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在近幾年的城市遺址考古中，出土了大量瓷器殘片。尤其是南宋遺址中出土的器物更是備受關(guān)注，如南宋太廟遺址、德壽宮遺址、恭圣仁烈皇后宅遺址、御街遺址以及位于原東南化工廠的南宋遺址，都出土了一些精美的瓷器殘片。就目前已發(fā)表的材料來看，杭州南宋遺址出土的瓷器主要是南宋官窯、龍泉窯、景德鎮(zhèn)窯、定窯產(chǎn)品[1]。其他如高麗窯、磁州窯、建窯、吉州窯等窯口器物出土數(shù)量相對較少（表一）。龍泉窯及景德鎮(zhèn)窯的產(chǎn)品一般都是南宋時期的。東南化工廠遺址沒有出土南宋時期廣泛流行的龍泉窯及景德鎮(zhèn)窯瓷器，卻有汝窯、建窯等器物及較多的定窯白瓷和余姚官窯的器物出土，說明此處出土的瓷器正是南宋早期的宮廷用瓷。余姚官窯的瓷器，根據(jù)《中興禮書》的記載，是紹興元年（1131）和四年（1134）由越州（紹興府）余姚縣燒制的；北方窯口的瓷器及建窯曜變紋盞則應(yīng)為宋室南遷時帶到杭州的。

杭州出土的余姚官窯瓷器，器型有碗、盤（圖一）、盞、壺、爐（圖二）、瓶（圖三）等，少量標本還帶有釉下或釉上刻款，如“御廚”（圖四）、“后苑”（圖五）、“貴妃”（圖六）、“慈寧殿”（圖七）、“殿”（圖八）等。大多為施透明釉的刻劃花青瓷，其產(chǎn)地就在慈溪低嶺頭及寺龍口一帶（宋屬余姚），已為考古發(fā)掘所證實。雖然這是越窯衰落之后在越地設(shè)立的青瓷窯場，但是寺龍口窯南宋時期燒制的此類刻劃花青瓷與北宋時期的越窯產(chǎn)品相比，風格明顯不同，窯址內(nèi)還有一類施乳濁釉的素面青瓷，更是與傳統(tǒng)越窯產(chǎn)品從造型到釉色都大相徑庭，明顯不屬于越窯范疇，故南宋人在《負暄雜錄》中提及“余姚窯”后說“若謂舊越窯，不復(fù)見矣”[2]。越窯在北宋晚期已經(jīng)衰落，是符合歷史的客觀事實，新的考古發(fā)掘再次證實了這一點。2014 年9 月至2015 年10 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對慈溪荷花芯窯址進行了主動性發(fā)掘，發(fā)掘面積近1200 平方米，清理了唐、五代、北宋時期豐富的地層堆積，從地層上建立起唐宋時期越窯的主要發(fā)展過程，揭示了唐宋時期越窯從興起到繁榮再到逐步衰落的完整過程[3]。根據(jù)《中興禮書》中有關(guān)于紹興元年（1131）和紹興四年（1134）朝廷命令越州（后改為紹興府）余姚縣燒制“陶器”的記載，有學者為了把此窯與越窯范疇的余姚窯加以區(qū)別，同時標明其官窯的屬性，稱之為“余姚官窯”，并進行了詳細的闡釋[4]。

圖四 余姚官窯“御廚”款青瓷盤殘片

宋代官窯的情況比較復(fù)雜。有學者曾對宋代官窯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進行了總結(jié)，概括為“宮廷置場、內(nèi)府制樣、民匠造器、兵士供役”四點[5]。實際上，宋代官窯的概念較寬泛，包括朝廷搭燒和專設(shè)的瓷窯、地方官掌握的燒制貢瓷的瓷窯以及朝廷或州府設(shè)立的磚瓦窯等[6]，這是廣義上的官窯，余姚官窯即屬于此類。狹義的官窯就是朝廷設(shè)立的專燒宮廷用瓷的窯場，如郊壇下官窯。

南宋時余姚縣燒造陶瓷器的情況，據(jù)《中興禮書》記載，紹興元年（1131）四月三日，“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數(shù)下越州制造。仍乞依見今竹木祭器樣制燒造”。紹興四年（1134）四月十九日，“權(quán)工部侍郎蘇遲等言：‘勘會近奉圣旨，陶器令紹興府余姚縣燒造，余并令文思院制造……其竹木祭器令太常寺畫樣。依例，臨安府支破官錢分下諸縣依樣制造，并于大禮前六十日一切足備，赴太常寺送納。’詔依”。四月二十七日，“禮部侍郎陳與義等言：‘……今來明堂大禮所用祭器系令太常寺畫樣，令臨安府下諸縣制造……’詔依紹興元年明堂大禮所用《三禮圖》樣制造”。七月二十八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明堂大禮合用祭器等約九千余件，見今紹興府燒造陶器，臨安府文思（院）制造竹木器等，將欲畢備，委實別無安頓去處，乞下臨安府指揮所屬權(quán)令置庫安頓?！t依”[7]?！端螘嫺濉芬灿涊d紹興四年（1134），“今來開坐到祭器名件并合創(chuàng)造，乞令太常寺圖畫樣制，下兩浙轉(zhuǎn)運司，令所屬州郡均攤制造。所有陶器乞下紹興府余姚縣燒變”[8]。由此可見，余姚官窯瓷器的制作是由越州府（后改為紹興府）監(jiān)管的。

寺龍口窯址出土的青瓷可分兩類，一類是刻劃花青瓷，如爐、鐘等，造型與傳統(tǒng)越窯明顯有別，尤其是青瓷鐘，與《三禮圖》中的特縣鐘造型相似[9]，當是依樣制作。另一類乳濁釉青瓷，其配釉及燒制工藝不見于傳統(tǒng)的越窯，而與北宋汝窯的乳濁釉青瓷的工藝一脈相承，窯址內(nèi)出土的“官”字款匣缽（圖九）以及紹興出土的該窯銘“御廚”款的青瓷盤殘片，說明了其生產(chǎn)宮廷用瓷的屬性。還應(yīng)該看到，帶“御廚”款的青瓷盤殘片在杭州已出土許多件，這有力證明，為南宋朝廷燒制祭祀用器只是低嶺頭、寺龍口等窯場的臨時任務(wù)，生產(chǎn)宮廷日常所用瓷器才是它的主要任務(wù)。因此，這類南宋窯場無疑屬于州府一級的官窯，它就是廣義的南宋官窯中的余姚官窯。

杭州南宋遺址出土的定窯瓷器，相對于除龍泉窯和景德鎮(zhèn)窯之外的其他窯口器物來說，還是比較多的。如，2001 年和2005 年杭州市考古所對德壽宮遺址進行搶救性發(fā)掘時出土了2 件定窯芒口印花盤殘件。南宋太廟遺址的南宋地層中出土3 件印花定瓷瓷器，分別為2 件盤和1 件洗[10]。恭圣仁烈皇后宅遺址的南宋地層中只出土2 件定窯白瓷器，分別為碗和盤，水池中卻出土數(shù)量較多的定窯瓷器標本[11]。2009 年東南化工廠廠址出土了數(shù)量較多的定窯瓷器，以日用的碗、盤為主，制作較精（圖十至圖十二）。

圖十 定窯刻花碗

定窯白瓷自晚唐就開始受到統(tǒng)治者的青睞，陜西西安北郊火燒壁窖藏中出土的52 件瓷器中，就有33件銘“官”款的定窯白瓷[12]。宋初，定窯瓷器亦通過多種渠道進入宮中。既有朝廷定燒的，也有地方進貢的?！端螘嫺濉分小霸诰┐善鲙臁币粭l記載了北宋初年定州上貢瓷器的事實：“瓷器庫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饒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給用，以京朝官三班內(nèi)侍二人監(jiān)庫?！盵13] 河南鞏義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出土各類瓷器82 件，而精美的定窯瓷器就有37 件，其中又有8 件定窯白瓷盤和8 件定窯白瓷碗的圈足內(nèi)銘有“官”款[14]。可見定窯白瓷在北宋宮廷中受歡迎的程度。

杭州出土的定窯瓷器上的刻款，有的是在器物焙燒前劃刻的，如“尚藥局”款白瓷盒（圖十三），有的銘“奉華”“苑三”“殿”等款識的（圖十四、圖十五），則多是后刻款，是在瓷器燒成選定后鐫刻的[15]，有些則是貢入宮中后由宮廷玉工刻的[16]。其中“奉華”銘文除了定窯白瓷之外，還見有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的汝窯奉華紙槌瓶，器物精美，也是北宋宮廷遺物。北宋定窯窯址出土的“德壽”款殘片[17]，在杭州也見有出土，上銘“德壽苑”（圖十六），說明這些定窯白瓷是南渡時攜來的，因為北宋滅亡后，汴京的“德壽苑”便不復(fù)存在了。

圖十四 杭州出土的北宋定窯“苑三”、“奉華”款白瓷盤殘片

圖十五 杭州出土的銘“殿”字款的定窯白瓷盤殘片

圖十六 杭州出土的定窯“德壽苑”款白瓷殘片

《垣齋筆衡》和《負暄雜錄》所載“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 不堪用， 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是發(fā)生于北宋中期的事，成書于南宋的《老學庵筆記》云：“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 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盵18]已有學者對此記載的真確性做過論證，認為這種說法明顯有誤[19]。其實，這里所體現(xiàn)的只是朝廷對青瓷的尚好，并不是棄用定窯白瓷了。北宋宮廷中仍有部分定窯白瓷在繼續(xù)使用，即使朝廷不再定燒定窯瓷器，也仍有土貢或特貢定瓷

進入宮中，充實到瓷器庫中。

由于定窯在金代仍然繼續(xù)燒造，故有人將杭州南宋遺址中出土的釉色白中閃黃的白瓷定為金代產(chǎn)品。雖然，金代定窯產(chǎn)品胎色不如北宋時期那樣潔白，釉色普遍泛黃，但這不足以作為判定杭州出土定窯瓷器為金代的依據(jù)。河北定州靜志寺塔和凈重院塔出土了眾多北宋早期定窯白瓷器，制作精美，質(zhì)量上乘，然亦有釉色白中泛青與白中泛黃兩種。這是與窯爐的燒成氣氛不同相關(guān)的：定窯是在饅頭窯中燒造瓷器的，窯內(nèi)火焰不穩(wěn)定，在氧化氣氛下，釉色就會呈現(xiàn)偏黃的暖色調(diào)，而在還原氣氛下，釉色就會呈現(xiàn)偏青的冷色調(diào)。在恭圣仁烈皇后宅遺址中出土的定窯白瓷中，有少量碗、盤口沿殘留鑲金銀痕跡[20]。瓷器口沿鑲金銀，發(fā)現(xiàn)于唐代，而定窯白瓷則在五代至北宋時期流行口沿鑲金銀，如太平興國五年（980），原吳越國王錢弘俶向北宋朝廷進貢了“金裝定器二千事”[21]。由此，從器物特征來看，杭州出土的這部分器物應(yīng)為北宋定窯產(chǎn)品。

或許有人會以為杭州南宋遺址出土的定窯瓷器不是北宋的，而是來自金國，這個問題似有必要作一探討。

雖然北宋與遼的榷場貿(mào)易中有瓷器[22]，墓葬出土資料也證實了這點，然而就統(tǒng)計的出土定窯白瓷的23 座北宋紀年墓及塔基來看[23]，南方只有兩地出土過定窯白瓷，其余的多為河北、北京、遼寧、內(nèi)蒙，也就是說，都是與定窯產(chǎn)地河北相近的地區(qū)，是為滿足當?shù)厝藗兓镜纳钚枨蟆?/span>

宋金時期，雙方都在境內(nèi)設(shè)立固定的榷場，通過貿(mào)易交換雙方所需物品。榷場貿(mào)易始于紹興十二年（1142），此后由于戰(zhàn)事的影響，榷場時興時廢，隨著和戰(zhàn)關(guān)系而轉(zhuǎn)移。南宋向金輸出的商品主要有茶、布、木棉、象牙、玳瑁、香藥、生姜、陳皮之類，金向南宋輸出的商品主要有解鹽、絲、絹、藥材等[24]。雙方交易的物品以生活用品為主。

走私主要是由于利益的驅(qū)動而導(dǎo)致的非法經(jīng)濟行為。雖然南宋和金都對走私行為進行了一系列的預(yù)防和嚴厲的打擊措施，然而由于高額的回報，商人還是敢于冒險。那些社會需求量大、利潤高的以及違禁品成為走私的主要物品。宋金陸路走私的主要物品是茶葉、馬匹、絹帛、書籍、鹽等。海路走私主要是南宋對金的輸出，物品主要是米麥、絹帛以及軍事物資等。

瓷器是易碎品，如果不是有巨大的利潤空間，在宋金時和時戰(zhàn)的狀態(tài)下，商人沒必要冒險從北方翻山越嶺、長途跋涉將瓷器走私到南方。如果說南宋還有一條發(fā)達的海路，那么僅從山東這個主要的樞紐來看，山東地區(qū)宋金時期的紀年墓中出土瓷器的有8 例，其中7 例皆是北宋晚期以前的，只有一例是南宋時期，且墓中出土的還是景德鎮(zhèn)青白瓷。盡管海路交通是瓷器南北交流的一個途徑，然而南宋與金對峙時期，仍時有戰(zhàn)事發(fā)生，山東半島與南方的海路交通在宋金對峙時期往來十分少，南北的海上貿(mào)易受到很大影響[25]。

從全國范圍內(nèi)墓葬出土的瓷器看，也能反映當時的瓷器貿(mào)易狀況。宋遼金時期的紀年墓及塔基中，南方出土青白瓷最多，而北方出土定瓷最多。無論是北宋還是南宋與金對峙時期，以淮河為界的中原和南方始終有其獨立的市場。晉冀豫地區(qū)是白瓷器的產(chǎn)銷中心，而長江下游則是青白瓷的銷售范圍。中原產(chǎn)品偶有進入南方市場，而南方生產(chǎn)的各種瓷器則幾乎不見于中原[26]。以長江以北富庶繁華的揚州為例，在其南宋地層中只發(fā)現(xiàn)有龍泉窯、景德鎮(zhèn)窯、建窯和吉州窯等南方窯口的瓷器，而不見金代定窯、耀州窯、磁州窯及鈞窯等北方窯口的瓷器，也說明南北雙方間沒有瓷器貿(mào)易。定窯瓷器在北方是主流產(chǎn)品，而運到南方，不僅成本上升，加上還要躲避戰(zhàn)事，低收益和高風險并存，自然也就失去了走私的動力。因此，在南宋境內(nèi)，人們當時使用的北方窯口的瓷器基本都是南渡時帶來的。

此外，應(yīng)該看到，宋室在杭州安定以后，相繼設(shè)立了內(nèi)窯、續(xù)窯以及郊壇下官窯專門燒造青瓷，足以滿足宮廷的用瓷需求。同時，也要注意到，南宋時，雖然越窯已經(jīng)衰亡，然而景德鎮(zhèn)青白瓷的發(fā)展及龍泉窯青瓷的繁榮，不僅能完全滿足當?shù)厝藗兊娜粘Ｉ钚枨?，而且還逐漸行銷到周邊地區(qū)，如四川地區(qū)南宋窖藏中多有龍泉窯瓷器及景德鎮(zhèn)窯瓷器，故北方瓷器在南方是不可能有市場的。

那么，南宋宮廷中的北方定窯白瓷的來源就是一個值得關(guān)注的問題。根據(jù)文獻記載及考古資料，我認為主要來源為宋室南遷時所攜帶。

高宗即位不久就為南遷做準備，建炎元年（1127）八月，移宗室于江寧、鎮(zhèn)江、揚州；隆祐太后率領(lǐng)“六宮及衛(wèi)士家屬”，在軍隊護衛(wèi)下遷往江寧避難[27]。十月一日，開始沿運河南遷，“宰執(zhí)、侍從、三司、百衛(wèi)禁旅、御營使司、五軍將佐、扈衛(wèi)以行”[28]。“建炎己酉（三年，1129）秋，高宗自金陵將幸浙西避狄，先請隆祐皇太后奉祖宗神主、神御往南昌，六宮百司皆從。時庶事草創(chuàng)，六宮洎先朝舊人通不滿四百……”[29] 可見在南遷過程中，皇室人員始終有隨從、護衛(wèi)跟隨，負責皇室人員的日常生活，他們必定攜帶生活日用品。雖然在顛沛流離中所帶物品受到極大損失，《宋史》中記載，紹興元年（1131），禮部尚書秦檜等言“今鹵簿、儀仗、祭器、法物散失殆盡”[30]，但仍有幸存者保留下來[31]。實際上，史書記載“散失殆盡”的是指禮器、祭器等，而杭州出土的大多是碗、盤等生活日用器，這應(yīng)是隨侍者一路攜帶到南方來的。在朝廷南渡時，百官和百姓也紛紛跟隨，史載“高宗南渡，民之從者如歸市”[32]。據(jù)《建炎維揚遺錄》記載，建炎三年（1129）三月初三日“將晚，蕃人至楊子橋，應(yīng)系官私般載，舳艫無慮萬計，悉為虜人所有。初四日，賊至瓜洲，貴賤未渡江者，十猶五六，賊既緊迫，奔迸溺水死者，不知其幾何也……金帛珠玉，捐棄江岸，如堆山阜，非金人即為無賴輩所得。渡江之人，至有三百里得濟。初城中邊報來，奔出城者，皆以得運河舟行為利。及賊忽至，潮不應(yīng)閘，而四十里之舟船，悉盤礴泥鹵中”[33]。南逃的人們“舳艫萬計”，盡管有金兵追趕，仍有大量船只在金兵到達之前已經(jīng)渡江。宋代的造船業(yè)很發(fā)達，除了官方的各類戰(zhàn)船，也有民間的船只，《清明上河圖》中就描寫了在汴河中行駛的二十余只客船、貨船、漕船和渡舟。內(nèi)河運輸頗具規(guī)模，大型內(nèi)河船的承載量已超過萬石[34]。如此大的船，在南遷時運送人和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定窯產(chǎn)品在北方曾被普遍使用，那么中原百姓南遷時也會攜帶一定數(shù)量的定瓷，這應(yīng)是杭州發(fā)現(xiàn)北宋定瓷的主要來源。

其實，宋王朝南遷臨安（今杭州）后，仍較多地使用北宋瓷器。如《武林舊事》中記載，淳熙六年（1179），宋高宗游聚景園，“至錦壁賞大花”，當時用于插花的器皿中就有汝窯瓷器[35] ；皇帝用于游戲的獎品中有官窯、定器[36]。以此類推，在南宋朝廷的瓷器庫里，存有一些在宋室南渡時帶來的定窯瓷器[37]。此外，淳熙三年（1176）五月二十一日，高宗趙構(gòu)生日，他將“宣和間外國進到的”翡翠鸚鵡杯賜給孝宗[38]，不僅表明高宗對于精致的工藝品情有獨鐘，也更加說明，南宋宮廷中確實有一些南遷時帶來的北宋器物。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窯口的瓷器，如汝窯、磁州窯等窯口器物在杭州南宋遺址出土量非常少，比如太廟遺址中僅出土1 件磁州窯瓷片，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遺址僅出土2 件汝窯瓷片，磁州窯瓷片也僅有少量出土，而沒有出土耀州窯瓷片。北宋時耀州窯等瓷器貢入宮廷的本來就不多[39]，故南遷時帶去的也必定更少。耀州窯與磁州窯都是北方名窯，在金代都繼續(xù)燒造，同時，鈞窯于金代興起，并具有一定的規(guī)模。杭州南宋遺址不出北方除了定窯之外其他窯口的瓷器，也正說明南宋宮廷中的定窯瓷器，大部分當為南遷時帶來的北宋定瓷，而絕非通過宋金貿(mào)易而來。

科技工作者采用熱釋光技術(shù)和X 射線熒光無損分析技術(shù)相結(jié)合的方法，對杭州出土的白瓷樣品進行了檢測分析，測試結(jié)果表明，這批白瓷樣品產(chǎn)于河北定窯，其年代約在1040 年至1207 年，處于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40]，從而否定了杭州南宋地層出土白瓷為金代定窯產(chǎn)品或是南方窯場所燒的說法。需要注意的是，杭州出土的定瓷，有的測定年代偏晚或很晚，應(yīng)與使用過程中熱釋光損失有關(guān)。南宋臨安城內(nèi)的官、民建筑屢遭火災(zāi)[41]，被燒的定瓷以前積累的熱釋光劑量便全部釋放[42]，災(zāi)后重新記錄的熱釋光年代自然就是“南宋”。實際上，科技測試的年代上限（1040）為北宋中期以前，研究者只取了其平均年代。而根據(jù)定窯在北宋中期“有芒，不堪用”的記載，從北宋中期開始定窯產(chǎn)品已不再受宮廷青睞，當然不排除北宋中期至北宋晚期或許有極少量的特貢到宮廷中的定瓷。因此，杭州出土的定窯白瓷大部分當為北宋中期之前的產(chǎn)品。

2009 年，原杭州東南化工廠廠址出土的建窯黑瓷茶盞，釉色光亮，個別底部涂有黑漆或刻有“供御”款（圖十七）。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一件曜變紋黑瓷盞殘件，內(nèi)壁布滿光彩奪目的曜變星斑，藍紫色的斑點熠熠生輝（圖十八）?；蛟S有人將其定為南宋建窯產(chǎn)品，對此，我認為值得作進一步探討。

建窯五代已燒制黑瓷盞[43]。北宋時因斗茶風盛行而產(chǎn)量猛增，燒制工藝至北宋晚期達到極致，黑釉盞品種極多，有兔毫、油滴、鷓鴣斑、曜變等。

北宋以品茶為雅的做法，使飲茶之風日益興盛。同時，與此相關(guān)的貢茶、賜茶制度以及茶會等活動也加深了茶藝的發(fā)展。文人雅士在舉行茶會時，主要通過斗茶活動來鑒別、品嘗茶湯，欣賞茶具和點茶的手法，并作詩加以描寫和贊嘆，形成了包括講究茶、茶具和飲茶程式等內(nèi)容的飲茶之道。北宋斗茶之風極盛，上起皇帝，下至士大夫，無不好此。斗茶先斗色，其次是斗水痕，然后再品評。茶色以白者為上，黑釉最能襯托茶色，所以黑瓷盞成為理想的茶具。宋人蔡襄《茶錄》云：“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44] 陶穀的《清異錄》亦云：“閩中造茶盞，花紋鷓鴣斑，點試茶家珍之?！盵45] 此外，宋徽宗趙佶、蘇軾、黃庭堅等人的詩文中均提及建窯黑瓷茶盞?？梢?，建窯黑瓷盞在北宋已聞名天下。據(jù)考古資料，北宋建窯窯址中黑釉盞占器型總數(shù)的99%，而兔毫紋的約占60%[46]。建窯窯址遺存著外底銘有“供御”和“進琖”款的黑瓷盞殘片[47]，是建窯專門為宮廷生產(chǎn)的優(yōu)質(zhì)貢瓷（圖十九、圖二十）。

宋徽宗趙佶雖然不事政務(wù)，卻在藝術(shù)上有很高的成就，對茶也有著深刻的研究，并撰寫《大觀茶論》，詳盡輯錄了茶事，“點茶”部分論述尤精， 文中“ 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48] 所指的，即為建窯黑瓷兔毫紋盞?！缎瓦z事》載“政和元年（1111）夏四月，召蔡京入內(nèi)苑賜宴。輔臣親王皆得與席……徽宗酌酒以賜，命皇子嘉王楷宣勸，又以惠山泉建溪異毫盞烹新貢太平嘉瑞茶，賜蔡京飲之?！盵49] 從中可看出，建窯的兔毫盞在宮廷很受重視。

除了數(shù)量占絕大多數(shù)的兔毫紋盞，建窯也生產(chǎn)極少見的鷓鴣斑和曜變紋盞。在1989 年至1990 年建窯窯址的發(fā)掘中，曾出土一件完整的鷓鴣斑紋盞，有光澤的黑中透藍的底釉上流淌著一道道鮮艷的黃色釉彩，兩種釉色形成強烈的對比，耀眼美麗。窯址還出土一批鷓鴣斑紋器物生燒品和半成品，說明燒造“鷓鴣斑”紋的技術(shù)較難掌握，因而在傳世品中少見[50]。同樣，曜變紋是一種更為難得的紋飾，是在黑釉盞的油滴狀斑點周圍出現(xiàn)一圈藍色的光澤，極其少見，目前傳世品僅有3 件，均在日本，分別藏于靜嘉堂文庫美術(shù)館（圖二十一）、京都大德寺龍光院和大阪藤田美術(shù)館。斗茶風盛行的北宋，因為宋徽宗對斗茶的癡迷和推崇，比常人更加講究斗茶技藝，苛求茶的品質(zhì)和茶具的細節(jié)，突出精神的享受，所以，只有在徽宗時，才能燒制出這等光彩奪目的曜變盞。只是曜變紋作為宋徽宗時期建窯的頂尖工藝，極其罕見——做不到批量生產(chǎn)，后失傳，北宋宮廷存量之少，幾乎可用絕無僅有形容。

南宋時，斗茶因為一味追求“斗”的結(jié)果，而忽略飲茶本身的“飲”，即已與飲茶的初衷相違，加之北宋末年至南宋初的社會動蕩，斗茶之風逐漸消退，至少在上層社會已不流行斗茶了。如南宋程大昌《演繁露》云：“今御前賜茶，皆不用建盞，用大湯?！?[51] ，是古代的盛茶酒器。相對于北宋徽宗親自烹茶賜宴群臣來講[52]，南宋宮廷的御前賜茶則簡單多了。南宋人周密在《武林舊事》中記到：“禁中大慶賀，則用大鍍金，以五色韻果、簇饤、龍鳳，謂之‘繡茶’，不過悅目?！盵53] 這兩處記載表明，南宋宮廷中飲茶時已不再青睞建窯黑瓷盞了。

北宋時的“點茶”過程比較繁瑣，是當時的主流茶飲方式和技藝。宋徽宗在《大觀茶論》中記述了點茶過程注湯擊拂的七個層次，一個很短暫的點茶過程被細致地分成七個步驟，每一步更為短暫，從中可看到點茶時點茶人的細膩及對這一技藝的享受。到了南宋時期民間的“點茶”，應(yīng)屬用熱水沖泡茶葉、茶末，而非北宋“斗茶”所謂的“點茶”。南宋吳自牧《夢粱錄》中記述：“夜市于大街有車擔設(shè)浮鋪，點茶湯以便游觀之人?！薄跋锬敖址?，自有提茶瓶沿門點茶，或朔望日，如遇兇吉二事，點送鄰里茶水，倩其往來傳語?！盵54] 可見，臨安街頭流動的茶攤及巷陌街坊自提茶瓶的點茶，已是比較簡單、快速、方便的沖茶方式。

《夢粱錄》“鋪席”條中記述：“平津橋沿河布鋪，黃草鋪，溫州漆器，青、白瓷器……”關(guān)于此處的“青白瓷器”，在已出版的《夢粱錄》校注中，中間沒有標點符號[55]。實際上，“青白瓷器”一詞雖然多見于宋元明時期的文人筆記中，但通常是出現(xiàn)在與瓷器鋪、外銷相關(guān)的論述中。設(shè)在臨安鬧市的瓷器鋪，不可能只售“青白瓷”，而不賣當?shù)貍鹘y(tǒng)的青瓷，如南宋興盛的龍泉窯產(chǎn)品?！扒喟状伞敝饕乾F(xiàn)代人對景德鎮(zhèn)及南方地區(qū)白中閃青等器物的稱呼，宋元時期的“青白瓷器”指青瓷和白瓷的觀點，在陶瓷研究領(lǐng)域也普遍認同[56]。故而《夢粱錄》中瓷器鋪的記載，表明南宋時在杭州市場上黑瓷盞已退出主流市場。龍泉窯青瓷、景德鎮(zhèn)窯白瓷（“青白瓷”）為暢銷瓷種。從浙江宋墓出土瓷器看，僅在云和正屏山和金華陶朱路南宋墓中出土過黑瓷盞[57]，其他基本是以龍泉窯青瓷和景德鎮(zhèn)青白瓷為主，正是對此很好的說明。

根據(jù)墓葬出土資料，兩宋時期出土建窯黑釉盞的紀年墓有11 座[58]，其中江西和福建10 座，江蘇1 座，可看出建窯的銷售地主要為與窯址相近的江西和福建地區(qū)。且不說北宋晚期建窯燒制曜變紋、鷓鴣斑黑瓷的頂尖技術(shù)失傳已久，即便是南宋，在建窯生產(chǎn)日漸萎縮的狀態(tài)下，這種燒制技術(shù)要得以恢復(fù)，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杭州出土的極精美的建窯黑瓷曜變紋盞，應(yīng)是宋室南遷時帶來的北宋建窯的供御之物。

總之，杭州南宋遺址出土的瓷器，窯口較多，情況復(fù)雜，必須結(jié)合當時的政治背景以及窯業(yè)發(fā)展狀況，謹慎對待。

注釋

［1］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太廟遺址》“出土器物統(tǒng)計表”， 文物出版社，2007 年， 第120 頁?！赌纤喂ト柿一屎笳z址》“出土遺物統(tǒng)計表”，文物出版社，2008 年，第96 頁?！赌纤斡诌z址》“出土遺物統(tǒng)計表”，文物出版社，2013 年，第257 頁。

［2］ 〔 宋〕顧文薦：《負暄雜錄》，《說郛》卷十八。涵芬樓本。

［3］ 鄭建明、謝西營、沈岳明：《浙江上林湖荷花芯窯址發(fā)掘作坊區(qū)》，《中國文物報》2015 年12 月4 日第8 版。

［4］ 李剛：《“修內(nèi)司官窯”質(zhì)疑》，《南方文物》1997 年第4 期；《越窯摭談》，《東方博物》第54 輯，中國書店，2015 年。

［5］ 李民舉：《宋官窯論稿》，《文物》1994 年第8 期。

［6］ 李剛：《宋代官窯探索》，《東南文化》1996 年第1 期。

［7］ 《 中興禮書》卷五十九《明堂祭器》?！独m(xù)修四庫全書》本。

［8］ 《 宋會要輯稿》第二十二冊《禮》二四之八七，中華書局，

1957 年，第943 頁。

［9］ 〔 宋〕聶崇義：《新定三禮圖》卷五?？滴跏辏?673）通志堂刊本。

［10］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太廟遺址》，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19、38 頁。

［11］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遺址》，文物出版社，2008 年，第36—45、54 頁。

［12］ 王長啟、成生安：《西安火燒壁發(fā)現(xiàn)晚唐“官”字款白瓷》，《考古與文物》1986 年第4 期。

［13］ 《 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二之三七“瓷器庫”條，中華書局，1957 年，第5717 頁。

［1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324—326 頁。

［15］ 定窯窯址遺存的一件白瓷印花碗殘片和一件白瓷印花盤殘片，分別銘有 “慈?！薄氨痹贰笨?，它們是在瓷器燒成后于窯場內(nèi)加刻上去的。

［16］ 《 中國陶瓷史》，1982 年，文物出版社，第 235 頁。

［17］ 《 中國陶瓷》圖錄《定窯》分冊，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83 年。

［18］ 〔 宋〕 陸游 ：《老學庵筆記》卷二。涵芬樓本。

［19］ 蔡玫芬：《論“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確性及十二世紀官方瓷器之諸問題》，《故宮學術(shù)季刊》1998 年第2 期。

［20］ 同 ［11］，第90 頁。

［21］ 《 吳越備史》卷四?！端牟繀部m(xù)編》本。

［22］ 北宋時，進入瓷器庫的瓷器，一部分以備宮廷的需用，一部分并非急需的則出售以充國庫。《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二之三七）記載：“真宗景德四年九月，詔瓷器庫除揀封樁、供進外，余者令本庫將樣赴三司行人估價出賣。其漆器架閤收管品配供應(yīng)，準備供進及榷場博易之用?！?/span>

［23］ 劉濤：《宋遼金紀年瓷》，文物出版社，2004 年，第16—17 頁。

［24］ 王曉燕：《論宋與遼、夏、金的榷場貿(mào)易》，《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4 期。

［25］ 陳杰：《從南方瓷器出土看宋元時期水路交通》，《山東社會科學》2004 年第5 期。

［26］ 俞永炳：《宋遼金紀年墓葬和塔基出土的瓷器》，《考古》1994 年第1 期。

［27］ 《 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紀》，中華書局，1977 年，第447—448 頁。

［28］ 《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一十三《炎興下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9］ 〔 宋〕李心傳撰、徐規(guī)點校 ：《建言以來朝野雜記》乙

集卷三，中華書局，2000 年，第555 頁。

［30］ 《 宋史》卷一百一《禮》，中華書局，1977 年，第 2477 頁。

［31］ 《 中興禮書》卷四十七記載 ：“然渡江以來，新成禮器獨存五件?！薄独m(xù)修四庫全書》第822 冊，第207 頁。

［32］ 《 宋史》卷一百七十八《食貨志》，中華書局，1977 年，第4340 頁。

［33］ 〔 宋〕佚名 ：《建炎維揚遺錄》?！秾W津討原》本。該書將宋高宗渡江的年份誤記為“建炎二年”，而其實際渡江年份為建炎三年。

［34］ 王冠倬：《中國古船圖譜》，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0 年，第132 頁。

［35］ 〔 宋〕周密 ：《武林舊事》卷七《乾淳奉親》?！吨蛔?/span>齋叢書》本。

［36］ 〔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二《挑菜》?！吨蛔泯S叢書》本。

［37］ 《 中興禮書》記載，至紹興十九年（1149）時，內(nèi)庫藏有陶瓷器“二千二百三十八件”，其大部分應(yīng)為定窯和越窯瓷器。

［38］〔 宋〕周密 ：《武林舊事》卷七《乾淳奉親》。《知不足齋叢書》本。

［39］ 《 元豐九域志》卷三《陜西路》記載：“耀州，華原郡……土貢瓷器五十事?！币姟菜巍惩醮妫骸对S九域志》，中華書局，1984 年，第111 頁。另，南宋人趙與時《賓退錄》記載：“任土作貢，三代而下未之或廢。時有損益而已。高宗建炎三年始詔除金銀匹帛錢谷，余悉罷貢，盛德事也?！队碡暋芬詠?，歷代史志及地理之書，但載土貢之目，而不書其數(shù)，惟《元豐九域志》為詳。嘗取一歲所貢，凡為金二十四兩……瓷器三百一十事（河南二百事，耀、越各五十事，邢一十事）?！薄菜巍弛w與時：《賓退錄》卷十?！秴矔沙蹙帯繁尽?/span>

［40］ 龔玉武、熊櫻菲、吳婧瑋、夏君定：《杭州出土白瓷制作年代與產(chǎn)地的研究》，《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15 年第27 卷第3 期。

［41］ 〔 宋〕吳自牧《夢粱錄》卷十《防隅巡警》記載臨安城的情況是：“戶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棟連檐，寸尺無空，巷陌壅塞，街道狹小，多為風燭之患?！苯B興六年（1136） 臨安城內(nèi)就至少發(fā)生了三次火災(zāi)：二月“行都屢火，通燔千余家”（《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八《火災(zāi)》）；四月“臨安府火災(zāi)，或數(shù)爇千家”（《中興小紀》卷二十）；十二月“臨安火，所燔幾萬家”（《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〇七）。雖然官方也采取過防火措施，火災(zāi)一度有所減少，但仍不能杜絕，南宋時期大火依然接連發(fā)生?！菜巍池骸秲沙V目備要》卷八記載，嘉泰四年（1204）三月臨安府大火，西至三茅觀大門，南至御街，北至太廟巷，上及七寶山一帶，許多民居被焚毀?！菜巍池骸端渭救肪硪挥涊d，紹定四年（1231）都城大火，延燒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秘書（?。⒂耠核?。

［42］ 當陶瓷加熱到600℃以上時，所儲存的熱釋光劑量便全部釋放，冷卻后則從零開始再度積累熱釋光劑量。參閱李剛：《識瓷五箋》，《東方博物》第26 輯，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 年。

［43］ 《 中國科學技術(shù)史·陶瓷卷》，科學出版社，1998 年，第188 頁。

［44］ 〔 宋〕蔡襄 ：《茶錄》，〔明〕喻政輯《茶書》，萬歷四十一年（1613）刊本。

［45］ 〔 宋〕陶榖 ：《清異錄》。《惜陰軒叢書》本。

［46］ ［ 5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 ：《福建建陽縣水吉北宋建窯窯址發(fā)掘簡報》，《考古》1990 年第12 期。

［47］ 葉文程：《“建窯”初探》，《中國古代窯址調(diào)查發(fā)掘報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 年。

［48］ 〔 宋〕趙佶：《大觀茶論》《，說郛》卷九十三。宛委山堂本。

［49］ 〔 宋〕佚名 ：《宣和遺事》。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本。

［51］ 〔 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一。清嘉慶十年（1805）

刊本。

［52］ 蔡京《保和殿曲燕記》記載：“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賜茶全真殿，上親御擊注湯，出乳花盈面?！薄堆痈m曲燕記》寫道：“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執(zhí)親王等曲宴于延福宮……上命近侍取茶具，親手注湯擊拂，少頃白乳浮盞面，如疏星淡月，顧諸臣曰：‘此自布茶?！嫯吔灶D首謝?！贝硕l記載見于〔宋〕王明清：《揮麈余話》卷一。清嘉慶十年（1805）刊本。

［53］ 〔 宋〕周密 ：《武林舊事》卷第二《進茶》?！吨蛔?/span>

齋叢書》本。

［54］ 〔 宋〕吳自牧 ：《夢粱錄》卷十六《茶肆》。涵芬樓本。

［55］ 〔 宋〕吳自牧著，符均、張社國校注 ：《夢粱錄》，三秦出版社，2004 年，第194 頁。

［56］ 周麗麗：《關(guān)于南方青白瓷即白瓷的探討》，《中國古代白瓷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05 年。

［5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和縣文物管理委員會：《云和正屏山南宋墓》，《浙江宋墓》，科學出版社，2009 年。陳小雪：《金華陶朱路村宋墓出土文物》，《東方博物》第33 輯，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 年。

［58］劉濤：《宋遼金紀年瓷》，文物出版社，200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