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相信很多人不會陌生，作為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官員選拔機制，從科舉制度誕生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吸引著人們的關注。它不僅是封建王朝時期皇帝統(tǒng)治天下的基礎，更是底層民眾向上流動最重要的途徑，對于古代中國的發(fā)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但鮮為人知的是，科舉制度的影響，早已突破了國界的限制，對遠在大洋彼岸的西方，也產生了巨大影響。

西方留在我們腦海之中的印象，好像就是古老的城邦制，是中世紀的教會，是發(fā)達的商業(yè)活動，甚至是大航海時代的殖民侵略。 可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外象，作為世界文化的另一個中心，歐洲古代官員選拔，是以什么樣的方式進行，又與科舉制有怎么樣的淵源呢？

這就首先要從西方最早的文官制度開始說起。

一、西方古代的文官制度和演變

首先要說的一點是，之所以強調是文官制度，實際上強調的是國家的統(tǒng)治能力。馬克思在其著作《政治學》中曾說：

“古代國家職能主要是政治統(tǒng)治職能，任何私人事務都帶有政治色彩，何況官僚制度?！?/p>

因此文官制度，其實代表的是國家的政治統(tǒng)治能力。那么古代西方的文官制度又是什么樣呢？

十八世紀以前，歐洲最常見的文官制度是“恩賜制”和“世襲制”，世襲制不用多說，所謂的恩賜制，即君王或者掌握權力的教會，城主等將權利和官職“恩賜”給貴族，然后貴族回報以對君主的忠誠。

在這種制度之下，君王的意志就成了選拔官員的決定因素，因此難免出現(xiàn)任人唯親的現(xiàn)象，帶來政府機構低效，結構性腐敗的后果，與同時期中國的科舉制度相比，顯然是有所不足的。

當然這也跟西方古代的政治環(huán)境有關，不同于中國古代曾多次出現(xiàn)長期的大一統(tǒng)王朝統(tǒng)治，歐洲歷史上，分裂的時間要遠遠大于統(tǒng)一的時間，國家各自為政，小到甚至一座城就是一個獨立的王國，在這種清醒之下，也不需要繁復的文官制度來管理管家。

但是到了中世紀末期，隨著工業(yè)革命個文藝復興的出現(xiàn)，中古時代的城邦制逐漸退出舞臺，整個歐洲被整合為幾個大國，人口和土地的增加都急需著一種新的，能夠取代古舊的世襲制和恩賜制的文官制度出現(xiàn)，這個時候，來自中國的科舉制度，給西方文官制度指明了方向。

中世紀末期，意大利探險家馬可·波羅來到中國，將當時中國的科舉制度記錄在自己的著作《馬可·波羅游記》之中，帶回歐洲。

其后傳教士利瑪竇等人也詳細的考察了當時中國的科舉制度，并將之介紹給西方世界。

十八世紀以后，西方思想啟蒙開啟，科舉制度所體現(xiàn)出的“機會均等”的原則，正符合了當時“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比之貴族世襲制，恩賜制之類的西方文官制度，先進了不知多少倍。

在此基礎之上，西方國家在19世紀初，紛紛建立的以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為藍圖的文官制度，并一直沿用至今。

從這個角度上講，現(xiàn)代意義上的西方文官制度，是在古代中國科舉制度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保留了科舉制度的很多特點，最典型的就是以考試來決定官員的認知資格，這相較于西方古代的世襲制和恩賜制，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由此可知，西方在中古以前，其實是沒有成體系的文官制度的，全靠著封建貴族世襲和君主的“恩賜”才任命官員，到了中世紀末期，隨著工業(yè)革命的發(fā)端和文藝復興的興起，歐洲大陸上分裂的狀態(tài)逐漸被整合，不論從思想上，還是客觀治理上，原來的制度都不能滿足生產關系的轉變，這時，馬可·波羅等人從中國帶回的中國科舉制度，就成為近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藍本。

二、 西方文官制度和中國科舉制度的區(qū)別

科舉制度畢竟是中國封建時期的選官制度，盡管其方式上幾乎領先了西方幾乎一個時代，但畢竟與當時西方的社會狀況不能無縫對接，在此基礎上，西方各國都根據(jù)自己的需要，對科舉制度作了一定的改善和創(chuàng)新，最終形成與古代科舉制度同源但更進一步的現(xiàn)代文官制度。

首先，科舉制度有個顯著的特點是，不論做什么官，考試的內容都是一樣的，都是四書五經。

《明史?選舉志》記載：

“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

這在古代的中國，因為整個社會都是以農業(yè)為主，治理百姓并不需要懂太多技術型的問題，所以并沒有什么不合適。但是到了近現(xiàn)代的西方，隨著科技革命帶來的公重的多樣化，很多管理專業(yè)領域的官員，如果沒有相應的知識，就很難開展工作。

因此，西方現(xiàn)代文官制度，相對于科舉制度最大的革新就是細化了考試內容，不再按照統(tǒng)一的標準來選拔官員，而是根據(jù)現(xiàn)實情況，選拔那些對本領域知識有相應了解的官員來實行管理，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外行”管“內行”的問題。

另一方面，因為近現(xiàn)代政黨制度和職業(yè)政客的出現(xiàn)，西方的文官選拔制度還出現(xiàn)一個科舉制度沒有的優(yōu)點，就是政務官和事務官的分開。

實際上“政務官”和“事務官”的區(qū)別，在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下，就已經產生了。所謂政務官，就類似于古代科舉治下的“清流”，這些人只參與國家大政的討論，不參與地方具體事務的管理。而“事務官”類似于古代的“濁流”，通過科舉制度后被派遣到地方，負責地方政務的具體施行。

但與中國古代不同的是，西方現(xiàn)代的文官制度下，政務官和事務官一般是不能兼容的，但中國古代不同，所謂“猛將必起于行伍，宰相必發(fā)于州郡。”科舉制度下的政務官和事務官是可以互相轉化的。

但這種轉變有利有弊，從下到上的轉變，自然有利于國家統(tǒng)治，但是從下到上的轉換，卻不一定能收到好的效果。

因此，現(xiàn)代西方的文官制度在吸收科舉制度的基礎之上，做出了新的改變，徹底將事務官和政務官區(qū)分開來，避免了出現(xiàn)紕漏的可能。同時兩套體系的相對獨立，也保證了即使在政務官出現(xiàn)缺位的時候，國家也能夠正常運轉。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現(xiàn)代文官制度，在科舉制度的基礎之上，做出了一些順應時代的創(chuàng)新和改變，這種改變滿足了生產力發(fā)展的去求，促進了西方世界的發(fā)展。

三、從科舉制度對西方文官制度的影響，看東西文化的融合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工業(yè)革命的興起，大航海時代的開辟，閉關鎖國的中國開始逐漸落后于世界，并最終導致了近代末年那場民族的災難。

為了能夠重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們曾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學習模仿西方的一切，包括政治制度，科學技術等等，以至于到現(xiàn)在還有人認為西方的月亮更圓一些。

實際上，中華文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其政治制度，文化水平，都是領先于時代，比如從隋唐時就開始在中國建立的科舉制度，就是西方近現(xiàn)代文官制度的藍本。

這足以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本身并不是一無是處，但這并不是說不需要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制度。任何先進的文化，想要保證一直先進下去，就需要不斷吸收外來文化中有營養(yǎng)的部分，才能永葆青春活力。

同時，這種吸收絕不是粗礦的生搬硬套，而是基于自己的文化基礎，社會需求之上，批判性的吸收和借鑒，然后最終達成滿足當下社會需求的目的。

被稱為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清末學者魏源，曾在自己的著作《海國圖志序》之中記載：

“是書何以作？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p>

現(xiàn)代的中國不用再“師夷長技以制夷”，但文化本身的特性，要求它必須得不斷革新才能進步，這種革新從何而來，就是要通過不斷的吸收外來文化的優(yōu)點，是吸收，也是融合。而在融合的過程之中，又必須保證自己的獨立性，才能不被融合，被吸收。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對西方現(xiàn)代文官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反過來，西方現(xiàn)代文官制度建立的過程中，對于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吸收和接納方式，也對我們今天的中國，有著很好的借鑒意義。

四、讀史有感

綜上，我們可以得知，西方現(xiàn)代的文官制度，實際上是借鑒我們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結合自身發(fā)展需要而發(fā)展而來的一種文官制度。

這種制度在借鑒科舉制度公平選拔的基礎之上，更融入了新時代條件下，對于官員素質本身的要求，細化了官員選拔考試的內容，使得負責方針大政的“政務官”與負責具體實行的“事務官”區(qū)分，既有效的推動了人才的上下流動，也保證了現(xiàn)代國家的平穩(wěn)有序運行。

現(xiàn)在是歷史的延續(xù)，今天是過去的重演。通過解讀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和西方文官制度的淵源，能讓我們意識到自身傳統(tǒng)文化的先進之處，也學習到西方對于外來優(yōu)秀文化制度的態(tài)度，只有同時滿足了這兩個條件，中華民族才能一直站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沿。

參考文獻：

《馬可·波羅行紀》

《海國圖志》

《明史·科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