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1992). Psychoanalytic Inquiry, 12(2):225-247

Ogden博士是舊金山精神分析研究院成員。本文是一篇論文延伸版，這篇論文最初發(fā)表在Ogden博士最新著作《體驗的原初邊緣》（1989）中。

在一切探索的終點

我們也不應停止探索的腳步

這個過程終將把我們帶回起點

那未知的地方

艾略特，“小吉丁”

分析師必須反復地、像第一次遇見精神分析概念和技術似的，不斷發(fā)掘這些術語的新義并保持它們的活力。即使是最理所當然的想法和現(xiàn)象，分析師也必須允許自己可能對其感到驚訝。例如，他必須允許自己真實的被分析過程中猝不及防的、無處不在的潛意識，移情動力和頑固阻抗所影響，僅僅回溯性的運用這些熟悉的精神分析概念和技術術語來命名在分析體驗中剛剛被發(fā)覺的現(xiàn)象。如果分析師讓自己永遠保持初學者的好奇，那么他就有可能從他認為已了解的東西中學習。本文匯集的觀點回應了我（和其他初學者）關于分析過程起始的主題，并特別涉及到分析過程起始之初的移情與反移情。我不想太過詳盡，因為這個主題幾乎觸及精神分析理論與技術的每個方面。我討論初始分析性訪談的第一個觀點是初始分析性訪談與任何其他分析性訪談并無差別：相比任何其他訪談，初始訪談中的分析師和其他分析過程的分析師一樣，初始訪談中的受分析者也和其他分析過程中的受分析者一樣，初始訪談中的分析也和其他分析過程一樣。

創(chuàng)造分析性意義

在初次面對面分析訪談中，分析師做的所有事情，皆在邀請病人思索他經歷的意義。對病人來說所有顯而易見的事物不再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相反地，病人對已經熟悉的事物好奇和感到困惑，并將其在分析性設置中進行再次思考。病人的想法與情感、過去與現(xiàn)在具有了新的意義，因而病人獲得了他以前從未獲得過的意義。分析性情境中，這些經驗產生了對分析設置而言很獨特的意義。對于受分析者來說，分析室是深刻而平靜的地方，他意識到必須找到一個講述自己故事的聲音。這是受分析者從未被人聽到過的想法的聲音。（受分析者可能發(fā)現(xiàn)找不到他自己的聲音。這個發(fā)現(xiàn)也可以作為分析的出發(fā)點。）

分析師說話與不說的方式，是傳遞分析師不加評判的接納病人原本樣子的溝通方式，但同時病人與分析師都明白，他們?yōu)樾睦砩系母淖兌嘤鲈谝黄?。分析師努力理解病人為什么是他現(xiàn)在的樣子并且無法改變，同時又毫無疑問地要求病人放棄他的疾病，以便利用分析。例如，一個分裂樣的病人必須進入與分析師的關系，并在關系中戰(zhàn)勝病人哪怕是與其他人最小程度接觸的恐懼；強迫的病人必須放棄窮思竭慮的癥狀，以便可以進入分析性對話；癔癥病人必須中止長期構成（取代）他生活的戲劇表演，成為除表演者外的觀察者。

分析師甚至在初始訪談前就成為了病人的移情性情感客體。除了將分析師看作是接受訓練去理解和（通過一些尚不清楚的流程）幫助病人解脫心靈痛苦的人之外，分析師也被病人體驗為療愈性母親，童年期過渡客體，渴望的俄狄浦斯母親和父親等。這些渴望伴隨著對失望的恐懼。

正如病人首次治療時段開始前就有了一個幻想中的分析師，分析師也在初始訪談前就有了一個幻想中的病人（更確切說，有很多病人）。換句話說，見到病人前，分析師利用一些細節(jié)，如病人電話里說話的聲音、轉介原因、分析師與當前病人關系等信息來有意識和無意識地感受病人，并把這些材料帶入初始訪談。另外，對初始訪談的期待通常帶來一種懸念感。病人與分析師都即將進入人際互動的戲劇，這部戲劇的很多腳本已經寫好了（分析師和病人內心戲?。?，但必須創(chuàng)造出一部分析雙方從來沒有想象過的戲劇，才能讓分析工作富有成效。這個工作伴隨著興奮，同時也有焦慮。很大程度上，初始訪談的危險源自于，對自己內心世界和與另一個人內心世界首次相遇的期待。擾動深層的無意識是危險的，實踐早期的分析師常常誤解了這種焦慮。它被治療師視為害怕病人會離開，但實際上，他們是害怕病人會留下來。

最近，一位病人非常清晰表述了初始訪談前一些思維片段：“一開始我應該對感到最恐懼和羞恥的事情說多少？如何講述？我不想讓他認為我如此瘋狂、虛偽、自私、誘惑，以致與我一起工作如此不愉快，他很快會找到某些理由來擺脫我。這樣揭露我自己帶來的恥辱值得嗎？我決定來見他是個錯誤嗎？當我跟他通電話時，我對他很失望。我希望他年紀大一點，更像是祖父。他聽起來有點瘋狂：他似乎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他的辦公室在一個破舊不堪的小區(qū)里。我疑惑他是否在執(zhí)業(yè)上有困難。”

當病人在電話上詢問我采用治療還是分析方式工作時，我建議病人我們找一個時間當面會診。我有意使用“會診”，是為了明確說明這次訪談不是一定會成為持續(xù)性工作的開始（盡管我想讓這次訪談成為一次分析性體驗，不管會談結果如何）。我這么做是因為在和病人訪談前我無法提前知道，我是否覺得能幫助他，以及我是否想和他工作。有很多因素，影響我決定我是否大體上感覺會喜歡這個病人，是否對他關注或感興趣。

分析師在某種程度上嘗試診斷性的思考是重要的，然而，除了一些例外情形（例如，藥物或酒精成癮病人，強烈付諸行動的反社會者，器質上嚴重受損病人），我通常認為遭受各種精神困擾的病人都有可能接受分析（cf. Boyer & Giovacchini, 1980; Ogden, 1982, 1986）。然而，在我看來，如果一個人聲稱能與任何對分析感興趣的病人工作，這樣的聲明是過分的。我認為當我們意識到不喜歡某個人而同意與他工作，是對病人的傷害。有這樣一種說法，分析師應該能分析他的負性反移情，因此分析師應能與任何適合分析性工作的病人工作。理論上這個說法可能正確；然而，實踐中，我認為就算不是建立在強烈負性反移情（或強烈負性移情）基礎之上的分析性任務也已經足夠困難了。在我看來，無論分析師（或病人）是否認識到這些移情是非理性的，情況都是如此。我認為這個告誡同樣適用于一開始就有非常強烈情欲移情或反移情的例子。

另一方面，與病人談話時，我沒有把初始訪談稱作“評價期”或“評估階段”，因為我認為這些稱呼表明病人在工作中相對被動。這樣的措辭會讓我把首次訪談功能錯誤理解為主要涉及啟動分析過程。首次訪談中的互動不僅是一個人評估另一個人，甚至兩個人評估另一個人。相反，我認為它是兩個人努力創(chuàng)造分析性意義的互動，包括理解初始訪談中做決定的意義。我想在初始訪談中促成一種將構成分析性體驗的互動，這種互動對病人來說是有價值的，因為它帶給病人被分析的體驗。

盡管初始訪談階段移情焦慮非常大，但我不認為分析師的任務是讓病人在首次訪談中感到放松。相反，我認為分析師的任務是幫助病人不錯過重要的時機，去識別和理解病人一直苦苦掙扎的移情、情感和感受。

在分析性設置中保持心理張力

如同所有其他訪談，初始訪談也開始于等候室。用某某醫(yī)生，先生或女士來稱呼病人，分析師同樣也這樣介紹自己。這種正式的介紹所固有的悖論對病人來說并沒有消失：分析性關系是最正式同時也是最親密的人際關系。這種儀式是對受分析者和分析過程的尊重。另外，這種表達也顯示出分析師不假裝，也不希望是受分析者的朋友。（我們不會付錢給朋友來跟我們說話。）一開始很明確，分析性關系親密性是儀式背景下的親密。

治療師在早期訓練中，當他們與病人從等候室走向咨詢室的時候，經常具有想“讓病人放松”或“表現(xiàn)出人性化”的沖動。例如，一位治療師試圖緩解病人走到咨詢室的緊張感，說，“我希望你停車沒有很麻煩。這附近很不好停車。”在分析過程，不需要做這樣的評論。實際上，從討論的視角看，這位治療師實際上在幾個方面都不夠友善。首先，他把他的無意識情感傳遞給病人，即他認為病人是一個在敵意世界中艱難謀生的嬰兒，并且這位治療師因為沒有讓病人生活得容易些而負責并感到內疚。這樣的談話立刻讓病人欠了分析師人情，并且?guī)矸颠€分析師“好意”的壓力，通過這樣的方式病人在幫助分析師感到更舒服。這位治療師的評論還有一種暗示，他沒有信心，對于提供給病人的治療是否值得病人花費功夫過來。

而且，這種談話是一種偷竊行為：它剝奪了病人按照意識和無意識選擇的方式向咨詢師介紹自己的機會。病人有無數種開啟談話的方式。他按照自己選擇的方式如何去做，其他受分析者不會重復這種方式。我們不能剝奪他為自己劇本寫開場白的機會，甚至他踏入咨詢室前把分析師的無意識內容施加給他。（未來有足夠時間呈現(xiàn)這一部分，因為分析師在病人無意識幻想中必然無意間成為參與者。）

最后，我們討論的這種談話類型會在分析性體驗方面誤導病人。我們作為分析師不會借由減少張力的行為、安慰、送禮物等方式嘗試緩解焦慮（我們自己的或病人的），因為保持心理壓力不僅是我們對自己的要求，而且也是對病人要求的一部分，所以為開始分析性關系而努力減少心理壓力沒有任何意義。無論是否再談及這件事，受分析者無意識注意到分析師允許分析師自己借助反移情付諸行動處理自己的焦慮。

病人把很多問題和焦慮（通常未說出來）帶入首次訪談，分析意味著什么，分析師意味著什么以及受分析者意味著什么。分析師嘗試通過解釋自由聯(lián)想、沙發(fā)使用、見面頻率，心理治療與精神分析之間區(qū)別，及精神分析流派之間區(qū)別等方式回答這些問題。這些嘗試不僅徒勞，還不可避免地限制了病人以他自己的語言呈現(xiàn)自己的機會。如接下來的臨床片段表明，分析師對分析的意義最具說服力的解釋是他表現(xiàn)得像分析師。

H先生，一位42歲的電視制片人，他在初始時段解釋來見我的原因是感到極度焦慮，對死亡的“強迫觀念”，包括害怕在睡夢中窒息死亡，害怕在地震中被困住而死去。病人腦海里充斥著這樣的想法，他有一個輕度聽力障礙的六歲女兒，他擔心她這這個世上生存會很困難。他說他知道這些恐懼有些夸張，但是這并不能減少他的焦慮強度。

病人說他是小孩子時就生活在恐懼中。H先生的父親，一位大學教授，一直對病人不滿意，堅持通過每天晚上的家庭作業(yè)來“幫助”他，每次必定以父親沖病人尖叫“令人難以置信的愚蠢”而結束。

H先生告訴我他工作上的成功似乎對他來說并不真實。他感到好像得不斷為他再也無法發(fā)揮作用的那一天做準備。因此，他把賺的每分錢都存起來。他給了幾個花錢時感覺有被耗竭的危險的例子。然后我說似乎他覺得為分析付費令人恐懼，因為這意味著要放棄一些他所擁有的為數不多的保護來源。H先生笑了，并說對于這點他想了很多，為分析付費讓他感覺像是流血，在他被“治愈”和他流血至死之間存在競賽。

當我在第二次訪談開始前去等候室迎接H先生時，他在流汗，似乎一直焦慮等候某個非常重要消息，或許一個判決。一走進我的咨詢室，他迅速穿過房間伸手拿起電話并說：“我把鑰匙鎖在車里了。如果可以的話，我想給我太太打個電話，讓她在我們咨詢結束后帶著備用鑰匙在這里等我?！蔽艺f，我想在他看來似乎他的整個生活要取決于這個電話，但是我認為在他試圖解決這事前他和我應該討論一下發(fā)生了什么，他坐下來，說，“實際上，剛才發(fā)生的事情對我來說是很典型的。我的午餐放在車后排。停車場有一個指示牌，上面寫著‘把鑰匙留在車里。’我覺得有些擔憂把我的午餐留在沒有上鎖的車里。我認為有人可能會在我的午餐里做手腳，所以我想鎖上車?！?/p>

我對H先生說，他似乎沒有意識到他做了兩件事：他把他的午餐鎖在車里，這樣它不會被人做手腳，然后按照指示牌的指示把鑰匙留在車里。他告訴我當意識到他把鑰匙鎖在車里他非?？只牛⒘⒓聪氲皆谖肄k公室給他太太打電話。他說這個想法讓他大松一口氣。我重復著他的想法，他在那一刻想到我，還有他太太。他說確實這樣，但是他更早些時候想到我，當他看見指示牌時，似乎是我把它放在那里。

H先生解釋說，要求使用我的電話也是他的特點。他總害怕人們生他的氣，然后請求獲得他們一些小恩惠確信人們喜歡他而讓自己放心。例如，他通常在單位向同事借零錢或一支筆，或者問路，而實際上他已經非常清楚如何到達那里。

他告訴我他確信我已經把他當做一個十足的傻瓜。（我假設，這種情感背后有一種愿望，還有恐懼，但是我這個時候沒有打斷病人，因為他正在向我介紹構成他內部客體世界的各種人物。）H先生繼續(xù)講述了更多有關他父母的事情。他父親十年前去世，但是他一生似乎都處在垂死狀態(tài)。他父親從兒童期就患有腎病，被死亡的恐懼所籠罩。病人說他一直很恐懼父親在朝他吼叫時死掉。H先生告訴我他父親有時非常和善，病人盡管大部分時間非常怕他父親，但是他依然愛父親。

我問他是否認為我會沖他喊叫，因為他把鑰匙鎖在車里，并要求使用我的電話。他說以一種散漫的方式有過這種感受，但是不太清楚為什么在我的等候室等待時感到如此恐懼。（我意識到病人可能試圖打電話給他太太是想讓她保護他不受我的傷害[如同他母親曾保護他不受他父親傷害]，并保護我不受他的傷害。）

接下來的分析性工作中，移情性行動化在不同層面的含義（H先生稱其為“電話把戲”）顯露出來，包括病人希望被當做無助小男孩，以防御感覺自己是一個具有強大破壞性的人，曾極大傷害過他父親，也會傷害我。他移情性行動化第二個層面涉及他想激怒我以類似他父親的方式去行動化，我會因他的愚蠢沖他喊叫。某種程度上，他害怕我會表現(xiàn)得那樣，并試圖告訴自己我不會來安撫自己。然后，他又在這種強烈責罵中發(fā)現(xiàn)一種感官享受。另外，他在被懲罰中感到解脫，因為他無意識覺得他應得這樣，他想象他犯下了與他父親有關的罪惡（例如，激怒他，他讓他生病，最終殺死了他）。而且，他覺得他父親以強烈、控制的方式來表現(xiàn)對他的愛。病人無意識希望在預期的責罵中，從我這獲得這種形式的愛。分析過程中，“電話把戲”反復被用作分析性過程的象征。

警示性描述

初始訪談中，我一開始就會傾聽病人“警示性描述”，例如，病人無意識解釋他為什么感覺分析是危險的事情，他認為分析肯定會失敗的理由1。

1[注釋：Ella Freeman Sharpe (1943)使用警示性描述指代服務于本能控制沖動的幻想，這樣的幻想表現(xiàn)為破壞身體的無意識自我警告。本文中，我用這個術語來描述一套更特定的，在不同概念框架下的幻想：即病人有一套認為進入分析關系就很危險的無意識幻想(McKee, 個人通信, 1969)]。

也就是說，我在傾聽（并嘗試用語言為我自己或病人表達）分析時刻里最前沿的移情性焦慮。無論受分析者困擾的本質是什么，病人的焦慮都會以進入與分析師關系的危險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病人無意識中有一個強烈信念（他無法表述出來），他嬰兒期和童年早期經驗教會他一些特定方式，他所有客體關系都必定變得令人痛苦、失望、過度刺激、湮沒、不可信賴、窒息、過度性欲化等。他沒有理由相信他將進入的這段關系會有任何不同。受分析者這種信念既正確也不正確。從移情意義上說，這個信念正確是說，他內部客體世界必然變成分析舞臺上上演的一場鮮活的主體間戲劇。說它不正確是指，分析情境與創(chuàng)造出他的內部客體世界的原初心理人際情境不完全相同，原初心理人際情境是指嬰兒期和兒童期幻想和客體關系的情境。

分析最初訪談的一個小時里，受分析者說的（和未說的）所有事情，都可以看作是對分析師發(fā)出的無意識警告，告誡分析師和受分析者都不應該進入這段注定要失敗和危險的關系中。必須強調，病人覺得分析會讓分析師還有病人都遭受危險，很大程度上病人進入分析時畏縮不前，是在努力保護分析師。從這個角度看，分析師要涵容病人對開始這段關系的恐懼，還要涵容在不犧牲病人生活的情況下，受分析者發(fā)生內在變化，即改變內部客體病理性依戀的希望。下面描述了一次初始分析性訪談，說明病人經常無意識地試圖象征性地表達他所預期的對自己和分析師的危險。

J先生以他與太太和孩子之間的空洞關系、對工作的厭倦，以及總體上生活缺乏樂趣，開始了第一次訪談，他說內科醫(yī)師將他轉介給我，內科醫(yī)師認為分析會對他有益。盡管J先生表達了凄涼感，但我猜想他生活中有愉悅，他感到不僅必須對他，還要對我保守愉悅的秘密。我想象J先生有外遇--或許與一個女人有關，或許與音樂，藝術或其他一些“強烈興趣”有關，或許與一段兒童期浪漫記憶有關。這個想象不是直覺的結果，而是對病人描述自己的某些內容的反應?；叵肫饋?，很容易注意到，這些信息由他對用詞的選擇、講話節(jié)奏、步態(tài)、面部表情等傳遞出來。他表現(xiàn)得像是有秘密的人。我推測（但沒有跟J先生說）他似乎無意識覺得分析會抑制愉悅，他不得不把它隱藏好，我預期分析因此會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僅對他，而且對我）相當枯燥無味。

病人說他確信他需要治療，他知道如果去尋找?guī)椭?，太太和孩子會獲益。雖然如此，他感到非常內疚把錢花在分析上，而不是用這些錢買一家人都可以享樂的東西。在初次訪談過了一些時間后，我說，病人似乎感到開始咨詢等同于外遇。他告訴我他如何忠于太太，從未考慮真的有外遇。然而，他說，我說的那些話令人不可思議，因為那周早些時候，他第一次聽到自己對他秘書說的一些評論，它們聽起來太模棱兩可，被解讀為一種求歡。她選擇不直接回應這個模棱兩可的提議。他說他對這件事感到相當不安，多年來頭一回早早下班。

對這個個案，我決定對我所理解的主要移情焦慮做詮釋（例如，最易接觸到的無意識/前意識移情和阻抗意義）。似乎病人帶入分析關系中的內心戲劇中，預期出現(xiàn)強烈依戀和隱秘的緊張。正是這種體驗（“外遇”），我猜想J先生害怕分析會變得令人非常痛苦，或不可能繼續(xù)。隨后幾年分析過程中，病人能夠了解他與一位他曾深愛保姆的關系中這些情感，他無意識覺得他得將這種愛瞞著他母親。他的憤怒和內疚，以及對卷入類似難以忍受糾葛的恐懼，導致他形成性格防御，在生活各個方面保持相當冷漠。他只是“走過場”的想法在他分析初期起著重要防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