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次我們講講北京這座城市。

北京作為都城，要追溯到春秋時候的燕國，大概在今天北京豐臺區(qū)。十六國時期為前燕的國都，遼代也做過陪都。金朝的時候，是五都之一，這些都是小打小鬧，地方政權的首都。作為大的國家和朝代的都城，得從元代說起。

蒙古帝國實行的是諸子分封制度。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中忽必烈的元朝只是其中一個汗國。領土包括今天蒙古本土及中國大部分地區(qū)，地理上包含了游牧地區(qū)和農(nóng)耕地區(qū)。1260年忽必烈登基之后，以元上都為都城。上都城址在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錫林郭勒盟正藍旗草原。

但是上都的位置有個缺陷，位置偏北，對控制中原不利。

為了更好地控制游牧和農(nóng)耕兩個文明區(qū)域。忽必烈將都城遷到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而將上都作為陪讀。實際上呢，每年，元朝的皇帝都會像候鳥一樣，四月從大都走到上都，八月底又從上都回到大都。

設計元大都的，是劉秉忠，劉秉忠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他的弟子郭守敬，大家就知道了。劉秉忠?guī)椭鲆幌盗小绊攲釉O計”，做過和尚，制禮作樂，使得元代的管理還是基于中原王朝的傳統(tǒng)統(tǒng)治模式，對元朝統(tǒng)治穩(wěn)定起到了極大作用。他是個堪輿風水大家，主持設計元大都，他手下還有兩員大將，一個是阿拉伯人也黑迭兒，負責設計新宮殿。另一個是郭守敬擔任都水監(jiān)，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運河，并以京郊西北各泉作為通惠河上游水源。這些營建都為北京作為都城打下堅實的基礎。而且元朝一直致力于城防建設，到了元末明初，北京已經(jīng)不是往昔的燕云邊城，而是徹徹底底的繁華都市。

（二）

明朝建立，最初定都南京。到了“靖難之役”朱棣奪了侄兒建文帝的皇位，就遷都北京。

朱棣為何要遷都呢？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北京是朱棣的老巢，朱棣的皇位得來不正，他的勢力都在北京，如果孤身去南京登基，朝廷上南方勢力太大，雖然已經(jīng)坐穩(wěn)帝位，但仍背著名不正言不順的包袱。當年“靖難之役”，為了鏟除朱允炆的勢力，朱棣曾痛下殺手，令南方士族對他又恨又怕。如果他繼續(xù)在南京執(zhí)政，很可能遭到暗算，不如遷都北京，讓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又可以將南方士族打壓于南方一隅，不得動彈。

第二個原因是明朝的北部，一直有很大的國防壓力。朱元璋時期，主要是元朝的殘余勢力，后來又有韃靼和瓦剌（這兩個也是突厥-蒙古一系的游牧民族），到萬歷以后，女真人又成為東北邊防的主要對手，期間還有蒙古的兀良哈三衛(wèi)也一直是邊防大患。

朱棣繼位后，采用的是“天子守國門”。對于皇帝來說，這樣比較危險，其實這也是沒辦法。

中原農(nóng)耕民族和塞外的游牧民族的戰(zhàn)爭大致沿著北中國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線，也就是所謂的農(nóng)牧分界線，也基本是農(nóng)耕民族的北部軍事防線。

在這條防線上，有三個地方最重要。一個是河西走廊，一個是云中（大同代北一帶）。另一個就是幽燕，也就是北京。對應三個防線就是祁連山、陰山、燕山。

華北地勢平坦，游牧民族的騎兵可以肆意馳騁，華北中原是無法建立有效的防線。只有祁連山-燕山-陰山這一代可以據(jù)山防守。如果這一線丟失，就得要退守到長江以南，依托以淮河密集的水網(wǎng)和長江天險來進行防御。

如果中原王朝能全部占據(jù)這三個地方，就處于絕對優(yōu)勢地位。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只要三者占據(jù)其一，就能成為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

宋代丟失燕云十六州，導致宋代必須在北方養(yǎng)大量的軍隊，導致財政的巨大壓力，然而依舊難以抵抗北方入侵，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再比如說，抗日戰(zhàn)爭時期，熱河失守，導致華北五省直接就在日本人軍事威脅之下，日本人威逼收買了很多漢奸搞華北五省自治，想把華北五省分裂出去。

簡單說就是，中國要想南北統(tǒng)一，必須守住祁連山-陰山-燕山防線。

（三）

那在這道防線上，為什么是北京？

當然，元朝對北京的建設是功不可沒的。實際上，大同、太原也一直是邊防重鎮(zhèn)，也經(jīng)營多年。

更重要的是，雖然籠統(tǒng)地說，北方游牧漁獵民族是中原王朝的敵人，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實是有側重的。

漢朝時候，匈奴主要來自西北，祁連山一帶最重要，而關中也離河西走廊最近。隋唐時期呢，大同太原最重要，我們知道隋煬帝楊廣的封號就是晉王，而唐高宗李治做太子的時候，就有個并州大都督的頭銜。

到了明清時期，幽燕就最重要了。從契丹人開始，崛起的民族大都來自于東部，所以爭奪燕山防線和關外的遼河平原就尤為重要了。

那么北京自然成為最重要的城市，它能為這道防線提供支撐，而祁連山-陰山-燕山防線也反過來拱衛(wèi)北京的安全，繼而保證華北中原的安全。

明代還有個很要命的事情，就是經(jīng)濟中心在南方，北方要戰(zhàn)爭，戰(zhàn)爭是要花錢的，很多的物資，都需要從南方運來，南方人很自然地就會有“要不北方我們就不要了，退守江南我們過自己的日子不好嗎？”的想法。如果不提高北方的政治重要性，如何能有合適的理由調(diào)度足夠多的人力物力到北方來？

那么明朝為什么不遷都到關中洛陽一帶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關中洛陽地區(qū)，由于開發(fā)時間過長，已經(jīng)資源枯竭了。在秦漢時期，長安洛陽一帶是最富庶的地方，是權力核心區(qū)，但是到明代的時候，經(jīng)濟中心已經(jīng)移到東南一帶。關中平原周圍的糧食已經(jīng)養(yǎng)不活龐大的京城人口，需要進口糧食，糧食補給線過長，在歷史上，西安作為都城就多次陷入缺糧危機，皇帝要帶著臣子們?nèi)ヂ尻栒页缘?。正因為此，唐朝以后就不再考慮定都西安了。

而北京呢，有京杭大運河，南方的糧食可以源源不斷地運過來。

（四）

這么說來，朱棣把首都定在北京是無比正確的選擇了吧。

在明朝末年，大家反思明朝滅亡的原因，很多人認為定都北京是個非常錯誤的決定，埋下了明朝滅亡的禍根。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建都》里講：

遷都北京在軍事、經(jīng)濟、政治上都有巨大的負面影響：

首先是軍事上：

京城靠近邊界缺乏戰(zhàn)略縱深，一旦敵人越過長城，京城馬上會被圍困，一點周旋的余地都么有，也沒有留給四方勤王的時間，不僅給邊境，也給全國帶來了很多麻煩。

在明朝歷史上，遇到敵人入侵，皇帝的第一反應都是撤回邊關的騎兵，優(yōu)先滿足京城的防御需要，而不是優(yōu)先考慮派兵支援前線，當危機爆發(fā)時，到底要保誰，這是個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

如果京師遠離前線就不會有這個顧慮，敵人如果敢于深入華北，前線就可以集中兵力攻擊敵人大本營，切斷敵人的后勤和后路，敵人就必須趕回去救后方。而定都北京則讓前線喪失了這種機會，跑回京師救駕成了邊關的首要責任。

其次經(jīng)濟上：

原來北方的糧食可以全部就近供應燕云地區(qū)駐軍，多了一個京城反而吸干了周圍的糧食，形成資源競爭關系。而且北方糧食遠遠滿足不了這么大的開銷，只好從南方漕運。

漕運增加了南方的經(jīng)濟負擔，為了供應邊境重鎮(zhèn)和京師，不僅透支了江南百姓的糧食和民力，而且國家的稅收都浪費在漕運上，如果京城在南方就可以大幅度減少漕運的壓力。

再次政治上：

明朝整體上是依賴南方士紳實施統(tǒng)治的。明朝著名的文臣大多來自南方：楊士奇，夏言，嚴嵩，張居正，周延儒，楊嗣昌，洪承疇，袁崇煥等皆來自南方；而用皇帝用來制衡文官的閹黨，如劉瑾，王振，馮保，魏忠賢等皆來自北方。后期著名軍閥如：左良玉，孫傳庭，吳三桂，祖大壽，李成梁等皆為北方人。自從永樂遷都北京，皇權就越來越失去對來自江南的士紳集團的控制，越來越依靠閹黨的廠衛(wèi)機構對其制衡，但是長此以往不但加劇了黨爭，最終也是的文官集團越來越與皇權離心。于是就有了幾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有了專心做木匠的皇帝，有了17年換17個首輔最后罵諸臣誤朕至此的皇帝。

所以實際上呢，明朝不比元朝和清朝，元和清是多民族的政權，控制少數(shù)民族和平衡中原民族都很重要。明朝是漢人政權，理論上，是可以定都南京，然后在北京放很多軍隊，派重要人物來統(tǒng)領。

但是，問題是，皇帝對這個重要人物，能放心嗎？這個手握重兵的人一旦兵變，從北往南，一馬平川地攻擊，這個皇位還坐得穩(wěn)當嗎？

黃宗羲說的都不錯，然而他畢竟不是皇帝，不明白皇帝最擔心的是自家坐不坐得皇位，節(jié)度使叛亂可比他列的這些個弊端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