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政效率低下改革

針對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辦事效果差的現(xiàn)象，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推恩信”、“重命令”三項對策。

1. 明黜陟

明黜陟就是改革政府官員的選拔制度。在宋仁宗時候形成一套官員的選拔制度，就是政府官員按照資歷來排序，并不是看官員的政績，只要在官場混夠時間即可，文官每三年可以升遷一次，武官每五年升遷一次。

這個制度使得官員好混日子，不論官員工不工作，只要混夠時間，就能夠升遷，官員的行政效率就很低，同時對其他努力工作，勤勤懇懇的官員很不公平，最終整個官場就會形成“劣幣驅(qū)逐良幣現(xiàn)象”，敗壞整個宋朝官府。

范仲淹提出必須加以改革，根據(jù)官員的實際能力和在位期間的實際政績，進行KPI考核，優(yōu)秀者升遷，淘汰不合格的官員。如此，政府的行政效率會提高，官員數(shù)量在減少，政府的財政支出就相應的減少。

2. 推恩信、重命令

推恩信，指要地方政府要落實惠民政策，對違反的人或者行為要加以處罰。

重命令，是指中央政府頒布各項命令以及措施的時候，要深思熟慮，一經(jīng)頒布，就不要隨意更改。同時，要提高行政辦事效率，刪繁就簡。

五、慶歷新政失敗的原因

上面對慶歷新政進行了逐條分析，發(fā)現(xiàn)范仲淹主要是從政府的財政支出較大進行改革，就是從各個方面為國家省錢，減少不必要的財政支出，不同于其他改革大都是以擴展政府財政收入為出發(fā)點。范仲淹進行的慶歷新政的確是利國利民的好政策，在當下也有一定的應用價值，比如這幾年我們國家一直進行減稅降費，都是盡量減輕民間負擔。那么為何這么好的一個改革，卻以失敗告終了？

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1.侵害士大夫階層的利益

范仲淹在推行改革過程中，侵害了士大夫階層的利益。最直接的就是“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這幾項措施。

古時候，讀書其實是花費成本較高的，一般讀書的都是士大夫階層，老百姓讀書的不算太多，最平常百姓來說，連書都買不起，更沒有多少錢能夠支持教育，故而，古時候讀書讓你一般都是世家大族，士大夫階層有相對比較完善的教育體系，這個階層中考中進士的人數(shù)也是最多。科舉考試一經(jīng)改革，意味著很多讀了十數(shù)年的士大夫階層中的人就白讀了，還得重新學習，整個階層的教育體系都得需要改革，成本是很高的。

另外，士大夫階層也可以通過恩蔭制度，不需要苦讀十數(shù)年參加科舉就能入仕為官，而現(xiàn)在改革的結果是不能在享受恩蔭制度，可定是不愿意的。再有就是，對官員進行考核，考核就是帶來競爭，就會帶來壓力，不能在混日子了，另外，當官并不一定就是為國為百姓，北宋官員有很復雜的師生、鄉(xiāng)友、聯(lián)姻等等在其中，士大夫階層要為自己的階層謀取福利。如今進行改革，這些權利以及利益都沒有了，大家肯定會群起反對，而這個階層在古時候的任何朝代，都是最大的群體，在政治權利中都擁有很大的權利。范仲淹以及他的追隨者與之相對比，還是弱小很多。

2.改革面較廣，操之過急，沒有可行性方案

慶歷新政涉及到當時北宋政府的方方面面，改革內(nèi)容極廣。范仲淹提出每一項的改革的目的以及改革的好處，卻沒有形成一套可行性的改革制度，比如考核官員的升遷，如何考核，考核的指標是什么，就如同現(xiàn)在企業(yè)進行考核都有詳細可行的KPI，而范仲淹并沒有設計出這個考核體系。不同的執(zhí)行者來考核，考核的方法不一，考核的標準不一，這就給主持考核者留下很多作弊的空間，主持考核者可以借機升遷自己相關利益者，排擠對手，反而導致新政改革不公平，難以推行。

加上，改革過程中，實施者或者說執(zhí)行者是很重要的，他們的一言一行，都關乎改革的公平與推行效果?？墒?，當時這個官僚體系中，絕大多數(shù)人反對改革的，在推行過程中是不積極的，甚至是抵抗的。所以，一年時間內(nèi)推出這么多的改革措施，根本就是一個不能完成的任務。

3.觸犯宋仁宗的底線——朋黨

宋仁宗是以為仁慈的帝王。仁慈的人，都是對身邊人極好，不論身邊的人是好是壞，是年長還是年弱。

宋仁宗知道國家財政吃力，國庫空虛，需要改革，所以宋仁宗支持范仲淹改革。只是，宋仁宗沒有想到，改革帶來的是身邊的親人、身邊的大臣、身邊的宗親……來來回回的在身邊哭訴，時間久了宋仁宗動搖了，心里懷疑。

朋黨問題就是讓宋仁宗徹底動搖放棄慶歷新政的那根稻草。宋仁宗不同意改革兵役制度，那是因為府兵制的結果很可能走出向唐朝中后期藩鎮(zhèn)割據(jù)的局面，導致政權更迭。宋仁宗不再支持范仲淹改革，是因為保守派，也就是士大夫階層為主的權貴，在宋仁宗面前說范仲淹以及支持者拉幫結派，結黨私營，擾亂朝堂。在改革過程中，這個群體排除異己。

宋仁宗于是問道“過去小人我朋黨，君子難道也結黨嗎？”范仲淹回答，在防守邊疆的時候看到能打仗的人聚集在一起，膽小的人聚集在一起，都是各稱一黨；朝堂上也是，分為正邪兩黨。皇上要是能夠用心分辨，一定能識忠奸。宋仁宗對這個答案肯定是不滿意的。

慶歷新政的支持者歐陽修更是激進，直接在《朋黨論》來分辨這個問題，“修乃作朋黨論上之，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這就直接向宋仁宗表明，我們就是朋黨，我們是結黨為朋，是為了國家為了百姓。宋仁宗對這個答案肯定是震怒。

任何帝王都是不希望大臣有結黨，宋太祖時期就嚴禁結黨。結黨就會形成利益集團，利益集團為了自身的利益，就會動搖國本，一不小心就出現(xiàn)“黃袍加身”事件。所以宋仁宗也是一樣，禁止任何人結黨，管你是誰，權利是我的，也只能是我的。

公元1044年11月，宋仁宗下詔強調(diào)“至治之世，不為朋黨”。

公元1045年，罷免范仲淹的參知政事職位，罷免韓琦樞密副使職務，外放，歐陽修貶到安徽滁州。

慶歷新政實施一年左右，徹底失??！

六、總結

范仲淹從減少政府財政支出的角度，實施慶歷新政，用當下的觀點來看，這個改革對應當時存在的問題，是可以解決政府的財政危機的，是一項很不錯的改革。

失敗的原因，就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對抗的群體過于強大，自己的支持者在改革過程也不夠堅定，加上改革人才的缺乏，導致慶歷新政匆匆結束。

況且，千年以前的人，已經(jīng)有如此的胸懷，為國為民，不曾為自己謀取任何一分利益，做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不論成與敗，我們又有什么可以苛求的！

參考文獻：《兩宋財政史》?、《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宋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