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人一般喜歡說我們的文明史有上下五千年，然而，至今我們沒有考古學(xué)上的證據(jù)可以證明我們有五千年的歷史。英國考古學(xué)家戈登·柴爾德主張，文明“三要素”即城（市）、金屬冶煉和文字的使用是一個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的標志。柴爾德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考古學(xué)家，他的“文明要素”模式在考古學(xué)上也易于操作，因此文明“三要素”理論在我國被很多人所接受。良渚古城不久前因為申遺成功受到不少宣傳，國家層面也很想證明我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按照文明“三要素”標準，良渚古城只有城（市），金屬冶煉和文字還沒有出現(xiàn)，缺項太多，稱之為文明是很牽強的。中華大地上無爭議具備文明“三要素”的考古遺址中，最早是河南安陽的殷墟遺址。以殷墟的年代而論，嚴格意義上的中華文明史恐怕未超過3500年。

那么，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又是怎么來的呢？

民族是擁有共同語言、文化和歷史記憶的群體，漢族作為中華民族的主體民族，一直自稱炎黃子孫，而黃帝又被尊為中華人文初祖。黃帝作為中華文明的肇始者，他誕生的年代往往也就被認為是中國歷史的開端。

黃帝是否是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史學(xué)界也是有爭議的。雖然古籍中關(guān)于黃帝的記載比比皆是，但這些古籍大都出自戰(zhàn)國以后。近代許多學(xué)者認為黃帝的傳說起于戰(zhàn)國，主要依據(jù)是陳侯因齊鐓銘文中有“紹緟高且（祖）黃啻（帝）”，這可能是“黃帝”出現(xiàn)最早的考古實物。按照顧頡剛先生的層累造史說，戰(zhàn)國時期的黃帝可能出自當時的編造，所以他認為“黃帝”本來源于“皇帝”，就是皇天上帝。然而，誠如沈長云先生所言“疑古不宜過勇”，古史辨派終歸是疑過了頭，也鬧了不少笑話。疑古派最初連商朝都是不承認存在的，殷墟考古發(fā)掘后不得不改弦更張。顧先生考證出《孫子兵法》為孫臏偽托孫武所作，《尉繚子》是偽書，也被后來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同時出土了《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和《尉繚子》推翻了。2012年后發(fā)掘的石峁遺址，怕是又要將顧先生的“黃帝”是皇天上帝說打入冷宮了。當然，顧先生的層累造史理論的核心觀點對史籍的研究還是很有存在價值的。

拋開考古實物，僅僅考究古籍，是否能證明黃帝是真實存在的呢？查閱戰(zhàn)國以前的典籍，最早出現(xiàn)“黃帝”的只有西周初年的《周易》和春秋時期的《孫子兵法》了?！吨芤住分械摹包S帝”出現(xiàn)于《系辭下》，一般認為《系辭》作為闡發(fā)和總結(jié)《周易》的論述，成書于戰(zhàn)國，并經(jīng)過了孔子以后儒家的整理?？磥怼包S帝”真正在典籍中的第一次出現(xiàn)要到《孫子兵法》成書的春秋時期了，這也是不少學(xué)者質(zhì)疑黃帝是真實歷史人物的原因。然而，大部分人都沒有注意到一點，那就是中國的古籍成書最早都未超過西周。公認成書于西周年間的只有兩本書：《周易》和《詩經(jīng)》，成書于春秋時期的也只有《尚書》、《孫子兵法》和《道德經(jīng)》，而《論語》和《墨子》被認為成書于春秋至戰(zhàn)國時期。也就是說，成書于戰(zhàn)國以前的古籍滿打滿算最多也只有七本書。如果還想追溯到殷商甚至更早，我的回答是一本都沒有。可見大部分典籍都成書于戰(zhàn)國之后，所以有關(guān)“黃帝”的記載也大部分出現(xiàn)于戰(zhàn)國之后，這正是典籍數(shù)量在不同歷史時期分布差異的正常寫照，沒有什么可奇怪的。沒有記載的人物就能代表不存在嗎？比如殷墟考古中，我們知道了商王武丁有一位妻子叫婦好，然而任何古籍中都沒有記載婦好其人，難道就可以說婦好不存在嗎？何況《孫子兵法》中還提到了黃帝。除了《孫子兵法》，我認為，最早記錄黃帝事跡的經(jīng)典文獻實際上是《山海經(jīng)》。很多學(xué)者認為，先有《山海圖》，后才有《山海經(jīng)》。大禹治水期間，做了一次大規(guī)模的國土地理調(diào)查。因為當時文字還沒有出現(xiàn)，調(diào)查的結(jié)果以繪圖的方式記錄在《山海圖》上了。等到文字出現(xiàn)后，后人已經(jīng)看不太懂傳世的《山海圖》所要表達的內(nèi)容了，導(dǎo)致文字解讀的結(jié)果《山海經(jīng)》也佶屈難懂。但《山海經(jīng)》中關(guān)于黃帝的記載卻很可能出自大禹時代的記錄，遠遠早于《孫子兵法》。事實上，大部分著名歷史學(xué)家都不否認黃帝的存在，比如郭沫若、徐旭生、錢穆、呂思勉、范文瀾、翦伯贊、蘇秉琦、田昌五、沈長云等先生，他們關(guān)于中國史的著述往往也是從炎黃講起的。而白壽彝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國通史》中，對黃帝是否存在持不確定的態(tài)度。至于像顧頡剛先生這樣完全持否定態(tài)度的，實屬鳳毛麟角。

黃帝到底生于什么時候呢？這是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因為大部分史書中都沒有確切的記載。一種普遍采用的推算黃帝生活年代的辦法，是據(jù)南宋羅泌所著《路史·發(fā)揮》中的一句著名記述“黃帝至禹，為世三十”。如果將夏朝初年定為4000年前，以30年一代人計算，則黃帝大略是4900年前的人。將4900年湊個整，或者有的人將大禹出生的年代再提前100年到4100年前，則黃帝大略生于5000年前了。

然而，仔細深究，這其中仍有蹊蹺之處。東周時期的左丘明和西漢時期的司馬遷都不知道“黃帝至禹，為世三十”，如何晚了一千多年的南宋時期羅泌就知道了呢？羅泌說“黃帝至禹，為世三十”出自《竹書紀年》，查閱范祥雍先生《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在“黃帝至禹，為世三十”下有“國維案此亦羅長源隱括本書之語，非原文”字樣?？芍包S帝至禹，為世三十”并非《竹書紀年》原文，而羅泌是從哪里知道這條記錄的，已不可考。沈長云先生在駁斥青年學(xué)者陳民鎮(zhèn)的文章《再說黃帝與石峁古城》中也說到：“不幸的是，這條記載的可信性卻很值得懷疑。一則，據(jù)陳夢家、方詩銘諸家的研究，《紀年》的編年紀事實起自夏，今《路史·發(fā)揮》所引《竹書紀年》提及黃帝之事，并非《紀年》原文。其二，就'黃帝至禹，為世三十’這句話而言，亦是羅泌隱括其所用材料之語，非《紀年》原文，而羅泌著《路史》在《今本紀年》之后，并有摘抄《今本》之行為，安知此語不是羅泌據(jù)《今本》中其他材料得出的結(jié)論？我想，即令這句話出自真的《紀年》，也沒有必要信以為實，因為《紀年》寫作在戰(zhàn)國末年，其時已有將黃帝等傳說中人物編在一個譜系上的書籍出現(xiàn)，此與黃帝等人本來的部族首領(lǐng)的形象已發(fā)生了很大改變，《紀年》照此而稱說黃帝如何如何，也是很自然的事，豈可信以為真?！薄妒酚洝は谋炯o》中有“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如此說來，黃帝至禹只有四代，何至于為世三十？《山海經(jīng)》中成書于戰(zhàn)國時期的《海內(nèi)經(jīng)》和《史記·夏本紀》都說禹之父為鯀，是一致的。但是，《海內(nèi)經(jīng)》說鯀之父為駱明，而《史記·夏本紀》中卻說鯀之父為顓頊，互為抵牾?？芍粌H黃帝至大禹為三十代是捏造，就是顓頊和大禹是黃帝之后也是不可信的。南宋羅泌不過是信口開河說了一句玩笑話，九百年來很多人就信以為真了。陳民鎮(zhèn)據(jù)“黃帝至禹，為世三十”而推定黃帝的年代距今約5000年，實屬刻舟求劍、緣木求魚之舉。這真是應(yīng)了英國著名哲學(xué)家伯特蘭·羅素的一句名言：“這個世界的問題在于，聰明人都充滿疑惑，而傻子們卻深信不疑”。

沈長云先生學(xué)究天人，他的論證是非常精密的。誠如先生在《再說黃帝與石峁古城》中所論：“史載黃帝與蚩尤曾發(fā)生過戰(zhàn)爭，它書記載蚩尤在少昊之后，少昊又大致與顓頊同時，是黃帝所在的時間不一定早得過顓頊?！秉S帝所處的年代并不算早，早于大禹是肯定的，但應(yīng)晚于少昊和顓頊。至于堯舜，應(yīng)稍晚于黃帝，唐虞兩朝是短命王朝，大概類似王莽的新朝或秦、隋這樣的朝代。因此，黃帝不會早于大禹太多，別說5000年前，就是4500年前也未必能超過。沈先生已論證石峁古城是黃帝部族居邑，而皇城臺的始建時間為4300年前，符合以上推測。通過碳十四測年及與其它考古學(xué)文化比較，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積石冢的絕對年代在5700~5100年之間，平均值為5400年前。即便以“黃帝至禹，為世三十”往上推算，也遠遠到不了5400年，可知積石冢大大超過了黃帝時代。因此，牛河梁五號大墓墓主不可能是黃帝。按文明“三要素”的標準衡量，牛河梁遺址三項全無，而石峁古城有城（市）和金屬冶煉，缺了一項文字。美洲的瑪雅文明有城（市）和文字，卻沒有金屬冶煉，但也被公認為文明。考慮到黃帝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缺一項文明要素的石峁古城完全可以作為華夏文明的起源地，因為這符合我們民族的共同歷史記憶。

如果想更精確地知曉黃帝生活的年代，倒是有一個辦法。我以往的大量研究表明，漢族男性中，共祖時間在4800年內(nèi)人口第二多的超級父系是Q-F1626，他最有可能是黃帝。近兩年來，隨著高通樣本逐漸增多，F1626的共祖時間基本在4800~3900年間浮動，平均值大概在4350年前后，這異常接近石峁遺址的始建時間。也就是說，中華文明可能未超過4500年，所謂上下五千年實在是個夸大其詞的說法。如果共祖時間能得到精確計算，則Q-F1626可以作為測量中華文明史長度的一把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