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的書法有兩大系統(tǒng)，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簡牘墨跡，它們都是在紙未發(fā)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書籍文獻。由于材料不同，書寫的工具不同、內(nèi)容不同，形制不同及書寫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現(xiàn)出各自不同的藝術風格。

      漢簡書寫的文字內(nèi)容或是書信記事，或是公文報告，因而不拘形跡，草率急就者居多。漢簡受簡面狹長、字跡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獨運，錯落有致，隨意揮灑。

      漢簡的文字，篆、隸、真、行、草（章草）各體具有。漢簡在書寫思想上沒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縛，因此，表現(xiàn)出豐富的創(chuàng)造力。

      在《居延漢簡》、《武威漢代醫(yī)簡》中有大量的墨跡出現(xiàn)，這可以和敦煌的《敦煌漢紙墨跡》相比較。體勢近楷書、行書等各種書體。從竹木簡所看到的書法藝術，是研究秦漢書法的第一手資料。

    史冊記載，漢簡直到南北朝后期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有學者把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武威漢簡和甘谷漢簡號稱中國“四大漢簡”。

墓葬漢簡批次——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陸續(xù)發(fā)現(xiàn)，比較重要的有以下幾批： 　　

    1959年7月，甘肅省武威磨嘴子6號漢墓出土竹木簡500枚左右，主要部分是《儀禮》的9篇抄本，約抄寫于西漢末至王莽時期?！　?/p>

    1972年，湖南省長沙馬王堆 1 號漢墓（下葬年代約當文帝晚年）出土竹簡312枚，是記載隨葬物的“遣冊”。 　　

    1972年4月，山東省臨沂銀雀山1號漢墓（約當武帝初期）出土竹簡6000枚左右，但大部分已殘碎，包含《孫子》、《齊孫子》（即《孫臏兵法》）、《晏子》、《太公》、《尉繚子》等古書的部分抄本，以及很多其他古書（絕大部分是佚書）。同時發(fā)掘的2號漢墓出武帝元光元年歷譜一份?！　?/p>

    1972年 ，甘肅省武威旱灘坡漢墓 （約當東漢前期）出土醫(yī)方簡牘一批。 　　

    1973年，河北省定縣40 號漢墓（為西漢晚期的中山王墓）出土一批已經(jīng)炭化的殘碎竹簡，字跡尚可勉強辨認。其中有《論語》、《文子》、《太公》等古書的部分抄本，以及內(nèi)容大都見于《孔子家語》、《說苑》、《大戴禮記》等書的一些儒家作品。此外還有《六安王朝五鳳二年正月起居記》等。

　　1973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兩次發(fā)掘了湖北省江陵縣鳳凰山的西漢前期墓地，在好幾個墓里都發(fā)現(xiàn)了遣冊。1973年發(fā)掘的10號墓里，還發(fā)現(xiàn)了內(nèi)容主要為鄉(xiāng)文書的一批竹簡和木牘?！　?/p>

    1973年發(fā)掘的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文帝十二年下葬），除了出土大批珍貴帛書外，還出土竹木簡600余枚（包括少量木牘），一部分是遣策，一部分是講養(yǎng)生之道和房中術的書。　　

    1977年，安徽省阜陽雙古堆1號漢墓（約當文帝時）出土竹簡一批，其中有《詩經(jīng)》、《倉頡篇》等書的部分抄本，可惜都已殘碎?！　?/p>

    1978年7月，青海省大通縣上孫家寨115號漢墓（約當西漢晚期）出土殘木簡400枚，內(nèi)容多為軍法。 　

    1983年12月～1984年1月，江陵張家山247號、249號、258號三座西漢前期墓出土大量竹簡。247號墓出簡1000多枚，其中有漢律、《秦讞書》、《蓋廬闔閭》、《脈書》、《引書》、《算數(shù)書》和歷譜、遣策等。249號墓有《日書》。258 號墓有歷譜。80年代，江蘇省儀征縣胥浦101號漢墓（屬西漢末年）出先令券書等簡牘。

《甘谷漢簡》

      此簡高23cm，簡寬2.6cm，正面墨書兩行。筆畫飄逸秀麗，搖曳多姿，近似《曹全碑》的風格。甘谷漢簡的書法風格，因其已臨隸書形成的東漢晚期，內(nèi)容為漢桓帝頒布天下的“詔書律令”，章法規(guī)整，既別于《居延漢簡》的篆意，又別于《敦煌漢簡》的率意，更別于《武威漢簡》的章草味，是東漢隸書的典型范本，與《曹全碑》(東漢中平二年，即185年)《張遷碑》相近，兩者結體扁平勻稱、規(guī)矩整齊、用筆以圓筆為主、清麗流暢、逸致翩翩的特點，但樸實雄健、端莊遒勁之趣卻同比其晚10年的《史晨碑》(東漢建寧二年，即169年)相似，而筆勢放縱、不受拘束、姿態(tài)橫溢、有意夸張撇捺的特點，幾乎同于晚其5年的《孔宙碑》(東漢延熹七年，即164年)。這足以說明，東漢碑刻隸書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簡書的營養(yǎng)。

                                 （ 甘谷漢簡）

      簡文內(nèi)容是當時漢陽郡太守轉發(fā)給所屬縣、鄉(xiāng)的詔書、律令及敕命文書。第一至第二十一枚記的是東漢桓帝(劉志)延熹二年(159年)，宗正府卿劉柜關于維護劉姓皇帝宗室特權的文書。劉秀為了加強劉姓政權，將天下劉姓擢升為皇親宗室，并給予了很多特權，但到了東漢后期，特別是黃巾起義前后幾十年，地方豪強急劇發(fā)展壯大，極大地削弱了皇室宗族的權力統(tǒng)治。劉姓宗室如簡文所云“自訟為鄉(xiāng)縣所侵、不行復除”，“言郡被書不奉行”，“州郡奉行，或悉承章”，因為“施行繆錯”，故“令人恩偏鬲”。正如《后漢書》順桓二帝詔令所云：“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玩習”，“疑郡縣用心怠情，恩澤不宜”，所謂“害及元元”；第二十二和二十三枚是涼州刺史(劉)治與漢陽太守(劉)濟，逐級下移“屬縣令長”優(yōu)復宗室的詔書。史載，東漢時期，涼州刺史部有漢陽郡，郡治冀縣(今甘谷)。

    這批漢簡，簡文墨書，出自一人之手。先編后寫，索繩二編，留有空當，整齊劃一，分為三段，隸書抄寫，一枚兩行，每枚60余字，第五枚多達74字。字體為規(guī)范漢隸，行筆筆畫由圓轉變成方折，并演繹出駿發(fā)之波磔，結體由堅長變成橫闊，產(chǎn)生俯仰之勢，但又獨具風格。在用筆上，改變了秦篆勻速圓轉的線條，行筆有遲速緩急之變化，左磔右波，輕重頓挫，起筆藏鋒逆入，形成蠶頭，收筆藏露兼之，托出獨特的燕尾或掠腳，形成厚重而飛動，端莊而靈巧的筆勢。如其中“元”字，末筆筆畫在豎彎處，就余力向右順勢鋪毫，展出一個很長的捺畫，姿婉態(tài)妙，勢剛力柔，藏頭護尾，興味綿長。捺畫的夸張，既是意興，又是匠心，這是甘谷漢簡用筆上的一大特征；在結構上，一改秦篆豎長之形，將舒展、勁健、質樸的點畫組成扁橫結構，給人以寬綽開闊、嚴謹豪放的美感。同時，以向背、俯仰、起伏、聚散、剞正、方圓、爭讓、動靜等矛盾雙方相互變化，互為依存，給人以和諧、自然、統(tǒng)一、平衡的韻律感。在章法上，每枚書寫兩行，縱貫行氣，橫畫齊平，每行各有氣勢，相互照應，右行字形小處，左行字形即大；此行生波磔橫書，彼行發(fā)豎筆直下，錯落參差，極露靈性，真乃布白比漢印、章法啟行草，其風采神韻為其它簡牘少見。其內(nèi)容不僅涉及有關宗室管理等問題，而且提到許多地名、人名及官名，特別是賦稅名如“門錢”，不見諸史籍，十分可貴，是研究漢代社會制度、政治、經(jīng)濟的重要依據(jù)。

                                       （ 甘谷漢簡）

《居延漢簡》

    甘肅北部的額濟納河流域之古“居延”地區(qū)，在1930、1972年－1976年和1986年幾次發(fā)掘中，獲數(shù)萬余枚簡牘。古居延地區(qū)是駐軍屯田之地，故簡牘內(nèi)容涉及政治、軍事、日常生活等各個方面。因是日常實用文書，書寫時隨意自如，其書法便呈現(xiàn)出輕松直率之意。

　　                                   （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多為漢代之物，因此書體基本上為隸書章草，從字形上看，有的字形工整，結體嚴謹，極有東漢史晨之韻；有的輕靈飄逸，爛漫多姿，似為《乙瑛》之教本；有的敦厚樸茂，端莊古雅，頗似后來《張遷》的風格。 

                                      （居延漢簡）  

　　上世紀六十年代，臺灣出版了《居延漢簡圖版之部》，使人得以重見居延漢簡大部分圖片。1973年甘肅東部又發(fā)現(xiàn)了“甘谷漢簡”。我國甘肅、新疆為古代屯兵之域，地下埋藏著很多中華文化瑰寶，發(fā)掘這些人類文明的寶藏，將會為中國古代史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

《河西簡牘》

    河西地區(qū)的主體地貌是荒漠戈壁，南面是東西走向綿延千里的祁連山脈，北側是騰格里大沙漠。祁連山冰川在春、夏、秋季有季節(jié)性徑流滋潤著走廊地區(qū)的低地，形成了富饒美麗的綠洲。戈壁綠洲干燥少雨多風沙，相對嚴酷的地理條件形成了保護古代遺物的良好環(huán)境。

　　西漢武帝時期為解除匈奴在西北的長期威脅，出兵河西屯邊、屯田，隨著漢代對這一地區(qū)的經(jīng)營，出現(xiàn)了大量的簡牘文書，這些文書在河西這種特殊的自然條件下得到良好的保護。今天，河西地區(qū)成為了中國古代簡牘最豐富的蘊藏地之一。

（河西簡牘）

　　河西漢代簡牘的最早發(fā)現(xiàn)者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他第二次中亞之行時（一九零六至一九零八），在敦煌西北疏勒河下游三角洲地區(qū)，發(fā)現(xiàn)了漢代烽燧、城障遺址。后隨漢代烽燧沿著疏勒河岸溯流而上，追尋至敦煌東北處，找到了由塞墻、烽燧、城障組成的漢代長城，并在漢代烽燧遺址中發(fā)掘得漢簡705枚，其中有紀年簡166枚，最早的是西漢武帝天漢三年（前九八），最晚的是東漢順帝永和二年（一三七）。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五年，斯坦因進行第三次中亞探險考察，他沿著敦煌漢代邊塞烽燧遺址向東，穿過安西、酒泉至金塔，并在這一段漢代烽燧線的遺址中獲得漢簡105枚。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間，西北科考團在額濟納河流域居延地區(qū)發(fā)掘出土簡牘一萬一千余枚。

　　一九四四年，西北科學考察團沿著斯坦因的考察路線對玉門關、陽關以及漢代邊塞的沿線烽燧進行再調(diào)查。夏鼐、閻文儒二先生對敦煌西北的小方盤遺址發(fā)掘得到漢代簡牘49枚，并考證出位于敦煌西北的小方盤便是漢代的玉門關。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甘肅省博物館、酒泉地區(qū)和當?shù)伛v軍聯(lián)合組成居延考古隊對額濟納旗內(nèi)漢代時期的甲渠候官、第四燧、肩水金關遺址進行了調(diào)查與發(fā)掘，獲得漢簡二萬余枚。這批簡中紀年最早的是西漢武帝天漢二年（前九九），最晚的為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三二）。

　　一九七七年，嘉峪關市文管所對位于玉門花海農(nóng)場附近的一座漢代烽燧遺址調(diào)查清理，獲得漢簡91枚。

　　一九七九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察敦煌附近的漢代烽燧時，在小方盤西十一公里處的馬圈灣發(fā)現(xiàn)了一座當年斯坦因考察時未登錄的烽燧。經(jīng)發(fā)掘獲得千余枚漢代簡牘。

　　一九八七年敦煌市博物館在文物普查時，發(fā)現(xiàn)了漢代效谷縣境內(nèi)的懸泉置遺址。自一九九零年起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經(jīng)三年的考古發(fā)掘，完整地提示了由塢、舍、廄、倉等組成的懸泉驛置建筑遺址，獲得了數(shù)萬枚漢代簡牘。

                                      （河西簡牘）

　　以上漢代邊塞遺址出土的簡牘，雖然寬窄不同，書寫時有單雙行之別，但長度都按照漢代一尺制作，長23厘米左右。

　　河西地區(qū)漢代的墓葬與中原地區(qū)喪葬觀念及制度相同，但氣候干燥，土質透氣性好，更利于簡牘、絲綢等各種隨葬品的保存。因此，河西的漢代墓葬中也有簡牘出土。

　　一九五七年甘肅武威磨嘴子八號墓出土了木簡10枚，內(nèi)容為漢帝撫恤老人，賜予年高者鳩杖的詔書。

　　一九五九年磨嘴子六號墓發(fā)現(xiàn)了漢代“儀禮”簡469枚，共有九篇。墓中“儀禮”有三種本子，其中，甲種七篇398枚，長56厘米、寬0.75厘米，相當漢尺的二尺四寸，是漢代抄寫六經(jīng)時規(guī)定的簡牘長度。

　　一九七二年，甘肅省博物館與武威縣文化部門合作，在武威城郊西南十公里旱灘坡的漢墓中清理出了一批醫(yī)藥簡牘，有簡78枚，牘14枚，共計92枚。簡長23.2厘米，折漢一尺，屬尺書。醫(yī)藥簡有二種形制，一種寬度為一厘米，簡的邊側有鍥口，簡文內(nèi)容是醫(yī)治內(nèi)科、外科、婦科及五官科的醫(yī)方，還有針灸方面的刺療醫(yī)術及禁忌。另一種寬度為0.5厘米，簡的邊側無鍥口，內(nèi)容是醫(yī)治各科疾病和疑難癥的醫(yī)方。牘寬度在一厘米到四厘米不等。正反兩面墨書，個別有殘損。每面一般書寫兩行或多至六行的。這些醫(yī)藥簡牘是用隸書或章草書寫的，書體極富特色。因此它不僅是珍貴的古代醫(yī)方資料，也是古代書法藝術的珍品。

　　一九八一年，武威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在調(diào)查縣重點文物時，新華鄉(xiāng)纏山村民袁德禮交出了在磨嘴子出土的“王枚詔書令”簡冊，現(xiàn)存26枚。

　　一九七一年，甘肅省博物館在甘谷縣漢墓中發(fā)現(xiàn)23枚木簡。簡長23厘米、寬2.6厘米，松木制作，每簡書兩行，背面上端編寫順序號，連編成冊后書寫。簡文整齊分為三節(jié)，可清楚地辨認出整齊秀麗的八分體字，但是大部分簡牘已朽碎。

　　一九八六年，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天水市北道區(qū)放馬灘古墓群中的一號墓中發(fā)現(xiàn)竹簡480余枚。竹簡浸泡在棺液中朽腐嚴重，已發(fā)黑色，簡文字體漫漶。竹簡有二種形制，甲種長27.5厘米，寬0.7厘米；乙種長23厘米，寬0.6厘米。

　　墓葬出土的簡牘與河西邊塞遺址出土的簡牘相比較，墓中隨葬簡牘的長度因簡的文體不同有其特定的尺寸，內(nèi)容是墓主人認為值得永久珍藏的詔書、律令、經(jīng)書及醫(yī)藥方等。簡牘的書寫人都有著深厚的書法功底，又是精心抄錄，每枚簡牘的每一字都凝聚著時代特色。

　　河西簡牘在漢字演變和書體源流的研究中具有特殊價值，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它在研究書史和書體源流、演變方面占有重要地位。通過仔細的分析和研究簡牘中的書體種類，使我們能更好地認清各種書體在歷史上的產(chǎn)生發(fā)展過程及其相互關系；二是漢簡在書法藝術與美學方面的價值。通過對簡牘書法的探索，使人們對中國書法藝術的基本風格及書法美學的真諦有更深刻的感受與認識。

                                      （河西簡牘）

                                         （河西簡牘）

　　河西簡牘以豐富、翔實的簡牘書體顯示了隸書的演變發(fā)展過程。隸書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戰(zhàn)國時代?！扒丶扔米?，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西晉·衛(wèi)恒四體書勢》）。創(chuàng)建隸書的流行說法是程邈所作，“初，邈以罪系云陽獄，覃思十年，變篆為隸，得三千字。一日上之，始皇稱善，釋其罪而用為御史?！颂煜率加弥跻病保ā缎碗`譜·敘論》）。隸書書寫方便，利于民眾。漢代由于隸書在民間和下級官吏中的廣泛應用和進一步修飾，使隸書更致完美，終于成為漢代的通用書體。

　　書法界歷來把隸書分成古隸和八分兩種，這是兩個不同的發(fā)展階段。古隸是八分的前身，字形有相當部分跟篆文很接近，有篆文的用筆方法，但渾厚樸淳，結體方中有圓，筆畫圓渾中有方折，有頓有提，略有波挑，用筆謹嚴而古雅秀麗。八分是指結體方整、筆畫有明顯波勢和挑法的隸書，即人們通常所謂的漢隸。古隸與篆書有著根本性的區(qū)別，因為隸書是“用筆畫符號破壞的象形字的結構，成為不象形的象形字”（吳白《從出土秦簡帛書看秦漢早期的隸書》）。這是中國文字和中國書法藝術由繁到簡，由象形走向抽象，從表形走向表意的根本性發(fā)展。

      甘肅河西地區(qū)不僅有古隸體精美的天水放馬灘簡、敦煌與居延也有西漢古隸的簡文。如敦煌馬圈灣出土的習字觚，字形和用筆具篆意，無明顯波勢與挑法，但是結體已有較大變化，用方筆，多取橫勢，筆畫有粗細，行筆簡疾。河西簡牘中的漢代古隸資料，對于認識古隸向八分發(fā)展的軌跡有著重要的意義。

　　康有為曾主張西漢時期“絕無后漢之隸”，“蓋西漢以前無熹平隸體，和帝以前皆有篆意”。（康有為《廣世舟雙楫》）近人更明確提出“波勢之隸至東漢才成熟”（郭紹虞《從書法中窺測字體的演變》）。也有主張“隸書發(fā)展到西漢晚期，達到成熟階段”（王靖憲《秦漢的書法藝術》）。漢隸的完全成熟與規(guī)范究竟在什么時代這是書法史上長期爭論的一個問題。從敦煌馬圈灣漢簡來看，大量的正式文書均為字趨扁形，“蠶頭燕尾，逆入平出”的成熟隸書。如有一件西漢宣帝甘露二年觚的字形尤為明顯，這又是隸書成熟于西漢中期的例證。近年新發(fā)現(xiàn)的懸泉簡牘，從結體用筆等方面，明顯可見規(guī)整、完善的隸書在西漢中期武帝太始年間已產(chǎn)生。這對書法界流行的隸書西漢晚期說、東漢說是重要補正。

　　敦煌、居延、武威漢簡大量草書的發(fā)現(xiàn)，對于研究漢代草書的形成與發(fā)展過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許慎說“漢興有草書”（《說文解字·敘》），漢代的草書是以隸書為基礎發(fā)展起來的。早期的草書是西漢古隸的簡易急速的寫法?！拔羟刂畷r，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是也”（梁武帝蕭衍《草書狀》），也就是所謂“章草即隸書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張懷瓘《書斷》）。這種草書人們稱之為草隸或隸草。草隸的進步發(fā)展就出現(xiàn)了帶有波磔，筆斷意連的章草。章草一名首見于張懷瓘《書斷》：“獻之嘗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合窮偽略之理，極草蹤之致，不若藁行之間，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關于章草的產(chǎn)生，文獻記載主要有三種說法：一種是說西漢元帝時史游作章草：“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書，兼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張懷瓘《書斷》）一種是東漢章帝時作章草。（寧陳恩《書苑精華》引唐蔡希綜《法書論》）一種是說杜度作章草。（唐竇《述書賦》）上述文獻記載，使書法界受到較大影響，認為章草形成于西漢末，成熟于東漢。河西簡牘具體表現(xiàn)了由草隸至章草的發(fā)展過程。西漢武帝至元帝年間的居延漢簡，有部分簡書是解散隸體，急速簡易的草隸，有些則是已帶波磔、草意濃郁的章草，到西漢成帝時期的簡書中已出現(xiàn)了成熟的章草，表明章草已形成一種定型的字體了。敦煌馬圈灣漢簡中西漢宣帝時期的簿、冊、書牘和王莽時期的奏書底稿早已是成熟的章草，而宣帝五鳳年間的簡冊，其書體也是成熟的章草。由此證明，章草的成熟應在西漢中期無疑。漢代草書，尤其是章草，是中國古代書法的一朵奇葩，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它標志著書法開始成為一種能高度自由地抒發(fā)情感、表現(xiàn)書法家個性的藝術。但是在過去很長的時間里，章草書僅見于摹本與刻帖，見不到漢代章草的原貌，近代以來漢代簡牘的大量出土，才再現(xiàn)其本來面目，被埋沒了二千多年的書法藝術珍品得以重現(xiàn)，為中國古代書法史增添了光輝的一頁。

　　河西簡牘的基本風格可以用率意、質樸、粗獷、健雄八字予以概括。河西簡牘書藝上“八字”特點，是因特有的時代、軍事使命與生存環(huán)境諸因素而形成的。河西簡牘大部分發(fā)現(xiàn)于漢代敦煌、居延邊塞的城障烽燧遺址，這些文書的草擬者、謄寫者多系邊塞軍事防御系統(tǒng)、郵驛系統(tǒng)中的下級吏卒。漢簡上所出現(xiàn)的古隸、八分、隸草、章草等字體是這些下層吏卒與民眾，基于軍事形勢的需要，從實用出發(fā)，為了書寫簡便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他們“省易”篆書、古隸而創(chuàng)造了隸書，由隸而草，書體演變的真正實踐者是這批廣大的無名書法家，他們在思想上多創(chuàng)新進取，少墨守成規(guī)，故其書風必然是率意灑脫，自然流暢，簡古質樸，而少精雕細刻，描頭畫角的廟堂習氣。                                                           

      時代與地域是漢代簡牘形成特有書風的重要原因。河西簡牘所出土的地域是漢代的西北邊陲，為當時社會、民族矛盾的焦點所在，是漢王朝在政治、軍事、經(jīng)濟上的著力經(jīng)營之處。當時的敦煌、居延邊塞是抵御匈奴侵擾的前哨，廣大戍邊吏卒，離鄉(xiāng)背井，常年累月駐守戰(zhàn)斗在戈壁荒漠上，披星戴月，風餐露宿。這樣的客觀環(huán)境鍛煉了人們的勇敢無畏和開拓進取精神，熔鑄了人的雄強豪放性格。在漢簡上所遺存的粗獷、雄健書風，正是他們精神境界的真實體現(xiàn)。漢簡上所顯現(xiàn)的隸書、章草的絕妙佳作正是這樣產(chǎn)生出來的。

　　書法力度來源于用筆。筆力的表達是書法藝術賴以生存的基本特征之一，在筆墨運用中產(chǎn)生書法藝術的骨氣與神韻，即“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式自生耳”（李世民《論書》）。它是構成中國書法形式美的重要組成部分。河西簡牘的隸書、草書的用筆特點是方圓結合、諸鋒交替，既使用方筆，也用圓筆，兩者巧妙地結合，相互為用。既用中鋒，也用側鋒與逆鋒，諸鋒交替使用，各顯其長。從而使河西簡牘的書風時而率意灑脫，自然流暢；時而粗獷潑辣，野趣橫生；時而雄健豪放、渾厚蒼勁，形成百態(tài)千姿，各顯其妙的生動格局。居延漢簡的逆入平出，藏鋒收筆，使一點一畫均內(nèi)含筋骨，力在其中。簡書中有的豎畫，暢瀉而下，收筆處重墨粗畫，宛如長矛大戟，挺然大樹，表現(xiàn)出了雄渾的筆勢和強健的筆力美。            書法藝術是線條藝術。在遠古時代第一個用線條創(chuàng)作文字圖形、表達文字意思的人就是我國的第一位書法家。如果沒有第一位的創(chuàng)造，也就沒有漢字，沒有傳統(tǒng)的中華書法藝術。隨著時間的推移，終及篆、隸、楷、草、行五種主要書體的畢至紛呈。漢代是隸書、草書盛行的時代，隸書與草書是更能高度自由抒發(fā)情感、表現(xiàn)書法家個性的線條藝術。漢字由各種不同的線條組成，這無數(shù)的線條可以千變?nèi)f化，如方與圓、曲與直、長與短、粗與細、濃與淡、輕與重、緩與速、疏與密、虛與實、斜與正、巧與拙等。在書法家筆下，這些線條有的重如崩石，有的輕如飛花，有的剛如鑿鐵，有的捷如閃電，有的柔如嫩芽，千姿百態(tài)，各顯其妙。河西簡牘書藝在用筆、結體、章法上的各種變化，歸根結蒂是線條形態(tài)與組合的變化，由用筆、結體、章法的變化形成了河西簡牘書藝的特征，所以說線條是中國書法藝術的精髓。書法家以自己的作品來反映自然與社會。使書法藝術美與天地山川美、衣冠人物的社會美聯(lián)系起來的紐帶是線條。在書法藝術中，書法家豐富的情感也是通過線條實現(xiàn)的，書法家筆下千變?nèi)f化的線條是書法家內(nèi)心世界的表露。中國書法通過變化無窮的線條，把中國近萬年的書法史，描繪得有聲有色。                                  

　　                                   （樓蘭簡牘）

      書法藝術是心靈的藝術。西漢末年的大文學家、大哲學家揚雄在《問神》一文中指出：“書，心畫也。”東漢書法與書法理論家蔡邕更具體地說：“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后書之?！保ú嚏摺豆P論》）這是揚雄“書為心畫”命題的進一步發(fā)揮。就是說書法應首先舒展人的心境，再恣意發(fā)揮情感，然后落筆任意揮灑，用線條的形式表現(xiàn)自我的心境。書法藝術的線條實際上是書法藝術家心靈顫動的軌跡，是“心”在書法藝術創(chuàng)作過程中發(fā)生作用的結果。中國古典藝術哲學強調(diào)藝術表現(xiàn)情感和對人的感化作用，中國書法藝術的創(chuàng)造者充分運用著這一方法，在實踐中把自己內(nèi)心積蓄的情感通過書法線條表達出來。書法作品的欣賞者又以自己的種種情感去體味書法家自由表達出來的心境、情感。通過書法線條達到心靈的交流，從而將書法藝術創(chuàng)作者、書法作品與欣賞者聯(lián)系起來。李澤厚先生在這方面作了很好的闡述，他說：“書法一方面表達的是書寫者的‘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引韓愈語），它從而可以是創(chuàng)作者意識和無意識的內(nèi)心秩序的全部展露；書法藝術所表現(xiàn)所傳達的正是這種人與自然，情緒與感受，內(nèi)在心理秩序與外在宇宙（包括社會）秩序結構直接相碰撞、相斗爭、相調(diào)節(jié)、相協(xié)奏的偉大生命之歌?！保ɡ顫珊瘛堵哉摃ā罚┪覀冇脮ㄋ囆g是心靈的藝術這一書法美學思想來考察河西簡牘書法，不難發(fā)現(xiàn)施展在甘肅河西簡上精妙的隸書與草書，都是自由抒發(fā)情感的佳作，字里行間流露出漢簡書寫者——駐守于邊疆，在艱苦的環(huán)境中奮爭的廣大下級吏卒的品格與個性。漢簡書法無處不散發(fā)著那個輝煌時代的氣息，所以它有著巨大的感染力。

                                   （樓蘭簡牘）

                                   （樓蘭簡牘）

　　書法藝術的真諦是抽象美。表現(xiàn)為靜態(tài)，展開于空間，流動于時間的書法線條，為什么能抒發(fā)情感，造化心靈？其原因就在于書法線條是直觀的、形象的，更是抽象的。書法藝術從一誕生起就應用了“抽象”這一藝術的手法。書法藝術對自然和社會的反映是抽象的反映，就是說它不只是具體事物的具體寫照，而是通過事物的具體形態(tài)，經(jīng)過提煉，展示事物的本質，即是所謂“囊括萬殊，裁成一相”。在書法家筆下，客觀世界的“萬殊”都凈化為“一相”，即凈化在抽象的書法線條及其組合之中，凈化在書法作品之中，以此牽動欣賞者的思緒、情感，使之獲得雋永的美的享受，這就是書法藝術美的特殊性。書法藝術所揭示的事物的本質是同人的自由本質相聯(lián)系的。這種本質即可以通過對外在事物的形象的模擬再現(xiàn)而顯示出來，也可以通過各種人的內(nèi)在精神、情感相對應的具體可感的形式而表現(xiàn)出來。即“字以神為精魄，神若不和，則字無態(tài)度也；以心為筋骨，心若不堅，則字無勁健也；以副毛為皮膚，則若不圓，則字無溫潤也?！寂c神會，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李世民《指意》）。中國書法藝術的抽象美，在書體演變到了隸書、草書階段體現(xiàn)得更為顯著，河西簡牘書藝巨大的感人力量即是明證。書法藝術的真諦——抽象美的不斷揭示，必將對人們進一步研究簡牘書法，總結、繼承、發(fā)揚其書藝的精華，推動書法史的研究發(fā)揮積極作用。  

《武威漢簡》

      甘肅省武威市漢墓中出土的簡牘統(tǒng)稱武威漢簡。包括《儀禮》簡、王杖詔令簡和醫(yī)藥簡牘等。

    《儀禮》簡 1959年出土于武威磨嘴子6號漢墓。計有《儀禮》簡469枚,其他日忌雜占簡11枚。《儀禮》簡分三種:甲本木簡398枚，每枚長55.5～56厘米，寬0.75厘米,包括《士相見》、《服傳》、《特牲》、《少牢》、《有司》、《燕禮》、《泰射》7篇。乙本木簡37枚,每枚長50.05厘米、寬0.5厘米，內(nèi)容僅《服傳》一篇。丙本竹簡34枚,每枚長56.5厘米、寬0.9厘米，內(nèi)容僅《喪服》一篇。

                                       （武威漢簡）

                                           （武威漢簡）

                                             （武威漢簡）

                                      （武威醫(yī)藥木牘）

《敦煌漢簡》

       匈牙利人M.A.斯坦因于1907年在敦煌附近發(fā)現(xiàn)漢簡后，1914年又在甘肅的敦煌、安西、酒泉、鼎新（毛目）等地的漢代邊塞遺址里，發(fā)現(xiàn)了170枚左右漢簡。1944年夏鼐等對敦煌小方盤城以東的漢代邊塞遺址進行考察，掘獲漢簡43枚。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敦煌小方盤城以西的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里發(fā)現(xiàn)漢簡1200余枚。這是敦煌漢簡數(shù)量最多的一次發(fā)現(xiàn)。此外，在1977年和1981年，考古工作者還分別在酒泉西北的玉門轄地花海農(nóng)場和敦煌酥油土兩地漢代烽燧遺址里采集了一些漢簡。斯坦因1914年發(fā)現(xiàn)漢簡的地點橫跨漢代敦煌、酒泉兩郡，70年代發(fā)現(xiàn)漢簡的玉門花海也應屬酒泉郡，但是習慣上把這些漢簡統(tǒng)稱為敦煌簡。

                                           （敦煌漢簡）

漢代書法——

    漢代通行的字體約有3種：

    ①篆書,用于刻石、刻符以及高級的官方文書和重要儀典的書寫，如天子策命諸侯、柩銘、官鑄銅器銘文、碑上題額、宮殿磚瓦文字等;

    ②隸書,多用于中級的官方文書和經(jīng)籍的書寫,如天子尺一詔書、一般的經(jīng)書和碑刻等；

    ③草書,用于低級的官方文書和一般奏牘草稿，如《永元器物簿》、武威的醫(yī)藥簡、日忌、雜占諸簡。其他一些文字如“古文”等應用范圍較狹。

    篆書——西漢碑刻篆書比較少，因豐碑大碣在西漢尚未興起,留存今天的多是一些題刻,其篆書由秦代的圓轉逐漸趨向方正。東漢立碑之風興起，碑刻篆書，書法結體茂密，體勢方圓結合,用筆遒勁,與秦代刻石風格不同。漢代碑刻篆書最為豐富多采的是碑額,有的結構方整奇肆,有的婀娜多姿,不僅風格多樣,而且用筆也層出不窮,或圓轉巧麗,或方折挺拔,或茂密,或疏朗。

    漢代篆書另一豐富的寶庫為銅器上的銘文。漢器銘文多先書寫,再由工匠鑿刻而成,因此筆畫多為方折，轉折處斷而不連，使篆書呈現(xiàn)出另一種風格。但其結體和筆畫仍然表現(xiàn)出多種多樣的面目。新莽時期鑄造的銅器銘文多為工整垂腳的方正小篆，結構舒展挺拔，風格典雅俏麗。

    漢代磚瓦文字，大都是篆書,形體修長,富有裝飾性。瓦當文字隨形書寫,獨具匠心,使篆書賦予濃重的裝飾趣味。

    漢代篆書墨跡出土不多,甘肅敦煌出土的干支簡、武威磨咀子漢墓的旌幡、居延出土的張掖都尉啟信等，都為結構方正的篆書，用筆細瘦方硬。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中有部分是漢初的篆書，可以說是帶有隸書意味的篆書。

    隸書——隸書起源很早，可以上溯到戰(zhàn)國時代。隸書在秦代普遍流行于民間，它在民間經(jīng)過不斷地改正和完美，到漢代發(fā)展到最高階段,成為漢代的主要字體。秦代到西漢初期是隸書的古隸時期,西漢石刻除一部分是篆書,其余多為篆隸遞變過程中的古隸，其結構已是隸書的體勢，但筆畫尚未見典型的波磔。隸書到西漢末期和東漢時期發(fā)展到成熟階段，這時隸書形體由長方趨向寬扁,由縱勢轉向橫勢，筆畫已趨工整,波挑也更為完美，而點畫俯仰呼應使隸書的藝術性達到和諧完美的境界。東漢隸書用筆技巧更為豐富，在波挑中充分發(fā)揮筆毫的變化,提按頓挫,起筆止筆，表現(xiàn)出蠶頭燕尾波勢的特色。在結構上疏密的變化,點畫的呼應,更加呈現(xiàn)出隸書復雜多變的姿致，而風格也更為多樣。

    漢代簡牘和帛書為隸書主要的墨跡。從已發(fā)現(xiàn)的漢簡來看，工整謹嚴的隸書多見于先秦典籍和官方詔令。最能代表隸書成就的是東漢碑刻。東漢盛行立碑刻石的風氣，碑本身就是一件石刻藝術品，碑的重要部分──碑文,要和碑構成完美的藝術形式,因此特別重視書法。東漢碑刻隸書，大體可分為兩大類型：字形比較方整，而法度嚴謹，波磔分明；書寫比較隨意自然，法度不十分森嚴，有放縱不羈的趣味。

    前者又可分為兩種風格:①傾向端莊秀麗的風格,刻的比較細膩，筆毫效果較明顯，筆畫波磔分明。結體方正，筆畫頓挫有致。②傾向古樸雄強的風格，刀刻的效果較明顯，筆畫呈現(xiàn)方棱，轉折嶄齊，結體方正。

    后者也可分為兩種風格：①書寫草率隨便，字形大小參差不一。②由于寫在崖壁上，為不平整的石面所限制，所以隨石書寫，有自然不拘的效果。

    漢磚隸書，有一種刑徒墓磚，是記載服勞役的刑徒死后隨葬的題記，文字都用刀隨意刻成，和捺印的磚文不同。

    捺印文字比較方正古樸，而刑徒墓磚文字比較草率隨意，書寫和鐫刻沒有行格，筆畫任意縱橫錯落，有一種奔放不羈的趣味，可能是民間書法家或工匠所書刻。

    隸書到東漢末年，由于過分追求形式和裝飾性，波挑矯揉造作，而結構板滯，缺乏生趣，于是開始走向下坡路。這種趨勢到魏晉時代更甚，這樣隸書的衰落成了必然的趨勢。

草書秦、漢的草書是中國草書發(fā)展史中的章草時期。漢代早期的草書，是隸書（古隸）的簡易、急速的書寫。這種草書可以從《神爵四年簡》見其大概，這時期的草書為草隸或隸草階段。

    東漢時期草書逐漸出現(xiàn)波磔，這時草書可以從武威出土的醫(yī)藥簡牘，敦煌出土的“可以殄滅諸反國”簡、“北部侯長高□”簡等見其大概。至曹魏、西晉，草書經(jīng)過書法家的不斷加工，形成有一定規(guī)律的草法，后代稱這類草書為章草，以區(qū)別東晉盛行的今草。

    章草在東漢普遍流行,除出土大量草書簡牘外,如《急就章磚》、《公羊傳磚》、《馬君興磚》，以及安徽亳州出土的曹氏墓磚，都是用章草書刻，可知東漢章草在民間相當流行。

                     大虛堂  編輯

                      2019.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