾,要求打開城門。各鎮(zhèn)守軍或者不敢輕信,或者害怕城池失陷,頂著抗旨的危險,只是提供了一些銀子,堅決不向裹挾著英宗皇帝而來的瓦剌軍隊妥協(xié)。 八月十七日,前方兵敗的消息在京城蔓延開來。面對危急的形勢,留守北京的皇室及大臣們立即做出幾項重要的反應。 一、因為國不可一日無君,皇太后八月十八日命正統(tǒng)皇帝的弟弟郕王朱祁鈺監(jiān)國;九月初六,朱祁鈺正式即皇帝位,改次年為景泰元年;同時,遙奉朱祁鎮(zhèn)為太上皇,立朱祁鎮(zhèn)的兒子朱見深為太子。 二、追究土木堡之變的責任,誅滅王振全家及其黨羽。在八月二十三日的午門之前,憤怒的官員們在給事中王竑的帶頭之下,將王振的黨羽同時也是當初殺害劉球的錦衣衛(wèi)指揮馬順活活打死。有官員脫靴擊打馬順,將馬順的眼珠都打了出來,一時“血流門閾”。 三、議定京城戰(zhàn)守事宜。由于明軍新敗,人心惶惶,有些官員因為害怕京城不保,開始將自己的家眷送往南方。 翰林院侍講徐有貞就是典型的逃跑主義者。他說,京城守軍不到十萬人,根本無法抗擋瓦剌軍隊的進攻,建議遷都南京。但是,兵部侍郎于謙堅決主張留守北京。于謙認為一旦南遷,極有可能落得當初南宋那樣的下場,只能劃江而治。他說:“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于謙主戰(zhàn)的想法,得到了監(jiān)國朱祁鈺的首肯。 于謙(1398年—1457 年),字廷益,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永樂十九年(1421年)進士。于謙的相貌談吐都很儒雅,所謂“風骨秀峻,音吐鴻暢”。不久,于謙任監(jiān)察御史。監(jiān)察御史官僅七品,但作為“言官”卻有相當程度的建言權(quán)。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于謙隨朱瞻基征討反叛的漢王朱高煦,受命數(shù)落朱高煦的罪狀時,“其言皆正大剴切”,深為朱瞻基所欣賞。宣德五年(1430 年),朱瞻基特別選拔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治河南、山西兩省。由正七品的御史到正二品的兵部侍郎,于謙在當時是破格提拔的典型。正統(tǒng)十三年(1448年),于謙回朝,任兵部左侍郎,時年五十歲。 明史學家吳智和先生評論道:“回顧謙自中進士留居翰林數(shù)年,隨侍瞻基左右,學藝精進,及出為監(jiān)察御史、巡撫,興革地方諸弊,要在必行。以如是干練外官,又清廉不媚權(quán)貴,上追歷代名臣賢相。即無‘土木之變’,亦將與世不朽!” 于謙《石灰吟》 土木堡之變后,監(jiān)國朱祁鈺先讓于謙代理兵部尚書。八月二十一日,于謙正式擔任兵部尚書,主持北京防務。土木之變,將于謙推到了歷史的前臺。于謙顯示出卓越的軍事指揮能力。 他加強宣府、大同、紫荊關、居庸關等邊塞軍事要地的防守,修繕關隘,嚴令守將不得出城。也先挾英宗到大同。大同守將郭登拒絕開城,聲稱:“奉命守城,不知其他?!比绱艘粊?,也先以手中的俘虜英宗皇帝四處訛詐之策,便不再奏效了。 為彌補京城兵力不足,于謙建議將南北兩京和河南備操的軍士、運河沿岸運糧的漕軍、山東等地沿海備倭的軍士,都調(diào)來守衛(wèi)師,同時還派出官員到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等省招募民兵。 于謙還起用之前兵敗下獄的將領石亨,讓他總領京城兵馬。到九月底,北京已經(jīng)集中二十余萬守城部隊,且軍紀嚴明,整個北京一帶的防務得到了整頓和 加強。 十月,瓦剌軍隊分三路大舉向明朝進攻,一路由也先率領主力部隊攻打紫荊關,一路進攻宣府鎮(zhèn),一路由古北口進犯密云。十月初九,瓦剌軍隊攻破紫荊關。居庸、紫荊、倒馬,為京師防衛(wèi)的“內(nèi)三關”。由居庸關入,則勢必先經(jīng)地形復雜、易守難攻的宣府鎮(zhèn)。紫荊關在保定府易州西八十里,為京師西南屏障,“寬敞多歧路,守者素不為備”,土木之變后由孫祥、韓青駐守。也先選擇從殘破的大同直趨紫荊關,是有戰(zhàn)略眼光的。兩天后,瓦剌軍隊逼近京師。 大敵當前,于謙采取了積極的防御策略。他命令諸將分領二十二萬士兵,列陣京師九門外:石亨在德勝門,陶瑾在安定門,劉安在東直門,朱瑛在朝陽門,劉聚在西直門,顧興祖在阜成門,李瑞在正陽門,劉德新在崇文門,湯節(jié)在宣武門。 當瓦剌兵臨城下時,于謙更是不顧自己的安危,親自率軍布陣于德勝門外,準備對抗瓦剌的主力。他頒發(fā)嚴格的臨陣軍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后隊斬前隊?!?/p> 北京保衛(wèi)戰(zhàn)從十月十三日打響,持續(xù)五天。十七日,沒有討到便宜的瓦剌軍隊自動解圍,挾帶著正統(tǒng)皇帝自紫荊關撤退,途中一路劫掠。出紫荊關后,也先見朱祁鎮(zhèn),宰馬,割下馬肉,烤了給朱祁鎮(zhèn),并說:“勿憂,終當送還。” 此時,明朝已改立了新的皇帝,也先手中的太上皇朱祁鎮(zhèn),已成了一張沒有用處的牌!也先后來對明朝使臣李實說:“太上皇帝留在這里,又做不得我皇帝,是一個閑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商傳 北京保衛(wèi)戰(zhàn)保證了明朝統(tǒng)一國家的延續(xù)。如果真的把北京放棄了,到南邊去了,北方就徹底亂了。如果北方的蒙古人進來了,再想北伐,談何容易?所以保衛(wèi)北京,實際上是防止國家分裂的關鍵一步。 明英宗朱祁鎮(zhèn)(1427—1464年),1435—1449年、1457—1464年兩次在位。 也先既然覺得扣在手中的太上皇成了無用之物,按理說,明朝朝廷應當積極爭取讓太上皇朱祁鎮(zhèn)早日返回北京。然而,皇權(quán)是自私的,皇位是誘惑人的。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太上皇”朱祁鎮(zhèn)如果回到北京,景泰帝朱祁鈺的合法性便會成為問題。他到時該怎么辦呢?是讓朱祁鎮(zhèn)重新做皇帝?還是自己繼續(xù)當自己的皇帝? 歷史有過類似的經(jīng)驗。南宋的高宗趙構(gòu),在臨安(今浙江杭州)立都之后,全然沒有北伐之念。因為,一旦北伐成功,徽宗、欽宗二帝回來之后,作為徽宗第九子的趙構(gòu),就沒有再做皇帝的合法性了。 像南宋高宗一樣,景泰帝朱祁鈺也不希望哥哥朱祁鎮(zhèn)回到北京。朱祁鈺決心要保持他的權(quán)力。他的生母和妻子成了皇太后和皇后,而正統(tǒng)皇帝的生母與妻子則搬遷到了其他的宮殿中居住。 朱祁鈺在迎回太上皇問題上的消極態(tài)度,使朱祁鎮(zhèn)在蒙古草原居住了將近一年。也先每二日向朱祁鎮(zhèn)進一頭羊,七日進一頭牛,逢五、逢七、逢十設宴,且逐日進牛奶、馬奶;英宗在營中,或坐暖車,或乘馬。朱祁鎮(zhèn)在大漠的生活似乎其樂融融。 然而,朱祁鎮(zhèn)無法適應在草原上生活的日子:飲食中沒有米飯,也沒有蔬菜,因為那里根本就不生產(chǎn)這些。這是讓昔日養(yǎng)尊處優(yōu)的皇帝受不了的。之前八月瓦剌軍騷擾大同時,朱祁鎮(zhèn)還曾經(jīng)向大同守將索要西瓜和雪梨。此外,朱祁鎮(zhèn)在蒙古,衣著上也很不方便。他見到明朝派過去的使臣,沒說幾句話就問道:“你每與我將得衣帽來否?” 后來內(nèi)閣大學士彭華在一篇名為《高千戶壽藏碑銘》的文章中談到,一個名叫高君旺的千戶曾在這一階段隨侍正統(tǒng)皇帝。景泰元年(1450 年)正月初三,“宿黃河套赤山傍,君躬往采薪,今都督袁公彬親提汲”。從這段話可知,當時正統(tǒng)皇帝身邊的人都得親自干活,打柴提水。所以,正統(tǒng)皇帝在北邊的生活,飲食與衣著極為不便,而絕非怡樂自在。 景泰元年六月,朝廷派往蒙古的禮部侍郎李實發(fā)現(xiàn),朝廷的信中竟然只字未提那位倒霉的正統(tǒng)皇帝。 太上皇問李實:“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來迎我回?” 李實只好撒謊說往來消息都不可靠,自己這次來就是要“探陛下回否消息”。 朱祁鎮(zhèn)也算知趣,黯然說:“你每回去上復當今皇帝并內(nèi)外文武群臣,差來迎我,愿看守祖宗陵寢,或做百姓也好?!?/p> 為了能夠回國,朱祁鎮(zhèn)已經(jīng)不敢奢望往日的榮華富貴了。 《女醫(yī)·明妃傳》還原"奪門之變" 或許是李實帶回了太上皇的口頭保證,或許是兵部尚書于謙所說的那句話讓朱祁鈺吃了定心丸。在議論迎回太上皇之事時,于謙勸慰現(xiàn)任皇帝說:“大位已定,孰敢有議?!庇谑?,明朝使臣楊善在八月將朱祁鎮(zhèn)接了回來。 朱祁鈺用了最為簡陋的儀簿來迎接自己的兄長:“居庸關里接,用轎一乘,馬二匹。”八月十五日,又一個團圓的節(jié)日,朱祁鎮(zhèn)在被俘整整一年后,從安定門進入北京城。 不過,此后的朱祁鎮(zhèn)不過是從一種囚徒的生活過渡到另一種囚徒的生活。他被自己的弟弟變相囚禁在南宮。兩年后,朱祁鈺改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廷議時,敢于反對改立太子而不署名的,只有刑科給事中林聰?shù)热齻€品秩較低的官員。顯然,如果沒有年的一場變故,朱祁鎮(zhèn)將注定在南宮終老一生。 石亨(?-1460年),早年抗擊瓦剌,頗有戰(zhàn)功。后于景泰八年(1457年)發(fā)動奪門之變,擁立朱祁鎮(zhèn)復辟,得以權(quán)傾朝野。天順四年(1460年),石亨大肆培植黨羽,干預朝政。朱祁鎮(zhèn)不能忍受,罷其職,得罪瘐死獄中,盡誅其黨羽。 1457年,按照正常的紀年,應該是景泰八年。正月,景泰皇帝朱祁鈺病重。此時朱祁鈺的兒子已死。人們在為皇位的繼承默默盤算。不少大臣建議,應該恢復朱見深的太子之位。 武清侯石亨卻認為:“請復立東宮,不如請?zhí)匣蕪臀?,可得功賞。”他糾合一批政治投機分子,如太監(jiān)曹吉祥、都督張軏、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等,決定政變。 正月十六日夜,張軏率兵進入皇城,打開南宮,迎朱祁鎮(zhèn)入奉天殿。十七日黎明,朝房中等候的大臣們得到了“上皇帝復位”的消息。英宗復辟后,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廢景帝為郕王。景帝不久逝去,葬于北京西山的景帝洼。這起事件,史稱“南宮復辟”,又稱“奪門之變”。 奪門之變后,石亨等要殺于謙,英宗朱祁鎮(zhèn)不忍。徐有貞就說:“若不置謙等于死,則今日之事為無名?!?/strong>據(jù)說,于謙死時,北京城陰霾四塞。皇太后后來在宮中聞此事,很是震驚,說:“于謙于國甚有功,何忍至此?”一位曾經(jīng)對國家社稷做出過巨大貢獻的人,就這樣死于陰謀家和投機分子之手。 到成化初年,于謙之冤才被洗刷。成化皇帝稱贊于謙說:“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恃,為權(quán)奸所并嫉?!泵鞒瘯r人們在北京、杭州等地為于謙立祠,以示悼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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