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國的內(nèi)憂外患與公元1140年岳飛北伐(下)

二、公元1140年岳飛北伐直搗黃龍的可能

雖然南宋有秦檜及其黨羽刪削篡改史料的鄙行，而《金史》向來以避重就輕、諱敗揚勝而著稱。但是要印證紹興十年岳飛北伐的戰(zhàn)果的輝煌程度，最有說服力的直接證據(jù)卻是金國統(tǒng)帥完顏兀術（宗弼）在得知岳飛撤軍之后的表現(xiàn)。

紹興十年（1140年）七月中旬，南宋朝廷此前接連發(fā)出的措辭嚴厲的班師詔書也先后送到岳飛手中，岳飛被迫奉召于　七月二十一日　自朱仙鎮(zhèn)班師。

紹興十年岳飛北伐期間，岳家軍將士浴血奮戰(zhàn)，接連擊敗金軍，中原百姓紛紛出糧出力地支持岳家軍，黃河以北的各路義軍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爭先恐后地牽牛挽車，“以饋義軍”。金國自燕山以南，“號令不復行”。

黃河以北的各路抗金義軍正在等待著配合岳飛大軍北進，——『河北忠義四十余萬，皆以岳字號旗幟，愿公早渡河！』

在即將渡過黃河，繼續(xù)向北挺進的大好形勢下，南宋朝廷此前接連發(fā)出的措辭嚴厲的班師詔書也先后送到岳飛手中，岳飛被迫奉召班師，致使岳家軍“十年之功，廢于一旦”。這嚴重打擊了岳家軍將士的士氣。

岳飛的撤軍，使中原百姓大失所望，很多人聞訊趕來，攔在岳飛馬前，哭訴說：『我等頂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虜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遺噍類矣！』

岳飛說：『朝廷有詔，吾不得擅留！』接著，岳飛含淚取出班師詔書給眾人看，于是哭聲震野。

岳飛不忍心將中原父老留給金軍蹂躪，于是岳飛決定“留軍五日”以保護和協(xié)助中原百姓撤退，『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

在一馬平川的河南平原上，中原地區(qū)成千上萬的平民百姓攜老扶幼，隨著岳家軍一起向南撤退，故岳家軍的行軍速度必然大為減慢，而一旦被那些行動快捷的金國騎兵追上，必將遭受很大的損失。

很顯然，被迫奉召班師之時，攜帶數(shù)萬百姓南撤的岳家軍不僅士氣低落，而且行軍緩慢。這無疑給了金軍以可乘之機。

那么，在岳飛撤軍之時，金軍統(tǒng)帥完顏宗弼（兀術）在做什么呢？

須知宋金雙方當時正處于交戰(zhàn)狀態(tài)，而以騎兵為主的金軍的行軍速度很快。早在紹興十年六月上旬，完顏宗弼（兀術）率金軍自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趕赴順昌（今安徽阜陽）增援，“自東京往復一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除去輕騎求救的時間，從東京到順昌的距離約六百里，兀術的主力騎兵趕到的時間應在四天左右。

曾經(jīng)聚集了岳家軍大部隊的穎昌(今河南許昌)距離金軍盤踞的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不到二百里，朱仙鎮(zhèn)距離東京汴梁僅有四十多里。而岳家軍的大本營鄂州(今湖北武昌)距離岳飛北伐的前線戰(zhàn)場則有兩千多里遠。岳飛在班師南歸之前曾“留軍五日”，再加上攜帶數(shù)萬百姓，故行軍速度必然大為減慢，只要兀術想追擊岳家軍大部隊，他的時間是足夠充裕的！

然而，兀術卻沒有派遣精銳騎兵前去追擊行軍緩慢且士氣低落的岳家軍大部隊！

那么，身經(jīng)百戰(zhàn)且軍事才略出眾的金國都元帥完顏宗弼（兀術），在什么情況下才會不得不放棄這一巨大的勝機呢？

事實上，不管是無力再戰(zhàn)還是不敢再戰(zhàn)，都說明了兀術所統(tǒng)率的金軍主力嚴重受損的狀況。

另外一種可能則是，面對岳家軍的兵威，兀術向北逃得太遠，以致趕不上殺個回馬槍。而如果是兀術放棄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向北逃竄，以致跑得太快太遠，同樣說明面對岳家軍的兵威，金軍無力再戰(zhàn)或不敢再戰(zhàn)。

很明顯，在郾城大戰(zhàn)和穎昌大戰(zhàn)之后，岳家軍與兀術所統(tǒng)率的金軍主力之間，強弱已判。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國女真騎兵發(fā)揮威力的天時和地利條件下，岳家軍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況下以寡擊眾而取勝，先后在郾城之戰(zhàn)和潁昌之戰(zhàn)中擊敗金軍主力，這標志著宋金戰(zhàn)爭的形勢發(fā)生了根本的轉(zhuǎn)變。

根據(jù)《鄂國金佗稡編》卷八《鄂王行實編年》的記載，公元1140年七月中旬，在取得郾城大捷和潁昌大捷之后，岳家軍乘勝向北挺進至離東京汴梁只有四十多里路的朱仙鎮(zhèn)。面對岳家軍的兵威，金國統(tǒng)帥完顏兀術（宗弼）被迫放棄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而向北撤退。

金國統(tǒng)帥完顏兀術（漢名宗弼）被迫放棄東京汴梁而向北撤退之說在《金史》卷77《宗弼傳》中得到了驗證：『宗弼由黎陽趨汴（即東京汴梁），右監(jiān)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陜西。宋岳飛、韓世忠分據(jù)河南州郡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

顯然，《金史》的這段記述刻意避重就輕、為尊者諱，避而不提金國統(tǒng)帥完顏宗弼(兀術)吃了敗仗，草草敷衍了事，輕描淡寫地用幾句話把那場發(fā)生在宋金之間的持續(xù)三個多月的全面戰(zhàn)爭一筆帶過。

而根據(jù)《宋史》卷29《高宗本紀》記載：『（紹興十年）五月己卯，金人叛盟，兀術等分四道來攻。乙酉，兀術入東京，留守孟庾以城降，知興仁府李師雄、知淮寧府李正民及河南諸州繼降』可知，金國統(tǒng)帥完顏兀術（宗弼）率領金軍“由黎陽趨汴”，既而第一次占領東京汴梁(即開封府)之事發(fā)生在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五月上旬。

事實上，由于早在公元1139年（南宋紹興九年，金國天眷二年），當金國根據(jù)宋金和約而歸還河南、陜西時，宋高宗和秦檜為了表示恪守和議，竟然強令各路宋軍在原來的駐地駐守，不得北上接管河南、陜西諸州郡，致使當時的河南、陜西諸州郡既沒有進駐宋朝大軍，也沒有部署邊防。

而當金軍第一次占領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之時，岳飛和他的岳家軍尚遠在其駐地鄂州（今湖北武昌），還沒有出兵北上，談不上“分據(jù)河南州郡要害”。而韓世忠的軍隊則遠在淮東地區(qū)（今江蘇北部），更不曾進軍河南。金軍第一次占領東京汴梁之事顯然發(fā)生在岳飛出兵北上之前。

自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五月上旬開始，金國單方面撕毀和約，再次出兵攻宋。金軍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又奪去了宋軍當時不設防的陜西、河南之地，繼而進兵威脅淮南。完顏宗弼此時的對手主要是劉锜所率領的將近兩萬人的“八字軍”（王彥舊部）。

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南宋新任東京副留守劉锜，率領軍隊趕赴東京汴梁（開封府）駐防。劉锜所部剛由水路抵達順昌府（即潁州，今安徽阜陽）時，就傳來了金軍攻陷東京汴梁的消息。不久，攻陷東京的金軍繼續(xù)向南進犯，河南重鎮(zhèn)陳州（即淮寧府，今河南淮陽）也被攻占。而離陳州僅三百多里的戰(zhàn)略要地順昌也就成了宋金對峙的前沿陣地。接著，金兵源源不斷地擁向順昌府。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將劉锜充分利用暑熱天氣，在順昌府（即潁州，今安徽阜陽），以逸待勞、以少擊眾，大敗金國精銳的騎兵部隊，取得順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勢。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飛正式自鄂州（今湖北武昌，當時是岳家軍的大本營）出兵北上抗金。而岳家軍全軍出擊，并收復河南州郡要害，則是公元11 40年六月中旬之后的事情。

經(jīng)過六月、閏六月和七月的大戰(zhàn)，岳家軍連戰(zhàn)皆捷、凱歌猛進，席卷京西、兵臨大河，相繼收復了從洛陽到陳州、蔡州之間的許多戰(zhàn)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掃清東京開封府外圍據(jù)點的作戰(zhàn)計劃，形成東西并進，夾擊盤踞東京汴梁之金國軍隊主力的態(tài)勢。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國女真騎兵發(fā)揮威力的天時和地利條件下，岳家軍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況下以寡擊眾，在平原曠野地區(qū)的進行的野戰(zhàn)中獲勝，先后在郾城之戰(zhàn)和潁昌之戰(zhàn)中擊敗金軍主力，并集結兵力，乘勝進軍至距離東京開封府僅四十里的朱仙鎮(zhèn)。這標志著宋金戰(zhàn)爭的形勢發(fā)生了根本的轉(zhuǎn)變。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接連收到措詞嚴厲的班師詔書之后，岳飛被迫做出班師的決定，岳家軍的大部隊向南撤退。在班師南撤之時，岳飛留下了少量小部隊，這些小部隊主要是為了掩護中原百姓南遷，并且接應黃河以北的梁興等抗金義軍撤退。

岳飛自朱仙鎮(zhèn)班師撤兵的消息得到證實之后，金國統(tǒng)帥完顏兀術(宗弼)喜出望外，金軍立即整軍卷土重來。

在前一階段的戰(zhàn)爭中，完顏兀術(宗弼)不信任那些降附金國的偽齊漢奸兵痞，根本就不讓他們帶兵，其中除李成外，如孔彥舟、徐文之流“只是單馬隨軍，并無兵權”。而在岳家軍班師南撤之時，由于金國女真人在前一階段的戰(zhàn)爭中損兵折將嚴重，僅僅依靠已經(jīng)損耗不小的女真兵將們?nèi)フ碱I廣大地區(qū)顯然力不從心，金軍統(tǒng)帥完顏兀術(宗弼)迫不得已，這才利用孔彥舟、徐文等漢奸兵痞去幫忙攻擊留在后方的宋軍小部隊。

完顏兀術(宗弼)讓孔彥舟率軍作為前鋒開道，第二次進軍東京汴梁（今開封府）。接著，在沒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況下，金軍再次占領東京汴梁（今開封府）。

在兵力單薄、士氣受挫的不利情勢下，留在后方的那些宋軍小部隊難以抵擋金軍優(yōu)勢兵力的反撲。

早在紹興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岳家軍準備將劉政夜襲中牟縣（在開封和鄭州之間）金軍萬夫長漫獨化的營寨，殺死很多金兵，奪得三百五十多匹戰(zhàn)馬，一百多頭騾、驢，還有大量衣物器甲，漫獨化本人則生死不明。

到了紹興十年七月底，在岳家軍的大部隊班師南撤之后，漢奸孔彥舟率優(yōu)勢兵力襲擊鄭州，留駐鄭州的劉政不幸被俘。而留駐西京河南府登封縣(今河南登封市)的孟邦杰，駐守汝州的郭清、郭遠等率領的宋軍小部隊，也接連敗退。

顯而易見，《金史》卷77《宗弼傳》中“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的記載其實是在得知岳飛撤軍南歸的消息之后，金軍再次回軍重新占領東京汴梁、鄭州。

早在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金國統(tǒng)帥完顏兀術（宗弼）率領金軍“由黎陽趨汴”，已經(jīng)占領了東京汴梁(即開封府)。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七月下旬，在岳飛班師南歸之后，完顏兀術(宗弼)又派漢奸孔彥舟率軍占領東京汴梁（即開封府），也就是把兩個多月之前已經(jīng)占領過的東京汴梁（今開封府）再占領一遍，——這表明在“孔彥舟下汴”之前，完顏兀術（宗弼）所率領的金國軍隊曾經(jīng)撤離東京汴梁（即開封府）。

而金國統(tǒng)帥完顏兀術（宗弼）之所以要撤離具有重要戰(zhàn)略意義的東京汴梁（開封府），顯然是因為金軍主力接連在野戰(zhàn)中被岳家軍擊敗，為岳家軍的兵威所震懾。

根據(jù)宋金雙方的形勢分析，紹興十年（1140年）岳飛北伐顯然具有全勝的可能。這也是岳飛在紹興十年七月十八日接到班師詔之后卻繼續(xù)率軍向北推進的原因。

但是來自岳飛身后的小朝廷出現(xiàn)了重大變數(shù)，岳飛接連收到“累降”的措辭嚴厲的“御筆”班師詔令。這些變數(shù)使得岳飛被迫撤軍。這無疑是場悲劇，不僅屬于岳飛個人，也屬于整個南宋。

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以及其后發(fā)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戰(zhàn)勝而跪地稱臣、政治上和經(jīng)濟上都完敗的紹興和議，完全是在極端條件下發(fā)生的極端事件。討論這件事不能忘記宋高宗趙構和秦檜這一對史上著名的昏君奸相搭檔。宋高宗趙構向來擔心武將功高震主，唯恐武將做大，為盡快解除諸大將兵權而急于向金國求和，置國家民族大義于不顧；而奸相秦檜則賣國求榮，“欲堅和議而必解諸將之兵”，兩人交相為用而曲相成，急于用北伐將士的戰(zhàn)績作資本去與敵國議和。

對于宋高宗來說，當初金國女真統(tǒng)治者敗盟，派兵氣勢洶洶地南侵之時，他害怕南宋政權會遭到滅頂之災，擔心自己會落到無容身之地，所以不得已才下令抗金。但是現(xiàn)在，宋軍既然取得了空前的勝利，已保住了偏安的政權，與金國女真人重新議和也有了資本，要是繼續(xù)再打下去，不僅會惹怒金人，而且也會使本來就深得軍心民心的抗金名將岳飛等人功高權重，宋高宗唯恐南宋諸大將會有震主之威，對武將們的猜忌也由來已久。

而內(nèi)奸秦檜的心理狀態(tài)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樣。一方面，內(nèi)奸秦檜一直在不斷地破壞南宋的抗金斗爭，尤其是在金國危難的關鍵時刻，更是要千方百計地來為其金國主子效勞。另一方面，秦檜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國女真主子作后臺，與金人勾結往來，決意主張和議，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寵信而久居相位，進而爭權奪利。如果這次宋軍抗金北伐取得了勝利，金國政權勢必被最終打垮，而秦檜自己也會隨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權力、財富在內(nèi)的一切，甚至連身家性命都難保。這是秦檜絕對不能容忍的，所以秦檜就不擇手段地破壞宋軍的這次北伐。

為要達到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秦檜當然知道，首先，必須牢牢地掌握相權。前任宰相趙鼎雖然被秦檜用奸計排擠出南宋朝廷，但在金人敗盟南侵以后，他立即“上書言時政”。秦檜馬上指使其黨羽王次翁誣告趙鼎：“逼近行朝，陰幸有警，規(guī)圖復用，門下黨與，往來于臨安，撰造事端，鼓惑眾聽，以搖人心”，且犯有“乾沒官錢十七萬緡”等罪。因而，趙鼎再次遭到貶官降職(《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6，紹興十年閏六月丁酉）。

其次，秦檜嚴密控制南宋朝野輿論，不許百官上書條陳抗金大事。秦檜一而再地逼害趙鼎，就是要殺雞給猴看，“先竄趙鼎，而人無敢言矣”。但是，當時的右承事郎陳鼎卻不畏懼，陳鼎上書宋高宗說：“敵今日敗盟，乃朝廷之福，未敗則他日之禍，有不可支持，愿乘此早為自治之策”(《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6，紹興十年六月戊午）。秦檜知道后，大為惱怒，立即把陳鼎降官貶竄，以圖懲一警百。

尤其是，秦檜為要在軍事上破壞抗金戰(zhàn)爭，從順昌戰(zhàn)役開始起，他就想盡一切方法使南宋諸大將失利。

早在紹興十年五月底，宋將劉锜率軍在順昌府屢次挫敗金軍前鋒的進攻，金軍統(tǒng)帥完顏兀術(宗弼)親率十多萬大軍自東京汴梁直撲而來。秦檜卻為宋高宗起草手詔，命令劉锜“班師”，從順昌撤退，以便那些行動快捷的金國女真騎兵在原野上追殲以步兵為主體的宋軍。劉锜身處險境，深知可戰(zhàn)而不可卻，故拒不撤退。劉锜激勵將士，誓與順昌城共存亡。接著，劉锜所部倚仗城池固守，并利用暑熱天氣，以逸待勞，以少擊眾，終于大敗金國精銳的騎兵部隊?！端问贰肪?9《高宗本紀》記載：“秦檜奏命锜擇利班師，锜不奉詔，戰(zhàn)益力，遂能以寡勝眾”。

當時，韓世忠派人把宋軍抓到的金國俘虜押送到南宋朝廷的行在臨安（今浙江杭州），秦檜害怕俘虜供出金國的虛實，即請求宋高宗下令讓諸將“今后獲敵不必解來”。這個鬼主意，連宋高宗都覺得不對頭，宋高宗聽后馬上對秦檜說：“不然，須令押數(shù)人來問之，庶得虛實”(《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7，紹興十年七月乙丑）。

對于在順昌戰(zhàn)役中積極支持劉锜而立有戰(zhàn)功的順昌府知府陳規(guī)，秦檜又故意把他調(diào)離前線，讓他改知廬州(今安徽合肥)，“時秦檜將班師，故命規(guī)易鎮(zhèn)淮右”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6，紹興十年閏六月己亥）。

在順昌大戰(zhàn)之后，劉锜的左右軍隨即奉命撤退到長江以南的鎮(zhèn)江府(今江蘇鎮(zhèn)江)，而留在淮河以北的順昌府（即潁州，今安徽阜陽）的兵力所剩不多，由于兵力不足，故劉锜余部長期龜縮在順昌城內(nèi)，沒有繼續(xù)向金軍發(fā)起進攻。

紹興十年六月中旬開始，宋將張俊、王德所部首先攻克宿州，接著又兵不血刃地開進毫州。　六月二十六日　，南宋朝廷前此派出的前往張俊軍中“計議軍事”的樞密都承旨周聿把宋高宗和秦檜所謂的“兵不可以輕動，宜且班師”的“密旨”交給了張俊，張俊心領神會。于是，在紹興十年閏六月的最后一天，張俊、王德等人率軍從宿、毫地區(qū)班師，將軍隊撤到淮河以南。

秦檜這些調(diào)虎離山的手段非常毒辣，秦檜完全知道東線的韓世忠和西線的吳璘，對金軍只是起到遙相呼應和牽制兩翼的作用，當時直接與金軍統(tǒng)帥完顏兀術(宗弼)親率的金軍主力對陣的，只是中線戰(zhàn)場的岳飛、劉锜和張俊三大將?，F(xiàn)在先把劉锜、張俊的軍隊調(diào)走，勢必造成中線戰(zhàn)場的岳飛孤軍深入，這樣就可以借刀殺人，讓金軍得以集中兵力對付勢孤無援的岳家軍，進而借金軍之手，來消滅岳家軍。但是，秦檜的這一罪惡陰謀，并沒有得逞，岳飛雖孤軍作戰(zhàn)，仍把金軍打得落花流水，接連取得了如前所述的幾次大戰(zhàn)役的輝煌勝利。

古代的通信技術十分落后，而戰(zhàn)爭形勢往往瞬息萬變，故皇帝對遠征的將帥實行遙控，一般是不適宜的。但是，軍事上十分保守和怯弱的趙宋皇朝，卻將遙控視為防范武將、維護皇權的家規(guī)。有時，甚至連作戰(zhàn)的陣圖都要由皇帝親授，將帥往往需要遵照遠離戰(zhàn)場的皇帝發(fā)出的旨意，來決定前線的軍事行動。這不僅剝奪了前線將帥們隨機應變的主動權，而且往往貽誤良機，迫使前線的宋軍坐失戰(zhàn)機。

受戰(zhàn)爭、道路條件、氣候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自南宋朝廷的行在臨安府(今浙江杭州)用金字令牌傳遞皇帝的詔令，送到中原戰(zhàn)場，路途有好幾千里遠，一個來回，行程大概需要二十天左右。鑒于如此長的往返時間，宋高宗趙構在手詔中也曾說“朕不可以遙度”“兵難遙度”等語。但是，為了貫徹他的意圖，有時又非“遙度”不可！

宋高宗趙構對戰(zhàn)爭的前途心存兩怕，一怕全勝，二怕大敗。如果北伐全勝，則武將兵多、功高而權重，會威脅皇權。倘若大敗，則宋高宗有可能淪為金人的階下囚，欲為臨安布衣而不可得。宋高宗趙構始終對金軍的力量估計過高，對宋軍的力量估計過低，紹興元年以來宋軍取得的多次勝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趙構的“恐金癥”。此外，宋高宗趙構和他亡國的父兄一樣，非常怯懦，在戰(zhàn)和問題上，具有投機傾向。一場大勝可以刺激他一時，但不會改變他那愚弱的本性。

岳家軍節(jié)節(jié)推進，遠在后方的宋高宗趙構卻在深宮中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詔中再三叮囑岳飛，要避免與金國統(tǒng)帥完顏兀術(宗弼)的大軍決戰(zhàn)，要“全軍為上”“占穩(wěn)自固”“必保萬全”。

面對岳家軍持續(xù)推進、捷報頻傳的大好形勢，一心想要破壞抗金斗爭的奸相秦檜心急如焚。秦檜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秦檜唆使他的黨羽羅汝楫向宋高宗奏請說：現(xiàn)在“兵微將少，民困國乏。岳某若深入，豈不危也？愿陛下降詔，且令班師?！?/p>

班師，一不至于大敗，二不至于全勝，正中宋高宗趙構的下懷。于是，宋高宗趙構在紹興十年七月八日或稍后，即大致在郾城之戰(zhàn)進行之時，發(fā)出了第一道班師詔，降旨要岳飛“措置班師”。

早在紹興十年七月五日，即七月八日郾城之戰(zhàn)的前夕，岳飛自前線發(fā)出了一份奏章，上報梁興、董榮、趙俊、喬握堅等部取得的勝利，其中寫道：『臣契勘金賊近累敗衄，其虜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賊眾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帶，近卻發(fā)八千人過河北。此正是陛下中興之機，乃金賊必亡之日，若不乘勢殄滅，恐貽后患。伏望速降指揮，令諸路之兵火急并進，庶幾早見成功！』(《金佗稡編》卷12《乞乘機進兵札子》)。

此奏一去十幾日，并無一兵一卒來援的消息。待到岳家軍將士浴血奮戰(zhàn)，接連擊敗金軍優(yōu)勢兵力的反撲，熬過郾城大戰(zhàn)和潁昌大戰(zhàn)之后，盼到的卻是另外一份班師詔，時值紹興十年七月十八日，即張憲率軍擊敗五千女真騎兵，取得臨潁大捷的當天。

岳飛不愿，不忍，也不肯舍棄即將到手的勝果，岳飛沒有下令終止向東京汴梁(開封府)進軍，而是于紹興十年七月十八日寫了一份“言詞激切”的奏章，反對“措置班師”。岳飛在奏章中指出：『契勘金虜重兵盡聚東京，屢經(jīng)敗衄，銳氣沮喪，內(nèi)外震駭。聞之諜者，虜欲棄其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杰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金佗稡編》卷12《乞止班師詔奏略》，此奏原文“累千百言”，大部分已佚失，今僅存其概要)。

又過了兩三天，大約在紹興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家軍已經(jīng)進抵朱仙鎮(zhèn)，而岳飛卻在一天之內(nèi)，接連收到十二道用金字令牌遞發(fā)的班師詔。這十二道詔旨全是措辭嚴峻、不容違背的急令：大軍班師回鄂州，岳飛本人趕赴“行在”臨安府朝見皇帝。宋高宗的這十二道班師詔大約是在七月十一日　或稍后發(fā)出的。

紹興十年七月十一日，在收到岳飛于七月二日發(fā)出的克復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的捷報之后，向來畏敵如虎的宋高宗趙構急于見好就收，迫不及待地作出了草率的班師決定，想阻止岳飛大軍繼續(xù)挺進，以避免和金軍進行大決戰(zhàn)。

紹興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飛收到了宋高宗七月十一日自臨安(今浙江杭州)發(fā)出的十二道班師詔，此時岳家軍已經(jīng)向北挺進到距離東京汴梁僅有四十多里的朱仙鎮(zhèn)。

當宋高宗于七月十一日發(fā)出的十二道班師詔送到岳飛軍中之時，岳家軍已經(jīng)接連在七月八日的郾城大戰(zhàn)、七月十四日的潁昌大戰(zhàn)以及七月十八日的臨穎之戰(zhàn)中大獲全勝，并且已趁勝進軍至朱仙鎮(zhèn)。而岳飛此前發(fā)出的關于郾城大捷、潁昌大捷以及臨穎大捷的捷報還在路上傳遞，還沒有到達遠在臨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南宋朝廷暫時還不知道岳家軍接連取得了輝煌的勝利的情況。

自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開始，宋高宗趙構和奸相秦檜不顧南宋朝野上下的強烈反對，一意孤行地稱臣投降，以至“舉朝無人從之”。有的大臣甚至警告宋高宗趙構，再這么倒行逆施下去，老百姓就要造反了，“萬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敵，意外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

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這個以巨大屈辱換來的和議在短時間內(nèi)被金國統(tǒng)帥兀術撕毀。宋高宗趙構和奸相秦檜顏面盡失，人心喪盡，為了保命，不得不派出軍隊迎敵，宋高宗趙構手忙腳亂，接連發(fā)了好多詔書。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大營里積極籌備北伐多年的岳飛終于得到機會出兵，于是岳飛揮師北上。

紹興十年六月下旬，岳家軍前鋒已經(jīng)接連擊敗金軍，南宋朝廷派往岳飛軍中“計議軍事”的官員李若虛也在此時輾轉(zhuǎn)追上岳飛大軍。紹興十年六月二十二日，李若虛在德安府(今湖北安陸)向岳飛傳達了宋高宗趙構的真實意圖：『面得上旨：「兵不可輕動，宜且班師！」』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6紹興十年六月乙丑；《三朝北盟會編》卷202)。

這就是宋高宗趙構的“忍棄中原”，他寧可白白跪拜稱臣、除了再次遭侵略之外一無所得。對于南宋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極為關鍵的時刻。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當金人背信棄義地單方面撕毀和約，再次發(fā)起侵略戰(zhàn)爭之時，南宋全國上下同仇敵愾，主戰(zhàn)情緒達到了頂點；而敵國金人當時在北宋故土上還立足未穩(wěn)。

從政治和軍事上來講，這是北宋亡國以來多年才出現(xiàn)的、不容錯失的絕佳機會；一旦放棄這樣的機會，南宋“忠憤之氣沮矣”，民心士氣必遭重大打擊；如果等待金軍在河南地從容經(jīng)營，不要說之后再進攻必然會事半功倍，而且如此一味挨打投降的南宋小朝廷能否自保都還是個問題……

紹興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岳飛拒絕了宋高宗倒行逆施的班師意圖。北方那廣袤的國土、數(shù)以千萬計的百姓，不是某一個獨夫民賊的私產(chǎn)，不是這個獨夫民賊要放棄就可以放棄的?！端问贰肪?9《高宗本紀》記載：『(紹興十年六月甲子)遣司農(nóng)少卿李若虛詣岳飛軍諭旨班師，飛不聽』。所以，岳飛北伐伊始，就已經(jīng)抗旨不遵。

那么，到了紹興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一天之內(nèi)接連收到十二道措詞嚴厲的班師詔的情況下，岳飛如果繼續(xù)拒絕班師，豈不是很像藐視朝廷、甚至公然和朝廷決裂嗎？

岳飛必須考慮可能出現(xiàn)的最壞情況。此時岳飛大軍的后勤供給主要還是來自后方；而在奸相秦檜的挑撥教唆下，向來猜忌武將的宋高宗趙構很可能做出極端愚弱的選擇。趙宋王朝一貫猜忌武將，防范武將做大，而在這一點上宋高宗趙構長期被奸相秦檜所利用。違詔出師、違詔不班師，很容易落下背叛朝廷的口實。當時兩軍對壘，金軍雖屢遭大敗，但南宋內(nèi)部一旦起了變亂，得利的最終將是金國女真統(tǒng)治者。岳飛一向以國事為重，絕不可能做出親痛仇快的事情來。

紹興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收到宋高宗十天前從臨安(今浙江杭州)發(fā)出的十二道班師詔的當天，岳飛經(jīng)過很劇烈、很痛苦的思想斗爭，終于被迫做出了一生中最痛心的決定，——奉召班師！

岳飛遭受了自紹興七年以來的又一次政治打擊，而這次打擊的份量要沉重得多。

紹興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飛面向東南方，朝著“行在”臨安府(今浙江杭州)所在的方向再拜，悲痛地說：『臣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非臣不稱職，秦檜實誤陛下也！』

岳飛終于領悟到了一個道理，由宋高宗趙構和權奸秦檜把持的南宋朝廷是決不允許他抗金成功的。他只能作出一生中最痛心的決定，下令班師。

撤軍的詔令自然嚴重地影響了岳家軍的軍心和士氣。早在出師北上之時，岳家軍將士就紛紛與家屬相約，不光復舊疆不團圓。如今卻功敗垂成，中途折回，又有何面目見人。

看到自己這支在強敵面前不屈不撓、毫無愧色的雄師，居然變得士氣低落、行伍不整，“旗靡轍亂”，岳飛真是心如刀割，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最后，他仰天長嘆道：“豈非天乎！”

大概到了紹興十年七月二十日左右，自前線發(fā)出的　七月八日　郾城大捷的捷奏終于送到了臨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

看到郾城大捷的輝煌戰(zhàn)果，向來畏敵如虎的宋高宗趙構的態(tài)度大為動搖，他連寫了兩份手詔，允許岳飛“擇利進退”、“不妨圖賊”；并且，他下令讓楊沂中“全軍起發(fā)”，到宿州、亳州一帶進行牽制。而在半個多月之前，張俊正是按宋高宗趙構先前的旨意從這兩地撤出，造成“岳飛軍孤”的。

再有，宋高宗趙構此前已經(jīng)連發(fā)手詔，嚴令岳飛班師，此時卻懦弱地說“屢已喻卿，不從中制”，想推卸發(fā)出班師詔的責任。

紹興十年七月二十二日之后，自前線發(fā)出的　七月十四日　潁昌大捷的捷奏也送到了臨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

看到潁昌大捷的輝煌戰(zhàn)果，宋高宗趙構的態(tài)度徹底轉(zhuǎn)變。一方面，他在發(fā)給岳飛的詔書中甜言蜜語地說：“卻敵興邦，唯卿是賴”，不再限制岳飛大軍的行動；另一方面，更為令人驚奇的則是，他竟然“已令張俊自淮西，韓世忠自京東，擇利并進”！加上尚未全部撤離的劉錡所部，看到郾城捷奏之后派出的楊沂中全軍，這就是說，宋高宗趙構下決心要把能動用的全部兵力，除了四川的宋軍，都投入到了北伐之中。

至此，南宋的國策發(fā)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zhuǎn)彎。紹興八年以來，宋高宗趙構這個“違天逆人”地堅決妥協(xié)投降政策的昏君，這個“朕雖百拜亦不復問矣”——只要有機會投降，哪怕給金人磕一百個響頭哀求也無所謂的懦夫，不知需要怎樣驚人的大勝才能使他鼓起勇氣下令宋軍全線進攻？！

但是“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當宋高宗的那些希望岳飛繼續(xù)進軍的最新詔書送到岳飛軍中之時，岳家軍早已經(jīng)按照宋高宗半個多月之前發(fā)出的那十二道班師詔的命令撤軍了！而按照宋高宗此前發(fā)出的班師詔的要求，岳飛在撤軍之后需要趕赴臨安朝見皇帝。故此時岳飛本人正在趕赴臨安的路上！

宋高宗趙構和他亡　國之　君的父兄一樣，非常怯戰(zhàn)保守，在戰(zhàn)和問題上反復無常，具有投機傾向。一場大勝可以刺激他一時，但不會改變他那愚弱怯戰(zhàn)的本性。岳飛郾城捷奏和潁昌捷奏送到南宋朝廷之后，輝煌的戰(zhàn)果使宋高宗趙構欣喜若狂，宋高宗趙構一時沖動地下決心命令宋軍全線出擊！而宋高宗趙構答復岳飛郾城捷奏和潁昌捷奏的那兩份手詔可以說明他當時并沒有在猜忌岳飛，暫時沒有仔細考慮宋軍繼續(xù)北伐的潛在影響。但是，秦檜將及時提醒他，——趙宋王朝的基本國策是不遺余力地防范武將做大。

果然，幾天之后，在收到岳飛　七月十八日　從朱仙鎮(zhèn)前線發(fā)出的反對班師的奏章的之時，宋高宗趙構的態(tài)度再次變化：在發(fā)給岳飛的詔書中，他只字不提命令張俊、韓世忠出師，這道命令顯然已經(jīng)食言了；反而強調(diào)要岳飛和楊沂中、劉锜同進退——這兩位當時還遠在中原戰(zhàn)場之外，劉锜呆在東京汴梁以南約六百里的順昌城中，楊沂中更是剛剛出發(fā)。

實際上，過去多次食言的宋高宗趙構此時已經(jīng)又轉(zhuǎn)為限制岳飛行動。那些“朕不中制”的承諾，早就被他拋到了爪哇國，此時宋高宗趙構一門心思地惦念著的，恐怕已是他那防范武將做大的祖宗家法了。

而在收到岳飛早十幾天之前被迫發(fā)出的班師奏章之后，宋高宗趙構更是了無絲毫遺憾之意，只全心全意地算計著怎樣全軍撤退，怎樣讓岳飛去照應其他各路宋軍。

早在紹興七年，宋高宗趙構已經(jīng)戲劇性地變卦過，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把全國大部分兵力交給岳飛節(jié)制，然后短短三天內(nèi)又取消成命。這次他在短期內(nèi)決定北伐并再次改變主意停止北伐，大概也不會令人感到太意外。從反復無常的投機行為來看，宋高宗趙構完全就是一個政治上的羊癲瘋。

我們只能從宋高宗趙構態(tài)度動搖的過程中，略窺已遭篡毀、已經(jīng)佚失了的穎昌大捷另一份捷奏的份量，——足以動搖一個最保守怯戰(zhàn)的懦夫皇帝，這一戰(zhàn)的戰(zhàn)果必然十分輝煌！

岳飛雖然把全部身心精力都貢獻在抗金事業(yè)上，并且取得了空前的勝利，但是宋高宗、秦檜掌握著南宋朝廷的朝政大權，而岳飛的一切行動都必須聽朝廷指揮，故岳飛堅持抗金的北伐大計不可能實現(xiàn)也就勢所必然了。

宋高宗、秦檜葬送了紹興十年的岳飛北伐，這不僅使岳家軍將士通過浴血奮戰(zhàn)而攻克的穎昌、陳州、蔡州、鄭州等廣大中原要地，又相繼失陷，而且也使岳飛在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擊。

岳飛明白，自己在抗金戰(zhàn)場上馳騁了半生，己為“秦檜所忌，終不得行其所志”。過去自己費盡心機，興師動眾，好不容易才收復了一大片失地，但“今日得之，明日棄之，養(yǎng)寇殘民，無補國事”。因而，岳飛也產(chǎn)生了消極悲觀的念頭。

宋高宗、秦檜對岳飛抗金事業(yè)的打擊阻撓，正好迎合了金人的需要，這是敵人想做而無法做到的事。而岳飛的消極態(tài)度，也加深了宋高宗對他的猜忌，使君臣之間早已存在的矛盾又進一步地惡化了。

敵國間維持不戰(zhàn)的狀態(tài)，絕不是通過一方跪拜求和就能得到的。一紙“臣構”的“子孫世代，謹守臣節(jié)”的所謂和議，恬墮猥懦，不足為天下哂；北伐志士的鮮血雖大多空灑，卻仍是南宋這個國家得以繼續(xù)維持的真正原因。

在女真民族封建化之前，北方淪陷區(qū)內(nèi)的百姓絕對不會輕易屈服于金國女真統(tǒng)治者的淫威。而宋朝要獲勝，關鍵就是要搶在女真民族完成封建化之前，收復失地?？上?，喪權辱國的紹興和議，加上南宋統(tǒng)治者自毀長城，冤殺岳飛，終于讓本來不應長期出現(xiàn)的南北分裂對峙局面，成為了現(xiàn)實。

從總體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來，直到岳飛遇害之前的紹興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間的力量對比在朝著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轉(zhuǎn)變。南宋由弱變強，金國由盛轉(zhuǎn)衰。

進入中原的女真人，其漢化的速度要快于契丹人和蒙古人，這當然是一種進步，但進步的另一面卻是女真人相對快地腐化。金國女真人入主中原還不到十年，岳飛就已經(jīng)看穿了他們外強中干的虛弱本質(zhì)，岳飛在奏折中寫道：“（金人）今所愛惟金帛、子女，志已驕惰”。金國女真猛安謀克戶們享有特權，貪圖享樂，依靠剝削漢族平民百姓為生，往往淪為既不能戰(zhàn)、又不能耕的社會寄生蟲。而金國女真上層統(tǒng)治者的腐化墮落速度則更快。

自宋金開戰(zhàn)以來，宋軍主要取得了和尚原、仙人關、順昌、郾城和潁昌五次大捷，都擊敗了金國統(tǒng)帥完顏宗弼（兀術）親自率領的金軍主力。

秋冬季節(jié)，弓勁馬肥，騎兵可以縱橫馳騁于平原曠野地區(qū)，此時最有利于女真騎兵作戰(zhàn)。但女真騎兵不耐暑熱多雨天氣，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

發(fā)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戰(zhàn)和發(fā)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關之戰(zhàn)都是山地戰(zhàn)，吳玠率領的宋軍可以憑借險峻的地形與金軍對抗，金軍主要是“以失地利而敗”。

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將劉锜充分利用暑熱天氣，在順昌府（即潁州，今安徽阜陽），以逸待勞，以少擊眾，擊敗金軍，取得順昌大捷，遏制了金軍的攻勢，開創(chuàng)了宋軍在平原地區(qū)大敗金國女真騎兵部隊的新紀錄。

如果說，順昌之戰(zhàn)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熱的天時，以及金軍勞師動眾、遠道而來的不利因素，加之宋軍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那么公元1140年（紹興十年）的岳家軍大舉北伐，則是在閏六月之后的七月發(fā)生，又是在平原曠野地區(qū)進行。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國女真騎兵發(fā)揮威力的天時和地利條件下，岳家軍仍然能夠以寡擊眾而取勝，先后在郾城之戰(zhàn)和潁昌之戰(zhàn)中擊敗金軍主力，并乘勝進軍至朱仙鎮(zhèn)，迫使金軍撤出東京開封府，這標志著宋金之間的戰(zhàn)爭形勢發(fā)生了根本的轉(zhuǎn)變。

縱觀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紹興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議之前的宋金戰(zhàn)爭史，作為一個基本史實，其整體形勢是宋軍愈戰(zhàn)愈強，而金軍愈戰(zhàn)愈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