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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與事，沖風雨而觸寒暑，注定不會因為時代變遷改其本色，如秘制印泥鈐出的印蛻一樣，紅得深沉而持久。深夜讀金庸，依然使人豪氣干云。其文字如上等橄欖，品來味道深足。那春水潺潺的歡娛，那秋水溢塘的蒼涼，那世情中的迷離與盤錯，還有執(zhí)迷與破執(zhí)后的笑對人生，嵌含著某種生命主題，時或與讀者的命運迎頭相遇。無須詳其甲乙，金庸小說的永恒魅力恰恰在于將一種“古裝都市戀”演繹到了常人難以企及的高度與極致。在他的筆下，“古裝”即博大深厚的傳統文化，“都市”乃蒸蒸日上的時代精神。二者有機結合，方為藝文之正道。而馮寶麟先生篆刻書法藝術的成功，亦可以從“古裝都市戀”的視角得到索引和解析。認識寶麟先生經年，常欣羨于他手中的刀與筆，透著光陰的韻味，在時代的群像中，發(fā)出細碎的惜別之聲，悠悠然表達出一個新古典主義者的藝術愿景。
人，首先是社會的、時代的，然后才是文化的、性情的。西門袋子說，每個人的心里都有一團火，路過的人只看到煙，但總有那么一個人能夠看到火。馮寶麟先生沉入生活的底部，將這團心中之火在生存的壓力和生命的尊嚴之間，不斷燃燒，完成自我生命體驗的一次次拓展。一九八七年，時年二十三歲，以八十年代的筆墨敘事模式，帶著一種燒荒草味道的青春記憶，他參加“北五鄉(xiāng)書畫展”的書法作品獲獎，被破格調入河北黃驊官莊鄉(xiāng)文化站擔任站長；二〇〇九年，時年四十五歲，篆刻作品在全國第六屆篆刻展獲獎，學術論文獲河北省“第十一屆文藝振興獎”，他被滄州市文聯以優(yōu)秀人才引進的方式調入滄州畫院；二〇一五年，時年已為知命，仍然保持著中青年藝術家該有的人文方寸的他，被調入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篆刻藝術院工作。
三十余年彈指一揮間，生活托以夢想，夢想交付刀筆，馮寶麟先生完成了他藝術人生中的“三級跳”：“從一個農家‘小院’出發(fā)，走進中國藝術研究院這樣國字頭的藝術‘大院’。”所以，可以肯定地說，馮寶麟先生有著“壓艙石”般厚重的人生底蘊，承受得住浮世里的悲歡，禁得起良心的拷問，熱愛著文化與藝術的傳承。所以，他的身上有一種長時間想去很遠很遠地方的獨特氣質，既有“白茶清歡無別事，我在等風也等你”的純粹與從容，又不乏拒絕頹廢與庸俗而化蛹為蝶的勇氣及信念。我想，他那收放自如、空靈典雅的“馮氏圓朱文”，他那堅韌清奇、中庸平和的篆書創(chuàng)作與篆刻篆書理論研究應該具有同樣的氣質。這便是馮寶麟先生有別于偽書家、偽文人的肝膽處、可愛處。
并非單純將一手“傳統牌”打出王炸就是高手，遠離了時代主題審美，也就成了規(guī)規(guī)矩矩懷舊路上的“套中人”，而馮寶麟與他的篆刻書法藝術，所談的正是一場“古裝都市戀”，幾經水窮云起，艱辛而充滿甜蜜。他從不自詡取得了大成就，盡管作品有了較強的個性符號，但距離自己追求的內涵豐富、個性超然、氣息高古還有很大距離。他以一個修行者的氣度和清晰，對藝術本質及自己的創(chuàng)作、研究有著清醒的認知。“無論是詩書畫印文論諸藝的全面提高融合、作品形式氣韻與傳統文化內在精神的契合，還是對古人經典精華的整理與萃取、對自我藝術風格的豐富和完善，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在這樣一種語境中，去讀馮寶麟先生的圓朱文印，自然是悠悠我心，別有況味。
觸摸馮寶麟先生篆刻藝術的脊梁與經絡、底色和靈魂，往往獲得一份古風凜冽的感動，印證出時空瞬間的生命意義。取他山之鹽，融自家之水。借用劉冬梅女士在《馮寶麟：徜徉在詩意的篆字園林》中的紹介：馮寶麟的篆刻創(chuàng)作以圓朱文為主，也有滿白文或古璽的出現。他的圓朱文篆刻取意于王福庵、陳巨來等大家，兼收并蓄，廣納博取。憑著自己多年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入研究，他對金文、陶文、民間文字甚至隸書進行“圓朱化”，使圓朱文印的入印題材和表現形式更加豐富；他把線條美、章法美、韻律美、筆墨美、力量美融匯整合，賦予傳統的圓朱文印新的生命活力：以線條的流暢靈動、神韻的清爽超逸、意趣的典雅婉約，構筑起一種唯美、詩意、浪漫、嫻雅的典范。這在當代圓朱文的創(chuàng)作中是非常難得的，因此他被稱為中國當代圓朱文印的先鋒，故而漸成一派并對眾多年輕人的創(chuàng)作產生了有益的影響。  馮寶麟先生的圓朱文，已遠非“在石頭上刻字”那么簡單，表達的是他的詩意理想和審美訴求。三惜草堂主人甚至認為，“馮寶麟的出現，改變了很多人‘圓朱文印已入窮途末路’的看法”。
飲冰十載，熱血猶在。馮寶麟先生在圓朱文印上的執(zhí)著、努力，一方面表現在篆法上的將線條變直為曲、變靜為動，另一方面表現在對商周鐘鼎彝器銘文融入細朱文印的嘗試，還表現在刀法上的直接、果敢、精準，等等，踽踽獨行卻芝蘭惠樹，真的影響和有助于一代年輕篆刻家的拔節(jié)和成長。
太初有道，書脈流衍。馮寶麟先生撰有《當代篆書發(fā)展趨勢探微》一文，從藝術觀念的更新與創(chuàng)作群體構成的變化、取法途徑拓寬、美術化傾向與設計元素的利用、“反慣性書寫”而強調創(chuàng)作過程的“試驗性”、典雅唯美一路風格在當代的探索與發(fā)展諸端進行解析，總覽歷史回望中的篆書藝術和現實創(chuàng)作中的篆書藝術，為創(chuàng)作無愧于時代和歷史的篆書經典力作尋找理論支撐、正確路徑。 所以說，他的篆書創(chuàng)作，是看穿了時代謎面的一種“去弊”，是經歷了歧路彷徨后的一份清醒：“傳統中有大美而且魅力永恒，這或許是中華文明、傳統文化藝術生生不息、歷久彌新的原因所在。這種‘大美’被歷代先賢弘揚廣大，已經成為我們的文化基因，是一種強大的存在，可以吞噬任何顛覆企圖。當然，傳統是一個活的生命體，不然，它早就成為標本或化石了。也正因為傳統的‘鮮活’，才有了傳統的豐厚與豐富。所以，我的‘衛(wèi)道’情結，在于守住一方凈土，建筑一片精神家園，讓‘家園’的樹木更加茂盛，而不是一味地抱殘守缺、固執(zhí)己念。‘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我取的就是‘重傳統意趣和風骨’的‘這一瓢’。向傳統學習的意義，不在于‘死守’，而在于‘生發(fā)’，在于從經典中汲取最富‘營養(yǎng)’價值、最符合后學者心性、最能成就新時代經典的部分。”
于是乎，對中和雅正之美的追求成了他篆書藝術的落腳點。馮寶麟先生的篆書在繼承李斯、李陽冰等先賢藝術精華的前提下，結體更加精嚴，造型更加生動，有別于前人的‘描摹’‘刻畫’，避免了線條的臃鈍凝滯，使得線條更加舒暢遒勁。實現了篆書追求的“婉通之境”。
以他書寫的當時最佳生命狀態(tài)的篆書四條屏為例，這幅斬獲“全國第十屆書法篆刻作品展”最高獎的作品，相悅以解，令人與之共鳴。著名書法家、學者朱以撒先生在解析文章中寫道：他很細致地在筆畫的流動中做出變化，使固定造型的篆書，在固定的線里生出一些活躍氣息。一字之中，可見造型重心之正，線之和順、均勻、對稱，顯現了書法家書寫的成竹在胸、輕松自然，觀之優(yōu)美之至，圓潤之至。 
進而言之，運筆千鈞，對線條質感的打造，往往是一件篆書作品成功的關鍵。在馮寶麟先生的筆下，一條純粹到極致的線，看似簡單，卻觸處機來，包含傳統風骨，包含時代審美。
明末清初文學批評家金圣嘆說過：雨入花心，自成甘苦。他是將溫熱的頰上熱淚、翻滾的人生苦難一并告知世人。每個人在世間行走，這一遭一世，都帶有自己獨特的使命。
“人生不得行胸臆，縱年百歲猶為夭。”金庸先生以一場又一場“古裝都市戀”來演繹生命的闊大、豐厚，最后像一個內力深厚的江湖高手，精光內斂，返璞歸真。在許多飄滿雪花的冬天，他始終是那個不打傘的少年！而馮寶麟先生治印以明志，書寫以暢情，亦為其人生使命所在。篆刻與篆書，構成了馮寶麟先生藝術追尋的一對輪軸，載他悠游于藝術的通衢正道，永無窮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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