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關(guān)于方言的爭論頻頻見諸媒體，其間充斥著情緒的宣泄，也有理性的探討。不過，正如方言的豐富性一樣，我們似乎無法找到一勞永逸的解讀角度。隨著現(xiàn)代化的快速推進，社會交際流通的空前膨脹，方言作為文化基因，正經(jīng)受著全面而持久的考驗。當我們直面方言帶來的溫暖和尷尬，切身體驗轉(zhuǎn)型期社會的文化焦慮，其間點點滴滴的心靈悸動，引發(fā)我們深沉的人文思索。
方言交往頻繁
遭遇身份焦慮
就讀上海某著名高校的孫文同學，是蘇北一所國家級重點高中畢業(yè)的學生，保送進入這所高校，并擔任這所學院重點實驗室的組長。開學不久的一次小組會議讓他很不是滋味，“他們都是上海人，不說普通話，都在那兒說上海話，明明知道我聽不懂?！北臼且粓鰢烂C的小組會議，卻以組長“語言不通”尷尬開場。在場的一位上海學生說話間還逐漸偏離了主題，大談外地人的種種不是，讓他很不舒服，但一貫的涵養(yǎng)令他在會上保持了沉默。上學幾年了，孫文還沒能融入大上海的氛圍中，每當在很多場合聽起那些難懂的上海話，總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藍倩是泰州人，在蘇州讀大學4年，畢業(yè)后來到南京一家外企擔任設計工作3年，然后又到廣州工作，一轉(zhuǎn)眼又是3年。當初到蘇州剛?cè)雽W，有意無意間迸出的泰州話在很多蘇州同學面前，似乎總是格格不入；來南京之后，她帶蘇州腔的泰州話總是讓南京同事摸不著頭腦，還會經(jīng)常鬧出笑話；現(xiàn)在，藍倩在廣州工作，置身于粵語的汪洋大海之中，她經(jīng)常不知所措。沒辦法，現(xiàn)在的她經(jīng)常利用業(yè)余時間學習粵語。那一天，一個老家的朋友來廣州，聽著那熟悉的泰州話，藍倩眼圈一下子紅了，趕緊用泰州話聊起來，不過，她一開口，朋友一臉驚詫：“你說的是什么話，怎么聽起來怪怪的？”送走朋友之后，藍倩悵然若失。
張華是山西人，在南京讀完大學后，在南京工作十多年了。這么多年來，張華和同學、同事交流的語言都是普通話，當然，也在不知不覺中帶上了南京口音，這當然“歸功于”妻子，因為她是南京人。在家里，夫婦倆一般用“南京話”對話，漸漸地，愛人似乎感覺張華說起話來，很有那么一股子南京味。不過，在一些聚會場合，遇到新朋友，張華用“南京話”一開口，馬上有朋友猜測：“山西人？陜西人？”張華的父母從老家過來，這個時候，張華總是小心翼翼地用“純正”的山西話與父母說話，然而，一開口，父母的臉色不對了：“這娃兒，跟我們說話，還洋腔洋調(diào)的！”
“有一種美，沒有華麗的外觀，但是一旦失去你才會倍覺它的珍貴；有一種情感看似落伍，當你一旦缺失，你卻發(fā)現(xiàn)心靈的荒蕪；有一種文化看似粗鄙，當你一旦丟失，你會發(fā)現(xiàn)自己成了精神的無根遺民！”一位網(wǎng)友深沉地說。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說，每一種方言背后，都有其風土人情、社會心理的長久積淀，而隨著現(xiàn)代化的推進，人員流動加速，由方言帶來的尷尬比比皆是，由此導致一種深沉的身份焦慮。
方言急劇消退
引發(fā)傳承危機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普通話的普及程度越來越高，方言的生存空間也越來越狹小。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徐世璇認為，中國的120種語言近一半處于衰退狀態(tài)，有幾十種語言處于瀕危狀態(tài)。同樣，在世界范圍內(nèi)，這也是一個普遍的問題，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日前發(fā)布最新數(shù)據(jù)警告說，全世界大約2000多種語言面臨滅絕。聯(lián)合國呼吁各國共同努力，拯救瀕危語言。
老南京話又叫“白話”，現(xiàn)在南京的年輕人所說的話已經(jīng)不是地道的南京話了。以高淳方言為例，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在視察高淳時認為，高淳文化底蘊豐厚，是中國民俗文化的“富礦區(qū)”，高淳方言在全國絕無僅有。不過，有調(diào)查表明，現(xiàn)在的高淳方言正瀕臨滅絕?？h里做過專門統(tǒng)計，全縣能講原汁原味高淳方言的僅占人口4%，約2000人，都是70歲以上沒出過遠門的老人。專家認為，再過一二十年，高淳話可能就要銷聲匿跡了。高淳縣正抽調(diào)一批教育、文化界人士搜集整理高淳方言，形成申遺的文字和影音材料。
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汪平曾搞過一次關(guān)于“普通話和蘇州話在蘇州的消長情況”的調(diào)查，調(diào)查對象是小學二年級到高中二年級的學生，90%左右的學生父母是蘇州人。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學生們在課堂上幾乎全說普通話，在課下說普通話的比例略低一些，但跟老師說普通話還高達81%，即使跟父母、祖父母說普通話也高達百分之六七十。在一項“能否用蘇州話談學習”的調(diào)查中，超過半數(shù)學生回答“不行”，即使是談日常生活時，用普通話的也占39%。
“語言是文化的DNA”，中國或許是世界上最大、也最古老的方言博物館，每一種方言便是其中的一塊活化石。孔子曰：“禮失而求諸野”。中國方言之于中國文化的意義，正在于它的“野”。而由于特殊的自然、社會環(huán)境，其成分之多樣、結(jié)構(gòu)之復雜、積淀之深厚、保存之完整，素為其他地區(qū)所不及，其中蘊涵著解開中國古代秘密的重大線索，它們的學術(shù)和藝術(shù)價值也許并不亞于敦煌洞窟的壁畫和寫經(jīng)。
方言是一種文化，每一種方言都包含了一定的政治、經(jīng)濟、歷史、心理、習俗的信息。專家認為，方言是中國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載者，是中國民間思想最樸素的表現(xiàn)形式，也是含義最豐富最深刻的語態(tài)。方言的衰亡，意味著鮮活的感性縮減為干巴巴的、號稱為理性的方程式以及電腦鍵盤上的符碼。同時，也有語言學家指出，任何語言只有是否方便交流這一功利上的差別，沒有任何道德上的優(yōu)勢可言，它沒有高下優(yōu)劣之分，沒有洋與土、雅與俗之分。汪平建議，在做好方言資料的收集、保留的同時，應該在孩子的教育中給方言留出一塊空間，讓孩子腦中仍有本地特色方言的留存，不妨把普通話作為工作語言、正式語言，方言作為生活語言。
方言藝術(shù)尷尬
引發(fā)文化焦慮
方言孕育了中國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shù)：京劇是集徽、漢二地方戲曲之特長在北京演化而成，因此京劇在唱念中融合了北京、湖北、安徽的發(fā)音特點。昆曲的演唱本來是以吳語語音為載體的，但在傳入各地之后，便與各地的方言和民間音樂相結(jié)合。蘇州評彈是盛行于江南一帶的地方曲藝，起源于蘇州，故演出均操吳語。南京白局，用南京方言說相聲，流行于南京及其毗鄰地區(qū)。令人遺憾的是，隨著現(xiàn)代化的推進，這些傳統(tǒng)藝術(shù)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尷尬局面，傳統(tǒng)藝術(shù)的生存危機正因方言的退化，引起了人們深深的文化焦慮。
在文學上，地域及方言共同攜帶著一個重要的文學主題，如老舍主要以北京方言描述老北平風貌，沙汀用四川方言展現(xiàn)四川西北情狀而一舉成名。地域在這里不完全是一個地理學意義上的人類文化空間意義的組合，它帶有鮮明的歷史時間意義。韓少功的《馬橋詞典》就記錄了方言的這種特征，如馬橋方言中的“醒”指的是“蠢”，而“醒”字源于屈原的“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而舉世獨醒的屈原作為楚的忠臣，卻在汩羅江投水自殺，他是“醒者”還是“覺者”?當?shù)厝说闹腔蹌?chuàng)造了這個獨特的“醒”的含義，并延用至今。提起《海上花列傳》，我們就會想起那些持著吳儂軟語、能言善辯的上海倌人如沈小紅、黃翠鳳、周雙珠、周雙玉；提起老舍會令我們想到京腔京韻的落魄旗人和下層百姓，如《正紅旗下》的大姐婆婆、二哥福海；而提到沙汀則令人想起那些操著川腔辣語，開著粗魯?shù)耐嫘?，隱身于社會陰暗角落的小人物如丁跛公、龔老法團等。不過，同樣令人遺憾的是，相關(guān)調(diào)查研究發(fā)現(xiàn)，文學作品中的方言特色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退化，很多作家已經(jīng)習慣于用熟悉的普通話寫作，方言寫作日漸缺席，這意味著豐富多彩的地域風情和審美心態(tài)正在一定層面上被“標準化”所取代，這對文學創(chuàng)作來說，負面影響深遠。
近幾年來，方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guī)模進入電影領(lǐng)域，楊亞洲執(zhí)導的《沒事偷著樂》中馮鞏那句:“介飯里面最好的就是介面，介面里面最好的就是介蒜……”真是很有味道。2002年姜文將尾音升高時帶著拖腔的唐山話運用在《鬼子來了》中，將方言的魅力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2005年，電影《孔雀》中的河南方言在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上打動了各國挑剔的評委，讓他們在“九曲十八彎”般的語調(diào)里看懂了片中的淡定與安然。方言電影中，東北人操著大嗓門說：“這人長得嘎慘”；四川人吃著麻辣火鍋感嘆著“日子過得安逸慘咯”；上海人穿梭于狹長的里弄，遇到熟人時親切地打著招呼“哎喲，嘎捏格天，儂還要跑到啥地方去啦？”……尤其是第六代導演，更喜歡在電影中運用方言，他們的鏡頭對準當代城市社會，歌女、黑社會、農(nóng)民工、城市下崗工人子弟等弱勢群體的日常生活，當這些“小人物”操著不同的方言對話時，那種底層社會的邊緣狀態(tài)讓人唏噓不已。
不過，如果我們用更加挑剔的眼光審視方言電影的文化品格，我們也發(fā)現(xiàn)，很多電影中的方言往往只是一個噱頭，帶上了這個時代典型的娛樂化、碎片化特點。很多時候，我們面對方言，接受的是具有“異域”色彩的文化，其陌生化、鄉(xiāng)土化成為都市文化的參照物，并由于這兩種文化間潛在的互相嘲諷而增添了某種喜劇化效果，方言因為“物以稀為貴”而成為賣點。因而，一方面，這些電影在方言行將消失時撿起了方言的碎片，另一方面，其娛樂化解讀，又構(gòu)成了對方言文化的某種戕害。
一個維度：
開放的文化心態(tài)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xiāng)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边@首詩歌中，詩人一生漂泊，而方言以它強大的生命力，成為其身份認同的重要標志。
中國是當今世界上語言資源最豐富的國家，是語言資源大國。我國在周代就出現(xiàn)了方言概念，即“殊方異語”。春秋戰(zhàn)國時期，文學典籍中開始有方言詞匯的出現(xiàn)，但并不多，主要還是以北方周秦洛通語為主，如《詩經(jīng)》和《楚辭》。秦代形成文言文，以秦小篆和秦語詞匯來取代六國的東土文字和各地方言，做到了書面語的統(tǒng)一，文學語言就開始與口語分開。隨著唐宋變文、說唱、平話小說等民間通俗文學的發(fā)展，方言于明清之際開始大量進入文學創(chuàng)作中，如《醒世姻緣傳》用了魯東方言，《水滸傳》、《金瓶梅》人物對話雜用山東方言，《西游記》和《儒林外史》分別有淮安方言和安徽全椒方言，《紅樓夢》則主要是下江官話(南京方言)和北京話的綜合，《何典》、《海上花列傳》和《九尾龜》大量運用吳語方言和民間謠諺。清末還產(chǎn)生了方言《圣經(jīng)》以及方言白話報。
人本身具有不同的個體性和特殊性，人類的語言也只能是種族性和區(qū)域性的，似乎這樣才是人和語言的本質(zhì)，而不是相反。方言折射了一個地區(qū)的某種文化心態(tài)，熱愛鄉(xiāng)土文化，應該尊重方言。隨著社會節(jié)奏的加快，現(xiàn)代化潮流的推進，人員交流日益頻繁，普通話的交流成為必然，也是現(xiàn)代社會所必需。不過，推普和保護方言兩者之間其實并不沖突。這樣的情況，也是世界潮流，比如說德語，雖然方言林立，但標準德語推廣進行得很好。方言的消失和現(xiàn)代化的進程常常聯(lián)系緊密，推廣普通話的過程中，沒有理由對方言進行歧視、打壓。專家提倡在一些正規(guī)的場合或者學術(shù)的場合，用普通話交流，而在一些私下場合，可以用方言進行交流。
方言是文化的重要表現(xiàn)，并成為區(qū)域文化的密碼，它是人文沉淀的產(chǎn)物，成為人們文化認同和身份確認的重要標簽。雖然說，方言只是一種工具，不過，在接受傳播過程中，方言總是與一個地方的綜合實力尤其是經(jīng)濟實力相聯(lián)系。
在日常生活中和交流過程中，不同地域的人，方言的碰撞，往往成為一種非常有趣、非常開心的娛樂、文化現(xiàn)象。不過，我們切忌“上綱上線”，尤其不要就方言進行挖苦、嘲諷，甚至于對他人進行某種歧視性的文化定位。在現(xiàn)代社會，方言上的過激反應，常常帶來多種多樣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評價，由此附著了太多現(xiàn)實的、歷史的文化情緒，這個時候，其實需要盡量給語言“減負”，這種“減負”并不是一種“去文化”的過程，而是在一定的高度上，重新認識方言的歷史、現(xiàn)實意義。從另一個角度看，方言只是一個文化標簽，背后折射出很多因素，涉及各種評價，很多時候，這種情緒和評價可以理解，不過，我們其實還可以多一個思路，那就是，在如今這樣一個交流廣泛的社會中，評價一個人和一個地域，很難有一個公認的標準。在文化意義上，方言本身沒有優(yōu)劣之分，只是因為其背后附著了關(guān)于一個地區(qū)的“整體形象”或者“集體想象”，從而帶上了太多的色彩，其實，作為一個現(xiàn)代人，面對方言，完全可以“入乎其內(nèi)，出乎其外”。從現(xiàn)代意識來講，“鄉(xiāng)情”是一種樸素的感情，而方言是“鄉(xiāng)情”的重要體現(xià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