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二十八宿名稱起源考

在確定了二十八宿的起源后，人們不禁要問：二十八宿每個星宿又是如何得名的，這命名中是否也包含些對研究二十八星宿至關(guān)重要的信息？顯然，二十八星宿的命名不可能是某人一拍腦袋隨便就取上的，這其中確實有不少的重要信息可供發(fā)掘，以下將分二十八星宿分多組、逐一分別進行講解：

參宿：

在由《大戴禮記》所收錄的《夏小正》中，參宿是被提及次數(shù)最多的星宿之一。一般認為《夏小正》記錄了夏代（約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歷法，可見對參宿關(guān)注早在4000年前就已形成；《春秋左傳·昭公元年》中所記“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也可旁證之。參宿能受到如此關(guān)注的原因，我認為主要在于參宿一、二、三，這一組緊密相連的亮星。

從天文觀測的視角來看，要在黎明太陽初升或黃昏太陽初沒之際，準確的觀測到一顆初現(xiàn)于位于地平線上的星，其實并不容易。但參宿一、二、三這三顆星因為是緊密相連在一起的，所以在晝夜交替昏暗不明的時刻，即使錯過第一顆星也能捕捉到第二顆星、再錯過第二顆星也能通過第三顆星來彌補——參宿這緊密相連的三顆星給了一般天文觀測者足夠多的機會來補救觀測的失誤。

此外，參宿一、二、三的亮度都很高，也較容易被觀測到。不僅華夏先祖注意到了這點，古埃及、古希臘也很重視參宿：如埃及的吉薩金字塔的排布就是按參宿一二三的次序排列，參宿對應古希臘的獵戶座、也是個重要星座。

再從目前出土的甲骨文、以及之后的金文等等來看，“參”字的本義也應當是對參宿中參宿一二三這三顆星的觀測：其上段的三個圈象征著參宿一二三這三顆星，而下段則是一個觀測者的形象。由此可見，古人對參宿的觀測有多么重視。

但我們現(xiàn)在所看到的參宿不止有中間的參宿一二三，還有外圍的參宿四五六七和觜宿三星，這些星共同組成了整個參宿。既然我們觀測的是參宿一二三這三顆星，那又為何要在外圍再添上一圈星呢？其實，這也是當時為了沿著天赤道創(chuàng)建二十八宿時，通過參宿四、參宿五和觜宿三星的加入，使得整個參宿看上去恰好貼著天赤道；既然參宿四和參宿五加入其中了，那么也干脆把亮度相近、與參宿一二三距離也相同的參宿六和參宿七也加入其中，這樣看著更顯對稱——最終，以參宿一二三為核心、參宿四五六七和觜宿三星為外沿的整個“參宿”就此誕生了。

婁宿：

二十八星宿中另一個包含重要天文線索的星宿就是婁宿。先來看“婁宿”的“婁”字為何義：《說文解字》給出的解釋是“婁，空也”。如果僅僅是這么解釋的話，那也看不出婁宿與其他星宿相比有何特殊之處。

好在隨著大量考古文物的出土，尤其是殷墟甲骨文和商周青銅器金文的出現(xiàn)，揭開了“婁”字的本義：

知道了“婁”的本義后，那問題也相應而生：這“婁宿”究竟要“摟抱”的是什么？下面來看兩組星象圖，就豁然開朗了。

從這兩張圖上可以明顯看出：在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的這段時間里，婁宿的婁宿三和婁宿二這兩顆星是將天赤道緊密“摟抱”在一起的。所以通過“婁宿”的命名，我們可以進一步確認：以天赤道為基準的二十八宿是在公元前2450年到公元前1950年的這段時間里被發(fā)明出來的。

當時的古人為了精確標記天赤道，而特意創(chuàng)立了“婁”宿、以顯示天赤道貫穿婁宿而過。雖然隨著歲差運動婁宿不斷北移、夏商之后的婁宿就已遠離了天赤道，但“婁宿”這個稱謂卻一直保存至今，為我們發(fā)掘二十八星宿的起源留下了寶貴的線索！

四仲星：房、虛、昴、星

此處所言“四仲星”并非《尚書﹒堯典》中所涉及的四仲星，而是二十八星宿中東南西北四方各組星宿中、位于七個星宿中正中央的四個星宿，這四個星宿正是房宿、昴宿、虛宿、星宿。而《尚書﹒堯典》分別是“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兩者相比只有“昴”與“虛”相重合。那么此二者間又有何聯(lián)系呢？

還是從字義上著手，來解開“房、虛、昴、星”的本義。

“房”字按《說文解字》的注釋為“房，室在傍者也”。上古邊室皆用單扇門（即“戶”），廟門大門才用雙扇門,故“房”從“戶”。“方”本義為“城邦”、“城邑”。“戶”與“方”聯(lián)合起來表示“方形城邑正大門左右兩邊的門衛(wèi)室（傳達室）”。所以“房”的本義：方城南大門左右兩側(cè)的傳達室、門衛(wèi)室。

在知曉了“房”的本義后，“房宿”命名的依據(jù)也由此顯露。如下圖所示，在公元前2400年之前（最遲不晚于公元前2350年），天赤道是貫穿房宿而過、就像一條大道貫穿城門而過，而“房宿”四星就像城門邊的門房。

再結(jié)合之前講解“婁宿”時講道，天赤道貫穿婁宿的時間為公元前2450年至公元前1950年?？梢园l(fā)現(xiàn)：要同時滿足天赤道貫穿婁宿和房宿的話，那么只能將時間定格在公元前2400年的前后50年里、即B.C.2450-B.C.2350年間。

然后是“昴”，“昴”從字形上看是由“日”和“卯”兩部分組成。其上半部的“日”

從上圖所示的昴宿七星來看，確實和“匚”雙頭鉚釘有相似之處。而作為關(guān)門“卯”的“昴宿”恰好與處于對位的城門“房宿”相對應?？梢姡覀兊淖嫦仍诎l(fā)明二十八星宿時就已經(jīng)準確的找到了各星宿之間的對應關(guān)系，雖然心宿與房宿貼得很近，但古人還是明確的指明了與昴宿相對應的星宿是房宿、而不是心宿。置于《尚書﹒堯典》四仲星為何是心宿而不是房宿，將在下文中另行討論——這并不是當時的古人看走了眼、而是另有所指的。

有人會問：冬至不是12月21日嘛，為何你在此把冬至定在1月13日？其實這是天文軟件設置的默認歷法的問題?，F(xiàn)代公歷的藍本是公元1592年頒布使用的格里歷，而這之前西方一直使用的是儒略歷，兩者的區(qū)別在于：格里歷考慮到了歲差的影響，所以每400年減去3日；而儒略歷是不計歲差的，使用時間跨度一長就與格里歷出現(xiàn)明顯的差別，今天俄羅斯等信仰東正教國家依然使用這種歷法，所以他們的日歷往往比公歷晚了近一個月。

而一般天文軟件在設置歷法時，會將格里歷之前的日歷設置為儒略歷——因此，一旦用儒略歷來查詢公元前千年以上的時間，必然會出現(xiàn)與現(xiàn)代公歷相差甚遠的“日期”。這并不是自然規(guī)律發(fā)生了變化，僅僅是人對世界的認知產(chǎn)生了變化而已。

  明白了歷法日期的問題，接著就須解決問題的關(guān)鍵——為何冬至這一天被賦予了“生”的特殊含義、而不是其他日子呢？在此，又要回溯到前文所述的“圭表法”的立竿測影定日期。眾所周知：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遠古，當時的生產(chǎn)工具比今天是簡陋得多了，所以可供使用的精密測量工具也遠少于如今。

   “圭表法”的原理是通過測量對比每日正午時刻表桿的陰影長度變化來確定具體日期，因此從實測上看：如果隔天的桿影長度與當日的桿影長度之間的差值（ΔL）越大越顯著，則測量的準確度就越高。而冬至這天桿影最長，與冬至前后幾天相比其ΔL也最大；同理，夏至桿影最短，ΔL也最小——顯而易見，若用精度相同的一把尺來分別測量冬至和夏至前后的桿影長度差ΔL，那么冬至時得到的數(shù)值精密度最高、用此數(shù)據(jù)定出的日期也準確度最高；夏至時精密度最低、定日期的準確度也最低。

  如在黎耕和孫小淳所做的《陶寺IIM22漆桿與圭表測影》一文中提到：在陶寺遺址的考古發(fā)掘中發(fā)現(xiàn)了一根用于立竿測影的表桿，其復原長度約173cm；此表桿冬至時桿影長約344厘米、夏至時長約40厘米——顯而易見，在用圭表法確定一個年內(nèi)的基準日時，以冬至這天所測得的數(shù)據(jù)做基準進行核定是精確度最高的；而冬至也因此被定為最早的新年起始日，古人就在冬至這天來祭天，易學中“冬至一陽生”的說法也源出于此。相應的，冬至這天黃昏時，出現(xiàn)在東方地

從圖形上看，虛宿與山丘并無形似之處，反而更像一根棒子——這不由讓人聯(lián)想到“圭表法”的表桿。如果再聯(lián)系其周邊各星宿來看，那展現(xiàn)的場景就是一場古人的祭祀典禮：

  星體的運動方向是自東而西，所以首先從銀河說起：這銀行就像是一條護城河；橫亙在銀河上的斗宿（即，南斗），就像過河的渡船，“析木之津”由此得名。

由此可見，虛宿邊上從銀河到婁宿之間的各星宿是在表述同一個理念——祭祀。那么上述猜想是否有相關(guān)的文獻資料和考古發(fā)掘來提供論據(jù)支持呢？讓我們把目光聚焦到山東日照的一處上古文化遺跡——堯王城遺址。

千百年來，日照當?shù)匾恢绷鱾髦P(guān)于帝堯、帝俊、羲和、常儀等五帝時代的傳說。直到上世紀，湮沒于地下的堯王城遺址終于重見天日；1978—1979年，因修路，文物工作者對該遺址的東沿進行了小部分搶救性發(fā)掘，揭露面積約300平方米，出土器物近200件。該遺址文化層厚度一般為2—3米、最厚處可達6米。地層堆積以龍山文化層為主，兼有大汶口、岳石、商、周、漢等時代。作為在考古界有著重要影響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之一，堯王城遺址是一處由大汶口文化過渡到龍山文化時期的龍山文化遺址，是一個較早發(fā)展起來的聚落，屬山東龍山文化堯王城類型。

根據(jù)考古證實,堯王城遺址處于鼎盛年代距今4000-4600年之間,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龍山文化階段, 是當時亞洲最大的都城。按其文化特征和年代,結(jié)合古籍記載,正好是堯舜禹生活的時代。而在考古過程中發(fā)現(xiàn)的彩陶不僅填補魯東南沿海龍山文化陶器的空白,還似乎也表明帝堯時代的影響力曾波及到堯王城。

因為在龍山文化時期,陶器的生產(chǎn)是有地域性的,黃河下游生產(chǎn)黑陶,黃河上游生產(chǎn)彩陶,兩者采用不同的制作技術(shù)。迄今為止,在龍山文化的地層里,整個魯東南地區(qū)只有堯王城出土了彩陶。而且在近年的進一步考古挖掘中，還發(fā)現(xiàn)了諸如蛋殼黑陶杯、玉斧等做工精良的高規(guī)格禮器，為同時期文化遺址中所罕有！

與四千年前同期其他遺址相比,堯王城在當時不是一般的村落、而是一個相當大的“原始城市”、是龍山時期該地區(qū)古國的“都城”。堯王城遺址首次被發(fā)現(xiàn),當時的考古工作者對堯王城遺址進行了初步測量,判定龍山文化堆積分布面積為52萬平方米。

  而近五年不斷的考古研究和探索表明,堯王城遺址地表陶片分布面積為367.6萬平方米。從考古發(fā)掘情況來看,堯王城遺址屬日照地區(qū)龍山文化聚落群,該群分為都城、邑和聚落三個等級,已形成“金字塔”結(jié)構(gòu),城鄉(xiāng)分離已很明顯,堯王城遺址就是這個聚落群的“塔頂”，并且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邦國”的雛形。

堯王城所處的地區(qū)離當時的海岸線非常近，從二十八星宿觀測的角度來看：在黃昏時刻、太陽剛落入西方山崗下時，二十八星宿逐一從東方的海平面上升起。相比于陸地上高地起伏的地形，海平面則能一直保持著水平狀態(tài)——這對觀測工具相當簡陋的古人來說，海平面是就個天然的水平基準，以海平面為基準觀測到的二十八星宿各初升點相比于其他內(nèi)陸觀測點更精確！

那么堯王城的天文觀測臺又會在哪呢？在對堯王城墓葬的發(fā)掘中，考古發(fā)現(xiàn)：堯王城遺址目前發(fā)現(xiàn)的幾個墓區(qū)均為小型墓葬,應屬普通階層的墓地；這里的墓葬方向顯得比較凌亂,其中以大的南向(包括東南和西南方向)為主,也有東向者。可見，堯王城的南方必值得當時的民眾所信仰崇拜之物；而在堯王城以南3公里處，恰有一座上古名山、且同為上古祭祀圣地之所——天臺山。

《山海經(jīng)》記載：“大荒之中有山曰天臺山，海水入焉。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于甘淵”?！吨駮o年》曰：“東海外有山曰天臺，有登天之梯，有登仙之臺，羽人所居。天臺者，神鰲背負之山也，浮游海內(nèi)，不紀經(jīng)年。惟女媧斬鰲足而立四極，見仙山無著，乃移于瑯琊之濱”(日照古屬瑯琊，離瑯琊臺20公里)。

而天臺山上也確實有不少上古文化遺跡：遺址上有石砌的圖騰柱，居住用的石頭房基，生活用的石盆、石磨、石臼、石火坑以及女巫和族長等人的積石冢等；遺址上還出土過石球、石斧、石鐮、石箭頭、及各類生活或祭祀用陶器等文物。遺址周圍的山巖上刻有反應遠古時期先民生活的巖畫，其中有商王到東海來祭祀太陽時留下的石刻巖畫等遺跡、并與安陽殷墟出土甲骨文中所記載的商王到旸谷祀日相印證。

這里曾經(jīng)是東夷先民祭祀祖先的圣地，山下湯（旸）谷中有祭祀羲和與女媧的老母洞和春秋時東夷后裔、嬴姓古國莒國的國君莒犁比公的祭祖碑，湯谷春秋大墓出土過雌雄青銅寶劍等重要歷史文物。天臺山是堯王城古國的祭祀地，山上有帝俊的石祖像，有羲和積石冢和大羿、嫦娥、伯益的大墓，還有祭祀伯益的魁仙閣。

從地形上看，天臺山是堯王城附近，所有直面大海的山崗中最高的山；其主峰高約258米，不僅可毫無障礙的眺望整個東南海面，而且爬山行程也不超過普通人個人運動能力的上限。整個天臺山由五個山峰組成，自西北向東南依次是女媧山、雞呴呴嘍山、石盆山、財山、天臺山。五座小山呈“U”字形，因“U”字形有一缺口，缺口面向大海，故《山海經(jīng)》稱此天臺山主峰與財山之間的山谷為“湯谷”“旸谷”、即日出之地。

而在主峰上也確有人工夯筑祭祀臺的遺跡保留至今，其所用筑土明顯與周邊原始土層不同、有明顯外來搬運跡象，并在土層中發(fā)現(xiàn)大量祭祀用陶器的碎片。由此可見，天臺山是堯王城附近最適合的天文觀測點；上古當?shù)夭柯涞南让褚惨虼税烟炫_山視為他們的圣山，并作為祭祀太陽神的圣地！

綜合堯王城遺址的規(guī)模與天臺山的地勢來看，“在黃昏時觀測東方地平面（海平面）二十八星宿初升來確定具體日期”的歷法發(fā)明人應當與此地先民有關(guān)。而虛宿中“虛”所指的大丘正是此處的天臺山，虛宿本身象征著聳立于山巔天文觀測點的“圭表法測日影”的表桿。這個表桿日后演變?yōu)榧漓牒推砬筘S收的“社”神，《禮記·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君南鄉(xiāng)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溜而國主社，示本也。”

為何“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因為測日影的表桿必須置于露天見光處，所以“必受霜露風雨”、才能準確報時，才能“地載萬物，天垂象”；而亡國之“社”柱被從露天見光處移入屋內(nèi)，就失去了作為“圭表法”表桿的作用，因而無法再行圭表法紀日的功能，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并通過“薄社北牖，使陰明也”使亡國的歷法永世不得翻身！

由此可見，以虛宿為中心、從銀河到奎宿的一些列星宿正是表達了上古堯王城先民的一整套祭祀禮法和相應的祭祀場所。二十八星宿的命名正是來自于堯王城先民日常生活的直接反映！

從胃宿到軫宿與東夷先民的日常生產(chǎn)生活

既然虛宿以及其相鄰星宿反映的是東夷先民的祭祀活動，那么有沒有星宿的命名反映的是其日常生活呢？其實，胃、畢、井、南河、柳、張、翼、軫這些星宿反映的都是東夷先民日常生活的生動寫照。

井宿之后是南河，《石氏星占》中稱南河與北河為“南河戌”“北河戌”，“戌”為戌守之意。從甲骨文的字形演變來看，“戌”是種象征獨裁王權(quán)的大斧；“河戌”自然是掌管水流用水大權(quán)之人?？紤]到堯王城地區(qū)相對有限的水資源，作為水資源管理者的“河戌”的產(chǎn)生，有其必然性和不可或缺性。“南河戌”“北河戌”也因其本身亮度較高，自然在眾星宿中占有一席之地。

南河之后是柳宿。柳宿是取象于柳葉。之所以用柳、而非其他樹種來命名星宿是因為：柳樹是種適應能力極強、并易于栽種存活的樹種，柳樹因此而長被栽種在河道兩岸的河堤上，以起到加固河堤的作用。所以在作為“河序”的“南河”星宿邊上有個“柳宿”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表示拉開弦與弓的距離，造字本義：拉開弦與弓的距離，使弓弦緊繃，為射箭作準備。可見，張宿象征的是一把張開的大弓。如下圖所示：

在制作弓箭的“六材”干、角、筋、膠、絲、漆中，最關(guān)鍵的材料當屬作為粘合劑的“膠”——“膠”的粘合力直接決定了弓所能承受的最大張力和、并決定了箭的最大射程。而在眾多的動物膠中，以黃魚膘熬制成的魚膠最為優(yōu)良，弓匠也因此用魚膠制作弓的重要部位，即承力之處，而將獸皮膠用于不太重要的地方，如包覆表皮。

而地處海邊的東夷先民自然最容易得到魚膠，所以也無怪乎上古神射手后羿、逢蒙等都來自東夷地區(qū)，因為此處盛產(chǎn)魚膠、其制作的良弓產(chǎn)量也是最大的——有了足夠的良弓作為后勤保證，就好比有了足夠多的子彈訓練狙擊手，自然相比其他地區(qū)，東夷先民中更利于培養(yǎng)神射手。東夷先民也特意將其擅長制作的武器“弓”用于命名星宿，“張宿”之名也由此而來。

張宿之后是翼宿，翼宿從形象上看就是只展翅高飛的大鳥；翼宿也是所有星宿中含星量最高的星宿，共計22顆。相比二十八宿中其他星宿一般只含三五顆星、至多也不過十來顆星，翼宿的22顆星就顯得規(guī)模尤為龐大——那么，當時的東夷先民為何要在此畫出個如此繁復的星宿呢？

其實，翼宿恰恰放映了上古東夷先民濃厚的“鳥崇拜”情節(jié)?！?strong>左傳·昭公十七年》中記載了一段少昊后人郯子來朝時，對其東夷先祖“鳥崇拜”做的一段詳細解釋：

“昔者黃帝氏以云紀，故為云師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nóng)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這段話詳細的講述了東夷先民鳥崇拜情節(jié)的來由，并成為后世考古中不可或缺的引證。今天我們在山東、河南、江蘇等東夷先民活動區(qū)域發(fā)掘出的先秦文物中，鳥崇拜的痕跡比比皆是。而翼宿正是東夷先民“鳥崇拜”情節(jié)在星宿上的體現(xiàn)。

那么翼宿所比擬是什么鳥呢？作為東夷鳥文化繼承者的商人，《詩經(jīng)·商頌·玄鳥》中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將“玄鳥”視為其祖先；而《毛傳》《呂氏春秋》等著作都認為“玄鳥”就是黑色的燕子。同樣與商人有密切聯(lián)系、同出東夷一脈的秦人也有濃重的玄鳥崇拜的文化情節(jié)，其姓氏的“嬴”就來自于“燕”字，《史記秦本紀》中也記載了一個同商人祖先類似的秦人祖先與玄鳥的故事。

此外，楚人所崇拜的“鳳鳥”經(jīng)考證，其原型也是作為“玄鳥”的燕子，目前學術(shù)界也多認為“鳳文化”的起源正是“玄鳥崇拜”?？梢?，“玄鳥崇拜”是當時各地東夷先民共同的文化特征，翼宿的原型就是這只被稱為玄鳥的燕子。

而在4000年前的中國大陸，當時的平均氣溫比現(xiàn)在高1-2℃；現(xiàn)在每年春分時，燕子只能飛到長江口和太湖一帶，而當時的燕子能飛到淮河入?？诘倪B云港一帶。而日照堯王城與淮河入海口并不遠，所以在那時燕子同樣能在春分時飛到堯王城一帶。

而公元前2400年前后，每到春分時的黃昏，翼宿就高懸于南天正中，與燕子飛來的日子正相吻合。而進入春分后，是春季種稻的插秧時節(jié)，所以當看到燕子飛來時，就預示著插秧時節(jié)的來臨；而堯王城遺址中出土了十余粒早已碳化的稻種，可見在4000多年前此地就已進入稻作文化，水稻是當?shù)氐闹饕Z食作物。

因此東夷先民在“以鳥為官”時,不僅將玄鳥賦予“司分者也”的職責，還因其能預告種稻插秧季節(jié)的來臨、是能否獲得一年收成的關(guān)鍵，而將燕子視為“衣食父母”而格外推崇——可見，“玄鳥崇拜”的誕生并古人非閑著沒事干的自娛自樂；而是上古東夷先民的智慧與勞動相結(jié)合，而創(chuàng)造出的文化結(jié)晶！

在論及“玄鳥崇拜”時，還要補充說明一下“觜宿”。觜宿是從參宿中分割出的一個星宿，其本身并無甚天文實測價值，相對而言其人文價值更大。觜宿的“觜”字是“嘴”的本字，《說文解字》對其的解釋是“鴟舊頭上角，觜也。一曰觜，觿也。從角此聲”。顯然，觜也與鳥有關(guān)，是鳥喙而不是獸口。

其實從形態(tài)上看，觜宿三星與鳥喙并不相似。顯然，當時的東夷先民在命名這個新創(chuàng)的星宿時，其“鳥崇拜”意識指引他們將此星宿與鳥的特征相結(jié)合；而鳥身上除了一對翅膀外，其尖銳的鳥喙也是區(qū)別于其他動物的一個重要特征——因此，這個從參宿中被劃分出的新創(chuàng)星宿，本著“鳥崇拜”的文化，被命名已鳥嘴，即“觜宿”。

翼宿之后是軫宿，在曾侯乙墓漆箱蓋寫作“車”，可見軫宿是與車有關(guān)的。《說文解字》注“軫,車后橫木也”；《考工記》記載“輿下四面材合而收輿謂之軫，亦謂之收,獨以為輿后橫者,失其傳也”。將車軫與軫宿做一比，其義自現(xiàn)。

牛與蒼龍七宿

長期以來，角、亢、氐、房、心、尾、箕這七個星宿被稱為蒼龍七宿，被認為是“龍”的化身。但歷史的本源真的如此嗎？首先，從之前其他22個星宿的分析來看，二十八星宿反映的是當時東夷先民從祭祀到生產(chǎn)的日常生活的生動寫照；若用龍圖騰崇拜的模式來解讀角、亢、氐、心、尾、箕，那不僅有違東夷鳥崇拜的傳統(tǒng)，而且也缺乏相應的文獻和文物的論據(jù)支持。

其次，從目前我國考古發(fā)現(xiàn)的龍形文物來看：從最早的紅山文化到早商文化，龍都是沒有角的；有角的龍圖文，直到晚商才大量出現(xiàn)。即使到了商周時期出現(xiàn)了夔龍紋，其“角”的特征也并不明顯。《山海經(jīng)·大荒東經(jīng)》描寫夔是：“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有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此時的“夔”顯然是“龍”的雛形，但還處于“無角”狀態(tài)。由此可見，上古的“龍”并無角，以“角”論龍那是秦漢以后的模式——因此以“角宿”為龍角顯然是后世緣木求魚般的牽強附會。

因此，從“角”與“亢”的文字解讀上看，把角、亢、氐、心、尾、箕六宿與龍聯(lián)系在一起顯然不妥。但這六宿又顯然在描繪某種動物，這種動物又是什么呢？看來解鈴還須系鈴人，要破解個中原委，還須從“角”“亢”“箕”入手。

如前所述，二十八星宿的命名都來自于東夷先民日常生活的所見所聞，那顯然他們要描繪的動物也應該是他們?nèi)粘Ｉ钪薪?jīng)常出現(xiàn)的動物：

首先，“箕”是人類編制出的工具，與“箕”有關(guān)的動物一定是已被人所馴化、參與人類日常生產(chǎn)生活的動物——如此一來，就可將未經(jīng)馴化的野生動物都剔除，將目標直接鎖定在常見家畜中。其次，“亢”代表著枷鎖，對于家畜來說就是韁繩之類的套索——而在家畜中常會被套上韁繩的家畜無非“牛”“馬”“狗”三種，其他也可以相應剔除。

而在這三種動物中，只有“牛”是有“角”的。由此可見，此動物的真明目最終被鎖定在“牛”身上，角、亢、氐、心、尾、箕六宿分別描述的是：牛角、牛脖上的韁繩、牛蹄、牛心、牛尾（牛鞭）以及牛身上所背負的盛具竹簸箕。所謂的“蒼龍七宿”的真明目其實是“青牛七宿”——這個“牛”后來演變?yōu)辇埖碾r形“夔”、并最終演變?yōu)?/span>“龍”——牛的原型也最終被湮沒在歷史長河中、只剩下龍的傳說高懸于天！

而且，這頭“青牛”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牛”與之間作為“車”的軫宿是緊挨著的，兩者相連就是個“牛車”的造型。在火力蒸汽機發(fā)明以前、尤其是在上古生產(chǎn)力貧乏的時代，因為牛是所有家畜中力量最大、耐力最好的動物，所以牛車是當時陸地上載重量最大的交通工具、其重要性絲毫不亞于今天的火車。當時的古人對發(fā)明牛車的人是非常敬仰、乃至膜拜有嘉。

殷商歷史上有個著名的先王“王亥”，其歷史功績就是馴服了牛、并發(fā)明了牛車，史稱“王亥服牛”。在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可以發(fā)現(xiàn)，王亥是被祭祀的次數(shù)最多的幾個殷商先祖，其頻率之高甚至不亞于建立商朝的開國始祖成湯；并且，對王亥的祭祀規(guī)模也是最大的，在武丁時代最大的一次祭祀使用了300多頭牛，其規(guī)模之大空前絕后！牛對上古先民之重要于此可見一斑，因此在當時的青銅器上出現(xiàn)了大量的夔龍紋中，“龍”長出了類似牛角或兕角（兕，一種似牛似犀的動物）的頭部或鼻部凸起。

雖然目前在考古上能追溯的牛車歷史僅到商代，但考慮到王亥本人生活于先商時代、并且商人也是東夷的一支——因此，確實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王亥并不是最早的馴牛人和牛車發(fā)明人，他很有可能從其他東夷部落那里學會了駕牛車，東夷先民在更早的時代就發(fā)明了牛車。

而《山海經(jīng)》中將發(fā)明牛車的功勞記在一位名為“帝俊”的五帝時代帝王身上，這位出自東夷先祖少皞氏的東夷帝王，很有可能是牛車最早的發(fā)明人！而二十八星宿中角、亢、氐、心、尾、箕六宿和軫宿正是牛車在東夷先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關(guān)鍵作用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