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間的文字獄，康熙帝蓄意制造者很少，雍正年間文網(wǎng)深密，文字獄大有“莫須有”之勢，至于乾隆年間的文字獄，則非“莫須有”不成文字獄。請看乾隆帝制造的胡中藻一案。胡中藻是乾隆元年進士，內(nèi)閣學(xué)士，兼侍郎銜。胡中藻自號“堅磨生”，是鄂爾泰一黨，與張廷玉為敵。他與鄂爾泰的侄子鄂昌私交甚好。乾隆帝為了打擊鄂爾泰一黨，拿胡中藻開刀，硬是從他的詩集《堅磨生詩鈔》中找出許多罪證。乾隆二十年初，乾隆帝派人連夜趕往江西新建將胡中藻逮捕，又由軍機處發(fā)出密諭，命將胡中藻任廣西學(xué)政時所出試題，以及與人唱和的三十六首詩密封專差馳送進京。同時，查抄甘肅巡撫鄂昌的寓所，查封他與胡中藻往來的書信、應(yīng)酬詩文等，迅速解京。乾隆帝說：“朕初見其進呈詩文，語多險僻，知其心術(shù)叵測?！鼻〉鄣纳现I所舉罪款，都是無中生有，如： 

  　“一世無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腸論濁清”；“天匪開清泰”；“斯文欲被蠻滿洲”；“與一世爭在丑夷”；“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闊”；“再泛瀟湘朝北海，細看來歷是如何”“雖然北風(fēng)好，難用可如何”；“拿云揭北斗，怒竅生南風(fēng)”；“暫歇南風(fēng)兢”；“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wù)f不開開”；“人間豈是無中氣”；“白雪高難和，單辭贊莫加”；“三才生后生”；“天所照臨皆日月，地?zé)o道里計西東。諸公五岳諸侯瀆，一百年來俯首同”；“亦天子亦萊衣”；“不為游觀縱盜驪”；“一川水已快南巡”；“周王濞彼因時邁”；“如今亦是涂山會，玉帛相方十倍多”；“那伙偏災(zāi)今降雨，況如平日佛然燈”；“并花已覺單無蒂”；“其夫我父屬，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體，焉得漠然為”；“得免我冠是出頭”；“一世璞誰完，吾身甑恐破”；“若能自主張，除是脫韁鎖”；“一世眩如鳥為”；“錢官我曾慚”；“天方省事應(yīng)閑我”；“直道恐難行”；“世事于今怕捉風(fēng)”；“瑣沙偷射蜮，饒舌狠張箕”；“下眼訓(xùn)平夷”……  

 　　在乾隆帝看來，這些詩句“無非怨恨之語”，或“巧用雙關(guān)耳”。哪些字眼是“巧用雙關(guān)”？大約就是“清”、“北”、“夷”、“蠻”等是影射滿洲。而“明”、“南”則象征明朝。對于一些意義不明、難于索解的詩句，乾隆帝心里特別不舒服。乾隆帝自己的詩都是索然無味，像白開水一樣，胡中藻“文辭險怪”他就不能容忍。其實，胡中藻詩中并不乏頌圣之作，乾隆帝都視而不見。胡中藻的詩，是不是“反詩”，有客觀標準嗎？沒有。

　　中國古人之所以把修身視為學(xué)問的基本內(nèi)容，就是因為這是認識論的根本問題，是認識的前提。人不修身，所認識的世界就是扭曲的，沒有客觀性可言。這其實是人類的永恒困難。至今哲學(xué)界也沒有搞明白這個問題，往往以為存在著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客觀事實，其實根本沒有那回事?？陀^事實與你有什么關(guān)系？一旦與你有關(guān)系了，就要問你的心是否光明。像明鏡一樣，自己是光明的，才能正確反映客觀事實。如果自己漆黑一團，就不能認識客觀事實。人心黑暗，好制度也只能助紂為虐。中國古人所以強調(diào)修身養(yǎng)性，就是要使認識的主體光明。乾隆帝滿腦子都是法家里的陰暗思維，這決定了他一定要把臣民的自由思想視為洪水猛獸。他又在胡中藻所出試題中挑毛?。?nbsp;

　　至其所出試題內(nèi)，《孝經(jīng)》義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龍，故象傳言時乘六龍以御天。如伊所言，豈三爻不在六龍之內(nèi)耶？乾隆乃朕年號，龍與隆同音，其詆毀之意可見。

　　又如“鳥獸不可與同群”、“狗食人食”、“牝雞無晨”等題，若謂出題須避熟，經(jīng)書不乏閑冷題目，乃必檢此等語句，意何所指？其種種悖逆，不可悉數(shù)。

　　以上所數(shù)出的種種罪證，都是捕風(fēng)捉影，望文生義，深文周納，并不足以服人。乾隆帝自稱： 

　  “胡中藻其所刻詩，題曰《堅磨生詩鈔》。堅磨出自魯論，孔子所稱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

　　“如其集內(nèi)所云‘一世無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是尚有人心者乎？”

　　“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于國號之上，是何肺腑？”

　　“至《謁羅池廟》詩，則曰‘天匪開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蠻滿洲’。俗稱漢人曰蠻子，漢人亦欲稱滿洲曰達子，此不過如鄉(xiāng)籍而言，即孟子所謂東夷西夷是也。如以稱蠻為斯文之辱，則漢人之稱滿洲曰達子者，亦將有罪乎？再觀其‘與一世爭在丑夷’之句，益可見矣?！?/p>

　　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闊?！庇衷弧霸俜簽t湘朝北海，細看來歷是如何”。又曰： “雖然北風(fēng)好，難用可如何？”又曰： “拿云揭北斗，怒竅生南風(fēng)”。又曰： “暫歇南風(fēng)兢”。兩兩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復(fù)，意何所指？

　　其《語溪照景石》詩中，用周時穆天子車馬走不停及武皇為失傾城色兩典故，此與照景石有何關(guān)涉？特欲借題以寓其譏刺訕謗耳。

　　至若“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wù)f不開開”之句，尤為奇誕。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語？又曰“人間豈是無中氣”，此是何等語乎？

　　其《和初雪元韻》則曰“白雪高難和，單辭贊莫加”。單辭出《尚書·呂刑》，于詠雪何涉？

　　《進呈南巡》詩則曰“三才生后生”。今日天地人為三才，生于三才之后，是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勝誅乎！

　　又曰“天所照臨皆日月，地?zé)o道里計西東。諸公五岳諸侯瀆，一百年來俯首同”。蓋謂岳瀆蒙羞，俯首無奈而已，謗訕顯然。

　　又曰“亦天子亦萊衣”。兩亦字悖慢已極。又曰“不為游觀縱盜驪”。八駿人所常用，必用盜驪義何所?。?/p>

　　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濞彼因時邁”。蓋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謂朕不之覺耳。

　　又曰“如今亦是涂山會，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與前兩亦字同意。其頌蠲免，則曰“那似偏災(zāi)今降雨，況如平日佛然燈”。朕一聞災(zāi)歉，立加賑恤，何乃謂如佛鐙（燈）之難覯耶？

　　至如孝賢皇后之喪，乃有“并花已覺單無蒂”之句。孝賢皇后，系朕藩邸時，皇考世宗憲皇帝禮聘賢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宮，母儀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何嘗令有干與（預(yù)）朝政，驕縱外家之事？此誠可對天下后世者。至大事之后，朕恩顧飾終，然一切禮儀，并無于會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與鄂昌往復(fù)酬詠，自謂殊似晉人，是已為王法所必誅。而其詩曰“其夫我父屬，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體，焉得漠然為”。夫君父人之通稱，君應(yīng)冠于父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過謂其父之類。而已可乎？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喪心病狂，一至于此！是豈覆載所可容者乎？

　　他如自桂林調(diào)回京師，則曰“得免我冠是出頭”。伊由翰林，洊濯京堂，督學(xué)陜西，復(fù)調(diào)廣西，屢司文柄，其調(diào)取回京，并非遷謫，乃以掛冠為出頭，有是理乎？

　　又有曰“一世璞誰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張，除是脫韁鎖”。又曰“一世眩如鳥在笯”。又曰“錢官我曾慚”，又曰“天方省事應(yīng)閑我”，又曰“直道恐難行”，又曰“世事于今怕捉風(fēng)”。無非怨恨之語。

  　《述懷詩》又曰“瑣沙偷射蜮，饒舌狠張箕”。《賢良祠》詩又曰“青蠅投昊肯容辭”。試問此時于朕前進讒言者誰乎？伊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

　　朕初見其進呈詩文，語多險僻，知其心術(shù)叵測，于命督學(xué)政時，曾訓(xùn)以論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見其詩中，即有“下眼訓(xùn)平夷”之句，下眼并無典據(jù)，蓋以為垂照之義亦可，以為識力卑下亦可。巧用雙關(guān)云耳。

　　至其所出試題內(nèi)，《孝經(jīng)》義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乾卦公爻皆取象于龍，故象傳言時乘六龍以御天。如伊所言，豈三爻不在六龍之內(nèi)耶？乾隆乃朕年號，龍與隆同音，其詆毀之意可見。

　　又如“鳥獸不可與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雞無晨”等題，若謂出題殺（？）避熟，經(jīng)書不乏閑冷題目，乃必檢此等語句，意何所指？其種種悖逆，不可悉數(shù)。

　　以上這些罪證，根本就是望文生義，深文周納。其實，胡中藻詩中不乏頌圣之作，乾隆帝視而不見，乾隆帝自稱： 

    　十余年來，在廷諸臣所和韻及進呈詩冊何止千萬首，其中字句之間，亦偶有不知檢點者，俱置而不論，從未嘗以語言文字責(zé)人。若胡中藻之詩，措詞用意實非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及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逆耳。朕見其詩已經(jīng)數(shù)年，意謂必有明于大義之人，待其參奏。而在廷諸臣及言官中，并無一人參奏，足見相習(xí)成風(fēng)，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國法，效皇考之誅查嗣庭矣。

　　乾隆帝自知是在搞文字獄，卻要瞞天過海，說是“從未嘗以語言文字責(zé)人”。又命將為之作序并出貲刊刻的內(nèi)廷侍從張?zhí)╅_革職，拿交刑部。后又從寬處理，免予治罪，仍在上書房行走。至于鄂昌，乾隆帝說： “鄂昌身為滿洲世仆，歷任巡撫，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與之唱和，引為同調(diào)，其罪實不容誅。此所關(guān)于世道人心者甚大，使天下后世，共知炯鑒?！倍醪媒膺M京、定罪，賜自盡。對于鄂昌的詩文，乾隆帝說： 

　　今檢其所作《塞上吟》，詞句粗陋鄙率，難以言詩。而其悖謬之甚者，且至稱蒙古為胡兒。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傾心歸附，與滿洲本屬一體。乃目以胡兒，此與自加詆毀者何異，非忘本而何？

　　……

　　又如鄂昌家查出塞爾赫《曉宮詩鈔》，內(nèi)有作《明泰妾杜貞姬》詩一首。初似明泰身遭不幸，本非其罪者，及查閱原案，始知明泰身為協(xié)領(lǐng)，侵蝕兵丁錢糧，其罪本即應(yīng)正法，我皇考世宗憲皇帝，如天之仁，將伊解送寧夏，永遠枷號，實屬格外寬典。而塞爾赫所作詩序，但知贊其妾為貞姬，遂飾為仇家行刺等語，此直變亂黑白，不自知其矯誣矣。究之明泰，今竟以占田謀殺二命正法，夫以如此惡人，而有貞姬為妾之理乎？

　　諭曰： 朕御極以來，從未嘗以語言文字罪人，在廷諸臣和進詩冊，何止數(shù)千萬篇，其中字句謬戾，亦所時有，朕皆不加指摘，何惡于胡中藻一人？實以其所刻《堅磨生詩》內(nèi)，連篇累牘，無非謗訕詆毀之詞。不惟謗及朕躬，且敢詆毀國家。本朝撫臨中夏，百有余年。凡天下臣民，自祖父以至孫子，世蒙教養(yǎng)深恩。而胡中藻逆?zhèn)愩Ｅ?，乃至于此，其得罪于列祖列宗者至大?/p>

　　昔皇考于查嗣庭等案，意在誕妄之徒，必應(yīng)知所畏懼。而不謂尚有胡中藻其人，自不得不申明憲典，以儆囂頑。今大學(xué)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公同確訊，屢經(jīng)面對，僉請?zhí)幰詷O刑，自屬按律定擬。朕意肆市已足示眾，胡中藻免其凌遲，著即行處斬，為天下后世炯戒。

　　連“記出西林第一門”一句詩，也成為胡中藻的罪狀，乾隆帝說：“伊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攀援門戶，恬不知恥?！倍鯛柼╇m然已死，仍降旨嚴斥鄂爾泰“結(jié)黨”之罪，云： “胡中藻系鄂爾泰門生，且與其侄鄂昌敘門宜，則鄂爾泰從前標榜之私，適以釀成惡逆。其詩中讒舌青蠅，供指張廷玉、張照二人，即張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爾泰、胡中藻為匪類也。鄂爾泰、張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君，不能大有為耳，不然何事不可為哉？使鄂爾泰尚在，必將重治其罪，為大臣植黨者戒！著撤出賢良祠。”（《清史列傳》卷一四，鄂爾泰）可見，乾隆帝興文字獄也兼有打壓相權(quán)的意思。

　　乾隆帝本人已經(jīng)完全接受了漢族文化，但卻很少儒家思想，而專以法家的高壓手段處理滿漢矛盾、君臣矛盾和君民矛盾。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御史湯先甲上疏，反對以“造作妖言，收藏野史”定為“逆案”，而只“宜坐以所犯罪名，不必視為大案，極意搜羅”。乾隆帝大為不滿，嚴詞批駁，將湯先甲奏折擲還。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南人劉翱發(fā)議論說： “自古國運接續(xù)之際，妄生議論，何代沒有？”“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得已之鳴，不揣狂妄”。巡撫議將其處斬立決。這些文字獄，也有乾隆帝與鄂爾泰的矛盾在內(nèi)，是新皇帝借此打擊舊宰相的手段。

　　有無名氏批評乾隆帝的文字獄說： 

　　吾嘗讀乾隆間御史曹一士《請寬比附妖言之獄，兼禁挾仇誣告詩文，以息惡習(xí)》折云： “古代史官采集民歌，以觀民風(fēng)，借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惡，即是《尚書》的《虞書》出納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達也。到了周朝末年，鄭國子產(chǎn)執(zhí)政，（為了聽取國人的意見）猶不禁鄉(xiāng)校之議。只有對惟是行僻而堅，言偽而辯的少正卯，雖屬聞人，孔圣人亦必誅之，是厭惡其妖言惑眾也。過去因造作語言，明顯有背逆之跡，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康熙）、世宗（雍正）因其自蹈大逆而誅之，是不得已也。若夫賦詩作文，語涉疑似，如陳鵬年任蘇州府知府《游虎丘作詩》，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圣祖明示九卿，以為古來誣陷善類，大率如此。康熙帝如神之哲，洞察隱微，其做法可為萬世法。連年以來，小人不識康雍兩朝所以誅殛大憝之故，往往挾睚眥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風(fēng)生，多方窮究鞫問，致使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愚臣以為“井田封建”之論，不過迂儒之談，不可認為非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xí)態(tài)，不可以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在野之人一時失檢，并非就是心懷悖逆，敢于明布篇章。假使以此類文字，都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為戒，實在不是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讀皇上諭旨，凡奏疏中從前避忌之事，一概掃除，仰見圣明，廓然大度，再現(xiàn)古代采風(fēng)之盛。臣竊謂朝廷之章奏，尚且捐棄忌諱，則在野之筆札，焉用吹毛求疵。請赦下直省大吏，查從前有無此等獄案，現(xiàn)在不準開赦者，條例上請，以俟明旨欽定。嗣后凡有舉報文字者，若無的確蹤跡，以所告本人之罪，依照律法反坐，以為挾仇誣造者戒。差不多可以免除文字之累，告訐之風(fēng)可息矣”云云。

　　由此可知當時文字之獄，其層見疊出者，殆難數(shù)計。夫即以胡中藻一案論之，如上諭中所舉各條，任意翻開何人文集，此等語句其孰能免？而連坐是誅夷九族，牽連鉤黨，凡有血氣之人，其誰不自危？曹氏所謂井田封建，述懷詠史者，皆可以致大逆不道之罪案。無怪乎舉世之學(xué)者，舍最無用之學(xué)術(shù)外，不敢研究也。龔定庵（自珍）嘗云： “積數(shù)百數(shù)十年之力，以振蕩鏟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滅既狝殺既誅夷，不過借祖宗之余蔭，一旦責(zé)有氣節(jié)于其臣，不亦晚乎？”嗚呼！非一朝一夕之故，所從來漸侵久矣。而世宗不殺曾靜之身，不焚呂留良之書，而且以其供詞判布，頒示天下，其操縱一世之妙用，實有可驚者。嘻！二千年歷史上雄才大略之君主，類似這樣的人大概很稀少罷。

　　曹一士上奏折請求放寬文網(wǎng)，是乾隆朝初期針對雍正朝的情況而言，然而到了乾隆朝中期情況之惡劣卻大大超過了雍正朝。文字獄之興，無非莫須有之罪名，乾隆帝顯然是病態(tài)心理，而許多官員更以制造文字獄為能事。所以就出現(xiàn)了“舉世之學(xué)者，舍最無用之學(xué)術(shù)外，不敢研究”的局面。無名氏的這句話意義非常深遠，所謂“最無用之學(xué)術(shù)”無疑是指乾嘉考據(jù)之學(xué)，“無用”是相對于中國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義理之學(xué)而言的。中國學(xué)人受乾嘉考據(jù)之學(xué)的毒甚深，于今尤烈，完全可以媲美于受水和空氣污染之毒?？紦?jù)之學(xué)如今非常之現(xiàn)代化，工具理性至極。臺灣學(xué)者徐復(fù)觀有一篇文章《兩篇難懂的文章》批評兩位學(xué)者視考據(jù)之學(xué)術(shù)為本、義理之學(xué)為末的觀點，很值得一讀。乾隆帝大興文字獄對中國社會的遺害實在是太深太遠了。

　　時人王撰有一首詩，控訴清廷文字獄。讀來頗為沉痛： 

　　聞雁有感

　　數(shù)聲哀怨半天聞，無限離愁寄白云。

　　矰繳每從文字起，書空咄咄卻憂君。 

【小傳】：

       胡中藻（？－1755年），字翰選，號堅磨生，江西新建人。

       胡中藻為鄂爾泰門生，被視為“昌黎（韓愈）再世”。乾隆元年（1736年）進士，散館授檢討。官至內(nèi)閣學(xué)士，兼侍郎銜。鄂爾泰與張廷玉素不合，互相傾軋。乾隆對鄂爾泰等前朝重臣有顧忌。鄂爾泰死后，出為陜西學(xué)政。乾隆十九年（1754年），授甘肅巡撫。        乾隆二十年二月，乾隆密諭廣西巡撫衛(wèi)哲治：“將胡中藻任廣西學(xué)政時所出試題及與人唱和詩文并一切惡跡，嚴行察出速奏?！比率?，乾隆帝痛斥胡中藻“詆訕怨望”，“非人類中所應(yīng)有”。大學(xué)士九卿翰詹科道奏稱：“胡中藻違天逆道，覆載不容，合依大逆，凌遲處死?！焙筇帞亍４税缸肪康蕉鯛柼?，以“私立朋黨”罪名命將鄂爾泰祭牌從賢良祠撤出。鄂爾泰之侄鄂昌被賜自盡。一般史家認為胡中藻案只是乾隆為了打擊朋黨的手段。

       胡中藻曾有“一把心腸論濁清”詩句，也成為其逆反的罪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