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7期《文物天地》刊登了朱連華先生撰寫的《元代張達夫墓出土瓷器探討》，對該墓出土瓷器予以介紹，并對這批瓷器的組合、窯系及元青花人物圖匜的青花紋飾予以初步分析。據(jù)他考證，此匜畫面中人物所抱長形物的形狀與琴相近，故認為人物圖反映的歷史故事應(yīng)為宋代“趙抃入蜀”。

張達夫墓作為紀(jì)年墓葬，解決了元青花研究中的一些重大問題，該墓及出土瓷器資料還可參見《西安曲江元代張達夫及其夫人墓發(fā)掘簡報》、《西安曲江元張達夫及其夫人墓出土陶瓷》等。2012年,筆者應(yīng)邀參加上海博物館元青花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時，對陜西兩件出土及館藏元青花瓷曾有撰文，對青花人物匜的圖像予以考證，認為該青花匜上所繪人物圖像屬以往未見的元青花人物故事繪畫題材，可能取材自八仙人物藍采和。此匜作為元青花研究迄今最為重要的紀(jì)年墓葬出土資料，有必要結(jié)合文獻及圖像作出相關(guān)探討。

元青花人物紋匜，2011年出土自西安曲江風(fēng)景線項目發(fā)掘17座古墓葬中的M6。M6出土有墓志一合，志題位于墓志上方，由右至左楷書“元故張君達夫墓銘”八字，志文記載墓葬年代為至元五年，應(yīng)為元惠宗至元五年（1339），即所謂“后至元”時期。青花匜造型作敞口，方唇，芒口，唇和外底露胎，泛火石紅色，外壁裝飾變形仰蓮瓣紋，內(nèi)壁裝飾卷草紋，內(nèi)底繪制有一名持大拍板的人物，周圍有梅、仙鶴、山石花草。

張達夫墓出土元青花人物圖匜及人物圖局部

對這件元青花匜上繪制的人物，曾有學(xué)者認為可能和元代及以后比較流行的“林和靖梅鶴圖”有很大關(guān)系，朱連華先生認為該匜繪制的人物接近元代流行的趙抃入蜀圖。趙抃（1008-1084），字閱道，宋衢州人；少孤，官殿中侍御史，彈頦不避權(quán)貴，京師號“鐵面御史”；歷知杭州、青州；知成都以一琴一鶴自隨，匹馬入蜀；神宗立，擢參知政事，與王安石政見不合，再出知成都；卒謚清獻，著有《趙清獻集》。《宋史·趙抃傳》載神宗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后人遂用“一琴一鶴”稱頌為官刑清政簡、廉正不阿，以琴鶴為友，兩袖清風(fēng)。磁縣中國磁州窯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元代帶“古相張家造”款的白地黑花枕也被考證為趙抃入蜀圖。

元白地黑花趙汴入蜀圖枕

磁縣中國磁州窯博物館藏

但是通過進一步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這件青花人物所持物品與金元明時期古琴有一定區(qū)別。首先，一般金元明時期的古琴在攜帶中包裹有琴囊或包袱，尺寸較長，多為夾在腋下或扛在肩上的形象。磁州窯博物館藏元代白地黑花枕的古琴形象即是如此，山西壺關(guān)宋金壁畫墓一號墓前室北壁繪制的管仲鮑叔人物身后跟隨的侍童也背負著一具帶琴囊的古琴。在明代青花瓷上也有較多反映，如首都博物館和西安博物院收藏的兩件明天順青花攜琴訪友圖罐上，古琴都以琴囊包裹，分別以夾在腋下或肩扛的形式描繪。

山西壺關(guān)宋金壁畫墓一號墓繪制的負琴侍童

明天順 青花攜琴訪友圖罐 首都博物館藏

明天順 青花攜琴訪友圖罐  西安博物院藏

張達夫墓青花匜上人物所持物品，上部一端圓孔及捆扎繩索，下部分開，與唐宋元明時期流行的樂器拍板較為吻合，這種豎立手持拍板的形象與五代彬縣馮暉墓伎樂人物和河北宣化遼墓十號張匡正墓散樂圖中的持拍板相同，相關(guān)宋金墓葬、壁畫資料比較豐富，在此不作重復(fù)舉例。這種持拍板人物與鶴結(jié)合的形象，與元代的八仙人物較為接近。

明《三才圖會》描繪拍板

五代彬縣馮暉墓磚雕女拍板

河北宣化遼墓（十號張匡正）散樂圖所見拍板

在與八仙人物比較時，容易把這件青花匜的人物與明代后期及清代瓷器上的曹國舅形象聯(lián)系起來。同樣的持拍板男子形象，在元明龍泉窯瓷塑和貼塑梅瓶上上也有反映。但通過研究八仙的人物形象流變，筆者發(fā)現(xiàn)，八仙人物在金代出現(xiàn)后，在明代中后期有過四個人物的重大錯位變換。持拍板人物在金元時期并非曹國舅，而是藍采和。

明成化青花群仙祝壽圖罐上的持拍板曹國舅

北京藝術(shù)博物館藏

元代龍泉窯瓷塑持拍板人物

八仙是我國古代道教神仙群體?！鞍讼伞币辉~雖然在東漢三國就出現(xiàn)，泛指列仙，唐代還有李白等“酒中八仙”之說，杜甫曾作《酒中八仙歌》。我們現(xiàn)在所指的八仙在宋金時期成形，人物有變化，在金元時期有徐神翁而無何仙姑，直到明代何仙姑才取代了徐神翁，從圖像看，明代中期八仙才最終定型。八仙形象，目前最早所見的文物實物為山西金代磚雕墓，其中也有持拍板人物。在人物辨識上，如果按照明清時期加入何仙姑的組合特征來辨識，就會發(fā)生錯誤。八仙中金元以來沒有變化的是漢鐘離、鐵拐李、呂洞賓、張果老四人，而其余四人由于何仙姑加入，金元與明清時期人物有很大的一次錯位，如果以明清八仙形象的法器來解讀金元時期的八仙人物就會產(chǎn)生錯判，對帶有徐神翁的八仙形象，應(yīng)該按元曲來予以解讀。

山西侯馬金代墓葬出土八仙磚雕持拍板人物

《元雜劇全集》收錄的馬致遠《呂洞賓三醉岳陽樓》第四折末《水仙子》：“這一個是漢鐘離現(xiàn)掌著群仙箓。（郭云）這位拿著拐兒的不是皂隸？（正末唱）這一個是鐵拐李發(fā)亂梳，（郭云）兀那位著綠襕袍的不是令史哩？（正末唱）這一個是藍采和板撒云陽木。（郭云）這老兒是誰？（正末唱）這一個是張果老趙州橋倒騎驢，（郭云）這位背葫蘆的是誰？（正末唱）這一個是徐神翁身背著葫蘆。（郭云）這位攜花藍的是誰？（正末唱）這一個是韓湘子韓愈的親侄。（郭云）這位穿紅的是誰？（正末唱）這一個是曹國舅宋朝的眷屬。（郭云）敢問師父你可是誰？（正末云）貧道姓呂名巖字洞賓，道號純陽子。（唱）則我是呂純陽愛打的簡子愚鼓。”而《城南柳》（水仙子）云：“這個是提笊籬不認椒房”。曹國舅手持“千年竹罩”，也即“笊籬”，有些在笊籬之外加上了一個“金牌”或“金符”。元曲《八仙慶壽》劇尾“穿關(guān)”列出了曹國舅的所有裝扮設(shè)計：“雙髻陀頭、云鶴道袍、不老葉、執(zhí)袋、雜彩絳、金牌、笊籬”，“金牌腰中帶，笊籬手內(nèi)存”正是元代曹國舅的裝飾。

金元甚至到明代的藍采和形象，據(jù)元代撰寫并收錄入明正統(tǒng)《道藏》的《歷世真仙體道通鑒》中記載：“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圍黑木樹枝腰帶，闊三寸余，一腳著靴，一腳跣行。夏則衫內(nèi)加絮，冬則臥于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于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余?！保鞔度艌D會》中則有藍采和形象，并同時記載有“大拍板”和“六銙黒木腰帶”。只有理解了藍采和與曹國舅在金元時期的形象，才能解讀山西屯留縣康莊工業(yè)園區(qū)元代壁畫墓八仙人物。由于后期何仙姑進入八仙行列取代了徐神翁，導(dǎo)致八仙四個人物發(fā)生錯位，簡而言之，何仙姑拿走了曹國舅的笊籬，曹國舅改持藍采和的拍板，藍采和改持韓湘子的花籃，而韓湘子改吹原為徐神翁所用的笛子。在具體判別時，對金元時期和明清的八仙人物，需結(jié)合時代才能準(zhǔn)確判斷。

明《三才圖會》持大拍板的藍采和形象

山西屯留元至大二年壁畫墓繪制的藍采和

綜合以上，張達夫墓出土元青花匜上人物可能為金元時期流行的八仙人物藍采和，持大拍板形象與元曲和其他金元時期藍采和人物形象均吻合。與山西永樂宮元代壁畫八仙過海圖反映的持拍板仙人形象和首都博物館收藏的明琺華八仙人物罐反映持踩拍板渡海仙人形象都比較近似。通過圖像研讀可知，早期塑造或描繪的拍板偏于合攏，而明清時期反映的拍板多為張開狀態(tài)。

山西永樂宮元代壁畫八仙過海圖反映持拍板仙人

明琺華八仙人物罐上的踩拍板仙人

張達夫墓青花人物匜作為元代紀(jì)年墓出土實物，有助于解決元青花人物繪畫斷代研究。作為帶有墓志的紀(jì)年墓葬資料，又有黑陶質(zhì)地的各式帶笠俑、動物俑、器具等，這些在西安以往墓葬發(fā)掘中都是元代墓葬的典型陪葬陶俑及陶器。發(fā)掘單位根據(jù)出土墓志確定該墓年代為元惠宗至元五年（1339），這也成為該件青花匜的下限年代，作為紀(jì)年資料，比英國達維德基金會收藏的一對至正十一年（1351）青花瓶提早了12年，另外也證實，帶有漢裝人物乃至道教人物圖案至遲在后至元年間就被景德鎮(zhèn)采用。作為紀(jì)年資料，此匜可證明甘肅武威元青花窖藏出土青花人物高足杯等亦為相近時期產(chǎn)品，另外，也給我們對元明瓷器，尤其是元青花與洪武青花瓷器的分期帶來全新的思索。

景德鎮(zhèn)劉新園先生曾提出，“洪武青花與釉里紅瓷器紋飾與元青花相比，其題材特別單調(diào)，構(gòu)圖不如元代嚴密，運筆不如元代活潑。而元代青花瓷器上即為精彩的人物紋樣，例如追韓信、三顧茅廬、唐太宗等，以及精彩的麒麟、文豹之類的動物紋都在洪武時代消逝了”。

《明太祖實錄》洪武六年四月癸巳條記載：“除一品至五品酒盞用金，其余器皿俱不得棱金、描金并雕刻龍鳳、里飾金玉、珠翠及朱紅黃色、彩畫古先帝王后妃圣賢人物宮禁故事、日月龍鳳、獅子、麒麟犀象等形。御賜者許用，既弊不許托此再造……違者罪之”，同書還記錄同年壬午：“詔禮部申禁教坊司及天下樂人毋得以古先帝明王忠臣義士為優(yōu)戲，違者罪之”。朱元璋出身寒微，詔令“故宮室器用一從素樸”。這些史料或許可以用來解釋洪武官窯瓷器人物紋飾比較簡單的原因。此次至元五年紀(jì)年墓出土漢族歷史人物故事繪畫題材青花瓷，反映了元青花瓷上的人物繪畫較以往認知更為豐富，對其人物故事圖案及選題今后應(yīng)予以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