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勵志變革現(xiàn)實政治，最終在慶歷年間獲得時機，略展身手。“慶歷新政”很快夭折，給后代仁人志士留下無限遺憾。南宋呂中甚至將其與王安石變法比較總結說：“使慶歷之法盡行，則熙豐元祐之法不變；使仲淹之言得用，則安石之口可塞。今仲淹之志不盡行于慶歷，安石之學乃盡用于熙豐?！保ā端未笫轮v義》卷一）南宋人士普遍認定王安石變法為導致北宋覆亡的根本原因之一。依呂中之意，“慶歷新政”得以實施，就不會有后來的“靖康之難”。范仲淹“慶歷新政”之內(nèi)容，歷來羅列敘述較多，比較辨析不夠。如果將其與王安石變法比較論析，確實更容易理清宋人的施政理念以及北宋政治的演進變革之過程。

一，“慶歷新政”前范仲淹政治變革思想之演變

范仲淹“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初入仕途，即以革新現(xiàn)實政治為己任。范仲淹27歲進士及第，出仕為官，一直到慶歷三年（1043）55歲主持朝政變革，其間經(jīng)歷了二十八年時間。在這漫長的官宦生涯中，范仲淹矢志不移，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nèi)推動新政實施。然而，范仲淹的變革思想，有一個從朦朧到清晰、從大概到具體的發(fā)展歷程。

最能體現(xiàn)“慶歷新政”前范仲淹政治變革思想演變過程的是《奏上時務書》和《上執(zhí)政書》二文。

1、《奏上時務書》

《奏上時務書》作于天圣三年（1025）四月二十日，時范仲淹37歲，任大理寺丞、監(jiān)泰州西溪鹽倉，入仕已經(jīng)10年。范仲淹此時遠離京城，官職低微，朝政變革與他沒有任何干系。然而，范仲淹卻抑制不住自己的政治熱情，上書皇太后、皇帝兩宮，陳述自己的政治變革思想。

在這篇文章中，范仲淹提出變革文風、講求武備、注重人才、勉勵諫官、抑制恩蔭等五個方面主張。首先，范仲淹認為“國之文章，應于風化”，文風關系到世風的厚薄。朝廷應該“敦諭詞臣，興復古道”，追求文質(zhì)相宜的文風。且以臺閣文風感化各個階層，最后達到“厚人倫、移風俗”的教化作用。其次，范仲淹認為治理天下，“文經(jīng)武緯”，文武兩道并重。北宋重文輕武，范仲淹于是專門提出武備問題。要求朝廷“居安慮危”，“大臣論武于朝”。推舉“忠義有謀之人”委以邊防重任，選拔“壯勇出群之士”用于軍隊，以保證國家的安全。再次，范仲淹認為朝廷任命職官，必須“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為恩”。具體地說，應該重視館殿人才儲備，重視科第出身，為國家選拔棟梁之材。第四，范仲淹認為諫官、御史，是朝廷的“耳目之司”。朝廷應該廣開言路，勉勵諫官“進藥石”之言，對忠言讜論的諫官“宜有賞勸”。第五，范仲淹認為時下恩蔭過濫，權貴之家，“簪紱盈門，冠蓋塞路”。而且，考評官員，只注重資歷，不考核政績，以至“貪忍之徒”，“仕路紛紜”。朝廷應該“澄清此源”，“以治亂為意”。

論述了自己變革現(xiàn)實政治五個方面主張之后，范仲淹特地對兩宮提出仁慈、節(jié)儉、勤勉、公正四點要求。帝王應該“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示天下之慈也”；“恥珠玉之玩”，“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孜孜聽政”，“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貴賤親疏，賞罰惟一”，“示天下之公也”。以下，范仲淹還要求帝王用人“好正直以杜奸邪”；不要輕出“巡幸”；應該“納遠大之謀”，如“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圣賢之事業(yè)，論文武之得失”等，不要為刑法、錢谷等“淺末之議”所迷惑；應該兼采“群議”，不可偏聽獨斷；慎重對待密奏，警惕“親近小臣”。

這篇奏疏，可以分為兩個角度評價。從一個角度來說，范仲淹“慶歷新政”的部分內(nèi)容萌芽于此，如明黜陟、抑僥幸、擇官長、修武備等等。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范仲淹此時的政治變革思想更多地表現(xiàn)為籠統(tǒng)模糊、不成體系。這從以下三個方面可以看出：其一，核心思想不突出。范仲淹這次討論中，多次提到人才或任官的問題，“慶歷新政”也以此為核心，可見這個問題是范仲淹政治變革的核心問題。不過，關于這個問題，散落在這篇奏疏的各個段落中，沒有得到集中論述。奏疏首論文風變革，讓人們有輕重不分、主次顛倒之感覺。范仲淹以后關于現(xiàn)實政治變革的論述中，再也沒有給予文風變革以如此重要的地位，可見這次論述之不成熟。其二，具體討論不深入。對現(xiàn)實存在的問題，略有分析，卻失之簡單。如討論注重人才、勉勵諫官兩個問題時，都是匆匆一言帶過。對朝廷的建議，多數(shù)大而化之，提不出具體落實之措施。如關于“慈、儉、勤、公”，只有比較籠統(tǒng)的概括和要求。奏疏中往往提出問題，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其三，文章思路不清晰。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沒有一個完整的思路。前面簡單地討論變革思想的五個方面，后面又針對兩宮再發(fā)一通議論，前后層次較亂，多有重復。如，關于納諫，在前文“諫官、御史，耳目之司”段落中已經(jīng)討論完畢，后文討論不可“偏聽”時話題重提。在討論抑制恩蔭冒濫時，話題又轉向官員的好逸惡勞、再轉向官員的平庸貪婪，中間又提到“師道既廢，文風益澆”等等，既與前面文風討論重復，邏輯層次也不清楚。

范仲淹入仕十年，都是在京城以外任職，官職低微，這就限制了范仲淹的政治視野。況且，從青年走向中年的范仲淹，現(xiàn)實政治經(jīng)驗積累也不夠豐厚。范仲淹此時政治變革思想當然顯得不夠成熟。

2、《上執(zhí)政書》

《上執(zhí)政書》作于天圣五年（1027），時范仲淹39歲，丁母憂居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丁憂閑居，范仲淹有了比較充裕的時間整理自己的從政經(jīng)驗和政治變革思想。范仲淹不愿“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遂將自己的政見寫成長篇《上執(zhí)政書》，提交給朝廷執(zhí)政大臣。

這篇文章有了明確的現(xiàn)實問題意識。范仲淹認為現(xiàn)實存在六個方面問題：“朝廷久無憂”，“苦言難入”，“國聽不聰”；“天下久太平”，“倚伏可畏”，“奸雄或伺其時”；“兵久弗用”，“武備不堅”，“戎狄或乘其隙”；“士曾未教”，“賢材不充”，“名器或假于人”；“中外方奢侈”，“國用無度”，“民力已竭”；“百姓困窮”，“天下無恩”，“邦本不固”。針對這一系列問題，范仲淹提出六點具體變革應對措施：“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聽”。

對于這六點應變措施和如何具體落實，范仲淹有了相對詳盡的剖析。第一，固邦本，落實為“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地方長官用人不當，便有“簿書不精、胥吏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恤、游墮不禁、播藝不增、孝悌不勸”等諸多弊病產(chǎn)生。換言之，地方行政弊病的總根源在于地方長官。范仲淹推測朝廷以往不愿改變這種現(xiàn)狀的原因是擔心引起中下層官員階層的騷動。針對此種顧慮，范仲淹建議：朝廷可以通過加恩升官的“善退”方式，讓縣令中“昏邁常?！闭唠x開親民的職位。對于州郡長官，朝廷還可以派出使者出巡，無政績者“奏降”。而后“精選”行政業(yè)績出眾者加以特別委任。“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钡诙昂衩窳Α?，落實為“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具體措施為：限制“釋道”、淘汰“老弱之兵”、不用珠玉“奇貨”、鼓勵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第三，“重名器”，落實為“慎選舉，敦教育”，以達到“政無虛授”、“代不乏人”的目的。具體做法是：改革科舉制度，“先策論、次詩賦”，以科舉制度促動士人刻苦讀書。興辦地方學校，“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謴汀爸瓶啤笨荚?，選拔特殊人才。第四，“備戎狄”，落實為“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具體做法是：“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略，歷試邊任?！痹O立武舉考試，選拔專門人才?！爸帽就林?，勤營田之利”。再命“沿邊知同”，“專謀耕?！?，充實軍庫儲備。第五，“杜奸雄”，“以絕亂之階”。具體做法是：約束“國家戚近之人”、戒土木興建工程、均官僚俸祿、抑制恩蔭、修復綱紀。第六，“明國聽”，落實為“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于有道”。

范仲淹這次上書闡述自己的變革思想，重點突出，思路成熟，措施具體，層次分明，自成體系，“慶歷新政”的大致構思在這里已經(jīng)形成。范仲淹把官僚隊伍的變革放在首位討論，核心問題得以明確，從而確立了范仲淹變革思想體系，“慶歷新政”就是圍繞著這一核心展開。朝廷的一切政策措施，都要通過地方州郡長官和縣令們得以貫徹實施。范仲淹此前的任職都在地方基層，對地方中下層官員的現(xiàn)狀比較了解。這一方面，這篇文章的討論非常詳盡，應變措施也非常具體。文章的第三點“重名器”和最后兩點“杜奸雄”、“明國聽”，依然涉及干部隊伍變革的核心問題。換言之，全文討論六個方面問題，有四個方面都是圍繞干部隊伍建設問題展開。文章討論的第二個重點問題是“厚民力”，也就是提升國家經(jīng)濟實力、改善百姓生存、生活水平問題。這應該是體現(xiàn)中央或地方政府政績最主要的一個方面。這個問題在兩年前的《奏上時務書》中基本沒有涉及。朝政變革，不涉及國計民生重大問題，表明范仲淹從政經(jīng)驗的缺乏和思考問題的不成熟。這一方面缺陷，在這次上書中得以糾正。當然，范仲淹認為：“縣令長既得其才，然后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經(jīng)濟發(fā)展或變革的前提是干部隊伍的變革。北宋仁宗年間外患嚴重，北宋“積貧積弱”，無以應對。所以，范仲淹每次上書倡言變革，都要涉及軍隊建設問題。兩年前要求朝廷文武二道相經(jīng)緯，這次具體化為“備戎狄”，“慶歷新政”時推出“修武備”變革條文，這在范仲淹的變革思想中是一以貫之的。范仲淹這時比較切實具體的變革措施，在后來他主持西北前線軍政大局時許多得以貫徹落實。在抵御西夏入侵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重大作用。

這次上書，依然在多個方面表現(xiàn)出范仲淹政治上的稚嫩。例如，認為通過整頓清理，三五年之間，官員隊伍可以得到徹底改變，地方行政可以得到“澄清”。這個問題在后來的“慶歷新政”中無法解決，在整個北宋時期無法解決，在整個封建專制社會階段無法解決，范仲淹在這里卻會有這樣輕易的認識。文章討論的最后兩個方面“杜奸雄”和“明國聽”，仍舊是相當簡略籠統(tǒng)，表現(xiàn)出地方下層官員對中央朝政的陌生。

二，“慶歷新政”之內(nèi)容

“慶歷新政”的內(nèi)容在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一文中有完整體現(xiàn)。

《答手詔條陳十事》作于慶歷三年（1043）九月，時范仲淹55歲，任參知政事，入仕已經(jīng)28年。范仲淹丁母憂閑居結束之后，歷任地方和中央要職。如，在地方曾知睦州、蘇州、饒州、潤州、越州等，且在西北前線握軍政大權三年有余；在中央曾任右司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等，且一度權知開封府。范仲淹因此對民政和軍政都有了更加深入透徹的了解，積累了豐富的從政經(jīng)驗。慶歷三年四月，范仲淹從西北前線被詔回朝廷，仁宗準備最大程度地發(fā)揮范仲淹的政治作用。八月，范仲淹出任參知政事。九月，仁宗開天章閣，詔范仲淹等人條陳朝政變革構想。范仲淹由此作《答手詔條陳十事》。

這次條陳的十事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nóng)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變革核心圍繞兩個方面展開：官僚隊伍建設和經(jīng)濟生產(chǎn)。這次上書的方式與以往不同，以往是向朝廷提供自己的變革思路，這次是直接回答皇帝應該如何變革。提供思路，某些部分可以模糊籠統(tǒng)一些，采納者可以進一步完善；回答皇帝的詔問，必須具體落實，在現(xiàn)實中可以直接操作。與《上執(zhí)政書》比較，范仲淹這次的大致變革思路不變，只是更易于操作實施。具體內(nèi)容如下：

第一，明黜陟。北宋官員升遷實行“磨堪”制，“文資三年一遷，武資五年一遷”，升官晉級憑資歷而不問能力政績，“愚暗鄙猥”者“坐致卿、監(jiān)、丞、郎”。范仲淹建議：依據(jù)政績升官晉級，有特殊才能或政績者“特恩改遷”，不在“磨堪”之列；對在中央政府任職的官員采取更為嚴格的“磨堪”制度，逼迫“權勢子弟肯就外任”，“知艱難”后或許成為好的行政官員；“老疾愚昧”等“不堪理民”者，另外單獨處理。第二，抑僥幸。北宋恩蔭太濫，“積成冗官”，“政事不舉”。范仲淹建議：減少恩蔭人數(shù)，限制恩蔭范圍。又，北宋設館閣儲備人才，而后進補館閣之職過于容易。范仲淹建議：進士前三名及第者，一任回京可以參加考評，分成五等，第一、第二等再由帝王“召試”，優(yōu)等者“補館閣職事”。權勢子弟不可以進入館閣，館閣缺員則由大臣聯(lián)名薦舉。第三，精貢舉。北宋沿襲唐代“辭賦取進士”的科舉制度，一直為倡言變革者所詬病。范仲淹建議：各地設立學校培養(yǎng)人才；考試則“進士先策論而后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jīng)旨”；逐步實行“逐場去留”的淘汰方式。外郡考核發(fā)解的考生，“更不封彌試卷”，重點考察考生“履行無惡、藝業(yè)及等”；禮部考試則“封彌試卷，精考藝業(yè)，定奪等第”。進士、諸科優(yōu)等及第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第四，擇官長。地方長官關系到“百姓休戚”。范仲淹建議：委任中央重臣推薦轉運使、提點刑獄、大郡知州，轉運使、提點刑獄推薦知州、知縣、縣令，知州和通判同舉知縣、縣令，獲得更多人推薦者先得到任命。第五，均公田。宋真宗復職田制度，以求厚祿養(yǎng)廉。職田不均，基層官員的日常生活問題就得不到很好的解決。范仲淹建議：重新議定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叭缓罂梢载熎淞?jié)，督其善政”。第六，厚農(nóng)桑。北宋“不務農(nóng)政，粟帛常貴”。范仲淹建議：每年秋天農(nóng)閑時間，政府主持興修水利工程?！叭绱瞬唤^，數(shù)年之間，農(nóng)利大興”。第七，修武備。范仲淹在西北前線主持軍政大局多年，有諸多變革舉措，這方面非常熟悉。范仲淹建議：“召募強壯之人”，充實京師六軍。軍隊“三時務農(nóng)”，減少國家軍政開支；“一時教戰(zhàn)”，可以防御外敵。京師禁軍召募完畢，各地方軍隊的整頓仿照京師做法。第八，減徭役。這是節(jié)省民力、解民窮困的重要方法之一。范仲淹建議：合并行政區(qū)域，減少官府“公人”人數(shù)，讓他們回歸務農(nóng)。如此，“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第九，覃恩信。朝廷時而大赦天下，免除百姓賦稅、徭役等，然地方官吏往往不予執(zhí)行。范仲淹建議：嚴厲處罰不執(zhí)行中央大赦命令的官員，不再追究百姓天禧年以前的“欠負”。朝廷精選官員派往各地，“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監(jiān)督朝廷政令“一一施行”。第十，重命令。國家令出則行，否則便“煩而無信”。范仲淹建議：今后朝廷頒布政令，必須經(jīng)兩府詳議，“必可經(jīng)久，方得施行”。官吏故意違背朝廷詔令，嚴懲不怠。

范仲淹答仁宗詔問的前五點都旨在建設一支高效廉潔的官僚隊伍，從教育培養(yǎng)到科舉選拔，從考核升遷到抑制庸濫，從推薦才能突出者到均公田養(yǎng)廉，范仲淹的變革措施相對詳盡。早期的“厚民力”到此時具體化為“厚農(nóng)?！保已a充了“減徭役”內(nèi)容。最后，增加“覃恩信”和“重命令”兩項，以保證朝廷的政策得到貫徹落實。全篇沒有泛泛議論，文字簡潔凝練，重在實用。至此，范仲淹完成了從“怎么想”到“怎么做”的轉變?！皯c歷革新”便在范仲淹等人的主持下，全面開展。

三，范仲淹與王安石變革之比較

范仲淹主持的“慶歷新政”與王安石主持的“熙寧變法”比較，時間相對較短，收效相對較少。關于范、王二人主持的朝政變革之異同，李存山先生有扼要的概括：“慶歷新政與熙寧變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慶歷新政是以整飭吏治為首要，以砥礪士風、改革科舉、興辦學校、認明經(jīng)旨、培養(yǎng)人才為本源，兼及軍事、經(jīng)濟等領域，而熙寧變法則轉向為‘以理財為方今先急’?！狈?、王二人政治革新之成敗和功過，在這里可以找到答案。

宋代文人士大夫與皇室共憂患，以天下為己任，對國計民生關切的熱情，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如早在太宗端拱二年（989），即范仲淹出生那一年，右拾遺王禹偁針對內(nèi)政就提出五點變革主張：并省官吏、艱難選舉、信用大臣、不貴虛名、禁止游墮，變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厚民力”。真宗即位后，王禹偁應詔言事，又增加了“減冗兵并冗吏”、“沙汰僧尼”、“親大臣遠小人”等內(nèi)容。翻檢北宋文人士大夫文集，上書朝廷或執(zhí)政、要求變革朝政者，數(shù)不盡數(shù)。如歐陽修在范仲淹答仁宗詔問的前四個月，也曾上書朝廷，認為：救民疾苦，“擇吏為先”，朝廷應該“立按察之法”，考察官吏政績，明“黜陟”。范仲淹“慶歷新政”的方方面面內(nèi)容，在以往的士大夫上書言事中都被不同程度地提及過。

縱覽宋人種種關于政治革新的言論或作為，可以概括為“擇吏為先”四字。范仲淹的變革思想沿著這條線索演變。從《奏上時務書》的籠統(tǒng)模糊認識，到《上執(zhí)政書》的中心突出明確，到《答手詔條陳十事》的具體落實操作，范仲淹變革思想的發(fā)展軌跡非常清晰。蘇軾嘉祐年間總結說：“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碧K軾這段議論，表達了北宋文人士大夫對現(xiàn)實政治的一種共識?！皯c歷新政”將主要精力放在“任人之失”問題上。即使革新理念與范仲淹、歐陽修、蘇軾等士大夫群體發(fā)生激烈沖突的王安石，熙寧以前也認為：“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逼渌枷胗^念合乎士大夫主流傾向。神宗即位，認為“理財最為急務”，王安石是“逐漸俯從于這個旨意的”。

中國古代社會，是封建專制社會，皇帝獨裁專斷，遵行的是“人治”原則。整個官僚機構同樣是按照“人治”原則設置的，缺乏必要的監(jiān)督機制。在這種體制中，各級官員之惟上是從、瞞上欺下、貪污腐敗、平庸無能是極其常見的。北宋士大夫階層普遍認識到朝廷的“任人之失”，要求政治變革“擇吏為先”，就出現(xiàn)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之下。這種認識和要求可以說是切中要害、一針見血的。人治社會中，只要官吏任用不當，一切利民的變革措施可能都會產(chǎn)生相反的社會效果，貪官污吏都可以借變更之際再度盤剝百姓、中飽私囊。以北宋為例，王安石推出系列變法措施，其宗旨當然是為了利國利民。然而，在執(zhí)行過程中，許多變法條文卻演變?yōu)楹γ竦呐e措。被時人和后人指責最多的“青苗法”，其旨意是政府低息貸款給百姓，幫助他們度過青黃不接的時期，扶持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抑制兼并?；鶎庸賳T或強行借貸，或借貸時以次充好、克扣分量，使得該法規(guī)精神完全走樣。新政當以“擇吏為先”是針對這種痼疾提出的。范仲淹等士大夫所見所論，皆極為精當。

“慶歷新政”失敗的原因，論者有諸多分析，大致說：仁宗立場不堅定、保守勢力過于強大、觸犯官僚集團利益、變革派自身缺陷，等等。諸家分析，都有相當?shù)臍v史依據(jù)，能夠說明部分史實。但是，都沒有切中要害，沒有一語道破新政流產(chǎn)的核心問題究竟是什么。在以“人治”為特征的封建專制社會，要變革官僚階層，建設一支高效廉潔的干部隊伍，無疑是要拔著自己的頭發(fā)離開地球。變革的要求，與社會根本性制度相矛盾沖突，失敗是必然的。所以，多數(shù)有識之士都能認識到問題之所在，范仲淹等見解也極精當，就是沒有辦法改變現(xiàn)狀，就是沒有辦法落實變革措施。封建專制社會，瞞上欺下、腐敗無能的官僚源源不絕地產(chǎn)生，這是“人治”社會無法治愈的“癌癥”。社會發(fā)展到“法治”時代，回頭看歷史上的問題，就比較容易理解宋人的政治熱情是如何地浪費掉的。但是，生活在那個時代，士大夫根本不可能意識到這是制度問題，今人也不可以苛求古人。

王安石逐步調(diào)整變革思路，最終與神宗合拍，將理財作為變法的首要任務。宋代士大夫，不僅僅翱翔于純思辨領域，他們是現(xiàn)實社會的管理者，必須每日面對諸多的現(xiàn)實問題。國家的富強、百姓的衣食住行，無不與“利”字息息相關。所以，宋代士大夫就不能離開現(xiàn)實，回避“逐利”。對待“利”字，宋人有著較新的觀念。歐陽修說：“衣被群生，贍足萬類，此上之利下及于物，圣人達之以和于義也。利之為道，豈不大哉？”范仲淹同樣認為：“利者何也？道之用也。于天為膏雨，于地為百川，于人為兼濟，于國為惠民、為日中市，于家為豐財、為富其鄰?！y(tǒng)而言之，義之和也?！蓖醢彩凇洞鹪分?，更是理直氣壯地說：“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熙寧以前，士大夫倡言變革，“厚民力”、“厚農(nóng)?！钡雀幻駨妵膬?nèi)容就是他們的第二大關注點。王安石的“熙寧變法”，具有這樣廣泛的思想基礎，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夠被北宋士大夫接受的。更重要的是，王安石變法重點在變更朝令法規(guī)，并不去觸動體制根本性的問題，具有相當?shù)目尚行?。王安石變法，與范仲淹新政比較，觸及的是專制社會的皮毛，所以，能夠在相當?shù)囊欢螘r間內(nèi)得以持續(xù)，且獲得一定的成效。觸及體制根本性問題，最終會導致體制的崩潰，在當時社會歷史背景下必然失??；觸及皮毛枝節(jié)問題，一定的修正變更有利于維護現(xiàn)行體制，反而能夠得以實施。北宋的諸多政治或經(jīng)濟變革如此，中國封建時代其他的政治或經(jīng)濟變革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