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的品質在于客觀與思想性

——關于一種文學樣式的“碎語”

2018年09月20日   09： 朝花周刊/評論    

陳歆耕

■ 傳記書寫人，展示真實的人，進入人物的內心和精神世界。一個民族的精神思想心靈史，是可以通過一部部傳記來構建的

■ 當下傳記寫作存在的問題，在世者的傳記要比歷史人物傳記嚴重得多。最大的問題是虛假，難以經受時間的淘洗，大量傳記停留在傳主和寫作者相互撫摸的層面

■ 歷史人物傳記對作者最大的挑戰(zhàn)是，你能否用當代人的眼光和思想穿透那些史料，對歷史人物獲得一種新的觀照，讓思想從史料中生發(fā)。當下一些歷史傳記最大的癥結是堆積史料，缺少史識

■ 對于那些古老的已經有定評的人物，由于可供驅遣的史料記載少，很多作者用“灌水”和“虛構”的方式讓人物形象豐滿起來，美其名曰：增強“文學性”。這是另一種形態(tài)的失真

一

我得坦率地承認，在我2012年開始寫一部歷史人物傳記時，我對如何寫好一部傳記，并沒有任何研究。我似乎莽然撞進了一個從未涉足的領域。

以往的寫作經驗積累是報告文學，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關于人物的短篇，不能算傳記。傳記總應該對人物有整體性的展示。我的前期準備僅僅如此。有兩個常識性的規(guī)則，我是了解的：一是要真實，二是要好看。

拿破侖有一句名言：“先投入真正的戰(zhàn)斗，然后再見分曉?！?br data-filtered="filtered">
于是就一邊寫，一邊摸索。有一個想法是清晰的，那就是面對傳主的特征，面對他的一堆史料，總要找到一個最適合表現(xiàn)他的敘述風格和方式，以及如何將那些眾所周知的史料揉碎，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黏合。這個想法，后來被人稱為“文本意識”。

也許，無意識中應了詹姆斯·喬伊斯的一句話：“我并不是想要這樣寫，而是不得不這樣寫。”

二

關于傳主的選擇，一開始我也是非常茫然的，完全是跟著感覺走。最初我想寫寫金圣嘆，一是想通過寫作來了解金圣嘆的批評理念；二是他的死非常悲壯，覺得他是一個有故事的人。但已經有人在我之前把金圣嘆的選題拿走了。盡管沒有寫他，我還是憑興趣看了不少有關他的評點文章和資料，獲益很多。

后來寫龔自珍這個人，是因為友人的推薦。選擇這個傳主，帶有很大的盲目性，我毫無把握能否將此人寫好。初稿寫好后，也沒有自信，請了一些朋友提意見，得到基本肯定后才交付出版社評審。至于成書后，究竟如何，也有待讀者檢驗。我覺得專家的檢驗不重要，最核心的還是讀者的接受度。一部沒有讀者的書，專家再叫好，也只能在小圈子里打轉，很難走到讀者的心里去。這部傳記面世半年，究竟能走多遠呢？說不好。但通過寫作實踐，倒是促使我思考傳記寫作的一些問題。算是事后“諸葛亮”。在談戀愛的時候，我們不懂得什么叫戀愛，等到知道怎么戀愛的時候，可能卻找不到“愛”在哪里。

三

今后寫不寫？寫誰？先不考慮。那就把自己想到的如何談“戀愛”奉獻出來，就教于各位方家。

首先想到的是對傳主的選擇。這一點對傳記寫作，可能是最為重要的第一步。

從大的方面說，我們面對的是兩類人：生者與逝者?；蛘咄ㄋ椎卣f，是寫活人，還是寫已故的人。前幾年在一個論壇上，有一位研究傳記文學的朋友提出，要多寫活人，她認為寫歷史人物具有不可操作性。因為無法直接采訪，獲得鮮活的材料，依靠他人已經寫過的史料，很難寫出新意來。我認為她說對了一半，即寫歷史人物確實面臨史料受限制、難出新意的問題。但我們不能因為有難度，就放棄突破困境的努力，更不能得出寫歷史人物不可操作的結論。否則，我們就很難解釋司馬遷的《史記》里為何有那么多優(yōu)秀的歷史人物傳記，他寫的人物，都不是同時代的活人，都是逝者；我們就會很難解釋，林語堂的《蘇東坡傳》為何能成為他的優(yōu)秀代表作品之一，他寫的也是逝者。

寫活人似乎看起來要容易得多，比較容易通過采訪當事人，獲取鮮活的第一手素材。但實際生活告訴我們，凡是容易獲取的東西，往往埋藏著意料不到的隱患。第一，人的記憶常常也不是十分可靠，素材的真實性和準確性，仍然要通過多方考證才能接近真相；其二，最大的困境是，寫作者很難多角度展示傳主的真實形象。說好容易，說差難。尤其是某些成功人士、名人或高層政治人物，寫他們的傳記，幾乎很難涉及他們光鮮背后的陰影，哪怕是一點點瑕疵。因此，要說當下傳記寫作存在的問題，在世者的傳記要比歷史人物傳記嚴重得多。最大的問題是虛假，難以經受時間的淘洗。大量傳記停留在傳主和寫作者相互撫摸的層面。

我對類似《一個真實的王菲》《一個真實的毛阿敏》這樣的傳記文本，是持懷疑態(tài)度的。作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客觀真實地呈現(xiàn)傳主形象，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有些寫著名小說家的傳記，胡編亂造，把小說家在作品中虛構的情節(jié)細節(jié)當作信史寫入傳記，嚴重損害了傳記的真實性品質。

四

繼續(xù)談歷史人物傳記的寫作。

歷史人物傳記，尤其在歷史上那些豐碑式的人物，無論是政治的，思想的，還是文化的，都值得大寫特寫。其理由跟今天的主題有關，那就是“傳承經典”，通過傳記使得我們進一步對于那些創(chuàng)造了歷史和經典的偉大傳主獲得豐富的認知，在經典的文本和創(chuàng)造者之間，在互為參照中，加深對經典內核的理解。這樣的傳主，即使被前人、他人寫過，仍然可以再寫。因為不同的作者，會從自己的感受出發(fā)，寫出本人個性化的理解；而不同時代人，往往會用不同的眼光來審視歷史人物，從而提供完全不同的認知視角。

純粹從素材的多寡考量，越是接近現(xiàn)代的人物，素材越多，要寫出一部在合格水平線以上的傳記，相對要容易一些。

但是寫歷史人物傳記，最大的難度還不是史料的多寡。素材少，那就寫得少一點，沒有必要通過注水或想象來拉長，以示厚重。繆鉞先生的《杜牧傳》只有幾萬字，但全是干貨。這樣的傳記也非常好。那么最大的難度在哪里呢？當你面對的是一個已經被前人乃至當代人反復書寫過的傳主時，對作者最大的挑戰(zhàn)是，你能否用當代人的眼光和思想，穿透那些史料，讓我們對歷史人物獲得一種新的觀照。當然，作者的思考必須建立在堅實的真實的史料基礎上。思想從史料中生發(fā)，而思想又如同大鵬的羽翅，帶動史料飛翔起來。這樣的文字，才能讓讀者感受到作者生命力的灌注。

伏爾泰曾經寫過很多傳記，如《奧爾良的少婦》《查理十二世》《路易十四時代》，學者評價他的傳記，“不僅重視史料的可靠性，而且善于把哲學的明燈放在黑暗的歷史檔案庫中，讓史料起著時代教科書的作用”。不知道梁啟超的《李鴻章傳》是否是中國現(xiàn)代傳記寫作的發(fā)端，他自稱：此書全仿西人傳記之體，載述李鴻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論斷……請注意，他不僅僅是記事，更強調“論斷”。他寫的多部傳記，《康有為傳》《戊戌六君子傳》等，都是他傳播新知、開啟民智的載體。當下一些歷史傳記，我個人認為，最大的癥結是堆積史料，缺少史識。

五

傳記的另一個重要品質是客觀、真實。作者要敢于秉公直書。正如胡適所說：“傳記的重要條件是紀實傳真，而我們中國的文人卻最缺乏說老實話的習慣。對于政治有忌諱，對于時人有忌諱，對于死者也有忌諱?！薄肮蕩浊甑膫饔浳恼拢皇е诎⒄?，便失之于詆誣……”對于歷史人物，離我們越近，往往忌諱越多。一不小心，逝者的后人不滿意，就要找寫作者的麻煩。有些人物，因為復雜的環(huán)境條件，我們要面對其一生真實形跡，可能還需要等待。與其有太多忌諱，不如等待更好的時機。

這也是有些歷史人物傳記需要不斷重寫的原因。在一個時段，作者無法做到真實客觀，等到時機成熟，就需要新的作者來重新寫過。就如魯迅的傳記，不知道出了多少部了。近期又有陳漱渝和張夢陽寫的新傳，但有沒有一部得到學界和大眾讀者都認同的權威版本呢？哪一部更接近魯迅真實的精神世界呢？一部現(xiàn)代文學史在不斷地被重寫，因此，魯迅被不斷地重寫也是必然的。我想，今后可能還會有人寫新的魯迅傳。

對于那些古老的已經有定評的人物，寫作的忌諱可能少一些。但由于可供驅遣的史料記載少，很多作者用“灌水”和“虛構”的方式讓人物形象豐滿起來，美其名曰：增強“文學性”。這是另一種形態(tài)的失真。我堅持認為，寧可犧牲某些可讀性，也不能通過“虛構”來喪失其信史的品質。

在寫作中，我就碰到類似問題。有的傳記，讀過幾頁，就知道其中有大量想象的成分，無法當作信史來采用。在我的參考書目中，我會毫不猶豫地將此類書剔除掉。

六

傳記作為一種文體，無疑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因為歷史是由一個個人書寫的，傳記讓歷史變得更加豐贍；傳記書寫人，展示真實的人，進入人物的內心和精神世界，一個民族的精神思想心靈史，是可以通過一部部傳記來構建的。無論閱讀的載體如何變化，我對傳記的前景都持非常樂觀的態(tài)度。

關于傳記創(chuàng)作的理論探討，目前也還停留在“概論”的階段。如何通過大量的文本細讀發(fā)現(xiàn)和提出的新的問題，如何從新的切入點進入，進行更有深度的理論構建，也是我們面臨的新課題。傳記寫作實踐的活躍和理論構建的貧弱，處于一個極不平衡的狀態(tài)。尤其是對于癥候較多的“問題產品”的批評，幾乎是鳳毛麟角。最近看到某雜志刊發(fā)的一篇批評《艾青傳》的文章，痛快淋漓。這樣的文章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