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琉璃廠窯白釉彩繪玉壺春瓶。 唐代四川彩繪提梁罐。 唐宋四川各窯口各式注子（酒壺）。

　　四川 張?zhí)扈?/p>

　　世界上最古老的飲料是什么？

　　——是酒。

　　酒，奇特而美妙，它讓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種族都迷戀，都陶醉。世界上沒有一個不飲酒的民族。

　　酒是怎么產生的？

　　酒起源于哪里？

　　酒的起源，自古以來有“古者儀狄作酒醪”一說，儀狄是夏朝國君大禹的部下，而大禹相傳是蜀地人。這意味著四川或許就是中國酒的故鄉(xiāng)。

　　如果有人認為這僅僅是傳說和推測，并不是信史，不能以此為據，那么，四川廣漢三星堆青銅時代遺址和成都十二橋古蜀文化遺址的出土實物——青銅酒具則完全可以證明：在中國最早的文明時代里，古蜀人就成功地制作出了“酒醪”或“秫酒”。

　　——這就是四川四千年酒文化的開端。

　　享譽全國的四川漢代畫像石(磚)上，一幅幅古代蜀人釀酒、沽酒、豪飲、歡宴的情景給后人留下了酒文化的歷史銘記。

　　漢魏時期成都釀酒的方法，在《齊民要術》中就有了具體的記載；西漢時期用糧食蒸熟、發(fā)酵糖化而釀成的“臨邛酒”早已聞名遐邇，有史料為證。

　　“文君當壚，相如滌器”，講的是西漢時卓文君與司馬相如之間悲歡離合的一段感人佳話。而這一流傳千古的愛情故事是與蜀地的酒文化緊密相連的。

　　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據此，“文君當壚，相如滌器”的意思就是：他們在臨邛開了一家賣酒的小店子，卓文君坐在柜臺內當壚賣酒，司馬相如則負責跑堂刷洗酒碗酒杯。

　　有人不同意這樣的解釋，認為：《漢書·司馬相如傳》說他們“盡賣車騎，買酒舍”。這“酒舍”，可以理解為既釀酒又賣酒的釀酒作坊，即通常所說的前店后坊，自釀自銷。西漢時期的“甘酒”是“一宿而熟”，而東漢畫像磚《釀酒》圖上攪拌酒糟的又都是婦女，說明婦女釀酒在當時是普遍現(xiàn)象，聰明能干的卓文君很可能就是一名釀酒高手。司馬相如身穿犢鼻裈(圍裙或褲子)，“與庸保雜作，滌器于市中”，既表現(xiàn)了司馬相如“大不拘”的“名士風度”，又說明他們所開的“酒舍”還雇用了若干名釀酒賣酒的小工，并不是規(guī)模很小的夫妻店，而是一家自產自銷的釀酒作坊，卓文君應當是“文君酒”的創(chuàng)始人。

　　到了唐宋時期，隨著釀酒業(yè)的發(fā)展，飲酒成為川人飲食風俗中的重要主題。

　　聽：

　　偉大詩圣杜甫詩吟：“蜀酒濃無敵”。

　　唐代詩人張籍感慨：“萬里橋邊多酒家”。

　　宋代愛國詩人陸游高歌：“益州官樓酒如海，我來解旗論日買”。

　　看：

　　四川各地出土的歷朝歷代的酒具數量巨大，器型萬千。

　　四川各地發(fā)掘出的釀酒遺址規(guī)模宏大，氣勢恢宏。

　　另據史料記載：“明萬歷年間，(邛崍)縣內有燒房(烤酒作坊)，因用料考究，酒曲獨樹，釀出之酒清澈如鏡，濃香甘冽，回味悠長，飲后留香，有的被譽為白酒中之上品，歷久不衰?！比缥木频那吧怼錃饩啤②鲋菝┡_等。

　　2011年年初，宜賓喜捷紅樓夢村發(fā)現(xiàn)了明代中期釀酒作坊——糟坊頭遺址。2月7日，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先后派出11名工作人員對該遺址進行發(fā)掘。經過76天考古發(fā)掘，核心面積達3000平方米的遺址，目前已發(fā)掘面積500平方米。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故宮(微博)博物院、國家博物館(微博)等單位的30余位專家，對糟坊頭遺址進行現(xiàn)場考古、論證，得出結論：該釀酒作坊遺址是四川地區(qū)現(xiàn)已出土的要素最全的明代釀酒作坊遺址。

　　在糟坊頭釀酒作坊遺址的出土發(fā)掘前，四川已先后發(fā)掘出多個釀酒作坊遺址。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徐光冀介紹說，全興水井街酒坊遺址所屬時期為明代，沱牌泰安作坊則為明清時期，劍南春“天益老號”作坊以清代為主，最早可追溯到明代。相比這些遺址，糟坊頭釀酒作坊遺址，體現(xiàn)的釀酒要素最齊全、最豐富。“這一釀酒作坊遺址的出土，將宜賓的白酒釀造歷史提前到了明代，向前推了幾百年?！毙旃饧秸f，“該作坊保存了較多與釀酒相關的遺跡遺物，明代釀酒作坊要素基本齊全，生產工具種類豐富，瓷器數量多、年代早、品級高，為四川地區(qū)其他酒坊遺址所罕見。”

　　上述考證表明：以宜賓五糧液為鰲頭的川酒“五朵金花”的釀造歷史源遠流長。

　　川酒最早，川酒最好，這固然歸功于遠古川人的智慧和勤勞，也得益于天府之國米糧川的富足，更得益于四川是“在地球同緯度上最適合釀造優(yōu)質純正蒸餾白酒的地區(qū)”——這個呈扇面狀的“地標核心區(qū)”——“中國白酒的金三角”。在這個“中國白酒的金三角”地區(qū)，隋唐宋時期給我們留下了太多的陶瓷酒具，是很值得品鑒和研究的。

　　隋唐宋時期，適應蜀地酒文化發(fā)展的需要，邛窯生產了大量各式各樣的與酒有關的陶瓷器皿。有專門用于釀造的，有專門用于儲藏的，有專門用于運輸的，有專門用于灌裝的，有專門用于飲用的，有專門用于計量的。造型樣式之豐富，工藝設計之巧妙，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各個陶瓷窯場生產的各種酒具大體可以分為六個類別，每個類別的胎質、表面裝飾、釉裝飾、色裝飾都十分豐富。

　　酒缸類：是所有酒具中器型最碩大的一類，主要用于釀造和儲藏酒漿。這類大酒缸規(guī)格大，容量較大，筆者見到的最大的一件唐代邛窯褐彩花卉紋六耳大罐，腹圍長達143厘米，高達48.5厘米。因此大酒缸多數設四個系(耳)和六個系(耳)。橋形系或條形系兩兩對稱。系的設置顯然是方便用繩索系牢挑抬搬動，遠途運輸。酒缸以盤口、唇口和子口為多，即使是敞口，口沿也是外斜或外折的，缸口的如此設計顯然是方便封口以免灑漏和走了酒氣。少數大酒缸甚至還設有雙重蓋子。筆者親眼所見成都一位收藏家收藏的一件唐代邛窯褐色彩繪四耳大罐，高45厘米，最大腹徑32厘米，胎硬質堅，釉色均勻，胎釉結合緊密，尤為獨特的是這件大罐有內外兩重蓋子，顯然這也是為了防止灑漏和走酒氣。

　　酒罐類：比缸類小但比壺類、瓶類器型較大。形制多樣，造型別致，大小不等，高低各異，長圓有別。

　　在眾多的酒罐中，有一種四系酒罐尤為獨特：它的罐身極似元代的梅瓶(實際上，梅瓶就是由酒瓶演化派生出來的)，大小也差不多，在長達9厘米左右的瓶頸上，有數圈猶如螺絲般的弦紋，頂部直口既厚又粗，好像在一段螺紋鋼管的口部安上了一個圓形螺帽似的；罐身的肩部和腹部的兩側，各有一對條形系，肩部上的一對條形系頂部向上，腹部上的一對條形系頂部向外。罐的頸部、口部和條形系的非凡設計既有利于罐口的密封，又有利于拴繩索和提攜搬動。這種四系罐的整體造型巧妙，鑒賞它，很容易使人聯(lián)想到唐代婦人的豐盈身材，幽默之感油然而生。還有一種宋代錐體形小酒罐，腹部呈圓錐形，小圓形平底足，棱形翻唇圓口。此種器物胎質粗，釉色不美，經筆者考證：其奇特的器型構造便于使用者用繩索將其固定在腰間，以供隨時飲酒之用，應是當時“勞力”者隨身攜帶于腰間的酒具。

　　酒瓢類：酒瓢是用于灌裝酒水的器具，又叫匜。實際上匜與水瓢是有區(qū)別的：水瓢一般是圓口，匜則是在圓口或花口邊沿處有突出的鴨形“嘴”，酒從瓢中倒出不易灑漏。匜的種類繁多，僅是邛崍十方堂古窯址出土的樣式就有七種之多，不僅造型各異，而且，色彩裝飾也富有變化。特別有意思的是一種瓢，晃眼看，似乎是燒變形的花瓣碗，五個花瓣，其中一個花瓣兩側相互內靠呈半喇叭口狀，瓢中的酒水通過半個喇叭狀的口部灌裝進另一個容器中，就不容易泄漏了。

　　四川各窯口生產的與匜一樣可以發(fā)揮灌裝作用的各式提梁罐和提梁杯最有特色，造型既像罐也像缸還像杯，但實際功能是灌裝和計量。這類器物大小不一，同樣造型豐富，色彩斑斕。想來，在當時的酒館里，普遍用這種提梁罐和提梁杯來灌裝和計量水酒。自古以來，好酒都是要經過勾兌的，而勾兌的關鍵是要掌握好比例，而提梁罐和提梁杯則是按比例勾兌水酒的最佳工具。

　　酒壺類：酒壺在古代叫注子或執(zhí)壺——這類器物品種之豐富，造型之多樣，在四川各地不勝枚舉。當年邛崍十方堂窯址考古發(fā)掘就出土了1871件，計有五大類型二十四種樣式的酒壺。單色釉的，刻劃花的，彩繪的，三彩的；流長的，流短的；單流的，雙流的；單把的，雙把的；長圓形的，葫蘆形的，瓜棱形的，人像形的，等等，應有盡有。其中，邛崍十方堂窯和都江堰玉堂窯生產的雙流綬帶執(zhí)壺，體型大，容量大，壺把常有花紋裝飾，極有獨特風格。

　　酒瓶類：酒瓶是酒具中的大宗產品。所謂玉壺春瓶的名字本身就表明，在古代是專門用于盛裝酒的瓶子，因為唐代時人們多稱酒為“春”，后代沿用。李白《哭宣城善釀紀叟》詩云：“紀叟黃泉里，還應釀老春”，王琦注云：“唐人名酒多帶春字”。唐代司空圖的《詩品·典雅》中有“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座中佳士，左右修竹”的句子；“玉壺買春”四字在這里的意思是用玉壺去買“春”(“春”指酒)；唐代詩人王昌齡在《芙蓉樓送辛漸二首》中寫道：“一片冰心在玉壺”——這里所說“玉壺”就是玉壺春瓶的簡稱。玉壺春瓶的基本形制為撇口、細頸、垂腹、圈足，是一種以變化柔和的弧線為輪廓線的瓶類。其造型上的獨特之處是：頸較細，頸部中央微微收束，頸部向下逐漸加寬過渡為杏圓狀下垂腹，曲線變化圓緩；圈足相對較大，或內斂或外撇。這種瓶的造型定型于宋代，流行地區(qū)廣，沿用時間長，宋以后歷代各地窯場均有燒制。四川各地窯口也毫不例外。

　　酒杯類：四川各窯口生產的酒杯，其形態(tài)，其色彩，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單論器型，僅以邛崍十方堂窯址出土的標準器物為統(tǒng)計依據，無耳杯有九種樣式，單耳杯有四種樣式，高足杯有三種樣式，此外，還有形態(tài)生動的鴨式杯、鵝式杯、雞式杯、鴛鴦杯、鸚鵡杯、花口杯、人物三彩角杯和仿生藤編杯等。

　　在三彩人物杯中，有體態(tài)肥美，深目高鼻，身著交領短袖衫，以褐彩點染顏面，懷抱一角杯的胡姬形象；有體態(tài)豐滿，深眼睛高鼻梁，滿臉胡須，頭帶尖尖帽，懷抱一角杯的西亞壯漢形象。邛窯生產的此類人物造型的器皿，絕不是偶然的臆造，而是源于對當時社會生活的體驗和觀察，是唐、宋時期我國和西域各國交往頻繁的藝術寫照，或許還是對外貿易的需要。

　　唐宋時期是四川陶瓷業(yè)最發(fā)達的時期，總體風格集南北各窯口于一身，無論全國各地的什么瓷器品種，在四川都能找到相似的或同類型的瓷器產品，在器型上也有帶地方特色的器物，這在酒具上也有體現(xiàn)。

　　四川瓷業(yè)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幾乎受到毀滅性的巨大破壞，明清時期各地生產的瓷器基本上以“土青花”為主，酒具的生產自然大不如唐宋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