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概要

通過教士居普良等的記錄，作者推測一場導致古羅馬瘟疫的病因可能有2個：

一種可能是大流行性流感，另一種可能是病毒性出血熱。對于病毒性出血熱，只有一個出血性病毒家族似乎在病理學及流行病學方面符合居普良瘟疫的特征——絲狀病毒，其代表為臭名昭著的埃博拉病毒。

法國畫家尤立斯埃內德勞內（Jules-lie Delaunay）的作品《羅馬瘟疫》（1869年）

“居普良瘟疫”得名于公元248年開始擔任迦太基主教的居普良（Cyprian），他當時目睹并記載了瘟疫的情形。雖然關于這段歷史的可考證資料少之又少，但現有的全部資料都指向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這場大瘟疫決定了公元249年到公元262年期間的歷史進程。

碑銘、紙草、考古遺跡和文字資料都無一例外地顯示了這場大瘟疫的致命影響。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我至少能夠找到7名這段歷史的見證者，另外還有6項獨立的轉述體系，這些證據可以幫助我們回溯那段可怕的瘟疫歷史。然而，當時真正缺乏的是一位懸壺濟世的名醫(yī)。在之前的那個世紀，人類有幸擁有一位偉大而多產的醫(yī)生——蓋倫（Galen，約公元130年—公元200年）來指導，可遺憾的是這種好運并未延續(xù)到下一世紀。但另一方面，我們首次得到了基督教對此的見證記錄。在瘟疫發(fā)生期間，教會經歷了蓬勃發(fā)展，而死亡在基督徒的記憶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異教徒和基督教的資料來源可以相互證實。他們不同的敘述方式使我們對那場瘟疫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在居普良關于死亡的布道中對這場瘟疫的生動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缺乏一位像蓋倫那樣的醫(yī)學見證人的遺憾。居普良試圖安慰那些似乎陷入了深淵之中的聽眾，但這場災難對他的基督徒們沒有絲毫憐憫。

“只要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就有著同樣的軀體，眼睛會疼，會發(fā)高燒以及四肢會生病，這些問題在所有人身上都是一樣的。”居普良試圖讓瘟疫受害者們感到光榮，把他們與痛苦和死亡對抗的力量，比擬為烈士的英勇不屈。居普良希望為他的聽眾們減輕一些痛苦的癥狀。

這些都被引證為對信仰的考驗。隨著身體里的能量被消耗，內臟會在流動中衰竭；始于體內最深處的一場大火會燒到喉嚨形成傷口；腸道因持續(xù)的嘔吐而攪在一起；眼睛充斥了血液就像燃燒了一樣；感染這種致命的膿毒癥會導致腳部或其他肢體的殘廢；由于身體部位及器官的損傷，人會變得非常虛弱，身體癱瘓，雙耳失聰，眼睛失明。

居普良對這種疾病的描述為我們提供了至關重要的信息，包括：疲勞、血便、發(fā)燒、食管病變、嘔吐、結膜出血、四肢嚴重感染；虛弱乏力，隨后會失聰、失明。我們可以從其他見證者那里得到更多孤立的、不確定的線索來補充這一記錄。根據居普良傳記的說法，這種疾病的特征是急性發(fā)作：“每天都有無數的人會突然發(fā)作?！?/p>

感染的過程是非?？膳碌?。這一印象得到了另一名北非目擊者的證實。這位基督徒與居普良生活的圈子相距不遠，而且與居普良觀點一致，都堅持認為這是一種完全沒碰到過的疾?。骸拔覀冸y道不是每天都看到死亡的儀式嗎？我們不是正親眼目睹著奇怪的瀕死狀態(tài)嗎？我們不是正經歷著由憤怒和久病不愈引起的、某種以前不為人知的瘟疫而帶來的災難嗎？這些被遺棄在城市中的人們難道不是正在遭受屠殺嗎？”

居普良瘟疫不僅僅是一個周期性循環(huán)的致命性流行病。如果有出血癥狀，那么這場瘟疫與一般流行病相比有著質的不同，布道中將此描述為“血腥毀滅”可能并非夸張的修辭。

這種疾病是外來的，從東南向西北逐步蔓延。在2～3年的時間里，它從亞歷山大一直蔓延到其它主要的沿海中心城市。瘟疫廣泛地傳播開來，深入到古羅馬帝國的內部，城市無論大小無一幸免。這場似乎“異常殘酷”的瘟疫徹底改變了羅馬帝國人口死亡的一般季節(jié)性規(guī)律——它始于秋季，到來年的夏季逐漸減少。似乎在瘟疫面前，人人平等：不論人的年齡、性別或地位如何，都可能會突然發(fā)作。

當時有一則敘述曾預見性地詛咒道：“受到感染而腐爛的空氣”將彌漫整個羅馬帝國。但有一位編年史作家，當時在雅典是一位優(yōu)秀歷史學家，記錄道：“疾病是通過衣服，或者僅僅是通過目視傳播的?！?strong>這種觀點值得關注：在當時人們甚至連最基本的細菌意識都沒有，而上述言論則預示了一種傳染病的理論意識。人們擔心這種疾病可能通過衣服或目視傳播，這至少可以說明人們對傳染源有種模糊的意識；而另一個暗示就是這個疾病會使眼睛受到感染。

古人對于目視的力量有很多古怪的想法，認為目視是可以感觸到的，觀看者的眼睛里能夠噴出一股微粒物質。居普良瘟疫受害者們出血的眼睛可能呈現出一種可怕的面容，而在古人的觀念中，眼睛有噴射和觸摸的力量。

整個帝國籠罩在死亡的恐懼中，隨之而來的是人口銳減。我們有一份來自亞歷山大主教的詳細報告，其中寫道：“這個龐大的城市曾經擁有眾多的人口——從年幼者到年長者各個不同年齡段的人口。自瘟疫席卷后，景象迥異。根據我們統(tǒng)計并登錄的享有公共食品配給的人數情況來看，這場瘟疫爆發(fā)之前的40～70歲的人口數量遠遠超過了當前14～80歲的人口數量；而那些現在看起來最年輕的人則與我們上一代最年長的人一樣面臨著肆虐而血腥的疾病威脅。”

這意味著城市人口減少了約62%（從50萬減少到19萬），當然并非所有人都死于瘟疫。一些人可能在混亂中逃離。而我們也可以對夸張而過激的言辭提出質疑。但是，登記在案的享有公共食品配給的市民數量是一個值得相信的可靠細節(jié)，其他所有的見證者對于死亡人口的比例也都口徑一致。一位雅典歷史學家斷言每天有5 000人死亡。一個接一個的見證者——或許不夠嚴謹，但都明確地證實了瘟疫造成了人口的銳減?！叭祟惐贿z棄在瘟疫的廢墟中?！?/p>

當然，這些線索還不足以使我們確定出居普良瘟疫的病原體。但是，能夠引起如此大規(guī)模傳染病事件的“嫌犯”的范圍并不大，而且一些可能的病原體幾乎可以肯定被排除在外的。

黑死病不符合居普良瘟疫的病理癥狀、季節(jié)周期性以及人口群體的動態(tài)分析。霍亂、斑疹傷寒和麻疹的可能性極小，雖然它們也都會造成無法克服的問題。天花是值得我們認真考慮的一種可能性。從康茂德（Commodus）統(tǒng)治時期（公元180年～192年）到居普良瘟疫期間隔了兩代人，這實際上意味著整體人口將很容易再次受到影響。而天花患者的出血癥狀或許也可以解釋居普良所描述的一些特征。

當時的一位北非作家聲稱居普良瘟疫是一種史無前例的疾病（當然有可能的是之前發(fā)生過天花流行病，而他卻毫不知情）?？晒┪覀儏⒖嫉馁Y料中沒有一個提及患者出現全身的皮疹，而皮疹又是天花的顯著特征。尤西比烏斯（Eusebius）撰寫于4世紀早期的教會史，敘述了一場爆發(fā)于公元312年～313年、更像是天花的瘟疫。尤西比烏斯稱，這是一種“不同于”居普良瘟疫的疾病，而且他清楚地描述了患者身上出現的膿皰疹。這場發(fā)生在4世紀的瘟疫，源自于羅馬帝國之外，而非地方性病原體的爆發(fā)。另外，居普良瘟疫中患者出現的化膿潰爛的四肢以及持久的衰弱乏力并不符合天花的癥狀。雖然所有這些線索都并非決定性的，但它們都傾向于否定了天花的可能性。

對于居普良瘟疫病原體的任何推斷肯定都是非常不確定的。不過我們可以提出兩大可能的病原體以供參考。第一個是大流行性流感。流感病毒是人類歷史上一些最嚴重的流行病的病原體，其中包括爆發(fā)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末期、導致約5 000萬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關于古代的流感，缺乏明確的證據，這一點令人頗感困惑，因為流感存在已久，而且毋庸置疑的是流感對于古代人來說并不陌生。流感是一種具有高度傳染性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可能以多種形式出現。大多數類型的流感都是相對溫和的，引發(fā)的是感冒癥狀。一些罕見類型的流感威脅性會很大。

流感中的人畜共患疾病，尤其是那些源于野生水鳥類的病原體，可能會導致其它動物，包括豬、家禽甚至人類感染致病。當這些病毒發(fā)生變異，能夠在人類之間直接進行傳播時，產生的結果是災難性的。上個世紀發(fā)生了4次世界范圍的疫情，而禽流感（其中包括一些可怕的病毒株，如H5N1病毒）至今仍是一種可怕的威脅。

致病性人畜共患流感是極其致命的。它們會引發(fā)一種和病毒性肺炎一樣的免疫反應。因此，頗為反常地，年輕人和健康的人都由于自己較強的免疫反應而處于危險境地。在關于居普良瘟疫的敘述中，并無任何呼吸系統(tǒng)癥狀，這似乎否定了流感病原體的可能性。但我們仍需要看看關于1918年大流行性流感的一些記錄：

“一些患者痛苦不堪地躺著，血從鼻子、耳朵、眼眶中涌出；一些因精神錯亂而被隔離。患者鼻腔及咽喉的黏膜發(fā)炎，結膜紅腫發(fā)炎——眼瞼內面和眼球表面的脆弱黏膜?；颊哳^痛，軀體疼痛，發(fā)燒、咳嗽、發(fā)紺、精疲力竭……最后階段，血液從身體里涌出，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迸發(fā)出來，看起來非?？膳隆薪邮茏≡褐委煹哪行灾?，有5%～15%都患有鼻衄——血液由鼻腔流出?！?/p>

大流行性流感或許真的可以解釋居普良瘟疫患者的可怕經歷。

居普良瘟疫盛行于冬季的季節(jié)性特點，表明有一種微生物，在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接觸過程中大量傳播。候鳥的主要遷徙路線不僅經過羅馬帝國，還經過豬、雞、鴨等家禽的密集養(yǎng)殖區(qū)，這使羅馬人處于危險之中。氣候變化可能使野生水鳥的遷徙路線發(fā)生微妙的改變，而發(fā)生于公元240年的劇烈氣候變化很有可能為一種不熟悉的動物病原體提供了環(huán)境條件，使其侵入新的領地。流感可能是這場瘟疫的傳播媒介。

關于居普良瘟疫，另一種可能性更大的病原體是病毒性出血熱。這場瘟疫主要表現為一種急性發(fā)作性疾病，其癥狀包括發(fā)熱、嚴重的胃腸紊亂、結膜出血、血便、食道病變和四肢組織壞死。這些癥狀符合急性出血熱的病毒引起的感染。

病毒性出血熱是由不同的RNA病毒家族引起的人畜共患疾病。黃病毒會引發(fā)像黃熱病和登革熱這樣的疾病，這與居普良所描述的癥狀有一些相似之處。但是，黃病毒是由蚊子傳播的，而居普良瘟疫蔓延的地理范圍、傳播速度和盛行于冬季的季節(jié)性特點，都排除了蚊媒病毒的可能性。

傳播速度說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直接傳播。當時人們認為照顧病人和處理死者是極其危險的，這一想法證實了人類之間傳染的可能性。只有一個出血性病毒家族似乎在病理學及流行病學方面符合居普良瘟疫的特征：絲狀病毒，其最臭名昭著的代表是埃博拉病毒（Ebola）。

絲狀病毒已有數百萬年的歷史。其遺傳物質片段早已植入哺乳動物的基因組中，而且在數百萬年的時間里，它們已經感染了蝙蝠、食蟲動物和嚙齒動物。然而，像埃博拉和馬爾堡（Marburg）這樣的絲狀病毒，直到20世紀下半葉爆發(fā)的一系列小規(guī)模疫情中才得以確認。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引發(fā)了人們對絲狀病毒科的更多關注。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仍未得到確認，盡管蝙蝠被認為比較可疑。埃博拉病毒由于其可怕的臨床病程和極高的致死率而引起了公眾的關注。

埃博拉疫情引發(fā)的前提是，病毒必須首先從宿主物種傳播到人類身上，這可能發(fā)生在人類接觸受感染的蝙蝠或猿的時候。一旦被感染，在短暫的潛伏期之后（平均4～10天，有時更長），患者會出現高燒，同時包括胃腸道和血管在內的多個器官系統(tǒng)遭到侵蝕破壞。結膜充血及嚴重的出血癥狀或許可以解釋居普良布道中令人不安的描述。組織壞死和肢體的永久性缺陷或許可以印證居普良描述的四肢化膿腐爛、繼而成為不可逆轉的殘疾。

即使在擁有現代化醫(yī)療手段的情況下，埃博拉的致死率也高得離奇：50%～70%。死亡通常發(fā)生在病發(fā)后的6～16天之間。幸存者被認為對埃博拉病毒具有免疫力。

埃博拉病毒是通過體液而非空中飛沫傳播的，一般在家庭成員之間很容易傳播。此外，護理人員面臨較高風險。尸體仍然是重要的感染源。在最近爆發(fā)的疫情中，傳統(tǒng)的喪葬禮儀甚至也是一個危險性很高的因素。

根據大約2 000年前非醫(yī)務人員的敘述而對居普良瘟疫進行的回顧性判斷，也無法做出定論。但是，出血癥狀、令人震驚而恐懼的感覺以及當時的見證者們堅持認為這是一種史無前例的疾病，如此種種都與絲狀病毒的特征相符。像埃博拉病毒這樣的媒介可以使居普良瘟疫在短期內迅速蔓延。在爆發(fā)于公元3世紀的居普良瘟疫中，人們覺得尸體是致命性的，這與最近的埃博拉疫情也是相符的。不確定性在于我們對像埃博拉這樣的病原體的漫長發(fā)展史一無所知——史上并無關于這些病原體在人類社會傳播流行的記錄。

作為歷史學家，我們會更多地考慮人類熟悉的可疑病原體，這是可以理解的。埃博拉是介于人類群體與動物之間的一種新發(fā)疾病，隨著我們對它的更深入了解，可以推斷有一個地方曾發(fā)生像居普良瘟疫那樣的重大疾病事件——是由人畜共患疾病引發(fā)的，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然后這種病原體又退回到了它們的動物宿主身上。

但在公元249年居普良瘟疫爆發(fā)的時候，很多東西可能有所不同。這場瘟疫使羅馬帝國損耗殆盡，或許這個病原體更加邪惡可怕。當時的政府對此已經完全失控。關于居普良瘟疫，還有很多不確定的方面，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瘟疫爆發(fā)的那一刻，整個帝國就陷入了一種極度混亂的狀態(tài)。

參考文獻：

https://www./science/archive/2017/11/solving-the-mystery-of-an-ancient-roman-plague/543528/

＿＿＿＿＿＿＿＿＿

本文改編自凱爾哈珀（KYLE HARPER）的新書《羅馬帝國的命運：氣候、疾病與帝國的終結》

特別聲明：本文為網易自媒體平臺“網易號”作者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觀點。網易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