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吃飯問題，唐中宗李顯發(fā)了很大脾氣。

大唐景龍三年（709年），由于長安城所在的關中地區(qū)接連遭受水旱災害、再次出現(xiàn)糧荒，于是，有大臣建議唐中宗效仿他的父親唐高宗和母親武則天，搬到洛陽“就食”，以方便接受江淮一帶的糧食供應。

沒想到，唐中宗卻發(fā)了好大脾氣，他憤怒地說：

“豈有逐糧天子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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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逐糧天子”還真的有，而且為數(shù)不少。隋唐兩代，隋文帝就是“逐糧天子”的首創(chuàng)者。

隋朝開皇十四年（594年），關中地區(qū)發(fā)生嚴重旱災，夏糧顆粒無收，為此，立都長安的隋文帝不得不帶著一干王公大臣東移到洛陽就食，因為在當時，長安所處的關中地區(qū)地窄人稠，所產(chǎn)的糧食在平時就已經(jīng)難以滿足關中地區(qū)日益增長的人口所需，一旦出現(xiàn)水旱蝗災等自然災害，關中地區(qū)更是經(jīng)常發(fā)生饑荒和“人食人”。

鑒于關中地區(qū)出產(chǎn)日益不足的困窘，隋朝大業(yè)元年（605年），隋文帝的兒子、隋煬帝楊廣發(fā)動男女百余萬開鑿通濟渠，從而掀開了隋唐大運河的浩瀚工程，以方便立都關中的帝國，方便接收來自江淮地區(qū)的糧食和財賦。

由于開鑿大運河功臣浩大，隋煬帝又急于求成使得民怨沸騰，因此唐朝人在論及隋朝滅亡原因時，普遍認為大運河工程，是促成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此，唐朝詩人皮日休在《汴河懷古二首》中寫道：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span>

在皮日休看來，大運河是惠及千古的交通工程，隋煬帝若不是急于求成濫用民力，其治水之功，甚至不亞于大禹，而大運河的核心功能，是由于從魏晉南北朝開始，中國的經(jīng)濟中心有逐漸向江淮地區(qū)轉移的趨勢，而定都關中地區(qū)的隋唐兩代，正是通過大運河得以接收來自江淮地區(qū)的糧食和財賦，確保帝國的運轉。

而此中，糧食運輸是核心中的核心，因為，缺糧，一直是困擾隋唐兩代帝國的魔咒，隋煬帝為了到江淮流域“就食”，甚至最終被困死揚州。

▲隋朝開鑿的大運河，是此后歷代中華帝國的生命線

中華帝國自公元前十一世紀的西周開始，此后兩千多年間，帝國的首都一直在長安-洛陽一帶來回擺動，因為當時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中心，一直在長安-洛陽一帶，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長安所處的關中地區(qū)的糧食供應，已逐漸不堪重負。

以長安城為例，西漢時，長安城的人口只有25萬人左右，然而到了盛唐時期，長安城在巔峰時期，人口高達百萬之巨。

與人口日益膨脹相對，關中地區(qū)的可耕地卻越來越少。

當時，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嚴重、土地鹽堿化、肥力減退等原因，關中地區(qū)的灌溉農(nóng)田，從西漢時期的4.45萬頃，銳減到了唐朝唐代宗大歷年間（766-779年）的0.62萬頃。

也就是說，相比西漢，人口膨脹高達400%的唐代長安城，周邊的土地灌溉面積，卻同比減少了3.83萬頃，衰減率高達86.1%。

民以食為天，沒有地，沒有糧，定都關中長安的隋唐帝國愈發(fā)困窘。

618年唐朝建立后，盡管帝國新生，但缺糧的魔咒仍然像隋朝一樣，時時困擾著唐朝歷代皇帝，隨著唐朝逐漸進入盛世，關中地區(qū)人口不斷膨脹，而糧食的缺口也愈加扶搖直上，唐朝初年，長安城每年的糧食缺口約為20萬石（每石42公斤，約合840萬公斤），最高峰時期，缺口達400萬石（約合1.68億公斤），后來雖然有所回落，但長安城每年的糧食缺口，仍然高達100萬石（約合4200萬公斤）。

在此情況下，即使是在“年谷豐登”的豐收年份，唐代長安城也仍然糧食緊缺“人食尚寡”，一旦發(fā)生水旱蝗等自然災害，就不得不東遷到洛陽就食，以唐高宗為例，他在位共34年（649-683年），其中就有11年5個月是住在洛陽，其中史書有三次明確提到是因為長安缺糧遷到洛陽“就食”；而在丈夫唐高宗李治去世后，隨后掌權的武則天在683-705年間，22年間更是有19年住在洛陽，其主要也是因為洛陽更加靠近江淮地區(qū)等糧食主產(chǎn)地，沒有漕運之苦。

到了705年，宰相張柬之等人聯(lián)合發(fā)動神龍政變，擁戴太子李顯上位，武則天被迫退位，由于武周正式定都洛陽，為了恢復李唐，唐中宗李顯于是在第二年（706年）便迫不及待地西遷回到長安。

但是回到長安的第四年（709年），關中地區(qū)就由于水旱災害，再次發(fā)生饑荒，盡管唐廷緊急調運山東和江淮地區(qū)的谷米，但是由于路途遙遠，“牛死十之八九”，而運入長安的糧食卻仍然嚴重不足，于是，便發(fā)生了本文開頭的一幕，大臣們集體請求唐中宗效仿唐高宗和武則天前例，東遷“就食”洛陽，由此惹得唐中宗發(fā)了好大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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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缺糧問題始終困擾著大唐帝國。

到了唐玄宗在位時期（712-756年），唐玄宗就有五次由于關中地區(qū)缺糧，而遷到洛陽“就食”。開元五年（717年），唐玄宗第一次前往洛陽“就食”前，當時長安城內太廟由于梁柱腐朽崩塌，為此唐玄宗認為是上天警示，就猶豫要不要前往洛陽，宰相姚崇于是勸唐玄宗說：

“王者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己備，不可失信?！?/span>

姚崇以“不可失信”的名義勸說唐玄宗東遷，但根本原因仍然是“關中不稔”糧食歉收供應不足。就在開元二十二年（734年）至開元二十四年（736年）第五次東遷洛陽“就食”后，唐玄宗終于受不了了，于是，他廣召臣下商討對策。

根據(jù)《舊唐書》的記載，當時的糧食運輸，僅僅是從洛陽含嘉倉轉運進入陜西，1石糧食就需運費五百文，早期長安城每年運糧20萬石，就需要運費10萬貫；而關中地區(qū)在高峰期糧食缺口達400萬石，僅僅從洛陽到陜西一帶的運糧費，就需要200萬貫，這種沉重的經(jīng)濟負擔使得大唐帝國不堪重負，而官吏為了催促運糧更是驅使百姓，使得民怨沸騰。

不僅如此，江淮地區(qū)的糧食、財賦，要經(jīng)由黃河進入渭水，通過漕運供應到長安，但黃河三門峽段非常兇險，“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嘗（常）十（之）七八?！?/span>

沉重的經(jīng)濟負擔，和百姓的怨恨，以及運糧的損耗，種種原因，使得從隋文帝到唐玄宗的隋唐兩代帝國多位皇帝為了“就食”，一直在長安和洛陽之間往返奔波疲于奔命，為此，唐玄宗試圖解決這個問題。

于是，當時的京兆尹裴耀卿提出對策，一是在漕運經(jīng)過的沿岸廣設糧倉；二是優(yōu)化漕運的辦法，將通過大運河的漕運從全程通航變?yōu)榉侄瓮ê?，例如在黃河三門峽段開鑿18里山路，通過陸運以避開三門峽的黃河天險，然后再繼續(xù)船運。

裴耀卿的漕運改革對策被付諸實施后，史書記載，按照裴耀卿的改革措施，唐朝在三年間共漕運糧食700萬石，僅僅運費就省下了“三十萬緡”。此后一直到安史之亂前，通過大運河加陸運的方式，每年江淮流域進入關中地區(qū)的糧食，每年都能達到200多萬石的水平，基本滿足了關中地區(qū)的糧食需求，從而使得地窄人稠糧少的關中地區(qū)得以糧食充裕，唐玄宗終于不用再為了“就食”東遷洛陽了。

唐玄宗為此非常高興，此后，立了大功的裴耀卿被逐步升至宰相。

而在解決了關中地區(qū)吃飯問題的基礎上，大唐帝國逐漸進入了開元盛世的最高峰，為此，詩人杜甫在《憶昔》中寫道：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尤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span>

▲帝國長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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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則使得大唐帝國的糧食運輸再次進入困境。

755年，安祿山在河北起兵叛唐，“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在哥舒翰20萬大軍兵敗潼關后，唐玄宗倉皇出逃，由于事出倉促，唐玄宗一行在離開長安幾天后，就遇到了糧食不足的問題，以致當?shù)匕傩赵讷I上一些粗糧后，昔日錦衣玉食的皇親貴戚和王公大臣們，竟然爭相用手抓著吃飯。

由于逃亡路上糧食問題越來越突出，太子李亨和大將陳玄禮于是利用禁軍的不滿情緒和騷動，逼迫唐玄宗處死了奸相楊國忠和楊貴妃，后來，詩人白居易在《長恨歌》中寫道：

“六軍不發(fā)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

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span>

但楊貴妃之死，并不能拯救大唐帝國的糧食危機，隨著安史之亂的持續(xù)發(fā)酵，叛軍開始向位處江淮流域要沖的睢陽城發(fā)起了沖擊，以求將大唐帝國的糧食生命線徹底掐斷。

于是，為了保衛(wèi)江淮流域這個大唐帝國的糧倉，守衛(wèi)睢陽城的名將張巡前后堅守兩年，與叛軍交戰(zhàn)400多次，最終因糧草耗盡、士卒死傷殆盡而被俘遇害。

▲安史之亂中張巡之所以死守睢陽，是為了保護大唐帝國的糧運通道和江淮地區(qū)

到了763年，安史之亂終于被平定，但是大唐帝國的糧食供應，又出了大問題。

安史之亂后，唐朝中央所能控制的人口，從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年）的891萬戶、共5291萬人，銳減到了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的293萬戶、共1692萬人，由于戰(zhàn)爭導致大量人口死亡，加上人民逃亡南方、或是躲避徭役“匿戶”，例如李白就在《永王東巡歌十一首》中寫道：

“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span>

這就使得大唐帝國的征稅基礎銳減了三分之二還多，為了恢復稅收，于是到了780年，唐朝開始改變以往按照人頭稅收的辦法，改而實施按照土地征稅的“兩稅法”。

但是隨著帝國對于人口等控制力的減弱和財收的銳減，加上安史之亂以后藩鎮(zhèn)時常割據(jù)、阻礙大運河等糧食生命線的運輸，這就使得大唐帝國此后時常進入命懸一線的危險境地。

當時，唐朝在經(jīng)歷安史之亂以后，從關中地區(qū)到整個黃河中下游，“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是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jīng)于相土，為人煙斷絕，千里蕭條。”

與此同時，不斷崛起的吐蕃則趁著唐朝衰弱，不斷侵入邊境，甚至在763年一度攻占長安，盡管在郭子儀等名將的反擊下，吐蕃最終退卻，但是為了應對吐蕃的攻擊，唐朝卻因此不得不在邊境陳列大量軍隊。

當時，吐蕃趁亂占據(jù)了唐朝的河西走廊和隴右等地，不僅掠奪了唐朝的大量土地和人口，而且深入到了關中地區(qū)的肘腋地帶，成為了大唐帝國的心腹重患，此后唐朝與吐蕃的戰(zhàn)爭一直持續(xù)到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年）的唐蕃長慶會盟才基本結束。

為了供養(yǎng)規(guī)模龐大的防御吐蕃和威懾藩鎮(zhèn)的中央軍隊，唐朝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而糧食供應就是其中的首要問題。

唐朝初期，全國軍隊約為60萬；安史之亂后的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軍隊總數(shù)為“七十六萬八千余人”；到了唐穆宗長慶年間（821-824年），唐朝軍隊已經(jīng)擴張到了“兵額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一兵”。

盡管這時期唐朝中央政府能控制的戶口增長到了335萬戶，但也僅有開元盛世巔峰時期的五分之二左右，戶口、財源銳減，但要供養(yǎng)的軍隊卻不斷激增，這種“三戶資一兵”的沉重枷鎖，也使得大唐帝國不堪重負，并只有通過加重剝削百姓來解決糧食供應和征稅等問題，但這又導致了人民繼續(xù)逃亡“匿戶”等惡性循環(huán)和財收繼續(xù)減少等惡果。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當時，為了應對吐蕃等少數(shù)民族的入侵，在朝廷收入銳減的情況下，大唐西北邊境的軍隊士兵長期處于缺衣少食的境地，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淮西節(jié)度使李希烈叛亂，唐朝中央于是調派涇原節(jié)度使姚令言率兵五千人前往助陣平叛，當時平叛的士兵經(jīng)過長安，大多攜帶子弟，希望能得到一些賞賜養(yǎng)家糊口，沒想到唐朝中央?yún)s僅僅供應粗茶淡飯應付了事，為此涇原士兵大怒說，“我們?yōu)槌⑷ニ退溃瑓s連飯都吃不飽！”

于是，暴怒的涇原士兵鼓動著攻破長安城，并殺死唐德宗的皇叔彭王李僅，和唐德宗的皇弟蜀王李溯，還大肆搶掠國庫，唐德宗只得帶著皇妃和太子等人倉皇出逃，盡管涇原兵變在第二年就被平定，但唐德宗卻因此成為了繼唐玄宗、唐代宗之后，第三位被迫逃離長安的大唐皇帝，從此以后，大唐天子的威嚴更加掃地，中央權力被進一步削弱，而唐德宗經(jīng)過涇原兵變以后，更加猜忌將領，并大肆重用宦官掌兵，從而為后續(xù)宦官控制唐朝中央、多次刺殺皇帝打開了魔鬼之門。

但因為糧食導致的兵變只是開始，涇原兵變三年后，唐德宗貞元二年（786年），當時由于漕運不濟，當時關中地區(qū)再次爆發(fā)糧荒，由于沒有飯吃，有的禁軍士兵公開解下頭巾怒擲在地上說：“把我們束縛在軍隊中卻不給飯吃，這些人都是我們的罪人！”

面對禁軍的騷動，鑒于涇原兵變導致長安城破、大量皇族被殺的慘劇，唐德宗日夜憂心忡忡，這時，剛好韓混運送三萬斛米進入陜西，在得知消息后，唐德宗喜出望外，特地跑到東宮，幾乎流下眼淚跟太子說：

“米己至陜，吾父子得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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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糧的魔咒下，大唐帝國陷入了循環(huán)死結。

安史之亂以后，由于帝國中央能控制的戶口、稅源銳減，這就使得唐朝更加加緊了農(nóng)民的盤剝，為了征收更多糧食，唐朝則更加重農(nóng)抑商提倡農(nóng)業(yè)，這就使得商品經(jīng)濟始終受到重度的壓制，無法為唐朝創(chuàng)造更多稅源。

在這種愈加“重農(nóng)抑商”的國策下，農(nóng)民被壓入了惡性貧困的死循環(huán)，因為帝國的邊境戰(zhàn)爭、對內威懾藩鎮(zhèn)和龐大的軍隊、政府開支都需要糧食供給，但供給只能是從農(nóng)業(yè)、從農(nóng)民來，農(nóng)民不堪重負只能逃亡、“匿戶”，這就使得政府收入更加減少，剩下的農(nóng)民生活更加舉步維艱。

對此，后來官居宰相的李紳（772－846年），就在廣為人知的《憫農(nóng)二首》中寫道：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

四海無閑田，農(nóng)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紳的詩歌，正是安史之亂以后，唐朝農(nóng)民在官府催糧等重壓下，生存空間日益逼仄的真實寫照。

唐德宗貞元十四年（798年），關中地區(qū)大旱糧食歉收；隨后貞元十五年（799年）鄭滑地區(qū)又發(fā)洪水，詩人韓愈對于中唐時期的這些民間苦狀，也在《歸彭城》中紀實地寫道：

“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饑。

去歲東郡水，生民為流尸?！?/span>

民生艱難、長期艱難，于是，就在公元806年，當詩人白居易前往長安，前往拜見著作佐郎顧況時，顧況看著白居易的名字發(fā)了好一會呆，然后才說：

“長安米貴，居住不容易??！”

面對中晚唐時期的民生艱難，白居易又在《杜陵叟》寫道：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余。

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

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

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在這首詩的注釋里，白居易特地寫道：“傷農(nóng)夫之困矣?！?/span>

鑒于關中地區(qū)長期缺糧，加上安史之亂后大量糧食產(chǎn)地被藩鎮(zhèn)控制，于是在安史之亂后，國力大為削弱的唐朝中央不得已，將供應軍糧的任務轉向地方，“應須兵馬、甲仗、器械、糧賜等，并于本路自供?！绷硗猓瞥醒霝榱藴p少糧食運輸?shù)暮馁M，還經(jīng)常將軍隊分散到地方供養(yǎng)，這就使得地方節(jié)度使更加得以從賦稅到糧食，更加掌控了軍隊的命脈，這種將軍隊供應權下放到地方結果，就是使得唐朝中央與地方藩鎮(zhèn)“弱干強枝”的不利局面更加突出，從而加劇了藩鎮(zhèn)割據(jù)和唐朝的衰亡。

在這種內外的困境下，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私鹽販子王仙芝在濮陽（今山東菏澤市鄄城縣）起兵；隨后875年，另外一位私鹽販子黃巢也在山東菏澤一帶起兵響應，而兩人得以募集大軍，就是因為當時河南、山東地區(qū)持續(xù)多年大旱，而官府仍然催繳租稅、差役，百姓“仍歲饑”，最終導致“盜興河南”。

▲黃巢之亂涉及大江南北，是給予唐朝的最沉重一擊

王仙芝死后，黃巢帶領軍隊繼續(xù)轉戰(zhàn)四方，并于廣明元年（880年）攻陷長安，由于不能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組織，導致沒有穩(wěn)定的糧食和賦稅來源，這支流民軍隊始終未能穩(wěn)定在某個根據(jù)地，在唐軍的反攻下，黃巢軍隊隨后又退出長安繼續(xù)流徙，由于極度缺糧，黃巢的軍隊甚至一度以人肉為食，“人大饑，倚死墻塹，賊俘以食，日數(shù)千人，乃辦列百巨碓，糜骨皮于臼，并啖之……于是糧竭，木皮草根皆盡?！?/span>

在唐軍的合圍下，黃巢最終于中和四年（884年）被殺，但唐末的這次流民起事，卻使得唐朝遭受了極大打擊，此后藩鎮(zhèn)割據(jù)愈演愈烈，而從黃巢軍隊中叛投唐軍的軍閥朱溫最終日益坐大，控制了唐朝中央。

到了天復四年（904年），朱溫最終強迫唐昭宗，遷都到了更靠近黃河水運的洛陽，以方便接收江淮地區(qū)的財賦和“就食”，兩年后，公元906年，朱溫又強迫唐哀帝“禪位”，隨后朱溫即皇帝位，滅大唐，改國號為大梁。

至此，陷入缺糧魔咒的大唐帝國，最終在各種惡性循環(huán)中走向滅亡。

糧也，命矣，古今皆然。