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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性與神性——猶太人眼中的“波羅的海大屠殺”

 涼山泊咖啡加糖 2018-08-24

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諸國加入沖突的時間點各不相同。幾乎所有情況下,民眾對于本國參戰(zhàn)的主流情緒都是恐懼或驚駭。不過就波羅的海國家的許多人來說,他們最初的反應大有不同,就像一個立陶宛人記錄的那樣:“那就像一束霹靂擊中了立陶宛人:戰(zhàn)爭。多么喜悅,戰(zhàn)爭。人們聚在一起相互祝賀,眼中含著淚水。每個人都感到自由的時刻近了。

 

德國人進入立陶宛時,迎接他們的是歡呼雀躍的人群,數(shù)以千計的民眾把一束束鮮花扔向他們眼中那些來拯救自己的士兵們。但許多立陶宛人進行慶賀的同時,立陶宛猶太社區(qū)的反應就非常不同:“盡管立陶宛人群用鮮花歡迎德國人,但毫不奇怪的是,我們關(guān)上百葉窗,放下窗簾,把自己鎖在了家里。

 

以解放者姿態(tài)進入立陶宛的德國軍隊

 

對猶太人的迫害歷史悠久,至少可以追溯至亞歷山大帝國。整個19世紀,歐洲大部分地區(qū)都在反復出現(xiàn)反猶襲擊。在1939—1941的波羅的海諸國,蘇聯(lián)當局大力打擊排猶傾向,許多當?shù)鼐用裰饾u感到新政府偏愛猶太人勝過其他族群,不滿情緒逐漸聚集。

 

正是在這樣一個不穩(wěn)定且逐漸極端化的環(huán)境中,德國人引入了他們的新秩序之夢,要求征服或消滅那些被認為不受歡迎的人。猶太人便位于那份特別名單之首。

 

入侵蘇聯(lián)之前,希特勒曾非常清楚地向其所有下屬說明:新的戰(zhàn)爭不同以往。所有單位都在6月初收到通知,必須將布爾什維克黨人、煽動者、游擊隊員、破壞分子和猶太人作為潛在敵人處理。

 

以立陶宛為例,德國軍隊在建立新政權(quán)之前便做好了煽動當?shù)嘏弄q行動的準備,一份報告聲稱:

 

從6月25日開始,民族主義者克里馬蒂斯手下的600人準軍事隊伍便開始大肆攻擊猶太人,并把他們的行為擴散至其他城區(qū)以及周邊區(qū)域。有報道稱三天內(nèi)有約5000名猶太人被殺。

 

立陶宛武裝分子抓捕猶太人

 

接下來,德國人來了。

 

大批德軍進入立陶宛首府考納斯,并以毫無懸念地,猶太人便一個接一個地死于非命。

 

隔離區(qū)的日常運作主要由猶太人委員會和隔離區(qū)警察負責,兩者的直接領(lǐng)導人是德國黨衛(wèi)隊旗隊長弗朗茨·穆雷爾Franz Murer),此人已被指派為第一大城市維爾紐斯的猶太人事務專員。

 

有屠夫之稱的弗朗茨·穆雷爾,戰(zhàn)后作為戰(zhàn)犯鋃鐺入獄

 

很快,那些有工作的猶太人被遷入一處隔離區(qū),沒有工作的人則被趕到一起,進入了那片較小的隔離區(qū)。這里多次發(fā)生“行動”,后者是一種委婉的說法,指強制將數(shù)量不等的猶太人集中起來,這些人之后會被帶走并處決。被選中的分類各有不同——衰弱者、老人、沒有工作的人。在其他一些場合,猶太人不論狀態(tài),直接被聚集到一起。當局的借口是體弱者和老人會被帶到別處,以便接受更好的照顧,但留下來的人則可以確定,自己再也無法見到所愛的人。

 

猶太人薩穆埃爾·埃斯特羅維奇在汽車修理廠為他的波蘭熟人工作,他目睹了一群隔離區(qū)住民被帶走處決的情形:

我們工廠的窗前,立陶宛警察正開車載著一大批來自第二隔離區(qū)(小的那座)的猶太人——男人、女人和孩子——沿街駛向盧基什克斯監(jiān)獄(Luki?k?s Prison)。我在他們經(jīng)過的時候認出了一些熟人。這些無辜的人們,我的猶太同胞,正在被運往他們的死地,這幅場景直擊我的靈魂的深處——我意識到廠里的波蘭工人毫不悲哀,而是發(fā)出愉悅和滿意的叫喊觀看這種不義時,那震撼甚至變得更加辛辣。‘看啊’,他們開心地跳了起來,‘猶太人被帶去殺掉了’。

 

反猶主義表現(xiàn)并不特別令我驚訝。但我注視這些欣喜的波蘭工人時,讓我害怕的是他們對我們的仇恨之深——這種仇恨使周圍所有的民族和社會階級的成員聯(lián)合起來。波蘭游擊隊員,即波蘭國家軍(Armia Krajowa,西方國家支持的波蘭人抵抗軍)的成員,也在以符合這種周邊居民情緒的方式行動。盡管組織國家軍的目的是進行地下反德斗爭,但其大多數(shù)成員都會獵捕躲藏在森林里的猶太人。波蘭游擊隊因其組成人員大多是當?shù)厝丝?,故此熟知他們活動位置的方位,因而對那些試圖在茂密森林中尋求掩護的猶太人來說比德國人更危險,后者畢竟不敢太過深入森林。立陶宛人在消滅我們的事情上異常活躍。

 

被迫離開家園的猶太人,這個家庭幾乎沒有機會活過戰(zhàn)爭

 

實際上,反猶主義雖然在當?shù)厝巳褐袀鞑V泛,但無論如何都說不上普遍,有許多當?shù)厝送ㄟ^力所能及地提供食物來悄悄地幫助猶太人。也不是所有的德國人都反猶,埃斯特羅維奇回憶道:

一個……名叫貝格爾的德國士兵被指派到我們汽車維修廠,我和他成了朋友。貝格爾看著猶太人被運往死地的場景叫喊出聲:‘這渣滓在這兒以德意志民族的名義在干些什么——即便用幾個世紀也洗脫不掉我們身上的罪孽!’結(jié)束返鄉(xiāng)假期回來以后,貝格爾講述了一件事,這證明納粹政府向他們的廣大群眾隱瞞了真相。貝格爾的妻子聽說她的德國同胞于立陶宛犯下的恐怖行徑后,起初認定貝格爾一定是瘋了——這些故事聽起來是那么可怕而荒謬。

 

然而,少數(shù)理智的聲音被無情地淹沒在排猶狂潮中。維爾紐斯的猶太人很多被帶到市中心西南約6英里處的帕奈利艾(Paneriai)鎮(zhèn)被射殺。起初被殺害的主要是猶太人男性。直到8月份,受害者的范圍才擴展至婦女兒童。

 

一名在運輸縱隊工作的德國士兵目擊了一些謀殺情形:

我在距離坑洞入口6—8米的地方。一個武裝平民站在入口的另一邊??词厝藛T把人小群小群地帶進采礫坑。坑的邊緣是一處墓穴,那就是猶太人必須要去的地方。墳墓呈十字形……由于這是個干燥的沙質(zhì)地區(qū),墓穴用木板進行過加固。猶太人被成群地帶進坑里。我們可以清楚看見坑洞邊緣的看守成員用鞭子抽下……一個10人的射擊班站在坑外6—8米外……射擊按齊射進行,這樣人就一起倒進了他們身后的墓穴。

 

19歲的猶太少女伊塔·斯特拉日(Ita Stra?)是被帶至帕奈利艾處決的人之一。她被拖到一處已經(jīng)滿是尸體的坑洞,一次齊射鳴響時,她向前倒入尸體當中,雖然她并未被哪顆子彈擊中。隨著處刑繼續(xù)進行,更多的尸體倒在她身上,之后槍彈向坑內(nèi)射擊,以殺死那些幸存的人。一發(fā)射向坑內(nèi)的子彈穿過了她的手,但她努力沒有發(fā)出聲音。她一直等到天黑,然后逃跑了,赤著腳走過了一片無盡的尸體之海。

 

德方報告稱,槍斃以幾乎沒人察覺到的方式進行,一般人,包括余下的猶太人,都相信那些被帶去帕奈利艾的人是被重新安置了。當?shù)厝耍绕涫莵碜耘聊卫淖C言,則表示他們都十分清楚這些謀殺,只是注意不說出去。在維爾紐斯隔離區(qū)內(nèi)部,猶太人到1941年年底才因當?shù)氐挚惯\動的活動,意識到帕奈利艾的真實性質(zhì)。

 

猶太人在立陶宛遭到殘酷殺害

 

當時,一位名叫塔瑪拉·卡茨(Tamara Katz)的猶太女孩在帕奈利艾的槍斃中幸免于難,她從一處大墓穴中扒開填土逃出,然后到達維爾紐斯,在那里被地下組織掩護起來。她向后者告知了帕奈利艾發(fā)生的事件,不久以后該組織就得以將一條消息帶進隔離區(qū):

蓋世太保的大道條條通向帕奈利艾。帕奈利艾就是死亡。那些懷疑的人,擺脫你們的幻覺!你們的孩子、丈夫和妻子已經(jīng)不在人世。帕奈利艾不是一個營地。已經(jīng)有15000人在那里被打死……我們確實弱小又無助,但給敵人的唯一答復就是:抵抗!兄弟們!作為自由戰(zhàn)士而死好過靠謀殺者的慈悲而活!抵抗!抵抗到你最后一口氣!

 

對此,德國人盡其所能摧毀猶太人的任何抵抗企圖。如果一個工作場所里有人員出逃,該場所的其他工人就要被扣作人質(zhì),如果逃跑者沒有返回,他們就要被處死。盡管如此,年輕的猶太人仍持續(xù)從隔離區(qū)流向附近的森林,在那里加入急速成長的游擊隊群體。

 

有時候,抵抗與幫助會來自那些最令人吃驚的人——駐扎在維爾紐斯,奧地利上士安東·施密特(AntonSchmid)就是其中之一。施密特對猶太人心懷憐憫之心,他的任務是幫助那些掉隊士兵返回其原部隊歸建。施密特發(fā)現(xiàn)他的軍事職責允許他向維爾紐斯的猶太人發(fā)放工作許可,而他也開始這么做了。猶太人把工作許可看作是“死亡假日通行證”,因為持有這種許可證的人淪為“行動”受害者的可能要小得多。結(jié)果,許多人被從處決的命運中救出。

 

不過,施密特并未止步于此。他定期為隔離區(qū)內(nèi)的猶太人提供食物,并給一個猶太女孩安排制作了出生證明,說明她實際上是雅利安人。還有幾次,他安排了允許少量猶太人橫穿立陶宛的文件。這些人中大多數(shù)抓住機會消失了。他頒發(fā)了工作許可證的猶太人有時被捕,他便前往盧基什克斯監(jiān)獄,讓人放了他們。他最重要的貢獻可能是開著卡車比較頻繁地從維爾紐斯前往白俄羅斯,通常是運著木材。大多數(shù)行程里,他會帶上20到30名猶太人同行,把他們藏在木材后頭。當時白俄羅斯那邊對猶太人的壓迫遠比立陶宛輕,因此他從迫近的死亡面前救下了可能有300人。一些人利用白俄羅斯不那么嚴厲的統(tǒng)治制度,逃跑并加入了游擊隊。

 

部分是由于這些行程,部分是由于其他猶太人的地下活動,猶太人武裝抵抗的理念——發(fā)源于維爾紐斯——傳播到了其他的中心城市,如華沙、比亞韋斯托克(Bia?ystok)和格羅德諾(Grodno)。地下運動的成員在出行期間經(jīng)常在施密特的住處暫留,有時他也會專門開車幫助他們到達目的地。

 

安東·施密特,這位普通奧地利上士拯救了數(shù)以百計的猶太人

 

施密特的朋友對這一切知之甚少,就像有人后來描述的那樣:

他是個坦率、真誠的人,思考和做事方面都是個寡言笨拙的男人,并不篤信宗教,他不具備哲學氣質(zhì),不讀報紙,也不看任何書,他不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他杰出的特質(zhì)是他的人性。

 

施密特是個落落寡交的人,出于明顯的原因,他也無法向德國同胞吐露自己的行為。因此只能推測他為什么會做這些事。這位虔敬的基督徒似乎純粹是按照他的良心行事。1942年1月底,一處隔離區(qū)在白俄羅斯的利達(Lida)建成,這時他被捕了。新隔離區(qū)里的一些猶太人來自維爾紐斯,其中有幾個告訴了蓋世太保他們是怎么來到利達的。在軍事法庭上,他的辯護律師陳述說施密特嘗試拯救猶太人是因為他們可以為國防軍充當勞動力,但施密特自己否決了這個理由,他清楚說明自己曾把猶太人從維爾紐斯運走,為的是拯救他們的生命。他被宣告有罪,并于1942年4月13日被行刑隊處決。死前不久,他給妻子和女兒寫了最后的一封信,他將此信交給了在他最后一天照顧自己的天主教神父。這封信對他的動機給出了最佳闡釋:

今天,我可以告訴你們有關(guān)那壓倒我命運的一切……我不幸被維爾紐斯的一個軍事法庭判決死刑……他們沒能給我爭取赦免,并且認為這[赦免的請求]會被拒絕,因為迄今為止,這類請求都被拒絕了。因此,我親愛的妻女,你們要高昂起頭。我已把自己交給了命運……我們在天堂的上帝已經(jīng)決定這不能更改。我今天心境平和……我們親愛的主意愿如此并讓我變得強大。我希望他會把你們變得像我和一樣強大。

 

我想告訴你們這一切是怎樣發(fā)生的。這里有很多猶太人,他們被立陶宛軍隊聚集到一起,然后在城外的一片場地被打死,多達兩三千人。他們沿路把孩童猛撞到樹上。你們能想象嗎。我必須接管‘掉隊士兵辦公室’,我不想做這個,有140個猶太人在那里工作。他們問我是否能把他們從這里帶走。我接受了他們的勸說。你們知道我是怎樣的人,我的心很軟。除了幫助他們,我想不到有什么事可做,但法庭說這樣做是錯的。

 

我親愛的施特菲和格爾塔,你們認為這對我們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但請原諒我。我只是作為一個人類來行事,并不想傷害任何人。

 

你們收到這封信時,我親愛的,我將不在這個世上。你們無法寫信給我,但要相信我們會在一個和我們親愛的主在一起的更好的世界相見。

 

納粹政府在立陶宛的宣傳海報:“這位德軍士兵正在為你戰(zhàn)斗,為他工作吧?!?/span>

 

到1943年中期,維爾紐斯隔離區(qū)里許多被認為最適合工作的猶太人被轉(zhuǎn)移到愛沙尼亞的瓦伊瓦拉(Vaivara)集中營。到1943年年底,維爾紐斯隔離區(qū)完成“清理”。遷徙中,猶太少女瑪絲恰·羅爾尼凱特(Mascha Orlnikaite)的家庭加入了一支猶太人的隊伍,隨隊前往一座會堂。突然一名士兵把羅爾尼凱特和她的家人分開:

士兵們組成了一道橫跨整個路寬的鏈條。這條鏈后面——以及另一側(cè)的另外一道鎖鏈之外——是一大群人。媽媽就在那里面。我跑向那個士兵,請求他讓我過去。我解釋說自己因為疏忽被和母親分開了。她正站在那邊。那是我的家人,我必須得到她那里去。

 

我對他說話,哀求他,但那個士兵怎么都不理我。他看著那些正穿過門的女性。時不時地把其中一個拉到我們這邊。剩下的就被推進了媽媽所在的那個人群。

 

突然間,我聽到了媽媽的聲音。她大叫說我不應該到她那里。她還請求士兵們不要讓我過去,因為我還很年輕并且可以努力工作……

 

‘媽媽!’我盡力大聲喊道,‘來我這邊!’她只是搖頭,并用一種奇怪的嘶啞嗓音對我叫道:‘活下去我的孩子!至少你要活著!給小家伙們報仇!’她把他們拉近自己,說了些什么,然后費力地把他們挨個舉起來,好讓我能看見他們。魯韋萊(Ruwele)古怪地看著我……他揮舞著小手……

 

他們被推到了另一側(cè)。我再也沒有見到他們。


卡爾·普拉格,這位國社黨員是眾多猶太人的救星

 

維爾紐斯附近,德國陸軍少??枴て绽瘢↘arl Plagge)負責一處車輛維修場。身為國社黨一員,他相信那是唯一一個能使德國恢復其正當?shù)匚坏恼h,不過,普拉格因在開戰(zhàn)之前拒絕接受納粹種族理論而飽受批判。他被維爾紐斯猶太人的苦境深深震撼,并決心采取任何力所能及的措施來阻止殺戮。他像施密特那樣,自隔離區(qū)形成以來向猶太人發(fā)出了許多工作許可,現(xiàn)在又帶著大約1300名離開隔離區(qū)的猶太人,來到他在自己管轄的維修場近旁設立的一處特別勞工營。

 

普拉格花費大量心思建立這座“奴隸勞工”營,該營地利用戰(zhàn)前一位猶太企業(yè)家建造的建筑物作為住房。他確保工人們能收到口糧,盡管仍非常少,但至少足夠支撐他們的生命。

 

最終在1944年,隨著蘇聯(lián)軍隊的逼近,余下的住民意識到黨衛(wèi)隊很有可能要殺掉他們。他們準備了躲藏之處,但不得不在采取逃跑或躲避的嘗試以前等待著最后一刻。他們等待著那一刻已經(jīng)到來的信號,普拉格沒有讓他們失望,據(jù)猶太人幸存者的回憶:

1944年7月1日星期六,普拉格少校……來對我們講話。我們聚集在他周圍,急切想聽到他告訴我們是什么等待著我們。普拉格少校提醒我們說,德國軍隊正離開維爾紐斯,隨著俄國人的靠近,我們的營地也將向西疏散。為強調(diào)這番提醒,普拉格少校在講話中告訴我們說,我們將不再作為HKP[HeeresKraftfahr Park,即陸軍運載車輛儲備池(Army Freight Vehicle Pool)]的工作營,并將完全由黨衛(wèi)隊的掌控——之后他仔細地說明道:‘而你們都完全明白黨衛(wèi)隊會多么關(guān)照他們的猶太囚徒?!?/span>

 

基于這次清楚的警告,營地里的許多居民進入他們的藏身地點,并在因通風不暢而尤其惡化的擁擠環(huán)境下忍耐了幾日。那些沒有嘗試躲藏的人被運送到了帕奈利艾,在那里被射殺。黨衛(wèi)隊對營內(nèi)建筑物的搜查找出了200多人,他們就在營地里被處決了。

 

普拉格從戰(zhàn)爭中幸存下來,并且因為一些被他救下的人提供證詞免于起訴。他本人并未努力為自己辯護,但一些被他救下的猶太人聽說他遭受審訊,便派出一名代表參與訴訟程序。普拉格死于1957年,死時仍舊為他不能救下更多猶太人的愧疚飽受痛苦。時過境遷,波羅的海諸國的猶太人悲劇已經(jīng)成為過去,但各個見證者的經(jīng)歷,從不同角度折射出人性的光輝與灰暗,值得后人深思。




本文選自《巨人之間: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波羅的海戰(zhàn)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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