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隱士是中國歷史發(fā)展中的一股清流，他們一般都是政治失意的產物。在治理地方和入朝參政的過程之中，許多人沒能夠達到自己心中所期望的那種目標，在努力無果之后就選擇了與世界相隔離，進入一種獨人生活狀態(tài)，通過自己的勞動力養(yǎng)活自己，當然也有一些人是因為厭倦了紅塵之中的紛擾，比較向往古人們小國寡民的生活。這些和國家編戶齊民毫無牽連的人都叫做隱士，他們是中國歷史發(fā)展過程之中的一個特異現象，少部分人掌握著絕大部分平民所無法涉及的精英知識，但最終結果卻只能老死山中。像這種現象的廣泛出現是在漢帝國統(tǒng)一疆土破滅之后。那個時代的人們對于修齊治平開始迷茫，紛紛遁入山中。

書法家鐘繇的幼子鐘會，出生書香門第，還從小就被人斷言將來是一個非比尋常的人。確實鐘會的才能不淺，成年后就擅長玄學，二十歲時在外界的名聲就能夠與玄學創(chuàng)始人周易研究家王弼相提并論。

在眾人追捧和夸贊長大下的鐘會也為自己的才識而驕傲，一日他帶著自己編撰的一本討論才性的書《四本論》前往當時的名士嵇康府下，想要請他為自己的書壯壯名聲。但是到了嵇康的家門口，鐘會卻遲遲不敢進去，最后他在外徘徊了大半天，還是決定將這本書扔進去，之后撒腿就跑，也不知道嵇康有沒有看他的書。多年之后鐘會有了名望，特意前往嵇康府邸拜訪，沒想到受到了冷待。鐘會對這件事耿耿于懷，最終憑借著權勢殺害了嵇康。

《三國志》記載：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

嵇康的死讓魏晉時期的隱士風格發(fā)生了動蕩，大部分的文人墨客都分為了兩個流派，一派更加堅定了隱逸之風，而另一派看到了嵇康的下場，決定走向仕途。

之所以會對當時的隱士造成如此大的影響，還是因為嵇康的名氣在外。被稱為竹林七賢之一，名號海內皆知，思想超越時代，是魏晉時期的一位風云人物，他的引頸就戮就是魏晉時期選擇安逸的隱士最終的結局。本文將從魏晉時期的隱逸之風的源頭，飲食的學術愛好和職業(yè)生涯的選擇三個方面，探討魏晉六朝的隱逸之風。

一．兩漢催生出的魏晉六朝隱士之風

隱士之風并非魏晉前后期才出現，而是從先人那代代傳遞下來的。商朝末年伯夷叔齊不食周栗而亡，輔佐周王的箕子也是尋求安定而遠走他鄉(xiāng)。到了兩漢時期，隱士風氣愈加濃厚起來。

尤其是在西漢末年，王莽對新朝的統(tǒng)治，讓當時的文人墨客紛紛選擇歸隱。到了東漢后期，又有很多文人墨客對宦官專權的影響感到失望，并且對外戚干政的行為也有所不滿。

根據《制文集閱史緒論》記載：宦官張讓等恣行不法，何進若止，奏誅首惡，則可矣。乃必欲盡殺而后快，斯為巳甚，太后所以不許也。賦召外兵以速亂，則又至愚極謬，宜其禍不旋重。

這種盛行起來的文人隱逸之風，讓歸隱逐漸成為文人墨客的一種選擇，歸隱不僅帶給文人墨客一層玄乎神奇的濾鏡，也是當時斗不過仕官的唯一出路。

二．魏晉時期的學術特點

受到魏晉之際的影響下，很多知識分子開始好清談，熱玄學。他們在清談風氣漸濃的學術氛圍之下，開始對老子、莊子、周易進行研究。

根據《道德經》記載'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可謂是對當時學研盛況的描摹。玄學的代表人物便包括何晏、王弼、鐘會等人。'

遠離官場的隱士也會有清談的需求，例如竹林七賢的不定期聚會，或者埋頭打鐵之時的唱和應對。清談的談資基本都是源于老莊的典籍記載，這也就決定了維京時期隱士探討的學術范圍都是以老莊周易玄學的研究位一時之間的勝利。這也證明，為什么鐘會這么希望自己的書能夠得到別人的認可。

魏晉時期有兩位特別著名的隱士，一位是一直居住在蘇門山，花費畢生精力研究老莊的孫登。當時司馬昭聽聞后，派遣嵇康的好友一同去交談，勸他入仕為官。但是孫登對此一言不補發(fā)，旁人也不好意思再商討了。

《晉書》記載：籍嘗于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另外一位就是嵇康了，他也拒絕了司馬家族的邀請，在學術上創(chuàng)造了多項成就，開創(chuàng)了新的玄學風氣。嵇康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界，在老莊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養(yǎng)生論，他以此編著的《養(yǎng)生論》一書，也是中國養(yǎng)生學方面的第一部著作，后來藥王孫思邈都從中參考，對中國的醫(yī)療養(yǎng)生作出巨大貢獻。

三．魏晉六朝隱士的最終結果

魏晉時期的隱士，最后都分為兩個派別。一派是終身歸隱山林，化身成為普通的農民，拒不為官。偶爾會有自己的作品流傳出來，但是沒有什么大富大貴的機會，一輩子平淡閑適的度過。另外一派隱士則是選擇加入仕途，但是往往因為一時利益步入仕途的文人隱士，到了晚年看透官場沉浮后，都會出現為官之人辭官歸隱的現象。

例如狂放的阮籍，也是從隱士走上仕途，做了司馬懿的從事郎中，之后又成為司馬師的門下，在司馬師去世司馬昭即位后，開始處處小心翼翼。雖然他與嵇康一同成為七賢名士，但得于大將軍保全，鐘會也不敢對他有所威脅。

隱士從官后，勢必會遇到違心委任。這與內心得隱士精神背道而馳，成為重名譽重思想的隱士的一大心結。公元263年司馬昭升為晉國公，命阮籍寫勸進表，阮籍心中晚班不愿，最后違心寫下，僅僅過了一個月得時間就心郁成疾最后郁郁而終。

除阮籍之外，還有兩位嵇康好友也被他的遭遇影響。其中山濤受嵇康的影響，最開始擔任司馬府的高官，甚至在退休時候還向領導推薦嵇康來繼任自己的位置，但是在心理他一直都將自己列為隱士之列。山濤為國盡忠，最后留下了赫赫有名的《山公啟事》，山濤從歸隱開始，最后又辭官歸隱，是竹林七賢中最長壽的一個，和他閑適的心境不無關系。

另外還有一位隱士向秀，原本是和嵇康很要好的朋友，但是在嵇康死后開始擔心官權對自己也會有所影響，于是接受司馬昭的邀請，擔任散騎常侍的職位。

《世說新語》記載：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鐘會登門拜訪嵇康，受到冷遇后郁郁而歸心生不滿。最終憑借自己的權勢殺害了嵇康。嵇康的死對當時的隱士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隱士再也不能平靜咸淡的生存在山野之間，于是紛紛轉向仕途以保自己將來生命不會被影響。

結語：

魏晉時期的隱逸之風繼承了漢朝的隱士觀念，在進入魏晉時期后，受到官場權勢的影響，讓隱士人人自危。魏晉時期的隱士專注于老莊和養(yǎng)生作為學術方向，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的隱士，為了保命選擇加入仕途來尋找庇護。

魏晉隱逸風尚的盛行有著其時代的特色，在隱和仕途之間，很多文人都選擇了隱，不僅僅是因為時局的混亂使人自顧不暇。也與當時文人少論儒家思想，尚未形成成熟的儒家出仕思想。且當時道家思想和清談玄學的風氣大盛，加上后期佛教思想也參雜其中，促使魏晉隱逸之風多在文人、士大夫中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